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半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我爱把人生往事翻腾出来一幕一幕地放映。每当这时我总是惊叹：人生千步万步，关键的就是那么几步，踩上了，事遂人愿；踩不上，你的人生就是另一番安排，另一种模样。我的前半生也有那么关键几步，参军是其中之一。因为参了军，才确立了现在的人生走向。因此我对参军的情景记忆犹新，说起参军的事如同述说昨天的往事。
▲ 樊希安在部队时的照片
我是1972年高中应届毕业那年冬天报名参军的。当时我是高二的学生，“*革文**”中搞“教育革命”，缩短学制，初中高中均为两年，因此我上完高二便面临着高中毕业。此前，我曾经有过两次参加工作的机会。一次是公社（现为乡）挑选通讯员，要从高中选一个办事机灵、能说会写的学生充任，据说初选时是我。我听说后很是高兴一阵。虽说通讯员的工作无非是打水扫地、抄写收发，但每月20多元工资，过两年还能转为国家干部，这令许多年轻人神往。后来我终于没去成，我的一个同学去了，传说因我家“没门子”被人顶替。这些实情我并不知晓，只是朦朦胧胧听说的。
另一次是我二哥在铁路公安任上因公牺牲后，初定让我去接班当民警。当时我二嫂也想去参加工作，考虑到她以后再没机会，去了之后也有利于解决两个孩子的户口和今后的工作，全家便同意了。这次我又没有去成。父亲给我说这事，也算是征求意见，我说：“我不去，让俺嫂去！”而且我还暗下决心：高中毕业就回村务农，哪也不去了。就那么“脸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照顾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妹妹和二哥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尽为人子、为人弟、为人叔的责任。因此接下来的学生生活很平淡，除了爱好写作希望稿子能在报纸上变为铅字外，再无别的奢望。只等高中毕业证书一到手，便扛着板凳回村务农去。
▲ 樊希安二哥当铁路公安时留影
就在临近毕业时，学校传达了政府冬季征兵的命令，规定应届毕业生可以报名参军，有此意向者可回所在村报名，三天内报名截止。这一“号召”如同巨石投水，在我原本平静的心里掀起了波浪。夜晚，同学们都睡下了，我沿着黑灯瞎火的操场走了一圈又一圈，心里矛盾极了。去？不去？心里一个劲地盘算，小北风嗖嗖地刮着也不觉冷。从心里说，我真的想去，自小就向往绿色的军营生活。我们村里先后几批人出去当兵，海军、陆军都有。还有一个在*疆新**当边防兵提了干，回来探家穿四个兜的干部服，一走路“嗵嗵”直响的大头皮鞋，嗬，那个神气。
我的一个远房堂兄在山东长岛当水兵，还给我来了信，说什么“大海在欢唱，海鸥在飞翔”，让我羡慕得不得了！再说，当兵保卫祖国是每一个青年的职责，响应号召理所应当。但是，说去也难。难就难在家里眼前的境况。父亲已年过60，母亲也50多岁了，两位老人在二哥去世的打击下骤然苍老，白发日增，家中还有一个14岁正在上学的妹妹，再就是二哥留下的一个3岁、一个1岁的孩子。大哥还在外地，大姐、二姐早已出嫁。算来算去，家中就剩下我这么一个男子汉，我拍拍屁股走了，家里谁来支撑？我还尽不尽一个男子汉对家庭应尽的责任？在忠与孝之间，在前途与责任之间，一个年方17岁的高中生，实在是难以抉择啊。一直到东方的天空现出了鱼肚白，在操场转悠的我才有了“决策”：先报上名再说！
学校离村子三四里地远。报名截止的头一天下午，我骑车回村，直奔村支部书记家中。支书听说我要报名参军，说：“中，中，我给你报公社。”又问，“你给家里商量了吗？”我说：“我因着急，先找你报名，这就回家给父母说去！”到了家，我向父母说不出口。因为心虚，连父母的眼睛都不敢看。他们对我不到星期天就回来家很奇怪。母亲关心地问：“取馍吗？”父亲过来说，“取面吗？”我急说：“不取不取”，一头扎进自己的房间，撒谎说“取点东西”便出门骑车而去。
纸里终究包不住火。报名参军终非一件小事，又要政审，又要外调（那时参军对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要求甚严），还要通知到县城体检，父母怎能不知道！但那时，我还认为父母不知道哩！周末回家我装着无事人一样，父母也不说啥。吃罢晚饭睡得早，也是心里有事，天不亮就醒了。我住的厢房紧邻父母住的正房，隔墙就是父母睡房的窗户，竟隐隐约约地听到了父母的对话。先是母亲嘤嘤的哭泣声，接着听她恨声说道：“这孩子也太胆大，这么大个事也不跟家商量！”父亲半天没做声，过一会儿才说：“孩子心里作难呢！”“你愿意他去？”母亲问。
“咱咋能不让孩子去哩！国家号召，也关系他的前程哩！人家的孩子想出还出不去，咱能把孩子霸在家里？耽误孩子一辈子你不后悔？”“他走了，家里可咋办，家里一个壮劳力都没有啊！”母亲说。“只要他自己愿意去，咱不拦他，家里有我顶着呢！希旺妈，你可不敢说那落后话，影响孩子的前程哩！”父亲说。母亲又哭了：“我哪是不愿意他去！我是舍不得孩子啊，他才17岁，身子骨单薄，又没出过远门呢！听说招收的是打山洞的工程兵。老二希成没命，去世了。希安再有个三长两短，咱俩可咋活啊！”父亲没声了，似乎也在流泪。听到这里，我哭了，怕哭出声，用嘴死死地咬住被角。
第二天早饭后，父亲沉静地问我：“听说你报名参军去？”“是，我想去试试。”我声音不大。父亲声音却提高了：“这么大个事，也不跟家里商量！你要干的是正经事，我和你妈能不支持？”“爸、妈，我也是拿不定主意，不好给你们说呢！我就是想报名去试试，也许验不上呢。验上呢，就去；验不上呢，就不去。去不去，我听从爸妈的决断。”我说的是实话。父亲很干脆地说：“去不去，你自个拿主意，这关系你的前程。你要去，我和你妈不拽你后腿！”好父亲啊，这是表态性发言哩！母亲没说啥，一边洗碗，一边站在锅灶旁抹眼泪。
我家几代贫农，亲戚家亦都如此，大哥二哥都先后入了*党**，参军政审关顺利通过。虽然报了名，但我心里仍犹豫不定，身体检查便成了关键的关口。我给父亲说“验上呢就去，验不上就不去”，心里是偏重想去的，但又不忍割舍父母；如果验不上去不成，也不特别的遗憾。我就是在这种矛盾心态下去县城参加体检的。参加体检的人各种心态都有。有怕验上的，故意说自己有多种疾病。有怕验不上的，担心身高不够，量时往上踮脚；担心血压高，量血压前急忙喝几口醋。我没有这些负担，身体又精干结实，103斤的体重，1.68 米高的个头（差2公分1.70 米，因此没当上去北京 8341 部队的特种兵），关关都顺利通过了。最后一关时，一个带兵的人拍着我脑袋说：“小伙子，身体不错，准备接入伍通知书吧！”结果，我们村4个人体检验上了3个。
从县城骑车回村的路上，我心里又兴奋又沉重，反复想着：“我这一去，家里怎么办？父母怎么办？但验上了不去，不就成逃兵了吗？”想得过多，以至进了村口也没觉察，车把竟没拐弯，直冲路旁一个两米见方的井口而去。“咔嚓”，车倒在井台上，我趴在井沿边，差点掉进井里去。我“妈呀”一声双手紧扒井口，侧身翻下井台，才避免了一场大祸（至今想起来仍然后怕。前些年回老家，看到这口井已被填平，上面长着绿油油的麦苗）。当时月色初起，四下无人。我磕绊着爬起来，揉揉膝盖，没坏；转转胳膊，没掉；摸摸耳朵、鼻子，也都在位，这才放了心（若是真掉进去，别说参军，命也没了呀。哎呀，天不灭我）。
害怕父母担心，我跌坐井口的事只字没提，他们也没发觉。只是问我验兵验得如何，验上没有？我不能再骗父母了，满有把握地说：“看来是验上了，人家让我等接通知书呢！”父母似乎早有思想准备，没有任何惊讶。父亲郑重地说：“我和你妈商量了，验上就去！自古道‘忠孝不能两全’，你替国家尽忠吧，不要惦念家里！”这晚天上的月光格外明亮，我仰望天空，备感圆月的温柔、慈祥和胸襟博大，迟迟没有低头。我怕低下头来两汪热泪夺眶而出呀！
▲ 几十年后的樊希安，已成为中国著名的出版人、作家
身体也验上了，父母已明确表示支持我去，带兵的干部也见过我，他们看了我写的东西，知道我肚里有“墨水”，愿意带我走。看来，当兵的事是“板上钉钉”了。没成想好事多磨，村里有的人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揭发我虚报了年龄。现在从实招来，我当时真的是虚报了1 岁。因为我生于1955年3月，属羊，当年实岁17岁，虚岁18岁，规定是年满18岁。我报的是 1954年3月生，属马，正好18岁。这样报也有我的“根据”，因为父亲当年为了让我提前上小学，给我报名时增大了一岁，户口本也相应改过。
这样，从户口本上看当兵的年龄够了，实际却不够。但那时我不能“实话实说”，实话实说，当兵的事不就泡汤了吗！既然有人揭发，就得调查核实。虽说年龄不够踊跃参军是爱国行为，但毕竟是弄虚作假啊，查出来那还有好！为此，带兵部队、公社人武部也都来了人。他们先到村里几个有和我年龄相仿的成员的人家去调查，结果其说不一。也没查出个结果。最后来到我家。我们已事先得到来家调查的消息，大姐怕母亲临时反悔，说出我年龄不够不让我去的话，一再叮咛：“妈，你可不能说小安年龄不够啊！”妈开始没吭声，后急了，瞪她一眼：“我是憨子吗！”父亲显得很沉着，威严地扫家里人一眼：“谁也别多说话，有我和你妈呢！”
调查组的人来了，其中还有一个是我高中的政治课老师，名叫崔得海，平时对我很关心，他是临时被公社抽去帮助做征兵工作的。一行人坐定，带队的人开门见山，说“我们要核实一下希安的真实年龄”，说完开始询问我的父亲。父亲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说：“希安是1954 年生的，属马，就是咱们这里闹入社那一年生的，同年生的本村有小社、小香等，不信你们去打听。”话不多，有根有据有板有眼。带兵的人转向我母亲：“大娘，你说说。”母亲捋一捋头发说：“他爸说的是哩，俺家的孩子俺不知道年龄？别听别人瞎嚷嚷，孩子是从我肚里生出来的，我最有发言权！”母亲一席话把众人“轰”地一声说笑了，气氛登时活跃起来。记得那天来调查的同志很和蔼，还在我家吃了午饭呢。
1972年12月17日，我正式接到入伍通知书，换上了崭新的军装。要求21日到县城报到，穿上军装到离家只有3天时间。我是多么想利用这时间多在家待会儿，多在父母身边待会儿啊！但母亲是个礼数周全的人，她给我准备好礼品，一定让我去各亲戚家探望。她说：“你一走好几年哩！离家几千里，离家前再去看一眼你外婆、舅姨和姑姑们吧！”我那几天忙着串亲戚，也抽空到母校去了一趟。我和再有一个月就要离校的同学们紧紧握手，拆开几包烟分送大家抽。同学们说了不少“在部队立功”、“多来信联系”之类的话，还送了不少写有火热赠言的笔记本，自有一番惜别之情。
临离家头天晚上，大哥、大姐、二姐都来了。大姐送来了母亲让她给我缝制的家织布衬衣衬裤，还有一个绣有“自力更生”四个字的枕套。年过70岁的大姨，踮着小脚，打着小玻璃灯笼摸黑走了一里多地，送来10个煮熟的鸡蛋。全家围坐在一起有说不尽的话语。父亲一遍一遍地交代我在外要注意的事项。白天他已找过和我一起当兵的同伴、年长我5岁的我的一位同族“叔叔”，用央求的口吻说：“小安小哩，没出过远门，他妈不放心。你在外要多关照他，我把孩子托付给你了。”现在，他仍不放心，反复给我传授他过去出门的生活经验。母亲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坐在那里啜泣，大姐二姐不停地安慰她。
▲ 《鹏城飞歌》新书发行会现场，著名作家樊希安与深圳部分老兵在一起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便是第二天清晨。刚吃完母亲给我煮的送行饺子，村子里欢送参军的锣鼓就响起来了。依依不舍的亲人、依依不舍的乡邻，簇拥着把我送到村东口的公路旁。母亲没到村口送我，她坚持要来，我坚决不让，我怕痛苦的别离再度引发她的伤感。她站在堂屋给我送行，只见她那驼色头巾一闪，我泪眼模糊，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那时村里没有汽车，也没有拖拉机，是村支书骑着自行车送我到公社人武部报到的。毕竟自行车要快一些，当我们赶到了公社，步行而来的父亲、大哥还在路上。得到我们新兵已在公社集合提前向县城出发的消息，正在途中的父亲急了，60多岁的他横穿麦田，一路抄近路小跑，满脸淌汗气吁吁地追赶上我们的队伍，急切地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卷钱，拉着我的手说：“给，这些钱你带上，缺啥了就买！”望着脸上皱纹密布、满头蒸腾热气的父亲，望着勤劳坚强、辛苦一生的父亲，我的泪眼又一次模糊了视线。
1972年12月21日，天空飘洒着碎银似的雪花，我们乘坐汽车从县城出发，到就近的火车站换乘军列，火车轰轰隆隆地向南奔贵州而去，我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军旅生涯。
参军确实是我人生的关键一步。我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还被推荐上了大学，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为我的一生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但这关键的一步，是父母支持、帮助我踏上的。没有父母的支持，我便没有这一步；而没有这一步，其他步都不可设想。因此我能有今天，混得还算人模人样，我终生都要感激我的父母！而我的父母为了我这一步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终因操劳过度，先后离开了人世。家庭负担过于沉重，全靠父母的肩头去扛，他们是累死的啊！每念及此，我都深深地内疚，为自己的“自私”而内疚，为没尽到一个男子汉对家庭对父母应尽的责任而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