今年的4月23日不仅是第21个世界读书日，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军68周年纪念日。
68年来，人民海军踏着时代鼓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步一个脚印，发展到如今的辉煌水平。
站在这个历史的节点回望，我们会发现，其实远在150年前的东南沿海的马尾，我们近代的第一支海军就已经开始萌芽。
1866年12月23日，位于福州马尾的船政工程营建工作正式展开，拉开了晚清中国近代化的序幕。
“虽然那个名为船政的机构实际上早已不在，但它见证了中国走向近代化时船政人艰难、孤独追寻的方向，”陈悦说，“船政已不在，但船政已无处不在。”
不久前，海军史研究会会长、甲午史学者陈悦推出了近30年来首部船政的通史性著作《船政史》。近日，《华西都市报》记者专访了陈悦。
陈悦：1978年出生，江苏靖江人，海军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客座研究员。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海军史、甲午战争史研究和普及。著有《船政史》《北洋海军舰船志》《甲午海战》等。
船政定位：不只是洋务运动的一个工厂或造船厂
记者：在您的新著《船政史》里面有哪些新的发现或者观点？
陈悦：全书的总体结构是从清朝开始怎么创建船政的，一直写到船政在1945年抗日战争之后的去向，把整个历史脉络交代下来。船政是一个五花八门的机构，不仅是造船，也不仅是教育，而且还不仅是舰队。所以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就好比是一个工厂或者是一个单位以它的领导人作为一个线索来做，我是以船政的大臣为线索，一个大臣为一编，同时从大臣身份地位的变化，也能看到船政这个机构不断的向下走的趋势，比如一开始的总理船政大臣，到后来的督办船政大臣、署理船政大臣到兼管、兼充船政大臣。
船政全景，从图中可以发现这是初建时期的船政，时间在1867年到1871年之间。
记者：那该如何看待船政的历史定位？
陈悦：去年年底在威海，船政创始人左宗棠的后裔也跟我交流过这个问题：船政的重要性到底是什么？它的定位是什么？
后来我们就觉得，应该这样来理解船政：它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近代化机构，因为它不光有近代化的造船，它还有近代化的管理，近代化的教育。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在获得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引入近代化的教育，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成功的大规模的引入外国技术、人才，而且这件事情是有始有终，是干成了的，也是在船政第一次编成近代化的舰队。
从这个角度放到历史里面去看，能发现一个非常惊人的事情。我们所说的洋务运动，起点到底是什么？船政才是真正的开启了洋务运动大幕的第一个重大事件，也是洋务运动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船政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是我们国家近代化的开始。
现在需要重新认识和认定船政的地位。
名字之争：中央与地方的博弈
当时代表中国最高造船工艺的铁甲舰平远舰，后成为北洋海军的“八大远”主力之一，参加了甲午海战。
记者：前面您提到船政的名字问题，现在能见到就有福州船政局、马尾船厂、福建船政等等，当时有法国人就直接把它叫做福州兵工厂。
陈悦：对，福州阿森纳（FOOCHOW ARSENAL）。
记者：从您考证来说，船政的官方或者是最正确的名字应该是什么？
陈悦：船政产生各种各样的叫法，是因为这个机构的时间跨度太大，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名字。
它在最开始的本名就两个字，就叫船政，或者就叫总理船政。这个名字让我们在今天觉得好像不是一个单位的名称，但这就是当时清政府一个独特的命名习惯。
“船政”是创始人左宗棠坚持要这样叫的。虽然船政在福建，但左宗棠认为，如果这个机构叫“福建船政”的话就会变成福建省的一个机构，得不到国家层面的资金或者政策方面的扶持。所以当时左宗棠努力地想把船政拓成一个中央机构，等于是一个大的国企或者中央机构，而不是一个省级单位。所以左宗棠在第一任船政大臣的选择上面，他要选用一个曾经担任过巡抚的人来领导船政，就是要超越福建省。
但是这个问题在清政府中央得不到认同。
当时，清政府中央主持洋务运动的机构是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本来自己想做海军，但是中间因为各种原因弄砸了。本来全国的洋务运动是总理衙门一家管，这时候冒出来一个总理船政，总理衙门并不愿意看到船政升格为一个似乎跟自己可以平起平坐的单位分走权利。
在清政府眼里呢？他们没有近代化的眼光，他们看到的是政治和权力，也不想一个地方的事业那么强势，所以清政府在下谕旨的时候，有意无意的就在船政前面加了两个字，要么是福建船政，要么是福州船政，或者叫福建船厂，把船政矮化。
身份尴尬：一颗船政“木印”用到清朝完结
船政的早期图片，可以看到船政已是一大片工地，烟囱冒出浓烟，显示已经开始投入工作。
记者：当时李鸿章等人的奏折中也把船政称为“闽厂”。
陈悦：对，是这样的。还有一个例子，清政府批准成立船政后，左宗棠就申请正式颁给关防。按照规定，正规的关防印信应该是由礼部铸造颁发，注册备案，材质是银的。结果清政府对这个事情采取了一个让人非常惊讶的措施，命令说暂时不用，“先刻木质关防印用”，就这一下子把船政的身份给*压打**到底。
记者：刻木印，不等于是船政刻私章吗？
陈悦：对。中央政府不管，船政自己刻着先用，而且是刻木头印，木头印就意味着是个临时的印章。虽然左宗棠他也明白清政府的用意，但他还是竭力争取，那就上奏说，现在船政刚起步，什么都还没有，可否等他跟法国人签的五年计划，船政成功的话，“再行奏请部颁关防”。
但清政府没有表态，等到后来五年计划到期的时候，因为首任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已经调走了，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一直到1911年清政府灭亡为止，船政始终在用这颗木头印，每一届大臣交接的时候都会特别强调：我又领到了木印。
记者：说个题外话，这个木头印还挺结实的。
陈悦：对，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名称高大上，印上刻着“总理船政关防”，好像跟总理衙门一样，但私底下见不得人。
从这颗木头印就能看出当时中央和地方之间在政策上的博弈。这里其实也折射出船政未来的灾难，就是经费的问题，船政没有被纳入到国家的财政拨款。
工匠精神：培养了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
记者：当时船政教育除了造船、驾驶的前后学堂外，还有一个“艺圃”，这个机构当时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对中国近代教育有什么影响？
陈悦：这是船政教育里面非常有特点的设置，“艺圃”相当于现在的职业技术学院，是教授专业技术的学校。
我觉得艺圃的意义非常重大，培养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工匠，是高级技术人才。
前学堂培养的是工程师，这些人可以制图画图，但是图纸落实到车床上要加工出来，就需要非常牛的工人。船政，为近代中国最系统地培养出了这样一批人才，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艺圃的教育模式我觉得也值得我们现在的职业技术学院学习。准确地说，艺圃不是一个学校，而是一个管理机构，就是管理这些孩子们的吃喝拉撒住，白天把这些孩子送到船政的工厂里，分到锅炉、轮机等各个车间，跟在师傅后面学。晚上开始上理论课，由法国老师来专门讲课，开夜校，专门教理论。
白天在工作中学习，晚上学习理论，当时这种教育模式的效果非常好。
记者：虽然这些人是当时中国少有的专业技工，但工人的地位在社会上其实并不高，当时来说科举才是重要选择，船政如何吸引这些学徒工人呢？
陈悦：显然船政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船政当时非常注重匠人，对匠人极其看重，甚至要给他们身份和地位。
我看到了至少有这样两份材料，船政造出了中国第一艘巡洋舰开济号后，为参与制造有功的人请奖，这里面受到奖励的有设计师，有官员，最重要的是还有一线工人，两份奖状，一份是给一个木匠，一份是给一个技工的。这是第一次因为造船有功，给一个木匠奖励，奖的顶戴，所以就会出现七品木匠、六品木匠。
一个木匠有顶戴，这在中国以往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一点也能看出船政极其重视技术工人。
船政造出了中国第一艘巡洋舰开济号后，船政为一个木匠请奖，奖励是“七品顶戴”。（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供图）
记者：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工匠精神？
陈悦：对，这就是工匠精神，他们已经意识到了，除了脑力劳动，一线的技术人员是不可缺少的。所以船政极其在意对工人的培养，解决他们的出路跟前途，解决他们的生活、生计问题，而且是给他们很高的社会地位。
记者：船政衰落后，这些技术工人的出路是怎么样的？
陈悦：他们变成了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这些技术工人也跟前学堂的那些工程师一样，散到了全国各个工业建设的工地上，几乎发挥一技之长。
比如1932年领导京汉铁路大*工罢**的林祥谦，当时在这里学的钳工技术，后来因为船政自身没有活干了，他通过技工考试，进入汉口江岸铁路工厂当钳工。
所以船政其实是一个播种机，最后虽然自己没有了，但是它培养了这一批人才，使整个近代中国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