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山古镇杨藕芳祠堂
无锡近代民族工业发端于清末洋务运动。据胡滨《论上海机器织布局》和相关史料，创立于1880年的上海机器织布局，起初亏损严重，杨宗瀚接管后很快扭亏为盈，开始获利。1893年获利丰厚，李鸿章遂与杨宗瀚商议扩建事宜。杨提出了筹措资金方案，并草拟了章程。但这年9月织布局突遭火灾，损失惨重，杨宗瀚引咎去职。返乡后，他与返乡守丧的长兄杨宗濂商议办厂，二人一拍即合。1894年两江总督张之洞邀杨宗瀚赴宁商讨创办棉纺厂、缫丝厂事，杨提请将厂办在无锡,获张首肯。杨宗瀚与兄杨宗濂在于是在运河畔羊腰湾置地，购置机器,1896年初开工投产，名“业勤机器纺纱工厂”，取意“业精于勤”。鉴于上海织布局为官方“督促商办”，产权不清，业勤纱厂全资由杨氏兄弟自主筹股。杨氏兄弟身份亦由洋务派官僚转变为民族实业家，是为无锡近代民族工业之肇始。
杨氏兄弟因有官方背景，业勤纱厂创办过程顺利。“业勤”初招员工1070余人，女工占80%，部分熟练工来自上海织布局的无锡人。自英国进口先进设备，有细纱机28台，纱锭万枚，后增至13000多枚，配有清花、梳棉、棉条、粗纱、摇纱及机修车间。杨宗瀚还选派精干力量赴沪纱厂观摩实习，提高生产技能。工厂昼夜开工，粗纱产品商标为“四海升平”。“业勤”自开工起，营利不菲，回报丰厚，据英媒报道：“这个纱厂的盛况是少有的，在富有效率的经营下，该厂股息最少为25%。”
荣德生、荣宗敬兄弟，因无官方背景，创办茂新（初名保兴）面粉厂的过程则颇为坎坷。1901年，荣氏兄弟筹资，于无锡西门外太保墩（西水墩)开工建厂。但工程刚奠基就受到多方阻挠，地方势力一纸诉状递进县衙，控告荣氏私自圈地，烟囱破坏“文脉”风水，要求判停施工。官司拖了近十个月，荣氏调动关系，最终获得江苏商务局专利权，又耗资800元奏请两江总督批准，工厂才得以开建。投产后，起初细白的机制面粉不受市场认可，销售不畅，后逐渐打开销路。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东北面粉需求激增，企业获利丰厚。1907年荣氏兄弟又和族人投资创办振兴纱厂，跻身棉纺行业，励精图治，再获成功。
杨氏、荣氏的办厂成功，激发了当地绅商的创业热情，带动了地方兴办实业之风。至1912年，无锡已出现20家工厂，行业涉及缫丝、粮食加工、织布等，初步形成了纺织、缫丝和面粉加工三大主体产业。在沪经营煤铁起家的周舜卿，1904年返乡于东绛创办裕昌丝厂，6年后又办慎昌丝厂；1909年祝大椿筹资7.7万银两开办源康丝厂；1910年孙鹤卿创办乾性丝厂；许稻荪创办振艺丝厂；染织业有王桐的云澄织布厂，夏云鹤的美纶织布厂和吴玉书创办劝工染织厂；机器制造业有朱晋良的协记机器厂和胡海珊的渭鑫机器厂；粮食加工业有蔡缄三、唐保谦的九丰面粉厂，钱镜生的宝新碾米厂，徐翔周的大丰碾米厂和华承模的德源碾米厂等。
辛亥革命以后，无锡民族工业发展进入黄金期，工厂数量不断增加，行业不断扩展，小城内外“机声隆隆，百业繁昌”。至上世纪20年代末，棉纺、面粉、缫丝三大产业已颇具规模。据1930年《无锡年鉴》：以业勤、振新、庆丰、申新等七厂为核心、包括棉织、染织、针织，形成了完整棉纺织产业链。1936年，无锡丝厂有30-40家，保守统计年产生丝2.7万余担，产品大多外销，占全国生丝外销比例为54.6%；借助第、次世界大战军需面粉需求大涨机遇，荣氏茂新又先后开出三家分厂，九丰等多家面粉厂也不断扩张，榨油、碾米等数十家企业也生意兴隆。伴随纺织、缫丝、粮食加工三大支柱产业的兴起，机械工业也受到带动，快速发展，如主营纺织机械修造的协勤、宏源，开发榨油动力设备的协记，仅机器翻砂厂就有十几家。其中，薛南溟的工艺铁工厂成为战前无锡规模最大的机械制造企业。这些机械厂为上述支柱行业提供了必要的设备与技术保障。这一时期，无锡的电力、化学、冶炼、建材及手工业也有较大发展。
近代锡邑本土企业，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主要有六大家族资本财团：以裕昌、慎昌丝厂为主的周（舜卿）氏财团，以业勤、广勤棉纺织企业为主的杨氏（杨宗濂、杨宗瀚、杨翰西）集团，以永泰、锦记、隆昌丝业为主的薛氏（薛南汉、薛寿萱）集团；以茂新面粉厂，振兴、申新纱厂为主的荣氏（荣宗敬、荣德生）集团；以九丰面粉厂、庆丰棉纺织厂为主的唐蔡（唐保谦、蔡缄三）集团和以丽新棉纺织印染厂为主的唐程（唐骧庭、程敬堂）集团。这六大财团掌门人多有在上海创业经营阅历，在上海工业界也很具影响力。据1936年日本情报部门《无锡工业实际情况的调查报告》，“无锡出身的工业资本家在上海工业界中占第一位，比广州出身的工业资本家要多，因而无锡是工业资本家最多的地方。”
从这些家族财团成长时间轨迹看，拥有政府背景又谙熟市场的杨氏家族企业财团起步最早，业勤纱厂创立后近20年中，业绩不俗，但管理理念陈旧，至第二代便因争夺经营权而爆发矛盾。宗濂之子杨翰西为避免内部争端，1915年自筹资金在火车站以北另办广勤纺织公司，并专筑广勤路，带动了无锡城的北拓与繁荣。杨翰西还斥资20万元引进德国设备创办广丰面粉厂，面粉产品量大质优，畅销一时，获利丰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杨氏家族企业多达三十余家，因产业规模大、经营行业多，被视为杨氏财阀，但内部架构并非大一统财团性质。抗战中，业勤等也遭炸毁，杨翰西为保全地方出任伪职，战后被判刑，杨氏企业未能再恢复。
业勤纱厂
荣氏财团为六大家族财团中规模最大者。1902年荣氏创办的茂新面粉厂乃锡邑首家面粉企业，此后又先后创办振新纱厂、申新纱厂、福新面粉厂、开源机器厂等，均形成规模化产业系统，荣氏规定办厂伊始股东三年内不提取红利，以此不断增资扩厂，实现企业规模扩张，资本总额增长迅猛。荣氏创业20年后的1922年，自有资本达1043万元，固定资产总值1959万元，较初创时期增长392倍，年均增速高达37%。至抗战全面爆发前，荣氏集团已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抗战时期，荣氏捐粮捐物，并克服重重困难将企业西迁，坚持生产，堪称民族实业楷模。
周氏财团起步于上海，1900年返乡进行乡镇开发，与薛南溟同为无锡缫丝业先行者，周舜卿分别于1904、1907年创办裕昌、慎昌丝厂，拥有丝车600多台，占当时无锡丝车总量17%。1906年在上海创办的信成银行，是史上唯一拥有发行流通货币权的民资商业银行。周舜卿在上海经营煤铁、钢材成功后，开发了大量石库门房产，土地拥有量多达万亩。1923年周舜卿去世后，其子周肇甫1926又投资60万元在无锡通扬桥开设鼎昌丝厂，有丝车512台。至1929年，裕昌、慎昌、鼎昌三家丝厂总资本超过30万两白银，仅次于“丝茧大王”薛氏。
薛氏集团主营缫丝业，薛福成之子薛南溟光绪二十年（1894）年起即开始经营茧灶，1910年与人合办丝厂，至1936年直接经营或控股的丝厂有永泰、华新、锦记、永盛、隆昌等16家，丝车6674台，日产生丝85万担，占无锡生丝总产量60%以上。永泰的“金双鹿”生丝曾获万国博览会金奖，成为生丝名牌，售价较之一般生丝贵40%左右，畅销海外，利润极可观。薛氏、周氏为代表的无锡丝业的生丝总产量超过上海、广东，列全国第一。
唐、蔡（保丰、庆丰）与唐、程（丽新、协新）两大纺织集团创办于“五四”运动前后，均由此前经营积累的商业资本转型而来，是上世纪2030年代无锡纺织印染行业的翘楚,在棉纺、毛纺、漂染等行业独树一帜，在市场占有方面也极具优势，棉纺、毛纺产品极受市场欢迎。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唐氏企业不仅紧密依托当地棉商、布商，如堰桥顾氏、城中河头钱氏，拓展稳固销售渠道；还在沙洲、南通等地设置种棉基地，选育优质棉种，从源头上把控质量，走出了一条集团化运作、合作共赢之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六大产业集团拥有无锡50%以上的企业和设备，资本总额超过百万，占无锡工厂资本总额的74%。到抗战前的1934年，无锡193家企业资本总额为1810万银圆，六大集团资本总计为1308万元，依然占72.22%。此后，历经抗战时艰，六大集团资本此起彼伏，除周氏因后人经营不善，渐趋衰弱，其他五大集团作为无锡近代民族工业之核心支柱地位一直岿然不动。
无锡近代工商文化的孕育形成，包含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扬弃与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借鉴吸纳，包含了物质财富的创造与人文精神的积聚，从而引发了地域性文化形态的嬗变和再生，“集中体现了中国从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从传统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文化生态，是中国重大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变迁的典型代表，对中国近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