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干过研修生管理老师的人。
交代一下背景吧：以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最后的签证到期日比我毕业日期推迟了半年了，所以最后这半年的时间就留在日本的一个劳务公司干了半年管理老师。
1
我和这公司老板怎么认识的呢？非常有意思，讲两个事儿吧。
第一件，忘了什么时候了，有一天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打工能不能让我替他去一下，就是得熬一个晚上，地点是北海道苫小牧市的一个医院，照顾个病人。
一晚上给我一万日元，想都没想我就答应了。
当天买票从札幌坐了很久的电车才到苫小牧，朋友已经在医院收拾好东西等我换班。
休息室有两个人，一个是我朋友，另一个是病人的哥哥，一句日语不会，因为弟弟出事儿，当地政府给他弄了个加急签证直接就来日本了。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到了日本十天，除了医院还没去过别的地方。
至于他那个住院的弟弟，来日本的长期（三年）研修生，工作地点北海道平取，已经相安无事的工作了两年，最后一年马上就要期满回家的时候，他选择喝了一瓶除草剂加半瓶不知什么渠道得到的*眠药安**。食管全部烧坏，昏迷了几天，苏醒以后目前还不能说话进食。
我去的时候，是他开始恢复进食的第一天，在这之前他在有意识了情况下已经饿了不知道多少天，只能靠点滴维持生命。
所以我至今忘不了他见到一点点营养食品时，眼神里那个急切和渴望，非常令人难受。
晚上我和他哥哥在医院外面抽烟，他哥哥对他的自杀完全想不通。我则认为他是不是被劳务公司骗了，毕竟劳务公司一直以来的形象都是负面的，我这么想理所当然。关于这个事就说这么多，剩下的之后说。
第二件事儿，还是上次那个朋友突然来的电话，这次是北海道一个精神病院，一万五，给钱就是爹，去！
这次到了之后朋友不在，劳务公司两个管理老师在，也是我第一次见他们。大家都不认识，也就没多说什么，大致交代了一下工作，女患者不会中文，我当个翻译就好。然后他们就先走了。
之后医生带我去看她，七拐八拐的到了精神病院三层的一个单间，门外是厚厚的铁锁，白色的门上开了一个带玻璃的口可以看到里面。
里面是一个大约二十平方米的房间，门右边是一个马桶，马桶旁边是一个类似屏风的格挡，除此以外屋里没有任何家具，只有地板，地板的一角铺着一床被子，一个瘦弱的女人穿着睡衣坐在上面。
见到我们来了，她站起来走到门前，趴在玻璃上看着门外的大夫和我。
这时候我已经吓得不行了，大夫直接把门打开了，虽然她听不懂日语，还是进去象征性的介绍了一下我。
“你好”，我说。
“求你了让我回家，我想孩子。”
这是她那天唯一和我说的话。她一边说，眼泪就掉下来了，情绪不太稳定，医生说让我还是先走吧。
她不让我走，我告诉她第二天我还来，于是就暂时脱了身。
第二天早上九点，准时到了精神病院。正好赶上精神病出来放风，满楼道的隔断都打开了，20多个精神病在楼道里面晃悠。
大夫一看我站那儿也不太合适，给我开了一间空病房让我进去等，还特么把门锁上了。
于是我就一个人在神经病的病房里等了一个小时。
十点的时候放风结束，我终于也出来了，再一次进到了她的病房，这次她状态还不错，说话像个孩子，夹杂着很多不安和恳求的语气。
我俩坐在地上，她给我讲在家乡的生活，讲她的孩子，讲怎么做陕西裤带面。她说我是好人，喜欢和我聊天，情绪和昨晚相比平复了很多，也说不太习惯医院的伙食，让我转告大夫什么的。
这一天相安无事，她的语气不太正常但是情绪比较稳定。
下午劳务公司的社长来了，这是我第一次见社长，他直接来到了病房看她。
而一天都比较平稳的她见到社长就哭了，抓着社长的手一直说“谢谢社长”，“我对不起社长”，“我一定听社长的话”。
在场的日本大夫不明所以，我虽然也是一知半解，但是我知道这个反应不正常，至少这位社长，掌握了她的生杀大权吧。
关于她的事情，我也是后来才了解的，跟刚才那个故事一样，留个悬念最后再说。
通过以上两件事，我认识了社长，也算是初次接了两次与研修生相关的工作，工作内容都不怎么样，让我对这个工作没有好感但是充满了好奇。
我没想到跟社长聊了聊，他还挺中意我的，让我留在他公司干半年直到签证结束。
我考虑再三，退了机票，答应了社长的请求。
2
接下来的事情，我保证陈述事实，说一些我看到和听到的故事，最后也许会写一写我对研修生制度的看法，想直接看总结的，等我更完后请跳到第二条分割线后面看。
公司名称还有研修生来源城市我就不透露了。
4月初，第一次巡回就是在北海道的夕张，那里产出全日本最贵最有名的哈密瓜，而这些哈密瓜大多出自中国人的手。
由于哈密瓜在大鹏种植，修整瓜苗的时候也需要很大的耐心，因此夕张的全部研修生都是女孩儿，工作时间9个月。
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她们在医院检查身体，简单了见了一面，基本都是20~30岁之间，有的是独自一人前来，有的是和老公一起，但是老公分在日本的其他地方。
住宿条件不算是很好，4~6个人一个宿舍（一整间大平房）。
夕张是农村，而且和传统意义上大家理解的干净的日本农村不一样，夕张完全就是一个非常破败的地方，甚至没有抽水马桶。
那天我去和所有研修生打了个招呼，然后公司人开车带着我，用两天时间转了20多家农户，都是简单的寒暄一下就走了，没留下什么太深的印象。或者说，我觉得夕张的农户还都算是不错的。
第二次巡回是在平取，北海道中部地区，离札幌很远的地方。平取的农村比夕张整洁一点点，但是民风彪悍，思想落后，也是农户和研修生产生矛盾最多的地方。这里的研修生大多就是三年生，混了三家劳务公司，男女都有。
人一多了就容易出事，研修生之间搞破鞋的，打架的，勾心斗角的有的是。
由于封闭，场主对中国也不了解，偶尔有几个人说话的时候充满了傲气，买个面包都要问问研修生这个中国有没有。
还有那种特别变态的，家里两个女研修生，平时干活儿就老色眯眯的看，后来不让人家女孩子拉宿舍的窗帘。农户的老婆看见了一肚子怨气但是不好埋怨自己老公，有的时候火气就撒到研修生身上。
所谓管理老师，就是平这种事儿的。
我去的时候这个色老头的事情已经让公司的同事解决了，所以细节我不清楚。
我参与的是另一件事情：农户丸山家的研修生不干活儿了。
三年的研修生，刚来日本三个月。
不干活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同样都是种大棚西红柿，他在国内也干过，但是到了日本场主总说他的活儿不行。二是有的场主休息的时候给点饮料或者零食吃，他们家只给水和面包。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中日两国在农业上标准肯定是存在差异的，给别人打工必然要遵守人家的标准，第一点研修生欠考虑这个无可厚非。
第二点其实并不能强制场主提供什么东西，但是我们的观点也很明确，多花那几百日元，研修生愿意高高兴兴把活儿给你干完了，所以场主适当提高一点儿标准也没什么问题。耐心劝了半个多小时，就算是没什么事儿。
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场主山田一直想把自己家的研修生辞退，原因是干活儿太慢。
实地看了一下，研修生个子太高了，腰不太好，在大棚干活儿确实有些费劲，比别人慢了不少。但是场主不想要他还有另一个原因：以前场主的儿子不在农村帮忙，今年回来了所以人手充足，研修生要不要无所谓。
考虑到研修生本身不想走表示会努力，再加上厂主有他私人的原因在里面，辞退的要求公司无论如何不会同意。
好好说了说，总之留下先干着。之后平取（地名）的巡回就算是结束了。
夕张和平取（地名），就算是热身，有同事带着也没那么多事情。
3
高潮从5月份开始，公司给我派到了群马县的嬬恋村，独自一人看管38个研修生，真正的故事现在才算开始。
5月刚到，正式开始管理没有几天，吃了第一个下马威。
研修生叫闫军，性格比较内向，刚上班一个多月就表示自己不干了，问他原因，他就说是身体不舒服，但是医生检查都没有问题。
场主每次打电话都跟我急，我也只能一次次的劝闫军，来都来了，嬬恋（地名）的工作总共也就半年，而且提前回去不但不挣钱，提前交的保证金中介也不会退。
成军每次都是答应的特别好，但是一到干活就不好好干。
场主找了我四五次之后，我把公司的专务从东京也叫了过来，依旧是劝说无效，问什么都不说，就说是身体不好。
无奈之下只能和场主沟通，把闫军临时带了出来，先住在我的宿舍，平时收拾收拾屋子做做饭。
专务交代的也很明确：可以的话让他回去干活，实在不行就让他回国，在我这边干几天活儿，公司象征性给他点儿钱，也算能在机场给孩子买点儿糖带回去。
于是他差不多和我一起呆了一个月吧，公司社长专务还有我都劝他，也让国内家属劝，都不管用。最后还是送回了国。
把闫军送走，村儿里别的事儿层出不穷。
工作初期，问题最多的是场主，每家的场主都嫌自己的研修生工作有些慢，或者不到位。
遇到这种情况基本就是好好和研修生说，第一是因为刚开始慢一点正常，毕竟也不太熟悉；第二是因为专务告诉我这么一句话：研修生再慢干的也比日本人快，工资还便宜，别太逼他们。
至于研修生，大家表示工作太少了挣的钱不够，想多加点班多挣一点。
没错，我要说工资了。
当时的工资标准时间太久了我真的忘了，反正是当地的最低薪资。
工资分为普通时给、加班时给、深夜加班时给、休日时给、休日加班时给和休日深夜加班时给，一个相应时段的工作时间乘以相应的时给，就是他们一个月的工资，扣除住宿费用和保险，剩下的就是他们到手的钱。
嬬恋是种大白菜的地方，5月开始工作不算繁忙，基本上一个月十几万日元，收获的时节需要早上两三点开始去山上砍菜，工资一下子会升高到二十万日元以上，最多的我见到的是二十六万日元。
我们的研修生，最多的一家一天收获时工作16个小时，持续了不到一周，还好最后扛下来了。
与之相对的，日本的农户雇用的日本长工基本工资是保底20万一个月起步，活儿多还能多给，附带保险等各种费用。
干活质量上，除了日语比研修生好没有能比过研修生的地方，农户对他们要求也没有那么高。
即便是这样，有一家农户雇的日本长工跑了三个人，干了几天吃不了苦就辞职了。
这些长工基本都是没什么文化的底层人，留不下来的大多都是日本的渣滓，年轻、无业、没本事且吃不了苦。
大家都没什么文化，中国人喜欢用干活质量说话，日本长工拥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张亮的事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有一天他突然给我发微信，说不想干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他们家日本长工骂他“八嘎”，家里场主不管。
其实这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事儿，国内人有的时候说话也是骂骂咧咧的，在家的时候一会儿一个“艹”或者“TMD”，同样的感觉，在日本习惯性的说一句“八嘎”。
其实这没什么，能听懂的这句“八嘎”，还算是日本人骂人轻一点的，都是粗人，稍微不太高兴出来这么一句话很正常。但是国内的研修生，日语基本不会，什么都听不懂就会一句“八嘎”，基本上只要日本人一说，这个事情就变得比较麻烦。
同样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态，我去了张亮的场主家。
张亮家的场主耳朵不太好，说话得靠喊。
那天去了之后，站在玄关和老头说这个事儿，老头开始想糊弄过去，觉得没什么事情就别提了。
我说这不行，不管怎么样骂人肯定是不行，再说张亮干活一直非常不错，没什么毛病；
退一万步说，场主你骂他一句都可以，你们家日本长工骂他就是不行，巴拉巴拉说了半天，老头儿急了，站在门口冲我嚷嚷，大致就是说我护短儿，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我们公司没有培训好，和他没关系，然后转身就进了房间我怎么叫都不出来。
没办法，转过身看到张亮和他们家长工都站在门口看着，长工看见我，居然还过来说我应该怎么教育张亮什么的。
于是没冲老头发出来的火我全都仍在长工身上了，日语本身没那么好，但是那天站在门口和长工对骂如流。
日本人吧，怂的厉害，只敢对骂不敢动手，看我真急了，长工开始往宿舍里面走，我一边追着他一边让丫回来，结果那逼最后说了一句让张亮赶紧滚回中国，一听这话我手里拿着的摩托车头盔直接就照着丫扔出去了，人没砸到，越过了长工砸到他宿舍的门上，然后这逼直接跑回去了。
宿舍是二楼，我站一层门口冲着上面就用中文喊了一句“ＣＮＭＬＧＢ你出来！”然后想起丫不懂又改日语。
我都要脱鞋上楼的时候，在旁边的张亮把我拽住了，说了这么一句话“老师行了，你也够意思了，我挺感谢你的，他们家这个态度我也看见了，挣不着钱就挣不着吧，我不干了。”
然后我俩坐门口抽了两根烟，我给农协打了个电话，又给公司专务打了个电话。决定还是先把张亮带走，正好公司有个房子需要装修，缺个人手，可以先打个短。
事实证明把张亮带走是我最好的选择。
4
６月开始进入收获季节，工作量逐渐增加，后来近乎翻倍。
这时候身体因素成了最大的问题，中暑晕倒的我见过、开着窗户睡觉着凉得了*麻疹荨**的我见过、憋不住了找个地方拉屎被毒虫咬了丁丁的我见过、严重痔疮的我也见过、甚至有一个人犯了肠梗阻，让我们拉倒医院做了手术，我整整看了一天一宿。
以前有的孩子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张亮从场主家出来，靠着百家工资居然挣够了这几个月的钱，简直是个奇迹。
因为他的顶替，家里有研修生生病的场主没怎么找公司的麻烦，也都很感谢他；
农协在去张亮的原场主家调查后，也认定日本长工有问题，特别向入国管理局提出申请，最后批准张亮在最后几个月换了一个新场主。
张亮和闫军算是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两件事情，其他的基本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比如研修生反应场主家的饭不好吃；比如对场主有不满觉得场主小气或者脾气不好；有一个特别夸张的，场主中午吃饭吃的是煎饺，日本煎饺是当菜就这米饭吃的，研修生一看场主给这个直接*工罢**了，非得说场主虐待他。
研修生这边就没有问题么？
也有，比如农忙时期晚上去别的研修生家聚会喝酒回来很晚的；生活垃圾没有分类按时扔的；干活儿有一些不熟练有一些慢的，场主都会找我去沟通。总之，场主反映问题最多的还是集中在会影响干活儿质量及速度的问题上，只要活儿好，其他方面一般不追究。
这里面还有一个挺坑人的，就是国内的中介。前面说过，中介招人就靠一张嘴，怎么说是他的事儿，招上人就行。
与其说是他们被日本人和劳务公司坑了，不如说是让中介坑了。
１００万日元的活儿，他张嘴敢说１５０万，剩下的５０万就是靠拼命，就这么简单。
有无良中介，也就有无良的培训公司，人就这么来了。
干活儿的地方基本都是荒郊野外，跑了、遇到警察最后也是给你送回公司，反正也是走不了。
5
再一个，研修生其实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文化程度都不高但是社会经验都非常丰富，不管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自己找路子卖个社保卡在留卡的都是小事儿，有一年一个研修生回国前一天抱着天天在路上见到的日本妹子就亲了一口，警察要是效率高点儿人就别想回国了。
之前说的北海道平取丸山家的研修生，西红柿成熟的时候他从箱子里拿出来一个一个往后山扔，整整扔了五箱，说是不满厂主，但是厂主因为这个事儿要让他提前回国的时候，他打电话求着公司的管理老师一定帮帮他把他留下来。
几乎每一个人嘴里都骂着厂主，骂着公司，甚至骂着我，但是最后谁也没哭着回去。就这种情况，撒开了不管能行么？
最后，说一下开篇的那两个人。
自杀的那个小伙子在医院躺了几个月康复回国了，具体为什么自杀，到临走之前他都没有和他哥哥说过，我们更是不知道。疯掉的那个女人没几天也回去了，她有既往病史，中介送来的时候隐瞒了，结果刚来日本一周还没开始干活儿就发病，当着所有研修生大骂了社长一通，然后冲到停车场，用脚把人家好几个车的车门子都踹了，又跑到大马路上拦车。
日本人报了警，来了一辆警车一看管不了又叫了一辆，第二辆一看也懵逼又来了第三辆，叫到第五辆警车的时候社长明白过来了，人是真疯了。
叫着几个女生上去拦，被打了回来，然后一帮人连踢带踹给按地上了，直接叫救护车拉到了精神病院。
我很庆幸她没把我怎么样，也许现在正在陕西的家里做裤带面吧。
我带的３８个研修生，半年多天天骂骂咧咧的把不干了挂在嘴边，但是最后都算是心满意足的回去了。
倒是我，在他们上飞机的那一刻就删掉了所有人的微信，我不想再和他们联系，无论是关系好的还是不好的。
只有张亮死命加了我５次微信留了下来，他叫我兄弟。我在沈阳出差的时候还和他一起吃了个饭。
所以，我干过劳务公司的管理老师，不管其他老师如何，但至少，我没坑过他们，这就是我想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