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天府之国﹣﹣四川的彭县。
这个县在唐宋时期叫"彭州"，不隶于成都，而是与蜀、汉各州等齐名，政区级别是很高的。州官叫刺史，唐诗人高适因为做过彭州刺史，所以人称高彭州；宋诗人陆游当过彭州推官，写过《天彭牡丹谱》，盛称"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至今县北犹有丹景山。
这个县在清朝末年，虽然还是土地租佃制为主的封建社会经济，但手工业和商业已相当发达，文化教育事业也相当开展，这些都与那个时期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有关。
这个县的西北山既产铜、又出煤。四川的铜货币，当十（即10文铜钱）的，当二十（即20文铜钱）的铜元，就是用西北山所产铜铸造的。煤，为了运输方便，都先在山里焦化以后，才搬运下山，即焦炭，彭县人称为岚炭，主要用作家庭燃料，也用来炼铁。
这个县的商业和小手工业大都是本县人经营，但有两个大行业，却掌握在外省人手中：（一）钱庄（经营汇兑、存放等）都在道地的陕西（可能是三原、泾阳一带）人手中；（二）盐店，当时实行票引制度，独家专卖。掌握在安徽桐城的方姓盐商手中。
这个县基本上还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大地主少，中小地主多，更多的是富农。农田的产量不低，因为属于都江堰的内江灌区，水利好，有条清白江横穿县境。一年两熟，分小春的蚕豆、豌豆、小麦和秋收的玉蜀黍、稻子。即或没有地面水，地下水亦极丰富，挖成大泉，用大鹅卵石砌一周，旁建水车，清泉便汩汩而出。但山区就不然，地很薄，只能种红薯（四人称为红苕）和玉蜀黍（四川人称为玉麦）。
清白江由新繁县一路奔流而来，江上有座长木桥，名卧龙桥，桥上建瓦顶走廊。平时可以遮阴避雨，逢场赶集也就利用桥廊做生意。就在那里，还有一个清白江镇，为彭县到成都的必经之地，又恰是半路，我春秋两季去成都上学，寒暑假由成都回家，一定经过清白江镇。镇上有个好菜馆，炒的菜真是味美价廉，来回总在那里"打尖"（吃午饭）。现在这座木桥已改建为水泥公路桥，桥上的瓦廊已踪迹皆无了。现在桂林漓江上还有这么样一座桥。贵州、云南的瑶区或苗区，也还有这样的木桥。
这种桥的建筑形式，国外亦有，如意大利威尼斯的高桥（ Rialto )，佛罗伦萨阿尔诺河（ Fiume Arno ）的老桥（ Ponte Vecchio )，桥上都有店铺房屋，不过不是廊，而是一条街。只因为这些桥都在城市里，老桥上的店铺全是金银首饰店，颇为特殊罢了。泰国曼谷的桥也有类似的情况。
这个县城里，东南西北四条大街，交叉成一个十字路口。当时的商品布局：东街是坛坛罐罐（主要是陶瓷器），北街是绫罗绸缎（主要是丝棉织品及丝业），西街是菜馆客栈（主要是酒饭馆和各色熟食品），南街是黄糖挂面杂货铺。说也奇怪，七八十年过去了，今天彭县城里的店铺，大致还是这个格局。经营方式是很古老的，如对顾客给一个"折子"，凭折子拿货记账，一年分三季（端阳、中秋、年终）清账。届时如不还清，可以部分延到下一季。我记得我家就有好几个折子，如药店的、绸布店的、杂货店的等。这个经营方法可能带有全国性，以前北京琉璃厂旧书店、旧字画店、旧陶瓷店并不现买现卖，一样的三季清账，不过不用折子罢了。
县城人口的构成，颇为奇特。据说真正的四川人只有杨姓一家，其他则为福建人和陕西人。福建人有福建会馆，其神庙建筑就是"天后宫"，福建本地供祀海神，统名"天妃"，到了四川，没有海，反而升级称"天后"了。它还用庙产公款办了一个小学，取名"闽省公立小学"，在南街。陕西人有陕西会馆，其神庙建筑就是"三元宫"，也用庙产公款办了一个小学，取名"秦省公立小学"，在北街。而四川人也有一个会馆，叫"川主宫"，明显地自命为"主人"，但没有办小学。某些地方又有湖北麻城人、孝感人，但没有会馆神庙。
乡下有个别村落，是广东的客家人，在自己内部还说客家的广东话。这些移民是怎么一回事，也无法去深考了。四川流行的人事表格都另加"原籍"一项。譬如我不只填彭县人，还要加"原籍陕西泾阳"。
我的祖籍是陕西泾阳﹣﹣有名的"龙女牧羊"之乡（《柳毅传》)。幼年读小学时就上的是秦省公立小学，对本籍人免收学费。彭县，除了福建、陕西两个小学之外，还有一个利用原九峰书院办的彭县小学。在变法运动影响下，这两省移民自办小学，利用神庙多余的房屋，没有发生打菩萨的事。但办中学要有相当规模，就把南门外距城十多里的普照寺的菩萨打了，把整个寺改造为"彭县县立中学"。八九十年前这种改革举动是很惊世骇俗的了。中学办得不坏，数、理、化课程都是从日本请来的日本教员，还有理化实验室，这在当时说来，可谓现代化极了。我的大哥、二哥、三哥都是这个中学的学生。
这个县受戊戌变法的影响，看来民族（汉族）主义和民主思想正隐隐约约地在那里酝酿和扩展。手工业虽比较发达，但封建的土地租佃制还是当时的基本经济形态，所以从上层建筑上表现出来的*动反**的落后的东西，还很不少。辛亥革命时才又受到一次冲击。
1911年，辛亥革命，当时我才八岁。
四川的辛亥革命是在"保路同志会"的名义领导下进行的。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全川地主根据各自拥有土地的多少，摊派股份，筹集资金，铺设民办的川汉（成都至汉口）铁路。现在想来，这原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正规的道路，是地主向产业资本家转化的一个尝试。清朝政府忽然看上了这条铁路将会带来的经济收益，而又不能筹集政府资金，就强迫把地主资本转为官僚资本，美其名曰："收归国有"。于是地主绅士集团就利用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会，进行保路斗争。在清末政治混乱、经济萧条、列强多次武装侵略所形成的赔款割地的情况下，丧失土地的农民，自然就成为哥老会在农村的基础。哥老会本来就跃跃欲试了，再加上同盟会在哥老会中有意识的活动和组织，其势遂不可挡。三方联合，地主士绅只要保路；哥老会恐怕自己也弄不清楚它有什么一定目的；倒是同盟会的主张比较清楚。这支保路同志会，扩大了斗争目标，不仅保路，而且进而要*翻推**清政府。因此辛亥革命在四川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和内容，和其他各省都不大一样。就拿江湖好汉来说吧，浙江出了一个王金发，湖南出了一个焦达峰，而四川哥老会的大小头目很多，组织也遍布远近码头，其人数和范围，远比浙江、湖南要多得多，大得多。吴玉章的回忆录《辛亥革命》，李劫人的小说《死水微澜》，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他们比我年纪大，记录翔实，我那时还是个八岁的孩子，何回忆之有！
保路同志会兴起时，大家亦不知是何阵仗，家里为照顾方便，把我送到山里的一个亲戚家里。城里小孩初看见山，颇感新鲜，视野奇特，活动面的立体范围大了。不过只住了两三天，大概社会秩序已经风平浪静，又把我接回家了。回家后一个大的感触是三哥已剪掉了发辫，并且忙于替同志会干什么。据说，这个县城里最先剪辫子的就是我这位三哥。他那时刚十八岁，文笔不错，同志会的上上下下都是文盲，就由他自愿去当文书，替他们干些起草文件、写写布告一类的事情。这位小青年居然在县城里轰动一时，成为*反造**派的积极分子。他大概心里也在考虑什么，认为这些人不行，成不了什么事业，不久就退出，到成都去，考进了四川军官学堂，从此走上职业军人的道路。
这个革命一开始，反满的意义恐怕占首位。我们家里挂在门口的旗就是一大幅方白布，中间写个大"汉"字，"汉"字周围有一圆圈，作车轮状，表明革命旨在*翻推**满族王朝，恢复汉族的统治。但后来又正式改为红黄蓝白黑五色长条拼在一起的五色旗，解说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一个色代表一个族。大概有识之士，发觉这个"汉"字既不符合我国民族构成的现实，也不能代表多民族国家的体制，看来这个国家有必要把才被*翻推**的满族亦要包括进来。只是那个代表清帝国的黄龙旗永远作废了。
大概在1912年，县里发生一件至今想来还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那时作为一个九岁小孩的我，怕极了。在彭县经营汇兑业务的都是陕西人，一家钱庄里陕西来的店员张某和一个哥老会骨干徐如廷的妻子私通。东窗事发，张竟设法将徐杀死，并立刻雇轿携徐妻向回陕西的大路逃跑。事情被县城的哥老会头子，俗称"总舵把子"（哥老会头子的通称，当为掌舵之意）的徐图南知悉，当即派人将这一男一女追回，张某在半路就被杀掉了，徐妻则被押回县城。徐图南在东街九皇宫自设公堂，审判这个女人，判处活剐。她被抬在一座敞轿上，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然后在西门城外执行。什么叫"剐"？我不想加以描述，不知字典上对这个字是怎么解释的，总之是极为残酷罢了。这只能发生在一个极端封建的社会里，可能是哥老会的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混合产物。更可怕的是因此而产生的一连串的谣传。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说是每天黄昏时候在那里听到过有女人叫哭声："要火"-﹣这是四川的葬俗，死者下土后的当天下午要去送一次火，否则，在阴间他或她就无法烧饭了。当然，哪里有人敢去送火？于是一到黄昏就叫开了。最后还是有一个胆大而心善的人去送一次火，谣传才逐渐熄灭了。真可怕，弄得我一到下午就不敢出门。最后，这个事件惊动了成都警察厅长杨维（莘友），一个同盟会要人，带了武装，来到县城，一下把徐图南捉起来，宣布罪名，加以处决。这一来，声势很大的彭县哥老会，遭到这次打击，特别是那些所谓"舵把子"都销声匿迹了。这件小事，对我的童年刺激很大，因而印象特别深，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而别的什么就都忘记了。
此后就开始进秦省公立小学念书了。当时的小学学制是初级小学三年，高级小学三年。课程是国文、算学、格致（今自然）、地理、修身、手工、体操，高小加英文。课本除体操、手工外，都是用商务印书馆的本子。教员就不大记得了，只记得国文教员有位弓子和老先生，会写钟鼎文。一个小县城的小知识分子，能写钟鼎文，而且有兴趣于写钟鼎文，可能还有点学问。在学校的空地上，他又勤勤恳恳地种上千株菊花，从育苗、打叉、施肥、上盆、扎枝，都是一人动手，雅兴不浅。我开始写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平平仄仄，就是向他学的。我那位二叔祖以秀才资格当小学国文教员，亦教过我。教国文仍然是私塾办法，要朗声诵读，读熟后还要站在教员身边背。再就是一周作一篇什么说、什么论。其实懂得很少，作文的第一句总是"今夫人生天地之间"，随便乱接下句，不知所云。但亦能得到个八九十分。上午三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上完课就了事，并无现在所谓"留作业"之说，那时的小学比现在轻松多了。因为历史、算学、格致等都用不着复习。高小的英文也不过是"来是 Come 去是 go ，开门就叫 Open door "，虽觉新鲜，亦无什么趣味，总之是学得很差。整个小学时期的学习都不怎么样。这有自己的原因，而学校水平当时也就是那个样子。几弟兄都不农、不工、不商，实际上家庭也不是世代的知识分子家庭。所以从中学到大学，数、理、化最差，小学基础就没有打好。
小学同学中，却出了一个早期的*产党共**人，这就是五卅运动中在上海牺牲的何秉彝烈士。
童年的生活，我还记得一件对我后来有直接影响的事。我家的男性成员，父亲、二哥、三哥（大哥早死不算），都会喝酒，而且酒量相当好。我却一直不会喝酒，滴酒沾唇，就脸红心跳。七八岁时有过这么一件事。有一年春节，五六个年纪差不多的男女小孩，相约各自在家偷些酒，偷些菜来，这在过年时是很容易偷到手的。偷来后集合到一个亲戚夏季乘凉的船厅，大吃大喝一顿。酒是多种来源，因此是杂酒。这批小孩真所谓顽童，不知酒的厉害。可能还仿效大人的拼酒、闹酒，开怀畅饮，于是所有参加者都不知不觉地一个一个醉倒了。隔了一段时间，各家不见自家的小孩，才这家问那家，那家问这家。虽经四处寻找，亦无踪影。那个船厅，是夏天纳凉的地方，谁也没有想到这批小醉鬼倒在那里了。时间大概已过了大半天，拼命寻找，才偶然发现都倒在船厅的大木炕上，醉死过去了。据说我被领回家后，又整整过了一天一夜才醒过来。长大后不会喝酒，这可能是一个直接的原因，使得这一生不能尽情地领会饮酒的乐趣。
那个时代，那个地方，这个家庭是很落后的，保存不少迷信的风俗习惯。幼年时候，偶然有个头痛脑热，母亲必然要"叫魂"。方法是点炷香，把一个鸡蛋平放在手心里，然后走到门外，大叫其"某某回来了"，我则随答一声"回来了"，直到这个鸡蛋直立为止。如此连叫几天，最后把这个鸡蛋蒸给我吃，魂就附体了。魂就是鸡蛋。还记得我生过一场大病，发高烧，什么病，很难说，可能是肺炎。中医开方用的药有犀角、羚羊角，中药中的特大凉药。但总认为有鬼，药靠不住，就请一场端公（四川专门从事做法事捉鬼的职业巫师），大锣大鼓，大唱大闹，真有鬼的话，图个安静，吓也吓跑了。这且不算，做一大阵法事之后，那个端公头子，来到我床前，拿一把剑东指西刺，大叫几声，就听见房屋瓦顶上沙沙地响，响声渐小渐远。然后宣布小病人出街带回家里的鬼，已被捉走了。法事到此结束。当然，因为吃了犀角、羚羊角，退了烧，病亦好了。是不是捉鬼这个法术也有份，就很难说。别的我没有什么印象，但屋瓦上沙沙大响一阵，我确实听见。直到现在，偶尔讲关于捉鬼治病的迷信时，我还很有兴趣地讲起童年时代的这个故事。问题是我始终不解那屋瓦上沙沙之声是哪里来的？所以巫师也把我迷着了。可惜的是，七八十年后的现在，还有这样的鬼，还有这样的端公，能够叫人相信，藉以谋生。
【李一氓（1903—1990），四川省彭州市人。1925年加入中国*产党共**。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科长、南昌起义参谋团秘书长，后在中央特科工作。参加过长征，并先后任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新四军秘书长。抗战胜利后，先后任苏北区*党**委书记、华中分局宣传部长等职。1990年在北京因病逝世，终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