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七年日寇侵略军在芦沟桥启衅（七七事变）攻下北京、天津之后，继续沿津浦铁路南犯，不久即接近山东境界国民*党**第三路军韩复榘的防地。韩复榘根本无抗战之心，他不仅不积极备战，反而与日本住济南总领事西田等人勾结，要求日寇绕道济南南下，以求个人率其部队继续磐据山东。日寇也早已窥其内心，也希望不战而得济南，减少兵力的损失，因此便极力促韩投降，已经沿津浦路南犯之日军，也为此减慢了进速。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动反**派，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共反***动反**政策，仍然一心对共，根本就没打算坚决抗击日寇侵略，同时也无抗战信心，因而一直不肯调其嫡系队伍北上抗日，唯恐自损主力。但“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并斥责他们的不抵抗主义，如不一战，难免遗骂千古，因此又不得不装出一副抗战的样子，借以愚弄视听。于是乃派韩复榘之老上司冯玉祥，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驻德州以北桑园车站，指挥津浦线正面的战事。蒋介石所以派冯玉祥北上，意在委责于冯，因为他怕韩复榘不听别人指挥，而利用冯则可能达到便于指挥韩的目的。不料韩复榘仍不听冯玉祥的指挥，甚至公然不许国民*党**中央的*队军**过境。冯玉祥对此也一筹莫展，因而他所率领的在黄河北岸的*队军**，没经过任何认真的战斗，即行溃退。敌军逼近黄河北岸后，韩复榘仍不备战，犹尚隔河观望，随时准备南逃。此时日寇一方面加紧对韩诱降：用飞机向韩复榘的第三路军总指挥部空投竹筒，下书诱降，或偶然在不重要的地段投掷几颗小型*弹炸**，示意恫吓；另一方面又于同年十二月下旬，在济南以东强渡黄河，继而又渡过小清河，对济南取包围态势。同月二十六日下午，日寇又逼近距济南仅有二十余华里的历城县王舍人庄。此时韩部第二十二师谷良民已率部南逃，韩复榘本人及其它部队见济南不保，也循津浦路正面及济南南面山地，沿公路向*安泰**溃退。临行之前，除将可携带的物资财产、金银细软装运一空而外，还让他的亲信韩某，将其历年所查获的*片鸦**烟土一千余包（十万余两），以高价强派济南的各大商号和有钱的大烟鬼。这是韩复榘在济南最后搜刮民财的一着。此外他还将城内省政府、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济南市政府等行政机关和他的“裕鲁当”（官营的当店）、以及“裕鲁分当”，一律点火焚烧。被他纵火焚烧的，还有商埠的棉布打包厂、各粮行仓库、胶济、津浦两个车站的货场等堆积物资的地方。当夜，济南市民只闻黄河北岸南击的隐隐炮响，绝无一声南岸还击的炮声，更听不到任何枪声。见到的只是城内、商埠的几处浓烟烈火。第二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后，日寇便进占了济南，当时，寇兵们骑在马上顾盼自若，缓步前进，那种如入无人之境的得意神气，实在令人发指。 二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夜韩复榘的部队全部撤出济南，由他们放火焚烧的济南城里各政府机关、商埠各大仓库货场，一直烧到二十七日上午。在日寇铁蹄尚未踏进市街的短暂时间，市内秩序十分混乱，商埠日侨被封的商店（济南沦陷前，日寇离济，其侨民财产经韩复榘封闭保管）、正在着火的仓库，均遭抢劫一空，在这种情况下，济南道院卍字会等资产阶级的假慈善机关，和商会的部分人员，为了保持他们自己的生命财产和妻妾子女的个人安全，便出面“维持秩序”。首先由所谓道院的母院和省院与卍字会，研究商讨迎接日寇，“慰劳皇军”的办法。道院为首的是其统长（院长）、清末“遗老”何素朴，卍字会为首的是济南市律师公会会长张星五。并由张星五派其万字会救护队长朱朴如，乘张自用之小汽车（车顶、车窗、车身周围都插有卍字会有红卍字标志的旗子）通知全市“商民代表”人物，立即到经二路普利门集合，迎接日寇进城。这些甘当汉奸的所谓“代表人物”有：何素朴带着道院和佛教会的一帮人；张星五带着卍字会的一帮人；商会有王子丰、韩纯一、李伯成、傅雨亭、张冠三等人。日寇到时，他们夹道鞠躬，状极不堪。日寇司令原野进住经二路大陆银行新厦（现经二路电力工业厅地址）后，即以大陆新厦作为日军司令部，不久又相继扩展到山东邮政管理局的大楼。日寇特务机关长中野进住津浦大楼。前住济南日本总领事西田及当任领事有野，还住经三路日本领事馆故址。其他如后来担任伪省公署财政厅顾问的志村、教育厅顾问丰田、民政厅顾问滨田、汽车交通株式会社经理河野统一、以及济南银行嘱托松井、正金银行（日本国家的中央银行）嘱托兼日侨住济南商会会头（会长）中尾、牛棉公司嘱托广濑、山东电业公司经理横山等，撤离济南未久也都随军重返济南。事变前他们在济南还只能秘密的进行间谍活动，此时便凶相毕露了。 当时，日寇虽已进驻济南，而主要部队多已南下，尾追韩复榘南逃的大队，留驻济南的敌军为数极少，不足以维持济南地面治安，街面上依然慌慌不定，少数人仍在砸抢银行仓库和车站货场等。直到第三天（十二月二十九日），日寇方派兵出动检查。事变前在济南开代当（小型当铺）卖洋货、卖海洛英、*啡吗**、*片鸦**烟的日本浪人，随寇返回济南后，也都有所恃而无恐地随同日寇*队军**肆意检查。所有中国人从各货场仓库拿走的东西，均命扛到日本浪人及日商家中。 此时，一般商户，多半都不开门营业，一则怕人抢劫，二则怕日寇强行取用不付价款。街上仅有卖山楂、柿饼、羊枣、糖块者。日本寇兵嗜甜如命，然吃了并不给钱，仅说：“心交心交的有”（日语请客的意思）。其后小商小贩也都裹足不前，不敢摆摊了。 日寇爱吃零嘴，尤其酷嗜食糖，进占济南后，因为各食品商店均关门停止营业，便首先砸了泰康食品公司和上海食物公司，继而又砸一般的点心铺。被砸的商户纷纷找商会，请求保障；砸人的也找商会，责承供应。商会方面因会长辛铸九不愿为虎作伥，避居济南东郊洪家楼天主堂，坚不露面，仅有理事傅雨亭、张冠三、韩纯一、李伯成、刘子成等五人出面应付。并找出澡塘业公会会长魏寿山与日寇随军作特务和宣传工作的所谓宣抚班班长阿部，在济南市商会成立联合供应站，按日侨日军的需要，供应大米、调料、肉食、鱼虾、蔬菜等，并由魏寿山负责，各行各业分担货源。日兵日侨取货记账，不付现钱。未及半月，日商便相继开业，原来都是小商小贩的日本商人，此时也强行侵占邻近的房舍，把从中国人手中敲诈来的物资陈列出来，一跃成为巨商。至此，所有日侨、日军需用物资，统由他们供应，不再假手中国商人，所谓供应站也被立即取消。于是日商们强买善沽，大发其中国的国难财了。 日寇宣抚班的业务此时也改为专事宣传活动。他们首先罗集部分没有民族气节的青年，授以简单的日语，并命他们在各处设日语班，宣传日寇侵华政策与所谓日*共中**存共荣，麻醉毒化中国人的思想，收集群众的抗日行动和*日反**言论，向日寇军部供给情报，作日寇侵华的帮凶。他们先在济南城内、火车站、公园附近各重要街头，设点宣传，并“放赈”、撒糖，让群众争领，让儿童抢食，其实“放赈”之米是用碗底量，所撒之糖，亦只寥寥数块，其意只在愚弄群众，欺骗幼童，有知之辈，均相戒不前。继之又在千佛山下运动场，召集青年学生宣传其“大东亚战争之神圣”，旨在迷惑视听，麻醉青年，此次魏寿山等辈汉奸，也穿着白衣裳，手执口哨，尾随阿部之后，那副如丧家之犬的奴才象，观者无不嗤之以鼻。 日寇在济南经常侵入民宅，以检查为名，*辱侮**妇女，魏寿山等辈为了献媚日寇，又与阿部在经二路济南市商会对门设房间、摆大菜、觅*女妓**，一供日寇玩乐，一供日寇泄欲，并美其名曰招待皇军。月余后又在经二路小纬六路路北设“皇军招待所”，由纬八路中国娼妓轮流值勤，名为慰劳，实即供敌奸淫。真是国耻之甚，莫过于此，罪恶之大，亦莫过于魏寿山等汉奸矣。 三 济南沦陷之后，日寇仍效“五三”*案惨**故技，组织汉奸成立地方治安维持会。但在初期，汉奸们有的裹足不前，有的瞻前顾后，有的求之不得，有的吃肉嫌腥，所以酝酿多日方才成立。维持会下设秘书处、警察局、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建设科。名义不是政府，实际上代行政府职权。安福系军阀、亲日派汉奸马良为维持会的会长，远在济南沦陷之前就与日寇有勾结之朱桂山为副会长，张星五为秘书长，晋子寿为民政科长，郝书暄为教育科长，李诗涛为财政科长，以何素朴推荐之赵君弼为警察局长。在维持会之外，还另设评议会，以张宗昌旧属之第四军军长方永昌及济南电灯公司创办人庄式如等，为评议员。这一批久已失意的军阀、政客，此时都沐猴而冠起来了。维持会本身听命于日本军部的特务机关，受特务机关长中野的指挥，警察局则兼服济南地区警备司令矢野少佐及日本宪兵队的指挥。其办事机构的分工如下：秘书长掌握会内行政；民政科搞区、坊、保的组织；教育科恢复学校，召集教师办教员训练班，搞日语速成学校；建设科搞城市“建设”和工业管理；财政科搞捐税、筹款、搜刮民财；警察局则设岗巡逻、办户口、搞清查，尽力为日寇*压镇**人民。然而维持会的一切经费开支，特别是警察的工资和伙食费用，日寇却概不拨付。维持会长马良为了解决经费开支问题，首先向济南市商民开刀，指定商会每月供应警察伙食费面粉二千袋。由警察局长赵君弼直接向商会当局索取。该时济南商会的事务，大部由张冠三、傅雨亭、李伯成、韩纯一、刘子成等五人主持；但他们也都不愿或不肯分担这个担子，于是又委责于当时身为面粉业同业公会会长的苗兰亭。苗兰亭便根据成丰、成记、惠丰、丰年、宝丰、华庆、茂新等七家面粉商的磨子的多少照成分担。其中茂新厂因停机已久，而负责无人，就按月由成记代垫面粉二百包。这是我（即苗兰亭，下同）开始在商会中被人重视以及后来被推为商会会长的一个宿因。 四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本特务机关长中野亲自到济南市商会，召集七户面粉厂，三户棉纺纱厂厂主“开会”，到会的计有：成记面粉厂苗兰亭、成丰面粉厂苗星垣、惠丰面粉厂张印三、华庆面粉厂赵静愚、宝丰面粉厂李锡三、丰年面粉厂孙墨村、成通纱厂苗海南、成大纱厂苗兰亭、仁丰纱厂马伯声等十余人，中野在会上宣布：分批对各厂实施军管理，并着日本企业“三菱”、“三井”等洋行带人前往各厂，先行查封，接收账目、房产、设备、原料、成品、现金。同时有寇军随往，立即占据。 第一个被劫收实施军管理的厂子就是成大纱厂，劫收的时间就是中野召集开会的当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接收人是日商东洋纺的丹羽庆三。日寇*队军**进厂之后，立即宣布为“军管理鲁丰纱厂”。其所以改叫“鲁丰纱厂”，一方面是因为远在“七七”事变之前，日商“东洋纺”曾在成大附近凤凰山私购地皮三百余亩，准备建立纱厂，事经苗杏村告密，韩复榘迫使退地，因而与成大结怨；另一方面，成大纱厂前身是鲁丰纱厂，当时的董事长靳云鹏（北洋军阀时期之国务总理），于京津沦陷之后，在天津曾向敌伪机关控诉苗杏村假韩复集的关系霸占鲁丰纱厂，并当即在天津与日商东洋纺签订了“中日合办鲁丰纱厂”的合同。因此成大一被日寇接管，便被改叫鲁丰。 继成大实行军管理以后，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成通纱厂也实行了军管理，由日商丰田纱厂代管人山田负责接收。山田进厂之后，立即将原来的经理、副经理、全体职员迫使离厂。五月间，成丰面粉厂、成记面粉厂也被宣布为军管理。成丰由日商三大企业之一的三井洋行接收，所有职员全部被驱逐出厂。成记面粉厂由日商三大企业之一的三菱洋行系统下的日东株式会社接收，留用了部分职员。于此同时三井又接收了宝丰和丰年两厂。仁丰纱厂也在此时被日寇接管。华庆面粉厂和惠丰面粉厂则查封之后，一切冻结，当时并未指定何人接收，一直到日伪维持会结束、伪省长公署成立，汉奸张亚东当上了伪山东省会警务厅长，日寇渡边继中野之后出任特务机关长之后，两厂的厂主始以十五万元的贿赂分别买通了日本特务机关长渡边和财政厅顾问志村，将两厂启封发归自营。 五 济南市商会原任会长辛铸九自日寇入济，即避居济南东郊之洪家楼天主教堂，最初无人知晓。于是汉奸维持会会长马良，便指定棉业的张冠三召集各行各业开会，另行推举商会负责人。日伪方面因与张冠三接触较多，也愿意于张。棉布业本身为了维持本行业的利益，也竭力推他出来负责。但张冠三顾虑当时每月必须供应的警饷面粉二千余包自己无法筹措，为求避免承担这副既沉重而又长期的重担，于是他便与棉布业及其它有关的行业先行私下密商，到商会开会之日，竟异口同声地公推我为济南市商会会长。当时我自己的成大纱厂和成记面粉厂均先后被日寇收归军管，受创已深，又加宪兵队翻译杨志祥吹风恐吓，已成惊弓之鸟。但又想设法维护自己的家业财产，而充当会长则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便顺水推舟，半推半就地答应下来，开始走上附逆的道路，终至成为身败名裂的历史罪人。 既已附了逆，而且有了一定的地位、职责、任务，在人事上与日寇、汉奸们的交结往还当然也就逐渐频繁，关系也就逐渐复杂起来。真是一旦置身其中，犹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了。其初还是羞羞答答，觉着为日寇办事不光彩，时间一长，就愈陷愈深，根本不能自拔了。在行为上，也不仅限于维护自己的家业财产了（护身有符，汉奸们敌特们的敲诈勒索、辱骂、威吓是摆脱开了，但高级敌伪分子的索贿、压迫还是相当沉重的）。 既已身为商会会长，就不能不兼那些与商会有关的兼职；不能不受日伪军政当局的利用；不能不来搞经济侵略和对工商业倾轧的一切勾当。 日寇搞过中日经济恳谈会，名为平等互惠经济合作，实则，完全在日本控制之下，尽其对我国经济侵略之能事。所谓恳谈只不过是披上一层协商的外衣，让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们中国的经济侵略成为合法化的东西罢了。我身为商会会长，中日经济恳谈会山东省会会长的职务，当然由我兼任。有一年（具体时间失记），中日经济恳谈会总会会长邹泉荪由北京来济，召开山东省各县市经济恳谈分会会长会议。我省人民和工商业者，在日伪统治压榨之下，已经是经济破产、物资枯竭，曾幻想在这次会议上，能多少解决点类如放宽物资限制，多少增加一点煤油、食糖的供应等问题。会开得倒象一个会，汉奸们在会上也讲得冠冕堂皇，但一提到日本特务机关，却都一口回绝。这就完全暴露了所谓恳谈会欺骗中国人民的本质，说穿了，所谓恳谈会只不过是一伙说人话不办人事的日寇、汉奸借以愚弄视听的招牌而已，根本不是为商民办事的。而我们这一群所谓中日经济恳谈会的高级人员、汉奸头目们，却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督办王荫泰的带领下，两次到日本本土参观。日寇安排我们访问了东京、大阪等工业城市，大大宣扬了他们日本帝国主义资本经济的“优越性”。在日本各地我们还参加了不少招待宴会，甚至招妓侑酒陪宿。两次旅行从去到来，所有路费（甚至游览宿娼的花销）统由日本国库开支，作为主子对奴才的犒劳，那样做不谓不厚。 国土沦陷八年中间，我在政治上为敌寇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不懈地在日伪的布置之下，在各种会议上、在报刊杂志上、在广播电台上、在群众*会集**上，为日寇当传话筒，宣扬“中日亲善”，夸张“共存共荣”，成了日寇的得力宣传工具。在经济上，我以商会的组织力量，维护了日寇的物资*锁封**和掠夺政策。组织“采运社”为敌搜刮祖国人民的粮食；实行商品限价，为敌稳定市场；动员工商业者献铁献铜献白金，为敌补充*器武**原料……等等。最使人痛心的，是一九四五年日寇与伪警察局以查暴利为名，逮捕济南市的工商业者二百余人，非刑拷打，罚款二千九百余万元。后来他们也自感实在掩盖不了世人的耳目，才厚颜无耻地说成是“商民献金”，并且开会授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赠”发的一张“感谢状”，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以上所述我在伪商会会长任内的这些丧权辱国的罪恶行为，在今天回想起来真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惭愧痛心，悔恨不已。 六 到一九三八年四月，日寇又由济南沿津浦路向南占领了我国大片领土，山东大部地区（包括济南在内）沦陷，并成为敌人后防。尔时日寇虽然十分嚣张，并在继续向南向西推进，但他的兵力终究有限，为了减少后顾之忧，单只依靠汉奸维持会是不行的，于是便以各地维持会的一套汉奸为基础，着手组织汉奸政权，首先在济南成立了山东省公署和济南市公署，继而又在各专区和县成立道尹公署和县公署（日寇组织汉奸政权最初不叫政府而呼之曰×××公署，主要是为了区别于*产党共**所领导的人民政府和国民*党**的各级*动反**政府，迄汪精卫政权在南落草，公署始改叫政府），推行所谓地方行政。参加各级汉奸政权的，仍然是各地土豪劣绅、旧时军阀余孽、失意政客之流。 伪省署第一任省长是马良。他是旧北洋军阀时期安福系的人，曾在济南当过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长兼济南镇守使，还当过边防军第二师师长，五四运动时期还曾有过*压镇**学生运动的罪恶历史，是老牌的亲日派。省公署秘书长是张星五，民政厅长是晋延年，财政厅长是唐仰杜，警务厅长是张亚东，建设厅长是庄维屏，教育厅长是郝书暄。济南市公署第一任市长是朱桂山，警察局长是赵君弼，财政局长是杜慈航，建设局长是王次伯，教育局长是巩全亭，秘书处主任是李幼屏，畜产管理处长是赵申吾。在省之下设有道尹公署，全省共分十个道（相当专区）以方永昌为青州道尹，成逸安为鲁北道尹，朱泮藻为济宁道尹，王子枫为沂州道尹，赵君弼为鲁南道尹，王永苍为东临道尹，张化南为登州道尹，常之英为莱潍道尹，刘景尧为武定道尹，杜中为*安泰**道尹。这些所谓省长、厅长、道尹、市长、局长也者，都是沐猴而冠的傀儡人物。其实，省、厅、道、市、县，各有各的日本“顾问”、“专员”，实际掌握政权。如省长公署有前日本驻济南总领事西田为顾问，民政厅有滨田顾问，财政厅有志村顾问，教育厅有丰田神尚顾问，警务厅有黑田顾问等等。各机关之汉奸官吏则只不过是狐假虎威为日寇的侵略效劳而已。 在伪道、县政权建成以后，日寇便着手积极建立伪军，省成立伪“山东省保安司令部”，司令例由省长兼任，另设副司令一人，专负实际责任。各道设“××道保安总队”，县设“××县保安大队”。道以道尹兼总队长，另设副总队长负实际责任，县以县长兼大队长，另设副大队长负实际责任。各级司令部，总队、大队也均由日本顾问掌握实权。那些所谓副司令、副总队长、大队副等，也多半是旧时军官、土豪劣绅、土匪盗贼之流。诸如张宗昌的宪兵司令王琦、鲁西北的著匪王化之、冯寿彭、鲁南巨寇刘本功等，都当上了副司令、副总队长、大队副、伪县长等职。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个个都是*压镇**抗日人民的凶手，如王琦当上伪山东省警备总队司令后，穿上呢子军装，带上中将领章，拼凑了一辆半新不旧的汽车，在济南市面上驰来奔去，一天到晚出中国衙门，进日本衙门，吃花酒、打茶围（即嫖娼）、搓麻将、吸*片鸦**，无所不为，毫无一点中国人味。他除了用*力武***压镇**抗日人民外，还成立一个“一心龙华圣教会”的迷信宗教组织，在济南的北坛地方，投资建房，大摆道场架乩扶乱，帮助日寇欺骗愚弄群众，瓦解人民的抗日斗志。日寇亦以其能利用*动反**迷信集结一些土豪劣绅、*动反**落后分子，因而也大力支持。然而真正的革命人民和有识之士，无不望而生厌，皆引以为耻，群相趋而避之。他所联络的只不过是一帮伪军、政官吏、地痞、土棍，甚至龟孙娼户之流。其中主要人物有：伪山东省会警察署长王达、伪区联会会长魏寿山、伪坊联会会长张绍甫、伪坊长贾敦礼、姜履安，以及一向在纬八路开设*院妓**的杜鹤轩等人。由于他们臭味相投，并结为异姓兄弟，号称“十虎”。真是物以类聚。 七 沦陷后的济南商民，不仅天天遭受日寇的直接*躏蹂**，而且还要承受汉奸特务们的敲诈勒索，稍有不周不敬之处，他们便会勾结日本宪兵队、宣抚班和其它特务机关，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人抓走，直至被他们弄的人财两伤或家破人亡。 成大纱厂地处济南北郊，在韩复榘主鲁时期，因为治安不好，曾通过济南地方当局有关部门购买长枪四十支，作为护厂*器武**，并且办理了备案手续。“七七”事变之后，日寇侵进济南之前，厂方怕因枪惹出不应有的麻烦，因此全部扔到厂内的水井中，济南沦陷后，厂方又向伪警察局办理了登记，以为再没有什么问题了，不料日本宪兵队特务却又借此大敲竹杠起来。 由天津随日寇侵略军一起南下的日本宪兵队特务杨志祥（天津人）到济南之后不久，认为我有钱可敲，就纵人向我放风说：“苗家对于日军不利，问题很多，其他一些绅商也有不利日军之处，所有有关人员，都将被依次抓捕，苗兰亭首居要冲……”当时我闻此风心甚慌恐，终日提心吊胆，但又一时摸不着底细，不知怎样应付，因此只好等着挨。过了一个时间他见我没有孝敬的表示，于是便以成大丢在井里的四十支步枪为起因，兴师问罪起来。一日，宪兵队、宣抚班一齐到成大厂进行检查，扬言除井中四十支步枪而外，还有其它枪支，他们一方面把厂内职工集中在一起，进行野蛮的拷打，一方面敲墙、刨地。事实上墙内、地下并无枪支，检查结果当然也就一无所有。但他们并不因此善罢甘休，痛打了厂内职工之后，又将护厂队长赵玉璞等八人逮往宪兵队关押。不过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捕人，而是要钱，因此接着又派人马找成大总理苗杏村算账，尔时苗杏村正在德华医院治病，经育生医院院长杨育生的老婆（日本人），代为婉言交涉，请求以苗杏村之侄苗兰亭代表负责。宪兵队便又立即电告市商会（此时我已是会长），让我在第二天早上十点到宪兵队去。我知道宪兵队的官司不好打，是进去容易出来难的地方，当听到宪兵队找我，又听到与成大事情有关，知道不花几个钱是不行的，好在我是个资本家，有钱，于是便立即拿出一万元现款，托张冠三、晋子寿等代为设法疏通，真是有钱能买鬼推磨，一万元钱居然平安度过了这一难关，而且不仅我本人没有在宪兵队受刑受苦，甚至连同前被他们捕去的护厂队长赵玉璞等八人，也一并放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吃宪兵队官司的简单经过。其后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很多很多，不再一一详记。 八 如前所述，当日寇劫收济南各纱厂和面粉厂的时候，华庆面粉厂和惠丰面粉厂只是查封冻结，并没指定谁接谁管，一直搁置到一九三八年四月、日本特务机关长中野离职、渡边前来接任的时候，华庆厂的股东张采辰才通过张亚东的关系，以十万元巨款买通渡边，将华庆厂发还。张亚东，系山东汶上县人，过去曾当过山东省省议员和滨县县长，北伐之后，避居东北，是一个多年失意的政客。东北沦陷之后，他结识了日本军人渡边。迨渡边调任山东特务机关长，张以山东人的身份随同渡边来济，担任伪山东省警务厅厅长兼山东省会警察局长，当时在日寇特务机关长渡边面前说一不二，红的透紫，有夺唐仰杜山东省长之志。渡边对张也大力支持，于是他无事不管。其旧友有鲁南王子丰、鲁北张苇斋二人，亦皆旧时议员，失意政客，北伐以后，留居济南搞盐务，搞贸易，是为济南官僚资本家。于此张亚东重回山东之际，旧友重逢，官商结合，同是东山再起的旧时官僚，臭味相投，过从甚密。华庆面粉厂大股东之一的兴源福财东张采辰，乃假王子丰、张苇斋的关系，与张亚东相交结。复通过张亚东的关系与日寇特务机关长渡边建立了关系。 当时，日寇接管之各面粉厂，统在日本军部统辖之下。统购专卖，大收垄断之利。华庆面粉厂经理赵静愚与股东张采辰等，不甘寐寞，向往暴利，因而设法联系。通过张亚东的关系给日寇特务机关长渡边行贿*钞伪**十万元，立将华庆面粉厂启封，交还业主赵静愚自行经营。虽收购小麦出售面粉统与其它军管理的厂子同价和同样分配任务，但一般军管的面粉厂子如成记、成丰、丰年等所获利润是由军部分配，华商资本家所得了了，最多的时候不过百分之二十，而且受有各种束缚限制。独华庆一厂，后来居上，购销营利与其它厂同。除缴纳税营业税外，不向军部贡献，即便有时献点金，被敲一点竹杠，但都为数有限，于是大获其利。 惠丰面粉厂是与华庆同时被查封而未开磨的厂子。华庆启封后，由于获利丰厚，引得惠丰厂主（主要股东）张印三流涎三尺，但苦无张亚东这样一位说项掮客，贿赂无从进行。后经多方钻营苦求，终于找到了一个与教育厅顾问丰田神尚有关的济南砖瓦业组合长高少卿，高通过丰田神尚又找到财政厅顾问志村，以*钞伪**五万元之贿款，要求志村以财政厅顾问的身份，请求特务机关援华庆启封发还之例，将惠丰也发还自营。志村得到五万元贿赂后，便同渡边交涉，并一天一催，两天一问，大抱不平，渡边心虚也不便坚持，于是惠丰面粉厂也继华庆之后发归自营，一切购销获利自然也与华庆一样。这两家厂开机虽晚，获利却丰，而其他面粉厂商，只有望洋兴叹，徒羡其财运之大而已。 九 在商会而外，日寇还成立有各行各业的组合。类如卷烟组合、绸布组合、面粉组合、煤炭组合、棉业组合、砖瓦组合等。他们对内对外的营业统由组合控制。所有组合完全听命和效忠日本军部，专事控制物资，调配和分配货物。组合又分一部组合二部组合，诸如采购运销，货物分配，统须组合据情审核，报经军部批准方能执行。组合长和组合理事，有掌握和垄断其本业的实际权力，组合长必为巨商，本身拥有大量资本，在日寇面前保证忠实而有信用，在本行业中能吃得开，拿得住，所以当时为组合长者本身都大获垄断之利，都能掌握本行所有商户之命运，所有厂商业户之开业歇业、增资减资、扩大或缩小营业范围、划定购销地点、配给商品数量，无不唯组合之命是听。所有组合之实权有过于商会，在日寇方面之信任，亦远远超过商会，成为日寇对我们国家经济侵略的直接爪牙。所有组合户都能根据本身之资本额、营业额，按时从组合取得相当数量的商品，而且可以任意调剂价格，亦可不在当地销售，私自外流，不必多事经营，即可获得暴利。日寇虽知此种情况，也公开放纵。 至一九四三年，因我人民解放军控制了山东的广大地区，日寇搜刮物资受到极大限制，在经济上继政治军事上的节节失败，逐渐捉襟见肘，不仅资源上出现了恐慌现象，即军费方面也显露出窘态。于是便加紧对济南的经济控制和压榨民财的工作。首先在省会警察局成立了经济科，第一任经济科长李某，因达不到日寇的要求而去职。第二任科长王墉（山东长山县人）由于手腕毒辣厉害，治得济南商人全都望之生畏，因而极得日寇欢心。他在四三年的五六月间，首先以查暴利为名逮捕了济南市卷烟专卖组合的组合长、回民穆幼堂，同业公会会长袁铁岩，以及该业所有在组合的各商户经理人。 卷烟一业，因烟厂有数，而且都属军管理，进货极有规律，而其销路，则极为广泛，一直供不应求。由于货物出手快，易于进行投机，因而也渔利最大。于是查暴利的时候，这一行业当然也就首当其冲。当时伪山东省会警察局经济科长，在日本宪兵队的支持下，夤夜出动，将该业组合长穆幼堂，同业公会会长袁铁岩等全部卷烟专卖组合户一次逮捕，无一漏网，均分别关禁在伪警察署和日本宪兵队中。这一来，这群刚刚发过一批横财，昨日还是日本宠儿，倾即琅珰入狱的奸商们，却给警察局经济科、特务科、侦缉队和日本宪兵队的特务翻译们带来了一笔好生意。宪兵队、警察局上上下下，本来与各组合商都有勾搭，一向呼兄唤弟，经常在一起拍日本人的马屁，大吃、大喝、大嫖、大赌，不干好事。但当奸商们下狱后，他们也就翻脸不认人，无不借机敲诈，要钱要货。奸商的家属们与翻译、特务、警察官员们一向熟悉，那能不知宪兵队、警察局的厉害，现在官司摊在自己头上，当然顾不了金银财物，于是尽其所能的塞把求情。好在他（她）们平时都有来往，懂得汉奸们的脾胃，勾搭起来既直接而又得体，因此奸商在狱中除了受些惊吓花些钱而外，生活方面并没受到什么苦痛，虽在狱中，吃的喝的都是好的，甚至*片鸦**烟灯也照常点燃，耽误不了过大烟瘾。只是为翻译、特务、警官老爷们送了一些贿赂而已。 宪兵队、警察署一方面将人捕起来，一方面煞有介事地彻查各商的暴利，同时也进行所谓审讯，使其自认暴利。好在钱花到了，审讯的结果是“所认”暴利，与“实际”相符，各愿退补。于是按户大小，十万八万的、三万四万的、一一认账，落好供签了押，由济南市商会前往将人保释出来。 卷烟业属于专卖性质，暴利确是不小，他们虽然花钱行贿皮肉没有受苦，但承担责任将他们保释的还是商会。平时他们虽不把商会放在眼里，一旦出事，还需要商会为他们说话，因此，他们被保释出来之后，除对商会表示感激外，还将卷烟业组合所有纬五路商业研究会的房子和所囤积的一批价值一百多万元的西药，统统捐赠给商会，准备开一个“市民医院”。可惜，市民医院没能开成，日寇投降后，国民*党**来济接收的时候，竟把这批药变价，作了供应接收大员们的开销。 继查卷烟业的暴利之后，日寇看到事情办得很顺利，于是就变本加厉地对全市所有行业开刀，实行了所谓全面“检查暴利”，疯狂地进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大逮捕。 这次逮捕，是日本宪兵队、伪警察署经济、特务两科、和侦缉队联合行动，在同一个时间，出动摩托进行搜捕。这次逮捕的面很广，仅被宪兵队逮捕的就有花行复成信、粮行福聚成、恒聚成、恒聚成北记、颜料行裕兴颜料庄和花店街所有的颜料商户、布行聚庆长等一百多户的经理人，伪警察署逮捕的比这还多，汉奸、特务们一方面对被捕商户非刑拷打（鞭子抽、绳子拉、灌凉水）强逼他们承认暴利，一方面在各店进行查账。直到外面查完账，里边事主也认了供，才逐渐释放。一般的只扣押十几天乃至一个多月，但也有一些业户的经理人和会计人员，如粮行恒聚成经理许翰青、曲星九，棉布业的王玉岩、丘连三，颜料业的辛蔚之等，扣押时间则较久，他们不仅在宪兵队、警察署受了一些折磨，甚至还经过军法会审，有的还被解往北京或日本进行市理。审理结果有的被判刑二年，有的被判刑三年，迄日寇投降方才出狱。 这次查暴利共查出所谓“暴利”三千二百余万元。这个钱数，最初无人知晓，原来因为事情作得太不合理，完全是日寇军方在华经济支绌，穷急生疯的无理措施，在舆论上无法掩饰，日寇首相东条英机方不得不缅颜颁发“感谢状”一纸，美其名曰济南商界的“献金”，在我们到北京去敬领所谓“感谢状”时，方从“感谢状”上看到那个三千二百万元的数字。日寇的所谓“查暴利”已经使大批商户受到大量损失，而丧心病狂的汉奸们，却还要在已经饱受日寇摧残的商民身上再剥一层皮。当被捕商人已经被判定案，并即将开释的时候（商会和商户均不摸底细），涉足此案的*政府伪**人员如教育厅长朱经古、济南市社会局长王伯平等即向商会方面吹风说，他们“可以设法营救被捕商人立即出狱”。各被捕商户皆知自己的人在宪兵队受刑吃苦，那还顾得钱财，一听有门路可走，无不见缝就钻，而且求之不得。于是商会和各摊事的商户及被捕人员的家属互相商议，几经筹措，由成丰面粉厂、福聚长、恒聚成北记、复成信花行以及慎昌等户先行垫款七十万元*币伪**，当晚由许翰青送交伪济南市社会局局长王伯平，第二天被捕商人果然被释放出来。当时曾与王伯平、宪兵队拉关系、说案子、送款项的人们，还自炫神通，颇自居功。但事后才发觉这是被人敲了一记竹杠，其实不花这七十万元冤枉钱，被捕的人们照样也还是可以出狱的。 “查暴利”的结果除将吐出暴利三千二百万元的*钞伪**，上解日本军部，补充了日本侵华的军费，换取了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那张“感谢状”而外，所有在济没收的二万三千余匹棉布和四十多件棉纱，则由棉纱协会交济南市商会一部组合（济南西关筐市街、花店街、估衣市街等棉纱布商和城里、商埠的隆祥、瑞蚨祥等祥字号）处理。处理办法是：按户口（济南市市民），以公定价格（即配给售价，比私价低数倍）每人配售衣料一件，分别在钱业公会、旧商会等地设门市部出售，配售所余，又将棉纱织成袜子，按照户口每人售予一双至二双（由瑞蚨祥经理单福五、隆祥经理谢某经办）。所得价款统交棉纱协会，仍是上缴日寇军部，充作侵华战费。 十 日寇投降，国民*党***动反***队军**尚未进城之前，国民*党**部分“地下工作人员”，即已在济与商会进行联系。尔时我这个日伪商会会长，忧喜交加。喜的是日寇终于投降，八年沦陷期中，我虽身为商会会长，不同于一般群众任凭敌人辱骂*躏蹂**，虽也坐汽车，摆排场，没耽误了发国难财，但那种任人摆布，为敌作着丧权辱国的勾当确在良心上不能自安。日本鬼子投降了，个人的身体和财产又得以安全保存，当然欢喜；但自己曾经附敌，曾经为敌在经济上作了八年帮凶，而且在政治上也跟着喊了八年“皇军万岁”和“东亚共荣”，尤其是作过日本的宣传工具，也曾亲口骂过蒋介石。于是又忧虑交加，害怕和耽心不知国民*党**对我这个汉奸将作如何处置，个人的生命财产是否还能保全得住。一忧一喜，内心十分混乱。但转念一想充当日伪商会会长虽说是附敌有罪，而却不同于省长、市长之流的大汉奸，纵然问罪也不过是钱上吃亏，只要自己不惜金钱的破费，对国民*党**多作一些供给支应，多作一些拥护欢迎的表现，也许可以幸免于祸的。于是我在商会又转而为国民*党***动反**政府服务了一个阶段。 日寇投降来的非常突然，大大出于在山东的国民*党**地方部队想象之外。尔时伪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尚在山东寿光县境张景月匪部的防地，赶奔济南不及，于是便指示他的所谓地下工作人员（其实也多半是汉奸），一方面联络敌伪实力，一方面设法阻止*产党共**解放军占领省会。在军事上他以朱经古（日伪教育厅长，何思源的曹州同乡）为桥梁，联系日寇住济部队，让日本兵守住济南阻止*军共**进驻，拒绝*军共**接收；在政治上以中统、军统在济人员与日伪山东省省长杨毓珣、济南道尹宋介、济南市长程镕等，让他们“维持”地方秩序；在财贸金融方面，则责成商会着各商店照常营业，并支援国民*党**入济匪军的供应。当时他们的*队军**在*产党共**占领的解放区中，寸步难行，一时进不得济南，只有少数政工人员和张景月、翟毓蔚等所部游击队化装潜入人员，在济南乱哄哄，这些人员虽是当时的“胜利者”，但仍要依靠驻济日寇部队的保护。在日寇面前仍然毫无一点民族气节，但到了伪商会则不同了，从作中山装料子服、买皮鞋、要钢笔，一直到吃吃喝喝，无不向商会伸手。而商会方面最初为了争取脱掉汉奸皮，也乐得唯国民*党**新贵们的所好尽量逢迎。但这样的人们继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多，吃的口味越来越高，穿的越来越会讲究，钱的数目也越要越多。而商会的经济来源却与日俱竭，逐渐就陷于疲于奔命难于应付了。 及至翟毓蔚的部队由章丘日军护接进城、国民*党**第十二区专员公署与日伪济南道署合流在东流水赈务会大楼成立了济南警备司令部、张景月的部队进入济南在饮虎池辰光阁成立了山东省警备司令部、何思源的伪省政府迁回济南之后，需要支应的头绪就更多了。他们要吃的，要穿的，要军粮的，要马草的，要炮台烟白兰地的，要桌椅木器的，要沙发罗汉床的，因人而异不一而足。最初他们对商会还客气，后来便逐渐嫌这嫌那，并且开口骂汉奸了。没等李延年的大队到来，商会供应力竭便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了。 在这一阶段我是与国民*党**当局打交道的，白天黑夜出入于他们的省、市政府和十一战区副长官（李延年）司令部，虽然疲于奔命，但也心甘情愿。直到当年的十二月三日，在我为国民*党**支应服务一百多天之后，我才以汉奸罪被他们扣押判刑。不过国民*党***动反**派惩治汉奸*国卖**贼，是极不彻底的，我就得到了他们的特别关怀，为扣押我，从省主席何思源到省会警察局长林凤楼，都非常客气的找我谈话，而且都没有说出扣押二字，及至我被扣押，警察局长还命刑警队为我开小灶伙食，住队长的宿舍，仍然优礼有加。直至解送第十一战区副长官部调查室（军统的特务机关）最后转送法院，经过审讯，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关了不到三年，随着济南市的解放，人民政府便以宽大为怀将我释放了）。
苗兰亭（生卒年不详） 名苗永芝，字兰亭，以字行。山东桓台人。青年时期来济南助其五叔苗杏村经营粮栈。由于善于经营，数年间苗家开设独家经营和与人合资经营的粮食与纺织等厂店数家。1932年成记面粉厂开业，苗兰亭任经理。1937年底济南沦陷，苗兰亭一度停职。
1938年2月被推举为济南市商会会长。
1939年3月，日伪当局在裕鲁当原址建立了山东省裕民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为苗兰亭，副董事长冈本先次郎。
1943年5月在市商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商会理事长。沦陷期间，秉承日军旨意，协助日伪当局向济南工商界摊派勒索、征收税捐，在“治安强化”运动中，倡议开展“兴亚献机”运动，为日本侵略者支应战争资财效力。日本投降后，于1945年12月5日被山东省高等法院逮捕，家产及其股份被查封。
1946年8月被山东省高等法院依据国民政府颁布的《惩治汉奸条例》，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10年。1947年12月南京最高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7年，褫夺公权7年。1948年9月济南战役期间，出狱回家。济南解放后，曾经营货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