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苏东坡一生的六位女子
旷古奇才苏东坡一生命运多舛,常有困厄不幸与他作伴:养育他的母亲程夫人尚未看到他进士及第,四十八岁时便撒手人寰;他有两任妻子一位侍妾先后相继,但无有一人与他白头偕老;他有两位太皇太后为他呵护解难,可惜好景不长……虽然如此,六位女子在苏东坡的人生旅途中,无论是仕宦上的“声名赫然、动于四方”,还是在谪居时期的历尽沧桑、九死一生,皆体现出中国妇女最为伟大而值得称颂的高洁人格魅力,给苏东坡的一生注入了鲜活的生机,成为苏东坡的生命历程中最为耀眼、最值得骄傲、最值得称颂的亮点。

苏洵、苏轼、苏辙
一、深明大义的母亲程夫人
苏东坡的母亲程夫人(1009-1057),祖籍眉山,系大理寺丞程文应夫妇的掌上明珠,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知书识礼,秀外惠中,眉州人无不称道。程夫人年十八与苏东坡的父亲苏洵成婚。当时,程家富有而苏家贫困。程夫人进入苏家之门,从不以富家小姐的身份矫柔做作或居高临下,相反严执妇职,谨守妇道,孝恭勤俭,深得族人敬重。

左为程夫人
说起来令人遗憾,程夫人这么了不起的一位杰出女子,其名其字,在苏家父子三人的诗文中竟然没有一字记述,在同时代人的笔记中也无有文字记载,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无疑是中国历史上难以解读的一桩公案。
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在二十七岁之前喜好游山玩水,不爱读书,程夫人看在眼里,但毫无勉强之意。一日,苏洵幡然猛醒,私下对程夫人说:“我觉得自己从现在开始,应当发愤读书了。只是家中目前靠我维持生计,一旦我苦学起来,家中生活何以维持?我很忧虑。”程夫人回答道:“我早就想和你谈这件事情,只是怕别人误以为你是因我所逼而读书的,所以我一直未曾开口。难得夫君有此发愤读书的大志向,我愿为你承担一家的生计,你只管专心致学好了。”于是,程夫人毅然将自己陪嫁的服饰、玩物典当用以治生。苏洵也因此得以专志于学。
程夫人自小喜欢读书,识其大义。苏东坡年幼之时,父亲苏洵出远门游学,程夫人亲教苏家兄弟俩,常戒苏东坡说:“汝读书,勿效曹耦①,止于以书自名而已。”
一日,程夫人为苏东坡读《后汉书·范滂传》。当读到范滂为反对宦官专权误国而被诬言为钩*党**之事时,慨然太息范滂的母亲有范滂这样的好儿子。苏东坡在一旁对母亲说:“轼若为滂,母亲亦许之否乎?”程夫人见苏东坡有如此大志,高兴地说:“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苏东坡自此欲步范滂后尘,“奋励有当世志”,程夫人欣喜道:“吾有子矣!”此后,每称引古人名节常激励苏东坡说:“汝果能死直道,吾无戚焉。”
纱縠行四周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筑巢其上。程夫人乃修佛之人,平生不喜杀生,故常嘱苏东坡及其弟苏辙与婢仆不得捕捉鸟雀。数年间,百鸟巢于低枝之上,其窝俯而可视。其中还有珍异少见的桐花凤,四五日必翔集其间一次。
一天,有两位侍女于纱縠行院中悬挂丝帛。突然,有一侍女的双脚陷于地中,低头一看,见有一洞,深数尺,洞内有一大瓮,瓮上覆盖着一块乌木板。苏轼的母亲程夫人闻讯,急命人以土填塞之。瓮中有物发出如老人咳嗽的声音,时间延续长达一年。时人以为此瓮中一定有过去的藏物想出来。当时,程夫人的侄子程之问听说此事后,很想发掘,但程夫人执意不可。后来,苏家迁居他处,程之问就租赁纱縠行,亲自掘地一丈有余,却不见那瓮之所在。这件事在苏东坡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程夫人是位治家的能手,由于她管理有方,苏家因此日渐康富起来。程夫人自视家财有余,乃叹曰:“是岂所谓福哉!不已,且愚吾子孙。”意思是钱多并非是福,如不见好就收,必然祸及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尽力帮助族姻之中孤穷者,为他们嫁娶振业,乡人有急者常常无偿赈济。以致程夫人病逝之日,家中竟无一年的储蓄。
嘉祐二年(1057)五月,正在京师高中进士乙科的苏东坡兄弟俩惊悉母亲于四月初八在家中病逝的噩耗,悲痛地与父亲苏洵立即赶回眉山办理丧事,守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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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曹耦,指一般的读书人。又,晋人曹茂之字永世,小字蜍,彭城人,善书,但为人无可称,不为时人所重。曹耦或指曹蜍。
程夫人离开人世时,苏东坡当年只有二十二岁。
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中高度赞扬程夫人说:“贫不以污其夫之为,富不以为其子之累。知力学可以置其门,而直道可以荣于世。勉夫教子,底于光大。寿不充德,福宜施于后嗣。”
二、知书识礼“敏而静”的贤妻王弗
王弗(1039-1065),四川青神县瑞草桥人,与苏东坡的眉山故里相距十五里。王弗长得十分漂亮,性格温和且知书识礼,向为乡邻称道。王弗与苏东坡结合时,妙龄十六,当时苏东坡也只有十九岁。

苏轼结发妻王弗
王弗的父亲王方,是青神县有名的一位乡贡进士,相传王方欲将有才有貌的爱女王弗许配给本地最有才华的青年,便想了一个高招:王弗的家乡有一座山名为中岩,山中有一个鱼池,游人至此拍手,池内鱼儿就会跳跃而出。王方便以为此鱼池征名的形式选择佳婿。就在众多的青年才子的题名中,苏东坡所题的“唤鱼潭”最耐人寻味,而此名又恰好与王弗所题的“唤鱼潭”巧合。王方认为此乃天意,而王弗一见苏东坡就心中欢喜。二人彼此相爱,终于喜结良缘。
《新编方舆胜览》卷之五十三眉州山川门*载下**:“中岩,在青神县,……有唤鱼潭。”“唤鱼潭,《剑南诗稿》云:‘在中岩,客至抚掌,鱼辄群出。’”
王弗的性格比较内向,是个“敏而静”的女性。与之相反,苏东坡的性格坦率豪放,正是这种男刚女柔的不同个性相互补益,使得这对小夫妻亲密无间,恩爱无比。
年轻的苏东坡走上仕途之后,直爽的性格有增无减,他对每一位来访者都毫无顾忌,无所不谈。细心的王弗知道丈夫的脾气,常常提醒他。王弗常在屏风后面观察每一个接近丈夫的人,当其中有一味顺着苏东坡说法的人,王弗提醒苏东坡一定要提防此人的居心不良。当其中“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王弗待来人走后,便告诉苏东坡此人反复无常,与任何人交往都不会长久,尽管他的话说得十分甜蜜。苏东坡开始不太相信,但几次的结果证实了王弗的判断皆准确无误。苏东坡发自内心佩服王弗的眼力。从此,凡处理相关事务,苏东坡总要先听听王弗的意见。
在生活上,王弗处处关心苏东坡。每当苏东坡外出,她总要反复叮嘱“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稍有空暇,则终日陪伴苏东坡勤读苦学。史书中的记事,苏东坡偶有遗忘,王弗皆能从旁及时提醒。问到其它书籍,王弗亦能“皆略要之”。
年青气盛、感情易于冲动的苏东坡在王弗的帮助下日趋成熟,夫妻二人的感情也日益加深。
嘉祐四年(1059),王弗为苏东坡生下一子,苏东坡在高兴中给他取名苏迈。当时王弗二十一岁,苏东坡二十四岁。迈,举步向前。苏东坡将初生子命名为迈,表示对自己的儿子充满期望。
苏东坡出任凤翔签判之日,所居之处有一棵大柳树。一年冬天,大雪纷纷,大柳树下有一块地方却一点雪都不积。待雪住天晴,不积雪的地方又突然高出地面数寸。苏东坡怀疑此处一定是古人藏丹药之处,便打算挖开看看。这时候,王弗在一旁轻声对苏东坡说:“使吾先姑在,必不发也。”意思是说假如母亲程夫人今日在世,她一定不会让你发掘的。苏东坡听王弗这样一说,顿时感到十分羞愧,于是打消了发掘的念头。这件事,在苏东坡的心中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故后来在《志林》中追记了这一件令他终身难忘的往事,并在千古绝唱《赤壁赋》中写道:“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正当苏东坡与王弗的爱情如胶似漆的时候,王弗于治平二年(1065)五月二十八日在京病逝,死时年仅二十七岁。王弗病逝,对于苏东坡来说无异天塌地陷,十年恩爱夫妻一朝永别,苏东坡痛不欲生。每当看到只有六岁的儿子苏迈那悲伤的神情,苏东坡心如刀搅。
当年六月,苏东坡将王弗殡于京城之西。
一年后,因父亲苏洵病逝,苏东坡与弟苏辙将父亲与王弗的灵柩一并送回眉山安葬。
在《亡妻王氏墓志铭》中,苏东坡悲哀地写道: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赵郡苏轼之妻王氏卒于京师。六月甲午,殡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于眉之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轼铭其墓曰:
君讳弗,眉之青神人,乡贡进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归于轼。有子迈。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谨肃闻。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从轼官于凤翔,轼有所为于外,君未尝不问知其详,曰:“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轼者相语也。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将死之岁,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其死也,盖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轼曰:“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当必葬之者其姑之侧。”未期年而先君没,轼谨以遗命葬之。铭曰:君得从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呜呼哀哉!
这篇墓志铭写得极度哀伤,读来让人心酸,它将王弗短暂的一生进行了高度的总结与评价。王弗与苏轼成婚之日,苏家正是艰难的时期,他俩在一起生活虽然只有十年,但在苏轼的人生中却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这么说,王弗既是苏轼生活上的贤内助,又是苏轼政治仕途上的高级参谋。在苏轼一生的政治生涯、文学成就、思想发展等方面,王弗起到的重要作用是可圈可点的。
王弗亡故十年后的熙宁八年(1075),四十岁的苏东坡在密州太守任上。正月二十日夜,苏东坡做了一个梦,梦见王弗坐在眉山故居的小轩窗下梳头,梦中的苏东坡与她亲近时,她却一直不开口说话,唯见其泪水直往下淌。苏东坡从梦中惊醒后,填词一首,以《江神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为题。词中悲伤地写道: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王弗死后近二十年,苏东坡也一直未能将她忘怀。谪居黄州,他曾在送侄儿安节下第归蜀的十四首诗中的第八首凄凉地写道:“东阡在何处,寒食江头路。哀哉魏城君,宿草荒新墓。”
魏城君,即指王弗。王弗死后,因苏东坡曾官至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而封此号。王弗过早地离开人世,给苏轼的精神生活、仕宦前途带来的遗恨与悲伤,从以上寥寥二十个字中是可以领会得到的。
三、慈悲为怀的太皇太后曹氏
太皇太后曹氏(1015-1079),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祖父为宋朝开国元勋周武惠王曹彬。曹氏系仁宗的皇后、英宗的母亲、神宗的祖母。仁宗驾崩,英宗即位,诏军国大事,请曹太后权同处分。曹太后乃御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神宗即位,尊为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曹氏
元丰二年(1079)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因“乌台诗案”在湖州太守任上被逮捕押往京师。八月十八日,被关进御史台监狱。
神宗皇帝因苏轼之事心情很不痛快,太皇太后曹氏问神宗曰:“官家何事数日不怿?”对曰:“更张数事未就。有苏轼者,辄加谤讪,至形于文字。”太皇太后说:“得非轼、辙乎?”神宗惊曰:“娘娘何以闻之?”曰:“吾尝记仁宗皇帝策试制举人罢归,喜而言曰:‘朕今日得二文士。’谓苏轼、苏辙也。‘然吾老矣,虑不能用,将以遗后人,不亦可乎?’”太皇太后说完后泪水模糊双眼,然后问神宗:“二人安在?”神宗对以轼方系狱,太皇太后闻之泪下。神宗见祖母如此关切苏东坡的命运,始有宽释之念。
就在苏轼被对簿公堂之时,太皇太后又对神宗说:“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今闻轼以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捃至于诗,其过微矣。吾疾势已笃,不可以冤滥致伤中和,宜熟察之。”神宗涕泣曰:“谨受教!”
十月十五日,太皇太后曹氏病情加重,一向孝顺的神宗皇帝准备大赦天下,以为太皇太后祈福。太皇太后闻听此事,召神宗当面说:“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
当苏轼在狱中得到这个音讯,感觉就象是刚走出黑暗就沐浴着阳光的温暖,生命的活力和思维的张力又回复到先前的运行轨道。在涕泪横流、悲喜交集中,他写下七言律诗一首,以《己未十月十五日,狱中恭闻太皇太后不豫,有赦,作诗》为题:
庭柏阴阴昼掩门,乌知有赦闱黄昏。汉宫自种三生福,
楚客还招九死魂。纵有锄犁及田亩,己无面目见丘园。
只应圣主如尧舜,犹许先生作正言。
寥寥五十六个字,苏东坡将自己对曹太后的知遇之恩以及终生难忘的感激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十月二十日,太皇太后曹氏仙逝。
身为“罪臣”的苏轼在监狱闻讯,欲哭不敢,欲泣不可,他强忍着内心的哀思,于悲痛中作挽词二首,以《十月二十日,恭闻太皇太后升遐,以轼罪人,不许成服,欲哭则不敢,欲泣则不可,故作挽词二章》为题:
其 一
巍然开济两朝勋,信矣才难十乱臣。原庙固应祠百世,
先王何止活千人。和熹未圣犹贪位,明德虽贤不及民。
月落风悲天雨泣,谁将椽笔写光尘。
其 二
未报山陵国士知,绕林松柏已猗猗。一声恸哭犹无所,
万死酬恩更有时。梦里天衢隘云仗,人间雨泪变彤帷。
《关睢》、《卷耳》平生事,白首累臣正坐诗。
当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乌台诗案”终于因神宗皇帝宽大为怀而低调处置,苏轼死里逃生,“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苏轼大难不死,太皇太后曹氏对神宗的几次谈话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太皇太后曹氏对于苏轼来说确实有再生之恩。
四、贤良抱朴的继室王闰之
神宗熙宁元年(1068),岁在戊申,苏家于七月除丧。十月,苏轼娶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为继室。

继室王闰之
王闰之字季章,是眉州青神县王介(字君锡)之*女幼**,因堂兄妹众多,排行为二十七,故妮称“二十七娘”。王弗病逝时二十七岁,时已二十一岁的“二十七娘”王闰之心甘情愿地作为苏轼的继室,冥冥之中似乎是天意安排。从表面上讲,一是因为王闰之欣赏苏轼的为人,二是钦慕苏轼的才华,三是怜悯堂姐王弗留下的苏迈无人照料。
王闰之与苏轼结合之时,王弗的儿子苏迈刚满9岁。王闰之对苏迈的关怀绝不亚于王弗,她的身份对于苏迈来说有着双重关系,既是小姨,又是继母,她尽力要让苏迈不留下亲生母亲亡故的悲哀。王闰之对苏迈的关怀备至,苏轼看在眼中喜在心内。王闰之虽然读书不如王弗,但操持家务极有分寸,苏轼从王闰之身上获得了不少慰藉。
熙宁三年(1070)五月,王闰之在京师为苏轼生下一子,苏轼在高兴之中给他取名为苏迨,依排行小名叔寄。他在给兄长子明的去信中说:“昨五月生者婴儿名叔寄,甚长进。”古人兄弟的排行多以伯、仲、叔、季为序,由“叔寄”之名,即可知在苏迈之后、苏迨之前,苏轼的弟弟苏辙已有一子。
苏迨出生时,与众不同:头显得很长,面颊两角特别突出。苏迨到了三四岁还不会走路,总是要人背着或抱着。
王闰之熟知农事,读书不多,充其量算得是粗通文墨。她原以为自己有能力象堂姐王弗一样为夫君生下一个漂亮健康的儿子,谁知生下的儿子竟如此模样。面对苏轼,王闰之的心底自然生出了许多愧疚之情,善解人意的苏轼知道王闰之心中不安,常常用鼓励的言语安慰她,苏轼深信苏迨不会有什么生理上的缺陷,他相信自己不会给后代造下什么罪孽……
当年八月,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因苏轼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弹劾苏轼在为其父苏洵居丧服除之时,往复贾贩,妄冒差借兵卒,宰相王安石闻讯当即下令穷治,因系子虚乌有而卒无所得。苏轼不敢自明,乞求补外。次年四月,神宗御批通判杭州。
熙宁五年(1072)四月四日,王闰之在杭州又为苏轼生下一子,苏轼将其取名为苏过,小名似叔。苏轼与堂兄去信报喜说:“轼房下四月四日添一男,颇易养,名似叔。”从“似叔”一名,可以想见苏过与他的叔父苏辙长得很象。
苏过出生后,苏轼将苏迨重新排行,改字仲豫,苏过字叔*党**。
自从苏过来到人间,王闰之的家务负担就比起以往繁重得多了。虽然苏迈当年已有14岁,可以帮助继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王闰之认为苏迈正是读书上学的时候。她不想让苏迈过多地耽误学业,她要苏迈专心致志地读书学习。
熙宁六年(1073),苏迨四岁了。苏轼自知苏迨有佛家的慧根,于是请上天竺大和尚元净(辩才)为苏迨剃落头发,拜元净为师。元净深知苏迨有佛家的慧根,于是手摩苏迨头顶祝祷之。说来奇巧,几天后,苏迨行走说话无异他儿。这件事对苏轼、王闰之来说实在是太震撼了!
苏轼为答谢元净,作《赠上天竺辩才师》诗说:“我有长头儿,角颊峙犀玉。四岁不知行,抱负烦背腹。师来为摩顶,起走趁奔鹿。”
苏辙在《辩才塔碑碣》中亦云:“予兄子瞻中子迨,生三年不能行,请师为落发摩顶,祝之。不数日,能行如他儿。”
为了减轻王闰之的家务负担,苏轼于熙宁七年(1074)在杭州收养了十二岁的王朝云作为王闰之的帮手。王闰之自从王朝云来到身边后,家务的压力减轻了许多。
同年九月,苏轼因弟苏辙在济南,求为东州守,得请高密,罢杭州通判,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
苏轼在密州任上,适逢旱蝗相继,密州欠收。苏轼因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廷式循古城废圃,寻找杞菊食之。一日作《后杞菊赋并叙》抒怀,其叙言:
天随生自言常食杞菊。……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然后知天随生之言,可信不缪。作《后杞菊赋》以自嘲,且解之云。
王闰之眼见身为一州最高长官的丈夫每天与通守一起采杞菊充饥,心中很不是滋味。只是家中无有积蓄,自己又不能抛头露面,爱莫能助。所幸苏轼豁达幽默,并不以此难堪……
苏轼在密州,眼见密州人多因饥荒而弃子,心中不忍,他在王闰之的提示下,将官库的劝诱米进行全面的盘量,然后将多余部分专门用来收养弃儿之用。他在与朱寿昌的书信中曾提到此事时说:
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
熙宁十年(1077)二月,正在从密州奔赴移知河中府途中的苏轼又以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改知徐州。当到陈桥驿,知徐州告下。时不得入国门,不得已,苏轼寓居城外范镇之东园。
三月,苏轼在范镇之东园为长子苏迈娶妇。儿媳石氏,乃眉山石昌言之孙女。
在与黎希声的书信中,苏轼告诉他说:“改差彭城,便欲赴任,以儿子娶妇,暂留城东景仁园中。”景仁为范镇字。
苏迈的婚事虽然比较简易,但王闰之为此事忙碌,操心不少。一切费用开支,精打细算,苏轼看在眼里,觉得十分欣慰。
当年四月二十一日,苏轼到徐州任上。九月九日,洪水穿徐州城下。二十一日,徐州城下水深凡二丈八尺九寸。
抗洪期间,苏轼禁止富民出城,劝禁卒尽力,筑长堤九百八十四丈,发公廪,济困穷,庐于城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徐州城得以保全。
在此期间,家中的一切事务,王闰之皆独自担当,她不想让丈夫过多的考虑自己家的事情。在这节骨眼上,徐州百姓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
元丰元年(1078)八月十二日,苏迈喜得一子。长孙出生,苏轼给他取名为楚老。
苏轼在与李公择的书信中报喜说:“某辄有一孙,体甚硕重,决可以扶犁荷锄,想公亦为我喜也。八月十二日生,名楚老。”楚老亦名簟。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一《六孙名字说》:“昔予兄子瞻令其诸孙,皆以竹名。”
王闰之见丈夫整天高兴的样子,更加精心地照料苏迈的媳妇和他们的儿子,毕竟年青人养育孩子的经验不多。苏轼眼见王闰之把苏迈一直当作自己亲生的儿子看待,与苏迨、苏过毫无区别,心中十分感动。
元丰二年三月,苏轼罢徐州任,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湖州军州事。四月二十日,到湖州任,上谢表。
七月,因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弹劾苏轼的谢表中多怨恨之词。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湖州以“谤讪朝廷,无人臣之节”的罪名逮捕押往京师。
王闰之见丈夫被绳索*绑捆**,自忖凶多吉少。当她送苏轼出门之时,泪流满脸。苏轼见妻子如此伤心,故意用调侃的语气缓解王闰之心中的压力说:“子独不能如杨处士①妻,作一诗送我乎?”王闰之听后“不觉失笑” 。苏轼乘此时机与长子苏迈一起走出家门。
在此之前,苏轼曾多次将杨朴写诗被捕之事以讲笑话的方式讲给王闰之听,其用旨实际上是一种暗示,*场官**险恶,他也担心自己会有写诗得罪受逮的那一天。王闰之对此典故熟知,故苏轼临行以此调侃,王闰之“不觉失笑”。
苏轼就逮赴京,苏迈作为长子徒步相随。王闰之一家人在王子立兄弟俩
的护送之下,乘船前往南都,意欲投靠身在南都的苏辙。
当苏轼押至宿州时,御史符下,就家取文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将王闰之与家人所乘船包围搜取,全家老小惊恐万分。官兵既去,王闰之抱怨苏轼说:“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遂将船中所剩诗书草稿全部焚毁。王闰之以此受到诟病。
苏轼身在牢狱,自知难免一死,因不得与弟苏辙道别,故写诗二首,以《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名之。其二云: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当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当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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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处士指杨朴,杞人,能为诗。宋真宗东封还,访天下隐者,召杨朴为诗,杨朴自言不能。真宗问:“临行有人作诗送你否?”朴言:“无有。惟臣妻一绝云:‘且休落托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听后大笑,遂放杨朴还山,命其子一官就养。
魂惊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犀角,额角骨。苏轼有“我有长头儿,角颊峙犀玉”之诗。“眼中犀角真吾子”,此句似思念自己的儿子。
牛衣,为牛御寒之物,如蓑衣之类,以麻或草编成。《汉书·七六·王章传》载:“初,章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与妻决,涕泣,其妻呵怒之。……后章仕宦历位,及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当知足,独不念牛衣中涕泣时耶!’”“身后牛衣愧老妻”,此句是说自己戴着罪名而死,一无所有,有愧于贤妻王闰之。苏轼自注“桐乡”句曰;“狱中闻杭、湖间民为余作解厄道场累月,故有此句。”
当年年底,“乌台诗案”终结,苏轼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初谪黄州,因苏轼的薪俸微薄,全家人口众多,生活极不宽裕,苏轼与王闰之私下商定,将每月薪俸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在屋梁上,平日一早用画叉挑取一块,然后将叉藏去,以保证每日不超过一百五十钱。另备一个大竹筒,别贮当日用不完者,以供来客所用。苏轼与王闰之盘算了一下自家的储蓄,大约可以支撑一年多时间。
王闰之严格地按照两口子的计划,每餐一爵一肉,不增不减,来客时也仅添菜一道,日子虽然清贫,但也算是有条不紊。苏轼在与李公择的书信中说:“口体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此似鄙俗,且出于不得已,然自谓长策……”
元丰四年(1081),苏轼因俸薪断绝,不得已而躬耕田亩,自号“东坡居士” 。
元丰五年(1082)五月,苏轼收大麦二十余石,因卖之不值钱,而家中粳米刚好吃完,于是将其加工做饭充饥,因嚼之啧啧有声,小儿们谓之嚼虱子。一日杂以小豆,王闰之戏将其名之为“新样二红饭”,苏东坡亦作文调侃说:
今年东坡收大麦二十余石,卖之价甚贱,而粳米适尽,乃课奴婢舂以为饭,嚼之啧啧有声。小儿女相调,云是嚼虱子。日中饥,用浆水淘食之,自然甘酸浮滑,有西北村落气味。今日复令庖人,杂小豆作饭,尤有味,老妻大笑曰:“此新样二红饭也。”
当年十月十五日夜,苏东坡与两位客人从雪堂回临皋亭,时霜露已降,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一路上,行歌相答,颇有情趣。过了一会儿,苏东坡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人回答说:“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于是,苏东坡带着客人回到临皋亭,请王闰之帮忙想办法。王闰之一听,立即笑着说:“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苏东坡一听王闰之早就为自己准备了好酒一斗,随要随用,那高兴的样子简直象小孩一样,连声称赞王闰之是贤良之妻。为了彰显王闰之的贤良,苏东坡在千古绝唱《后赤壁赋》中记下了这一件有趣的事情。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有王闰之这样体贴丈夫、理解丈夫喜好的妻子,苏东坡感到由衷欣慰和自豪。
一日,苏东坡家中的那头黑牛病倒了,黄州的兽医因不知牛得的是什么病,故而无从下药。从小在娘家放牛做农活、熟知耕种之事的王闰之听说此事后,赶到东坡一看,立即断言:“此牛发豆斑疮,法当以青蒿粥喂它。”王闰之亲自用青蒿熬粥喂牛,牛之疾果然消退。苏东坡见状大喜道:“汝乃能作牛医耶,吾真堪为老农矣!”事后,苏东坡在与章子厚的书信中高兴地记叙了自己东坡躬耕的生活,并谓老妻能治牛疾:
某启。仆居东坡,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身耕妻蚕,卿以卒
岁。昨日一牛病几死,牛医不识其状,而老妻识之,曰:“此牛发豆
斑疮也,法当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效。勿谓仆谪居之后,一向
便作村舍翁,老妻犹解接黑牡丹也。言此,发公千里一笑。
黑牡丹,指牛。王闰之识得病牛之症,说明她嫁给苏东坡之前可以说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村姑。
苏东坡谪居黄州之初,心情抑郁,年幼的小儿苏过哪知做父亲的心事,总想和父亲在一起玩耍。苏东坡因心中烦闷,对小儿子的撒娇竟发了一顿脾气。王闰之见苏东坡的情绪不好,嘱家人将小儿牵走之后,进入厨房拿来酒菜杯盏,放在苏东坡的案前,旨在借酒消去丈夫的忧愁。惭愧的苏东坡见王闰之如此贤达,作诗自嘲云:
小儿不识愁,起坐牵我衣。我欲嗔小儿,老妻劝儿痴。
“儿痴君更甚,不乐愁何为。”还在愧此言,洗盏当我前。
大胜刘伶①妇,区区为酒钱。
无独有偶,苏东坡曾作诗自注云:“仆文章虽不逮冯衍②,而慷慨大节,乃不愧此翁。衍遇世祖英睿好士,而独不遇,流离摈逐,与仆相似,而衍妻妒悍甚,仆少此一事,故有胜敬通之句。”
王闰之到黄州不久,突然病倒,苏东坡不想前妻王弗的悲剧再次上演,他放下手中的一切事情,精心照料王闰之。事后,他在与朱寿昌的书信中提及此事说:“老媳妇得疾,初不轻,今已安矣。”
苏东坡乃性情中人。谪居黄州时期,他与陈季常关系非常密切,二人你来我往,感情深厚。陈季常有侍儿两个,其中一个名叫秀英的长得非常漂亮。
元丰五年二月,雪堂即将落成,苏东坡得陈季常从歧亭寄来的“君”字韵诗一首,因为高兴,喝了不少酒。乘着酒兴,苏东坡与陈季常去信一封,写完后又——————
①刘伶字伯伦,沛国<今江苏徐州>人,仕晋为建威将军。刘伶容貌甚陋,纵酒放达,与阮籍、嵇康相善。尝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锹随之,谓曰:“死便埋我。”伶妻以刘伶饮酒太过,非摄生之道。伶曰:“常誓神断矣。”妻为具酒,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石,五斗解醒。妇儿之言,慎不可听。引酒御肉,陶然复醉。”刘伶虽陶兀昏放,而机应不差。只是一生未尝注重文翰,惟著《酒德颂》一篇。
②冯衍文章精妙,但在世祖好*的年士**代里却不被录用,冯衍的生平与苏东坡相似,但他的妻子十分妒悍,苏东坡欣慰地自言“仆少此一事”,足见王闰之通情达理。《后汉书·冯衍传》载:“冯衍字敬通,娶北地任氏女,悍忌,不得畜媵妾。”
在大醉中叫来人将信带给陈季常了。待到酒醒,苏东坡问王闰之自己酒醉之时的所作所为,王闰之笑着模仿说:“一绝乞秀英君。”苏东坡听后,心中颇有愧疚。几天后,苏东坡给陈季常又去信一封,信中写道:
新居渐毕工,甚慰相望。数日得“君”字韵诗,茫然不知醉中拜
书何等语也,老媳妇云:“一绝乞秀英君。”大为愧悚,真所谓醉时是
醒时语也,蒙不深罪,甚幸。
此信说得明白,苏东坡乘酒醉给陈季常写诗一首,意欲换取陈季常的侍儿秀英。这样的事情,倘若换上别人,那还得了,只因陈季常大度,“不深罪”于苏东坡,但苏东坡自觉惭愧,后悔自己酒醉后的放肆。“真所谓醉时是醒时语也”,酒醉心明,苏东坡也承认自己确实喜欢秀英。
面对丈夫的酒后之举,王闰之深知丈夫的内心并无有什么不好的想法,她没有丝毫的嫉妒。也正是因为王闰之的天性旷达,苏东坡对王闰之亦有愧疚之情。
苏东坡谪居黄州,王闰之理解丈夫的心情。她曾做过密州、徐州、湖州最高长官的夫人,享受到夫贵妻荣的优越待遇,然而,她从未喜形于色,盛气凌人;当自己的丈夫作为戴罪之人被流放贬谪的时候,王闰之也遭到势利小人的白眼,感受到了被人歧视的滋味。每当苏东坡嗟叹“长恨此身非我有”的时候,王闰之总是在第一时间给他安慰;当苏东坡躬耕东坡、日夜垦辟的时候,王闰之养蚕织布,俨然是一位道地的农妇,但她却没有半点怨恨,不卑不亢,随遇而安。
“仆居东坡,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躬耕妻蚕,聊以卒岁”,这是苏东坡对老朋友章子厚的表白。
“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这是苏东坡给好朋友李公择的书信。
身耕妻蚕,男耕女织,苏东坡夫妇俩自食其力,劳苦之中也确实获得了许多的乐趣。此时的王闰之最大的心愿,就是全家人欢乐平安。患难之中见真情,王闰之处辱不惊,其忠贞、理解、支持,激扬了苏东坡对生活的热情。
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东坡离开黄州,踏上了量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的征程。
十二月一日,苏东坡全家抵达泗州,因淮水浅冻,滞留在泗州度岁。除夕之夜,大雪纷纷,苏东坡全家挤在船舱之中,毫无过新年的感觉。恰在这时,淮东提举常平黄师是送来扬州厨酿二尊、雍酥一奁,全家顿时热闹起来。
翌年正月初十,苏东坡书《泗州除夜》等七首诗赠给王闰之,以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愧疚之意。其中《泗州除夜雪中,黄师是送酥酒二首》如下:
其 一
暮雪纷纷投碎米,春流咽咽走黄沙。旧游似梦徒能说,
逐客如僧岂有家。冷砚欲书先自冻,孤灯何事独生花。
使君夜半分酥酒,惊起妻孥一笑哗。
其 二
关右土酥黄似酒,扬州云液却如酥。欲从元放觅拄杖,
忽有曲生来坐隅。对雪不堪令饱暖,隔船应已厌歌呼。
明朝积玉深三尺,高枕床头尚一壶。
元丰八年(1085)三月五日,神宗仙逝,皇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哲宗登基时年仅十岁,尚不能决断大事,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权同处分军国事。五月六日,苏东坡被起知登州。
哲宗元祐元年(1086),五十一岁的苏东坡在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旋即改赐银绯。三月十四日,免试为中书舍人,仍赐金紫。九月十二日,苏东坡以试中书舍人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此时的王闰之没有因为自己的丈夫已贵为朝廷的重臣而沾沾自喜,做到了富贫如一,不改色声。
元祐六年(1091)冬,汝阴久雪,百姓饥寒交迫。一日,天未明,身为颍州太守的苏东坡简召签判赵德麟议事,说:“某一夕不寐,念颍人之饥,欲出百余千造炊饼救之。老妻谓某曰:‘子昨过陈,见傅钦之言,签判在陈赈济有功,何不问其赈济之法?’某遂相招。”赵德麟回答说:“己备之矣。今细民之困,不过食与火耳,义仓之积谷数千石,便可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数万秤,酒务有柴数十万秤,依元价卖之,可济中民。”东坡曰:“吾事济矣。”遂草放积欠赈济疏,上奏朝廷。颍州百姓饥寒得以缓解。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元祐七年(1092)正月十五日夜,因颍州聚星堂前梅花盛开,月色姣美,从未写过诗的王闰之见景生情,突然对苏东坡说:“春月色胜如秋月色,秋月令人凄惨,春月令人和悦。夫君何不将赵德麟签判召来,饮此花下?”苏东坡一听,大喜过望,他感慨万分地对王闰之说道:“吾不知子亦能诗耶!此真诗家语也。”遂召赵德麟同饮,并作《减字木兰花·春月》词云:
春庭月午。摇荡香醪光欲舞。步转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 轻云薄雾。总是少年行乐处。不似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
婉娩,美好、柔顺貌。《礼·内则》:“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正义》曰:“按:《九嫔注》云‘妇德贞顺,妇言辞令,妇容婉娩,妇功丝’,则婉娩合为妇容,此分婉为言语,娩为容貌者。”
元祐八年(1093)八月一日,王闰之在京师不幸病逝,年仅四十六。翌日,苏东坡在悲痛中作《祭亡妻同安郡君文》致奠:
维元祐八年,岁次癸酉,八月丙午朔,初二日丁未,具位苏轼,谨以家馔酒果,致奠于亡妻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之灵。
呜呼!昔通义君,没不待年。嗣为兄弟,莫如君贤。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从我南行,菽水欣然。汤沐两郡,喜不见颜。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唯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
王闰之病逝,苏辙在《祭亡嫂王氏文》中亦悲伤地写道:“兄刚而塞,物或不容。既以名世,亦以不逢。辙骤而从,初未免忧。嫂以妇人,处之则优。兄坐语言,收畀丛棘。窜逐邾城,无以自食。赐环而来,岁未及期。飞集西垣,遂入北扉。贫富蹙忻,观者尽惊。嫂居其间,不改色声。冠服肴疏,率从其先。性固有之,非学而然。族人咨嗟,观行责报。”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在《祭苏端明郡君文》中说:“显允夫人,简俭纯明。相其君子,险夷履更。穆穆愉愉,何易何艰。能俾君子,即居而安。”
同年十一月,苏东坡为超度亡妻王闰之之灵,特请当时著名的画家李公麟奉议绘释迦牟尼佛及十大弟子像。当月十一日,在水陆道场的供养仪式上,苏东坡作《释迦文佛颂并引》:
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苏轼,为亡妻同安郡君王氏闰之,请奉议李公麟敬画释迦文佛及十大弟子。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设水陆道场供养。轼拜手稽首而作颂曰:
我愿世尊,足指按地。三千大千,净琉璃色。
其中众生,靡不解脱。如日出时,眠者皆作。
如雷震时,蛰者皆动。同证无上,永不退转。
绍圣元年(1094)四月十一日,诏出知定州的苏东坡落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闰四月三日,除命下,苏东坡罢定州任,赶赴英州。六月初五,御史来之邵等上疏言苏东坡诋斥先朝,苏东坡又被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六月七日,苏东坡泊舟金陵。九日,苏东坡将其子所绘阿弥陀佛像奉安金陵清凉寺,并作《阿弥陀佛赞》:
苏轼之妻王氏,名闰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师。临终之夕,遗言舍所受用,使其子迈、迨、过为画阿弥陀像。绍圣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于金陵清凉寺。赞曰:
佛子在时百忧绕,临行一念何由了。口诵南无阿弥陀,
如日出地万国晓。何况自舍所受用,画此圆满天日表。
见闻随喜悉成佛,不择人天与虫鸟。但当常作平等观,
本无忧乐与寿夭。丈六金身不如大,方寸千佛夫岂小。
此心平处是西方,闭眼便到无魔娆。
王闰之在苏东坡生命的长河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其人品美德深受苏轼苏辙兄弟俩的敬重。当苏东坡撒手人寰不久,苏辙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四月二十三日,在《再祭亡嫂王氏文》中悲痛地写道:“呜呼!天祸我家,兄归自南,没于毗陵。诸孤护丧,行于淮汴,望之拊膺。自嫂之亡,旅殡西圻,九年于今。兄没有命,葬我嵩山,土厚水深。迈往告迁,及迨初妇,灵软是升。道出颍川,家寓于兹,迎哭伤心。远日孟秋,水潦方降,畏行不能。茔兆东南,精舍在焉,有佛与僧。往寓其堂,以须兄至,归于丘林。虽非故乡,亲族不遐,勿畏勿惊。呼呼!尚飨。”
五,明辨忠奸、思谋远虑的宣仁太皇太后高氏
宣仁太皇太后高氏(1032-1093),小名滔滔,亳州蒙城(今安徽蒙城县)人。曾祖高琼,祖父高继勋,皆有功勋于宋室,官至节度使。其父高遵甫、从父高遵裕亦居过要位。其母曹氏系仁宗皇后曹氏的亲姐姐。高氏与英宗赵曙同年出生,四岁时就被姨母仁宗皇后抚养于宫中。高氏天生聪慧贤淑,幼时便表露出一种干练的才能,故深得仁宗喜爱。庆历七年(1047),仁宗亲赐高氏与赵曙(即英宗)完婚。英宗于治平二年(1065)立高氏为皇后。高氏生神宗顼、岐王颢、嘉王群、寿康公主。神宗即位,尊为皇太后。元丰八年(1085)三月初五日,三十八岁的神宗在福宁殿驾崩。年仅十岁的皇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改年号为元祐,尊高太后为太皇太后。在朝廷重臣的拥戴之下,太皇太后高氏临朝称制。高氏经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感受过仁宗时代的和平安乐,也感受过儿子神宗朝的变法新政,并亲见神宗在元丰后期“追悔往事,至于泣下”, 故产生了更改神宗熙宁、元丰新政的想法。太皇太后高氏听政之初,起用司马光、吕公著,废除王安石新法,诏宽保甲养马法,罢免役钱,一大批遭受贬谪的旧臣被重新起用,苏轼苏辙亦在其中。高氏知人善任,勤于政事,以仁厚著称,故在历史上有“明君” 、“ 女中尧舜” 的美誉。

太皇太后高氏
哲宗赵煦为神宗第六子,生于熙宁九年(1075),初封均国公,元丰五年进封延安郡王。元丰八年(1085)二月,神宗病重,皇太后高氏垂帘福宁殿,谕宰相王珪等奉制,立延安郡王赵煦为太子。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五十一元丰八年记述说:“春正月戊戌,上寝疾。……二月……癸巳,上疾甚。迁御福宁殿东阁之西间。三省、枢密院入问圣体,见上于榻前。王珪言:‘去冬尝奉圣旨,皇子延安郡王来春出阁,愿早建*宫东**。’凡三奏,上三顾,微肯首而已。又乞‘皇太后权同听政,候康复日依旧’,上亦顾视肯首。既退,移班东间。皇子及皇太后、皇后、*德朱**妃皆在帘下,珪等奏请皇太后权同听政,皇太后辞避。……珪等请至于再三,皇太后泣许。”
宰相王珪请求神宗早建*宫东**,以利延安郡王赵煦名正言顺地承继皇位,并乞皇太后高氏权同听政是有背景的。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五十一元丰八年记述说:“先是,蔡确疑上复用吕公著及司马光,则必夺己相,乃与邢恕谋为固位计。(邢)恕故与皇太后侄光州团练使公绘、宁州团练使公纪交。上初寝疾,恕密问公绘,具言疾可忧状,恕闻此,更起邪谋。确尝遣恕要(邀)公绘、公纪,二人辞不往。明日,又遣人招置东府,确曰:‘宜往见邢职方。’(邢)恕曰:‘家有桃,著白花,可愈人主疾。其说出道藏,幸留一观。’入中庭,红桃花也。(公绘、公纪)惊曰:‘白花安在?’(邢)恕执二人手,曰:‘右相(确)令布腹心,上疾未损,延安郡王(指哲宗)冲幼,宜早定议,雍、曹皆贤王也。’公绘等惧,曰:‘君欲祸我家。’径去。已而,(邢)恕反谓雍王颢有觊觎心,皇太后将舍延安郡王而立之,王珪实主其事。与内殿承制致仕王域共造诬谤。域,开封人,尝从高遵裕掌机宜于泾原,倾巧士也,故恕因之。又知确与珪素不相能,欲借此以陷(王)珪。……恕语确曰:‘此事当略设备,今与平时不同,庶可以自表见。其曲折第告子厚(章惇),同列勿使知。’子厚,章惇字也。确愧谢,谓恕曰:‘和叔见子厚,具言之。’惇固凶险,即许诺。遂与确定议,仍约知开封府蔡京,以其日领壮士待变于外廷,谓曰:‘大臣共议建储,若有异议者,当以壮士入斩之。’是日,三省(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枢密院俱入问疾,初亦未敢及建储事。既退,乃于枢密院南厅共议之。确、惇屡以语迭讼,幸其应对或有差误,即以珪为首诛。(王)珪口吃,连称‘是’字数声,徐曰:‘上自有子,复何议。’盖珪实无他志,但蓄缩不能先事纳说,所以致疑,及是出语,确、惇顾无如珪何。寻复入奏,得请。俱出,逢雍王颢及曹王群 于殿门外,惇更厉声曰:‘已得旨,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矣!奈何?’颢曰:‘天下幸甚。’已而禁中安堵如故。辅臣等各罢归。翌日,遂立皇太子。”
五月,司马光荐举苏轼。太皇太后高氏诏命汝州团练副使苏轼以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北宋前期,朝奉郎是文散官的官称,属正六品,是一种虚衔。神宗于元丰三年(1080)改革官制,将朝奉郎改作寄禄官,朝廷依此发给俸禄,属正七品。所谓军州事,即指一个州的军备、民政之事。官称中的“知”是主持的意思。知某州军州事,就是主持某州的军备、民政之事,简称知州。知州是朝廷派出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宋代谓之差遣。
十月二十日,苏轼在登州接到诰命,以礼部郎中还京师。礼部是尚书省下辖的一个部,礼部下设四个司,郎中是司的长官。
苏轼回京任礼部郎中不到十天,太皇太后高氏将其破格晋升为守起居舍人。起居舍人是中书省的官员,属从六品。起居舍人的职责是记录皇帝的言行,包括皇帝的指示、命令、决定、言谈与巡视行为等,为撰写史书《起居注》(皇帝的言行录)提供第一手资料。因为要记录皇帝的言行,起居舍人必须随时跟在皇帝身边。起居舍人前带“守”字,表示担任的这个职务比自己本官级别高。太皇太后破格将苏轼晋升为守起居舍人,表明高氏充份信任苏轼的才能与品行。
哲宗元祐元年(1086)正月,五十一岁的苏轼以朝奉郎的身份身着七品绿色官服进入延和殿侍奉哲宗皇帝,太皇太后高氏一见随即下诏,赐苏轼绯色官服和银鱼袋。
北宋前期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身穿紫色官服,佩戴金鱼袋;四、五品的官员穿绯色官服,佩戴银鱼袋;六、七品的官员穿绿色官服,八、九品的官员穿青色官服。六品以下官员则不佩戴鱼袋。宋之前,唐代以鱼符代替古代的虎符,装在锦袋里,挂在官员腰间。锦袋用金装饰的叫金鱼袋,用银装饰的叫银鱼袋。宋代的锦袋里不装鱼符,仅以锦袋作为官员身份、地位的标志。苏轼身着绿色七品官服入侍哲宗,是因为他的寄禄官朝奉郎属正七品级别。事实上,苏轼在知密州之时就已经穿上了紫色官服,即已“借紫” 了。借紫就是官阶低的官员担任了较高实职,朝廷特许其穿绯色或紫色官服。但如果不再担任该实职,便不能再穿绯色或紫色官服,故将其称之为“借绯” 或“借紫”。苏轼出仕二十五年,寄禄官称仅为朝奉郎,入侍哲宗身着绿色七品官服,故时相蔡确感叹其职务原地踏步很久,也该提升了。
三月十四日,太皇太后下诏除守起居舍人苏轼免试为试中书舍人。中书舍人也是中书省的官员,属正四品。中书舍人必须是文学出众且有资望的人才能担任,其职责主要是起草诰命,例兼知制诰。中书舍人的地位和权力比起居舍人高得多。在宋代,中书舍人必须经过考试,合格才能任命。苏轼任守起居舍人才三个月多一点就晋升为试中书舍人,穿上了四品紫色官服,还佩戴了金鱼袋,这无疑是太皇太后高氏对他的信任与呵护。中书舍人前面的“试”字,表示官员的寄禄官阶比实际职务低二品以上。
苏轼在试中书舍人任上不到半年,太皇太后于当年八月间又将其晋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宋代的翰林学士是皇帝侍从近臣中高级别的实职官员,属正三品。在元丰改制后一律兼带知制诰。其职责主要是为皇帝撰写诰命,同时也备皇帝咨询顾问。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不同,中书舍人撰写的诰命,是中央政府以皇帝的名义发出的,称为外制。翰林学士撰写的诰命,则是直接按照皇帝的指示撰写、并由宫中直接发出,故称为内制。由于翰林学士撰写的诰命比中书舍人撰写的诰命重要得多,如高级官员的任命书、国书、赦书、重大号令等均由翰林学士撰写,故翰林学士在*场官**上又被称为内翰,或尊称为内相。
翰林学士在翰林学士院值班,翰林学士院简称翰林院,设在宫中,可以直通宫廷,故有“玉堂”的美称。
一日天晚,翰林学士院大门上锁。独值夜班的苏东坡因晚餐喝了些酒,处在半醉的状态。这时,太皇太后高氏命黄门召苏东坡于东门小殿议事。一见苏东坡的醉状,太皇太后命人拿新水为苏东坡漱口解酒。漱毕入对,太皇太后先将人事安排告知苏东坡,即吕公著除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吕大防、范纯仁除左右仆射等。
宣旨完毕,太皇太后突然对苏东坡说:“官家在此。”所谓官家,即指哲宗皇帝。苏东坡此时醉意已去,急忙回答说:“适已起居矣。”意思是说,刚才我已经请安了。太皇太后知道苏东坡酒意已醒,于是接着说:“有一事要问内翰,前年任何官职?”苏东坡回答说:“汝州团练副使。”又问:“今为何官?”东坡又答:“备员翰林充学士。”问:“何以至此?”东坡答:“遭遇陛下。”太皇太后说:“不关老身事。”东坡又答:“必是出自官家。”太皇太后摇头说:“亦不关官家事。”苏东坡问道:“岂大臣荐论耶?”太皇太后亦云:“亦不关大臣事。”苏东坡听太皇太后这么一说,大惊恐,急忙下跪道:“臣虽无状,必不别有干请。”那意思是说,臣虽然有罪不可言状,但绝不会搞什么不体面的动作,去谋求这内翰官职。
太皇太后见苏东坡如此惊恐,便直接告诉他说:“久待要学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当其饮食而停箸看文字,则内人必曰;‘此苏轼文字也。’神宗每时称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学士而上仙耳。”
苏东坡一听先皇神宗如此器重自己,失声痛哭起来。太皇太后、哲宗皇帝及左右侍人见状皆泣。
过了一会儿,太皇太后命人给苏东坡上坐,并赐茶,然后对苏东坡说:“内翰啦内翰,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知遇!”苏东坡起身拜谢。
时已夜深,太皇太后命撤御前金莲烛送苏东坡回归翰林院。
《爱日斋丛钞》载:“唐令狐为翰林承旨,夜对禁中,烛尽,宣宗命以金莲花炬送还。此莲炬故事之始。……元祐间,东坡为学士,草吕申公平章、吕汲公、范忠宣左右仆射制,夜对内东门小殿,撤御前金莲炬送归院。”
由此得知,自唐及宋,苏东坡是获得帝王撤御前金莲炬送归翰林学士院这一殊荣的第二人。太皇太后高氏对苏东坡的格外恩宠由此可见一斑。
元祐元年(1086)九月初一,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卒。朝廷命程颐主持司马光的丧事。程颐(1033-1107),字正叔,祖籍洛阳伊川。是当时理学的领军人物。只因行事多拘泥于古礼,苏东坡尝谓其不近人情。
司马光去世之日,适逢哲宗皇帝正举行明堂祭祀大典,朝臣们都得行斋戒之礼,不能前往司马府吊祭。初六日祀典完毕,大赦天下,百官庆贺。身为两制之首的苏轼便率领两制官员前往司马府吊祭司马光。程颐的弟子朱光庭认为苏东坡率领的官员在祀明堂礼大赦欢乐之后往哭司马光不妥,故以“程先生以为庆吊不可同日” 为由阻挡。苏东坡以鄙语戏弄其师程颐曰:“鏖糟陂里①叔孙通也。”时在场者闻之皆大笑。程颐、朱光庭因此事与苏东坡结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十七记述此事说:
壬戌,诏:“司马光薨在凉暗中,更不举哀成服。”(吕大中《杂
说》:“司马公之丧,明堂行事毕,苏子由为谏官,欲往哭之。正叔力
止之曰:‘方行吉礼,不可吊丧。’子由不从,曰:‘只有哭则不歌,何
尝有歌则不哭。’王巩为大宗正丞,亦上章论正叔之非,由此遂罢。”)
十一月下旬,朝廷下令举行馆职考试。身为主考官的苏东坡以翰苑发策试馆职,其中有以下文字:“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
十二月,程颐的亲信、左正言朱光庭抓住这两句话大作文章,弹劾苏轼试馆职策题语涉仁宗、神宗,以为大不恭。与苏轼相交多年的御史中丞傅尧俞亦与侍御史王岩叟协助朱光庭上书劾奏,一时间朝廷内外哗然。
傅尧俞字钦之,与王安石相善,却又是新法的反对者。熙宁、元丰年间与苏东坡关系甚好。苏东坡在黄州作《赤壁赋》,元丰六年应其请亲书以赠,有跋云:“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后赤壁赋》,笔倦未能写,当俟后信。轼白。”从以上题跋可知傅、苏之间的关系在当时非同一般。
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二日,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进呈中丞傅尧俞、御史王岩叟弹劾苏东坡的奏章,辅臣中有请二圣降旨责论苏轼的不是,太皇太后高氏不听。有辅臣建议“轼与尧俞、岩叟、光庭皆逐”,同知枢密院范纯仁则上奏苏轼无罪。右正言王觌上书说:“臣以为苏轼所撰策题不过有失轻重而已。学士命题失当,这是小事;如果士大夫结了朋*党**,则是大患。”太皇太后认为王觌的话说得在理。通过仔细阅读苏轼的文章,太皇太后明鉴苏轼实无讥讽之意。当日临朝,为之宣谕曰:“详览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监司、守令言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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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鏖糟陂里,比喻乡野或山野。叔孙通,汉代薛<今属山东>人,为博士。他谏说汉高祖定礼仪,采古礼与秦礼杂用之;汉代的朝庙典礼,都由他制定。
是讥讽祖宗。”
二十三日,太皇太后高氏下诏:苏轼、朱光庭、傅尧俞、王岩叟各疾依旧供职。至此,馆策风波平静下来。然而,也就是由这件事情开始,朝廷的朋*党**之祸日渐兴起。
《宋大事记讲义》卷二十《哲宗皇帝·诸君子自分*党**(洛*党**、蜀*党**、朔*党**)》*载下**:“诏苏轼、傅尧俞等供职。初,轼与程颐同在经筵,轼喜谐谑,而颐以礼法自守,轼每戏之。朱光庭、贾易积不能平,乃力攻轼所选策题讥仁宗。胡宗愈劾中丞(傅)尧俞、御史(王)岩叟右光庭,吕陶右轼,惟谏官王觌之论得其中。”
七月二十六日,太皇太后诏除翰林学士苏轼兼任侍读。侍读是皇帝的老师,其职责就是教皇帝读书论学。苏东坡上辞免状,太皇太后不允。
八月二日,朝奉郎、右司谏贾易在朝堂上直接请求太皇太后并逐程颐与苏轼,其语言侵犯元老重臣文彦博、范纯仁等,太皇太后闻之大怒,欲峻责贾易。后因吕公著从中调停,诏令贾易罢左司谏,出知怀州,
《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二年八月记述:
八月辛巳,朝奉郎、右司谏贾易知怀州。自苏轼以策题事为台谏官所言,而言者多与程颐善,轼、颐既交恶,其*党**迭相攻,(贾)易独建言,请并逐二人。又言吕陶*党**助轼兄弟,而文彦博实主之。语侵彦博及范纯仁。太皇太后怒,欲峻责易。吕公著言:“易所言颇切直,惟诋大臣为太甚,第不可复处谏列耳。”太皇太后曰:“不责(贾)易,此亦难作,公等自与皇帝议之。”公著曰:“不先责臣,(贾)易责命亦不可行。”争久之,乃止罢谏职。
苏东坡见自己被卷入朋*党**之争,难以安身于朝廷,连续上章,乞求补外。太皇太后把苏东坡的奏章全部留下不报,也不交给大臣讨论。
九月十一日,侍御史王觌上书言苏轼不可大用:“苏轼、程颐向缘小恶,浸结仇怨,于是颐、轼素相亲善之人,亦为之更相诋讦以求胜,势若决不两立者。乃至台谏官一年之内,章疏纷纭,多缘颐、轼之故也。前者,颐败而言者及轼,故轼乞补外,既降诏不允,寻复进职经筵,而又适当执政大臣有阙,士大夫岂得不忧?虽臣亦为朝廷忧也。”是时朝廷形成*党**朋之势,亲近程颐的官员害怕苏东坡走上相位可以理解,曾以公正敢言深得高太后信任的王觌身任侍御史之职竟不主持公道,连续上书赤裸裸地反对苏轼,让人大失所望。所幸太皇太后明察秋毫,将其奏章留中不出。
十月六日,苏轼、苏辙皆上书请求补外。太皇太后召苏轼问道:“何故屡入文字乞郡?”苏轼以疾病在身为对。太皇太后宣谕曰:“岂以台谏有言故耶?兄弟孤立,自来进用皆是皇帝与太皇太后主张,不因他人。今来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
十月二十日,苏东坡于感慨万千中作文一篇,以《太皇太后》为题,高度赞美高太后知人善任的治政才能,其与天俱来的聪明睿智,其慈爱俭约的美德,让人肃然起敬。其文如下:
伏以消长有时,候微阳之来夏;贤愚同庆,知君子之汇征。德化
所加,神人并应,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睿明天纵,慈俭身先。振河岳
以不倾,地无私载;顺阴阳而自化,无且不违。成功已陋于汉唐,论
德盖高于任姒。《大有》上吉,方获助于三灵;《既醉》太平,当纯备
于五福。妾等职参长御,心奉慈闱。庆阳德之方来,愿天寿之平格。
元祐三年(1088)正月十七日,太皇太后下诏命翰林学士苏轼权知礼部贡举,吏部侍郎孙觉、中书舍人孔文仲同知贡举。贡举,就是地方向中央举荐人才。知贡举,即主持某一届的科举考试。知贡举前的“权” 字,表示暂时兼代,因为知贡举是朝廷临时委派的官职,本届科举考试一结束,知贡举就交差了事。同知贡举,就是一同主持科举考试,其地位比知贡举稍低。
正月十九日,侍御史王觌又上奏章,言:苏轼去冬学士院试馆职策题,自谓借汉以喻今也。其借而喻今者,乃是王莽、曹操等篡国之难易,缙绅见之,莫不惊骇。轼习为轻浮,贪好权利,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若使久在朝廷,则必立异妄作……不宜长久在朝,宜与一郡。
二月初二,一向嫉恨苏轼苏辙的监察御史赵挺之,出于个人恩怨上书弹劾苏轼,诬告其知贡举主文禁引《三经新义》。太皇太后皆置之不作答复。
四月,太皇太后高氏下诏:翰林学士、知制诰苏轼兼侍读。
九月五日,苏东坡为哲宗进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历言当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西流,而强之使东。当轴者闻之大恨,欲伺机报复。
十月十七日,自觉“下履渊冰,上负芒刺” 的苏东坡借生病在床再次上疏恳请补外,太皇太后不允,并派使者给苏轼送来御膳,并询问身体状况及医治效果。苏东坡见太皇太后如此关心呵护自己,感动得老泪横流。在卧床一个多月稍见好转之后,苏东坡为报效太皇太后的恩宠,又回到翰林学士院履职。
元祐四年(1089)二月十五日,监察御史王彭年弹劾苏轼为哲宗讲读时所进汉、唐事迹,非道德仁厚之术,乞行诛窜。王彭年在奏章中恶毒地将苏东坡定为奸人,而且恳请二圣诛杀苏东坡。在弹劾苏东坡的众多臣僚中,可以说王彭年的用心最卑劣,调门也是最高的。所幸的是,太皇太后高氏对此不予理睬。
就在王彭年弹劾苏轼的当月,苏东坡第三次上书请求补外出知越州(今浙江绍兴)。三月十六日,太皇太后审时度势,经过反复考虑,恩允苏东坡的补外要求,诏除翰林学士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
四月初三,给事中赵君锡上疏乞求收还苏东坡知杭州新除命,他认为苏轼外任杭州知州,虽然圣恩优厚,但使中外失望。其疏云:“苏轼乞外任,遂除杭州,虽圣恩优渥,待轼不替,而中外之望,缺然解体。何者?轼之文追攀六经,蹈藉班、马,自成一家之言,国家以来,惟扬亿、欧阳修及轼数人而已。中间因李定、舒澶辈挟私娼嫉,中伤以事,几陷不测,赖先帝圣明,卒得保全。洎二圣临朝,首被拔用,轼亦感激非常之遇,知无不言,言之可行,所补非一,故壬人畏惮,为之消缩,公论倚重,隐如长城,诚国家雄俊之宝臣也。今轼飘然去国,则险邪之*党**,必谓朝廷稍厌直臣,奸臣且将乘隙,侵寻复进,实系消长之机。轼领远蕃,承流牧民,亦足发其所存,但设施有限,所利未广。岂若使之在朝,用其善言,则天下蒙福;听其谠论,则圣心开益;行其诏令,则四方风动,奸邪寝谋,善类益进。伏望收还轼所除新命,复留禁林,仍侍经幄,以成就太平之基。”
赵君锡的这份奏章既恭维太皇太后高氏又讨好苏东坡。其疏上,太皇太后认为言之有理,只是当时的情势尚不能如此,故从长计议,未作答复。
五十四岁的苏东坡动身出守杭州时,出郊待发,太皇太后高氏遣内侍赐龙茶银合,用前执政恩例,慰劳甚厚。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三十七元祐五年正月记述说:十九日,右谏议大夫兼侍讲范祖禹以尚书缺官,上札子乞求太皇太后早日召还苏轼。疏中言:“臣伏见知杭州苏轼,文章为时所宗,名重海内,陛下所自拔擢,不待臣言而可知。臣窃观轼忠义许国,遇事敢言,一心不回,无所顾望。然其立朝多得谤毁,盖以刚直疾恶,力排奸邪,为王安石、吕惠卿之*党**所憎,腾口于台谏之门,未必非此辈也。陛下举直错枉,别白邪正,以致今日之治,如轼者,岂宜使之久去朝廷?况轼在经筵,进读最为有补。臣愚伏望圣慈早赐召还。今尚书缺官,陛下如欲用轼,何所不可?朝廷选授,常患乏才,每一官缺,久之不补。今有一苏轼而不能用,不知更求何者为才也?臣窃为陛下惜之。”
元祐六年(1091)正月二十六日,太皇太后根据朝廷大势,诏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还京任吏部尚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五十四元祐六年正月记述说:
丙戌,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为吏部尚书。先是,太皇太后两
谕执政,令除轼此官,时以轼弟初入台,又杭方灾伤,故徐徐至今。
二月初,苏辙以龙图阁学士、御史中丞晋升为中大夫,守尚书右丞。四日,为避亲嫌,苏东坡上书辞免吏部尚书。为回避亲嫌,太皇太后改除苏轼翰林学士承旨。
翰林学士承旨,是翰林学士院的长官,因是翰林学士的首领,故别称“翰长” ,是凡大诰令、大废置、重要政事,皆得专对,按例是选年长德高者出任。在此之前,翰林学士承旨是邓圣求。
在苏辙看来,兄长苏轼的文学、政事都比自己优秀,本来兄长拟任吏部尚书,只因朝廷将自己任命为守尚书右丞(副宰相),为避亲嫌,才让兄长屈居翰林学士承旨,于是上书恳请与兄轼同备从官,太皇太后不允。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五十五元祐六年二月记述说:
癸巳,龙图阁学士、御史中丞苏辙为中大夫、守尚书右丞,龙图阁学士、吏部尚书苏轼为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承旨邓温伯为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及除苏轼吏部尚书,太皇太后谕执政令兼承旨,对以承旨今有人。问为谁?对以温伯。欲俟轼至,别降指挥。已而苏辙除尚书右丞,故即命轼为承旨,而温伯有是命。辙言:“臣幼与兄轼同受业先君,臣薄祐早孤,凡臣之宦学,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与闻国政,而兄适亦召还,本除吏部尚书,复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况兄轼文学、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远慕古人举不避亲,只乞寝臣新命,得与兄轼同备从官,竭力图报,亦未必无补也。”不听。
二月二十八日,苏东坡在杭州接到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的诰命,立即上辞免状乞郡。太皇太后不允。寒食日,苏东坡罢杭守任,回京师。途中至扬州,再上《辞免翰林学士承旨第二状》,又不允许。苏东坡在抵达南都时,又上《辞免翰林学士承旨第三状》,乞扬、越、陈、蔡一郡。太皇太后仍不允许。
五月十九日,苏东坡在没有其他办法推辞的情景下,只好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将自己为什么不能进京任职的真正缘由全盘托出,他用较大的篇幅话说自己三十年来从政的经历,意在让太皇太后知道自己因危言危行,独立不回,以犯众怒,早在神宗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于己不利的格局:
臣昔于治平中,自凤翔职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骤用臣。当时宰相韩琦以臣年少资浅,未经试用,故且与馆职。亦会臣丁父忧去官。及服阕入觐,便蒙神宗皇帝召对,面赐奖激,许臣职外言事。自惟羁旅之臣,未应得此,岂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时王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自惟远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负心,欲具论安石所为不可施行状,以裨万一。然未测圣意待臣深浅,因上元有旨买灯四千椀 ,有司无状,亏减市价,臣即上书论奏,先帝大喜,即时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圣明,能受尽言,上疏六千余言,极论新法不便。后复因考试进士,拟对御试策进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虽未听从,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谴问。而安石大怒,其*党**无不切齿,争欲倾臣。御史知杂谢景温,首出死力,弹奏臣丁忧归乡日,舟中曾贩私盐。遂下诸路体量,追捕当时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证,但以实无其事,故锻炼不成而止。臣缘此惧祸乞出,连三任外补。而先帝眷臣不衰,时因贺谢表章,即对左右称道。*党**人疑臣复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 三人,诬造飞语, 酝酿百端,必欲致臣于死。先帝初亦不听,而此三人执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狱。定等选差悍吏皇甫遵,将带吏卒,就湖州追摄,如捕盗贼。臣即与妻子诀别,留书于弟辙,处置后事,自期必死。过扬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监守不果。到狱,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狱有所约敕,故狱吏不敢别加非横。臣亦觉知先帝无意杀臣,故复留残喘,得至今日。及窜责黄州,每有表疏,先帝复对左右称道,哀怜奖激,意欲复用,而左右固争以为不可。臣虽在远,亦具闻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积羽沉舟。”言寡不胜众也。以先帝知臣特达如此,而臣终不免于患难者,以左右疾臣者众也。及陛下即位,起臣于贬所,不及一年,备位禁林。遭遇之异,古今无比。臣每自惟昆虫草木之敲微,无以仰报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独立不倚,知无不言,可以稍报万一。……窃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间,台谏言臣者数四。……若非二圣仁明,洞照肝膈,则臣为*党**人所倾,首领不保,岂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以此知*党**人之意,未尝一日不在倾臣,洗垢求暇,止得此事。……臣岂敢恃二圣公道之知,而傲*党**人阴中之祸?所以不避烦渎,陈入仕以来进退本末,欤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独立不回,以犯众怒者,所从来远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难,危险如此。今余年无几,不免有远祸全身之意,再三辞逊,实非矫饰。……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犹欲驱使,或除一重难边郡,臣不敢辞壁,报国之心,死而后己。惟不愿居禁近,使*党**人猜疑,别加阴中也。
苏轼觉得话还没有说尽,又在奏章的背后贴上黄色的纸,补充说:“臣受圣知最深,故敢披露肝肺,尽言无隐,必致当途怨怒,愈为身灾。君臣不密,周易所戒,故亲书奏状。眼昏字大,又涉不恭,进退为咎。伏望圣慈口赦。”
太皇太后读罢奏章,终于明白苏东坡不愿在京师为官的真实苦衷。其实,太皇太后也深知时相刘挚、贾易一伙最害怕苏轼走上相位,故千方百计地攻击苏轼,算计苏轼,欲以除掉苏轼而后快。只是太皇太后为了朝廷大势,虽然觉得苏轼所说既诚恳又合乎情理,依然不允许苏轼的请求。
五月二十九日,苏东坡抵达京师。六月一日,太皇太后命翰林待诏梁迪到苏轼住处,宣读圣旨,召苏轼再入翰林学士院,担任翰林学士承旨。特赐官衣一袭、金腰带一条并鱼袋、镀金银鞍辔马一匹。
六月四日,翰林学士承旨苏轼又接到兼任侍读的诰命。同日,苏辙上札子,乞避兄轼。太皇太后下旨不须回避,再上札。不允。
六月十三日,苏东坡移寓弟辙东府,兄弟俩住在一起。
元丰以前,朝廷的大小官员都没有官舍,皆在民间租房子居住。元丰年间,神宗在右掖门之前始建东府、西府,供宰执大臣居住。东府住四位文官(丞相、副丞相),西府住四位武官(枢密院的长官、副长官)。苏辙官至副丞相,住在东府。苏轼因不想留在朝廷,单身进京,临时住在兴国寺的浴室院东堂。当获得兼任侍读的诰命,知道自己一时是不可能离开京师了,故于六月十三日搬到东府与弟辙同住。
七月六日,因程颐死*党**、侍御史贾易时在言路,“专欲与颐报怨”,苏东坡上札子乞郡,回避贾易。二十八日,再上札子乞外补回避贾易。
八月二日,用心不良的贾易仿照李定、舒亶制造“乌台诗案”的手法,上书弹劾苏东坡元丰八年五月一日扬州竹西寺题诗①意存不善,并论秦观“刻薄无行”,亦及苏轼弟辙。其疏强调说:“伏望圣慈览观用人得失,所系轻重,赫然发
于睿断,特行斥免,天下幸甚。”
翌日,太皇太后将贾易的奏章封好交给吕大防、刘挚,并下令不许给三省官员查看。
《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六年八月记述说:“(贾)易以戊子朔奏疏。翌日,太皇太后封付吕大防、刘挚,且谕令不得遍示三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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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苏东坡元丰八年五月一日所作的《归宜兴,留题竹西寺睐三首》的第三首云:“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曾经上书请求朝廷收回苏轼知杭州诰命的赵君锡,以其奏章对苏轼恰如其分的评价获得太皇太后的重用,升任御史中丞一职后,曾举荐苏门学士秦观为秘书省正字。就是这么一个貌似君子的权臣,在苏东坡回京之后,他竟然依附贾易,
也在苏东坡的背后捅刀。
四日,因贾易、赵君锡上疏论秦观,事涉苏东坡,苏东坡上《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秦观自请罢正字。同日,太皇太后高氏召执政吕大防、刘挚等议事延和殿,商拟苏轼、贾易两罢。太皇太后高氏即批付三省:“苏轼累乞外任,可依所奏;贾易言事失当,可与外任。”从这道御旨来看,苏东坡外任是因他自己多次提出要求;贾易外任则是因其言事失当。也就是说苏东坡没错,贾易有错。当日,太皇太后宣谕:“贾易排击人太深,责降勿太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十五元祐六年八月记述说:
是日,执政奏事罢,苏辙独进曰:“昨见赵君锡章,言臣兄轼交通
言语事。晚闻臣兄云:‘实有此,然非有所干求,己居家待罪。’臣兄所
以知朝廷文字,实缘臣退朝多与兄因语次遂及朝政。臣非久,亦当引
咎请外。”已而,(吕)大防、(刘)挚留身,禀昨封(贾)易疏。(太皇
太后)宣谕曰:‘(贾易)排击人太深,须与责降。’(吕)大防对曰:
‘(贾)易诚过当,然若遽责降,则恐言事臣僚不见因依,定须论列。
今若早欲定叠,不若并苏轼两罢为便。’(太皇太后)可之。仍曰:“(贾)
易勿太优。’(刘)挚因奏:‘言事官须审听人言语次第,(贾)易为人所
使,今两罢甚平,且可以息事。容进入文字。’遂退。”
五日壬辰,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今安徽阜阳),侍御史贾易以本官知庐州(今安徽合肥)。旋改贾易知宣州(今安徽宣城),以除郡太优,因为合肥条件比宣城优裕。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十五元祐六年八月记述说:
壬辰,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颍州,侍御史贾易本官知庐州。先是,一日,内降批付三省:“轼累乞外任,可依所奏;易言事失当,可与外任也。”是日,辅臣聚都堂,苏辙道其兄轼意于吕大防、刘挚:“闻昨既有旨与外任,而诸公欲以南京处之,固幸甚。然王巩在彼,恐两有未安,与之友善,必于公家有难为,愿得陈、颍之类,幸也。”乃同入文字,以轼知颍州,易知庐州。……(尚书左丞)苏颂云:“承旨罢,当除端明殿学士。”众云:“今罢略有因依,不若平去省事也。”乃复为龙图阁学士,既而轼熟状书可。
当日,御史中臣赵君锡受贾易指使,上章言贾易无罪,并继续弹劾苏东坡所题诗为无礼于神宗,乞以蔡确事①为例论罪。六日,辅臣奏事延和殿,苏辙代兄轼奏扬州题诗事,太皇太后高氏谓苏东坡扬州题诗与蔡确事全别。辅臣欲令苏东坡具题诗的原因,太皇太后以为可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十五元祐六年八月记述说:
翌日,辅臣奏事延和殿,次至台谏交章。苏辙进曰:“伏见赵君锡状,言与贾易各论臣兄轼作诗事,臣问兄轼,云实有此诗,然自有因依。乙丑年三月六日,在南京闻裕陵遗制,成服后,蒙恩许居常州。既南去至扬州,五月一日在竹西寺寺门外道旁,见十数父老说话,内一人合掌加额曰:‘闻道好个少年官家。’臣兄见有此言,心中实喜,又无可语者,遂作二韵诗记之于壁,如此而已。今君锡等加诬以为大恶,兼日月相远,其遗制岂是山寺归来所闻之语?伏望圣慈体察。今日进呈君锡等文字,臣不敢与。”遂先下殿。既进
禀,(太皇太后)谕:“君锡莫须罢中丞。相公懑莫且要朝廷事宁帖。君锡少持守,兼所言轼事怎生行得。此与蔡确事全别,兼确自以奸邪为恶,昨恐官家奈何此人不得,久远为朝廷大患,故贬之。其作诗亦是小事。”刘挚曰:“君锡旧为吏部侍郎,欲令还旧官,君锡却实是端人,但此事首尾思虑不至。”(太——————
①贬到安州的前宰相蔡确作《咏郝处俊(钓台)》诗,诗中用郝处俊论唐高宗欲传位武后事,以武后比太皇太后高氏。吴处厚揭发了蔡确,台谏官又论奏蔡确。蔡确因此责授英州别鸡驾、新州安置,最后死于贬所。
皇太后)谕曰:“亦深知君锡好人,只被贾易所使,自家执守在甚处?还他旧官甚好。”吕大防曰:“轼诗亦须取轼一文状。”(太皇太后)谕曰:“莫不销。”挚曰:“此事不可便已,朝廷须要作个行遣,他日未免人指点,今可令轼分析因依。”(太皇太后)可之。退以君锡带旧待制为吏部,代李之纯尹开封,开封范百禄还翰林兼侍读。
八日,苏东坡上元丰八年五月一日题诗扬州僧寺原因。太皇太后高氏原本就相信苏东坡对神宗的忠心不二,当看了苏东坡的《辩题诗札子》后,认定贾易所奏苏轼题诗事为诬告,显然是为了整人。
九日,老奸巨猾的门下侍郎刘挚奏言:“伏见苏轼、赵君锡、贾易,郑雍辈皆是善人端士,忠于朝廷,陛下擢用至此,他日得力可用之人。今来却自相攻残,徒快小人之意,臣深惜之。此数人,望太皇、官家保全爱养,以待异日任使。况今日人才难得,切望留意。”刘挚之所以对太皇太后说出以上的一番话,真实的目的,是要保全他的打手赵君锡与贾易,言苏轼则是拉来做遮淹。太皇太后高氏听到“自相攻残” 一语,笑着说:“只为是他懑不肯少事。”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十五元祐八年八月记述说:
他日,枢密院奏事已,(尚书左丞)韩忠彦问:“赵君锡、贾易
罢,不知因依,岂非言苏轼否?”太皇太后曰:“是也。辄将题诗
事诬轼。先帝三月上仙,轼五月题诗,猥云轼则有意,似此使人何
可当也。目前事不言,却寻许多时言,显是收拾。初,贾易言,相
次赵君锡被贾易使之亦言。轼幸无事。乃似此生事。”忠彦曰:“君锡
素无执持,臣从旧识之,大抵不能违人情耳。
八月十五日,苏轼得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的诰命,太皇太后高氏赐其对衣一袭、金腰带一条、银鞍辔马一匹。
十一月十六日,监察御史安鼎因附和赵君锡、贾易恶毒攻击苏轼,太皇太后将其罢知绛州。
《苏颍滨年表》云:“先是鼎与赵君锡、贾易同造飞语,诬罔兄轼恶逆之罪。君锡既谪去,鼎犹在言路,复言王巩事,攻辙甚急。宣仁察其诬,故斥黜之。”
元祐七年(1092)正月二十四日,太皇太后下诏,龙图阁学士、知颍州苏轼移知郓州。二十八日,改知扬州。二月,除命下,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军州事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
四月初七,哲宗立皇后孟氏。六月初九,苏辙自中大夫尚书右丞为大中大夫守门下侍郎(副宰相)。宋元丰改革官制时规定,凡官员的寄禄官低于职事官一品者,带“守”字。
七月二十二日,哲宗将亲郊,诏除苏轼守兵部尚书充卤簿使。除命下,苏东坡在扬州上辞免状乞外郡,太皇太后不许。
八月二十二日,苏东坡以守兵部尚书、龙图阁学士除兼侍读。五十七岁的苏东坡在赴京师的途中,兼侍读除命下,上书辞,太皇太后又不允许。九月初将至京师,弟辙奉诏来迎。苏东坡到京师,复馆于浴室东堂。到兵部尚书兼侍读任,诏赐官衣一对、金腰带一条并鱼袋、金镀银鞍辔马一匹。
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苏东坡以卤簿使劾奏贵戚车从争道,不避仗卫。翌日,哲宗可苏东坡之奏,申斥有司,严整仗卫。
李方叔《济南先生师友谈记》载:“东坡不惟文章可以盖代,而政事忠亮,风节凛凛,过人远甚。元祐七年,上祀南郊,公以兵部尚书为卤簿使。上因太庙宿斋行礼毕,将至青城,仪卫甚肃。五使乘车至景灵宫东门外,忽有赭伞覆犊车并青盖犊车百许两冲突而来。东坡呼御营巡检使立于车前,曰:‘西来谁何敢尔乱行?’曰:‘皇后并某国太夫人(原注:国婆婆,乃上之乳母)、国大长公主也。’东坡曰:‘可以状来。’比至青城,谕仪仗使、御史中丞李端伯之纯曰:‘中丞职当肃政,不可不闻。’李以中宫不敢言。坡曰:‘某自奏之。’即于青城上疏皇帝曰:‘臣备员五使,窃见二圣寅畏祗慎,昭事天地,敬奉宗祧,而内中犊车冲突卤簿,公然乱行,恐累二圣所以明祀之意,谨弹劾以闻。’上欣然开纳。旧例,明日法驾回,中宫当迎于朱雀门下,是时因疏,明日中宫亦不复出。”
十二月二十三日,诏除苏轼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兼翰林侍读学士。苏东坡连上札子辞新除,太皇太后不允。
元祐八年(1093)三月,御史黄庆基、监察御史董敦逸连续上疏弹劾苏东坡兄弟二人及范百禄云:“臣近具奏乞减杀川人太盛之势及乞广为体访等事,已呈圣览,今采众言,有合开陈下项。一、访闻苏轼、苏辙、范百禄辈各有奏举及主张差除之人,惟苏轼为多。或是亲知及其乡人有在要近,有在馆职,有为教官,有作监司,有知州军,不可以数考,是致仕路有不平之叹……”
五月十五日,董敦逸、黄庆基皆罢,坐言门下侍郎苏辙、礼部尚书苏轼不当。董敦逸罢为荆湖北路转运判官,黄庆基罢为福建路转运判官。
十六日,吕大防、苏辙奏黄庆基以毁谤神宗为词,意极不善。太皇太后说:“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当时大臣数人,其间极有不善,不肯谏止。”当即下旨,黄庆基责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县),董敦逸责知临江军(今江西樟树市)。
二十二日,太皇太后高氏看了苏东坡的辩状,深信苏东坡的忠心与品德,也更加明白在维护熙宁变法思潮的冲击下,苏东坡的处境非常孤危。出自爱护苏东坡,她私下嘱门下侍郎苏辙给苏轼传旨:“近来众人正在收集卿的材料,卿须谨慎行事。”苏东坡听后感动得涕泪俱下。
哲宗皇帝随着年龄的增长,性格逐渐变异,其思想也朝着维护熙宁变法的思潮靠近。
六月初八,苏东坡上书请求知越州(今浙江绍兴),诏不允。
二十六日,太皇太后高氏改变主意,诏除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左朝散郎苏轼出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与契丹接壤,是北宋最重要的边防重镇。太皇太后认为只有才德双馨的苏轼才能够担当驻守定州的重任,于是决定将苏轼放到定州。
七月二十四日,苏东坡上疏乞改知越州,疏云“近者蒙恩知定州”、“辞定乞越,于义无嫌”。太皇太后不允,谕曰:“眷吾北圉,虽无一日之虞,而中山巨屏,实难其帅,藉卿之重,姑辍以行。”又云:“以越为请,非朕所望也。所请宜不允。”
恰在此时,苏东坡的妻子王闰之于八月初一病故,苏迨之妇欧阳氏(欧阳修的孙女)也相继病亡。一家人悲恸欲绝。
即将离京出守定州的苏东坡只得将两具灵柩殡于京城之西的惠济院内。
八月十六日,太皇太后高氏染疾。二十六日,朝廷以太皇太后病情加剧,祷于天地、宗庙、社稷。苏东坡作疏文。
九月初三,太皇太后高氏撒手人寰,享年六十二岁。
苏东坡在悲痛中作《大行太皇太后高氏挽词二首》哀悼:
其 一
至矣吾三后,功高汉已还。复推元祐冠,盖得永昭全。
有作犹非圣,无私乃是天。侍臣谈道要,家法信家传。
其 二
却狄安诸夏,先王社稷臣。固应祠百世,何止活千人。
定策天知我,忘家帝念亲。万方何以报,得疾为勤民。
大行,一去不复返。臣下因讳言皇帝、皇后死亡,故以大行比喻刚死而尚未定谥号的皇帝或皇后。
“至矣吾三后” 四句,意思是真宗皇后章宪明肃刘氏、仁宗皇后慈圣光宪曹氏、英宗皇后宣仁圣烈高氏曾先后垂帘听政,为国家立下的功勋自汉代以来的皇后无一人可比。而尤以元祐年间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最为突出。至矣,形容事物尽善尽美。永昭谓仁宗。苏东坡自注:“臣尝于经筵,论奏仁宗皇帝谥曰明考。若明而不仁,*民则**畏而不爱;仁而不明,*民则**爱而不畏。今大行太皇太后,亦兼此二德,故天下思慕,庶几于仁宗也。”《宋史·本纪》:“仁宗葬永昭陵。”
无私乃是天:邵博《闻见后录》载:“文思院奉上之私,无物不具,宣仁后同听政九年,不取一物,亦无私之一证也。”
家法信家传:苏东坡自注:“宰相以下,尝于经筵论奏祖宗以来家法十余事,书于记注。”
定策天知我:《哲宗实录》云:“神宗弥留,后中人梁惟简,令制一黄袍十岁儿可衣者,盖为上仓卒践阼之备。所以属意于上者,确然先定,无纤芥可疑。邢恕者,倾危士也,反谓后欲舍延安而立其子颢,赖已及章惇、蔡确得无变。”
苏东坡在哀伤中与王定国去信,云太皇太后高氏辞世:“中外哀慕,想同此悲痛,某蒙被知遇,尤增殒灭。”
太皇太后仙驭,身为礼部尚书的苏东坡与礼官、太常诸官直宿禁中,关决诸礼仪事。至七日,忽有旨下光禄,供羊酒若干,欲为太后、太妃、皇后暖孝。苏东坡上疏,以为暖孝之礼出于俚俗,王后之举当化天下,不敢奉诏。有旨遂罢。
按照宋代祖宗之法,边帅赴任,应当上殿面见皇帝辞行,因此,苏轼上书请求面辞。年近二十岁的哲宗对于在皇祖母控权下的傀儡日子早就感到厌恶和不满,在太皇太后病重之日,便趁机培植自己的亲信,有意排斥“后*党**”,故亲政不到十天,便下诏令“后*党**” 首领苏轼出知定州,借口则是:“定州任上缺官,前来迎接卿的人又多,卿不用上殿,从速赴任,不得入辞。”苏东坡万万没有料到,自己前后给哲宗皇帝当了五年老师,在即将远赴边关之时,哲宗皇帝竟不愿意见自己一面!
北宋惯例,州府除命下达后,官员互动须月余以至数月方能赴任。苏东坡于六月除知定州,因妻子王闰之八月初一病逝于京师,太皇太后高氏九月初三仙驭,故于九月下旬才出京赴任。
九月二十六日,苏东坡即将出京,上《朝辞赴定州论事状》,欲尽侍读学士的职责,替年轻的哲宗皇帝出如何听政的主意。其胸怀可鉴天日。《宋史》本传载:“时国事将变,轼不得入辞。既行,上书。”书谏哲宗勿为轻有改变。
几个月后,哲宗皇帝改年号为绍圣。绍,是继承的意思。圣,此指神宗。绍圣,就是继承先帝神宗的遗志,继续改革变法。当年,太皇太后高氏的政治纲领被完全抛弃,熙宁、元丰时期的政令全面恢复。熙宁变法的主要骨干相继被重用,元祐重臣遭到残酷的打击。
绍圣元年(1094)二月七日,哲宗皇帝葬宣仁太皇太后高氏于永厚陵。深受太皇太后高氏的信任、重用和恩宠九年的苏东坡,在定州得知太皇太后高氏谥号宣仁圣烈皇后、牌位归宗忌日时,老泪纵横,于悲痛中作《大行太皇太后灵驾发引文》哀悼:
因山告成,同轨毕至。玉衣永 缪,凤驭莫追。万国山河,尚凭于
坤载;四方老稚,遽失于母慈。欲强名言,难形德化。积此九年之泽,
辅成百世之安。乃眷中山,控临朔野。华戎异服,涕慕同声。目断东
朝,永绝帘帷之望;神弛西洛,想闻笳喜之音。臣等各守边陲,莫亲
馈奠。徒因僚吏,以致攀号。
三月,宰相吕大防罢。四月,熙宁变法的主要骨干章惇被哲宗皇帝任命为首相,曾布为翰林学士,蔡京权户部尚书。元祐重臣先后被贬谪,苏辙因反对“绍述” 被罢知汝州,分司南京。
四月,诏苏轼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罢定州任,以承议郎责知英州军州事。苏东坡得诏,知落两职降一官,故于感慨万千中写诗述怀说:“人事千头及万头,得时何喜失时忧。只知紫绶三公贵,不觉黄梁一梦游。适见恩纶临定武,忽遭分职赴英州。南行若到江干侧,休宿当阳旧酒楼。”
六月,来之邵等言苏轼诋斥先朝,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行到当涂,又落左承议郎,责授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十月二日,苏东坡抵达惠州贬所。
元符元年(1098)六月,首相章惇与尚书左丞蔡卞唯恐元祐年间的重臣苏轼苏辙等一旦平反,他们的阴谋将会败露,于是与邢恕密谋追废太皇太后高氏,其罪名是想废掉哲宗,立自己的儿子颢。章惇、蔡卞、邢恕与宦官郝随勾结在一起,自作诏书,逼哲宗皇帝诣灵殿宣读施行。所幸哲宗的母亲皇太后与皇太妃号哭劝谏,语极悲切,哲宗感悟幡然猛醒,怒斥章惇等欲陷自己于不仁不孝。追废宣仁太皇太后之议始得平息。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记述说:
初,章惇、蔡卞恐元祐旧臣一旦复起,日夜与邢恕谋所以排陷之计。既再追贬吕公著、司马光,又责吕大防、刘挚、梁焘、范祖禹、刘安世等过岭。意犹未慊,仍用黄履疏高士英状,追贬王珪皆诬以图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圣烈皇后,上(哲宗)颇亦惑之。最后起同文馆狱,将悉诛元祐旧臣,内结宦者郝随为助,专媒孽垂帘时事,建言欲追废宣仁圣烈皇后,惇 、卞自作诏书,请上(哲宗)诣灵殿宣读施行。皇太后(哲宗之母)方寝,闻之遽起,不及纳履,号哭谓上曰:“吾日侍崇庆,天日在上,此语曷从出,且上必如此,亦何有于我。”皇太妃同皇太后谏上,语极悲切。上感悟,取惇、卞奏就烛焚之,禁中相庆。随觇知,亟以语惇、卞,明日再具奏,坚乞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庙乎!”抵其奏于地。张士良者,前窜雷州,惇、卞逮赴诏狱,欲使证宣仁圣烈皇后果有废立意。及士良至,既以旧御药告,并列鼎镬刀锯置前,谓之曰:“言有,即还旧官;言无,则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诬,天地神祗何可欺也,乞就戮。”京、惇无如之何,但以陈衍罪状塞诏。宣仁圣烈追废之议,由是得息。而惇、卞终不肯释元祐重臣。
六、忠敬若一的侍妾王朝云
熙宁七年(1074),三十九岁的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为了给继室王闰之减少家务负担,苏轼收养了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作为王闰之的贴身丫鬟,她就是前面已提过的王朝云。

侍妾王朝云
王朝云(1063-1096)字子霞,钱塘(今杭州)人。嘉祐八年(1063)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因其父母早亡,未曾读书识字。穷人家的孩子,懂事得早。朝云来到苏家,为缓解王闰之的劳动强度,脏活累活总是抢着干,故深得王闰之喜欢。王朝云天性聪敏,稍有空闲,便到苏东坡的书床,帮主人整理桌案,研墨递水,看苏轼写字作画。苏轼十分喜爱这个机灵的小丫头,教她读书识字,教她弹琴吟诗。当时的苏轼对王朝云的爱护就象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打从进入苏门的那一刻开始,王朝云就感觉到主人虽然学富五车,但和蔼可亲。基于此,王朝云对苏东坡的照料特别细心。随着年岁的增加,王朝云逐渐长成了大姑娘,身材匀称,皮肤细嫩,红彤彤的脸庞不施脂粉也光彩照人。两只水灵灵的大眼晴,仿佛也会说话唱歌。善解人意的王朝云在一颦一笑间,自然洋溢着青春少女的朝气与活力,给男多女少的苏家带来了许多的欢乐。
元丰二年(1079)七月二十八日,一场灾难突然降临苏家,身为湖州太守的苏轼以“谤讪朝廷,无人臣之节”的罪名被朝廷派来的钦差皇甫遵命人绑扎,顷刻之间拉扯如驱鸡犬。苏家也被抄得狼籍一片。王朝云面对来势凶狠的官兵,她无力制止,眼见主人被逮捕的景象,心如刀绞。她一边安慰苏轼的妻子王闰之、照料着王闰之亲生的两个小儿子苏迨与苏过,一边又暗自乞求神明保佑苏轼。她最大的担忧就是苏轼的生命安全,此时的王朝云已经十七岁了。
当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震惊朝野上下的“乌台诗案”终于结案。由于宋神宗惜才刀下留人,苏轼在御史台监狱里得到“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的告命。翌年正月初一,在御史台差人的押解之下,苏轼与长子苏迈凄凉就道,前往黄州。
元丰三年(1080)五月下旬,王闰之携王朝云及苏家老小在苏轼的弟弟苏辙的护送之下来到了黄州。十个月不见,王朝云眼见苏轼憔悴的模样,内心疼痛极了……
谪居黄州的初期,苏轼在黄州做了一件让王朝云感动得泪流不止的事情,那就是拯救鄂黄溺婴。虽然头顶着“罪臣”的恶名,但苏轼仍以个人名义与鄂州太守朱寿昌去信,恳请他出面革除此种陋习,并在黄州自发地组织一个拯救溺婴的小组,在自家俸薪断绝、生活异常困难的情况下,率先拿出十千钱,帮助那些即将生养小儿的穷困人家。自以为一年救得百十个小儿,亦是谪居黄州的一大乐事。
苏轼高尚的人格、菩萨般的心肠,让王朝云联想到自己的贫寒身世。王朝云曾在密州见过自家吃了上顿愁下顿的苏轼利用太守之职大胆无私地开仓放粮,拯救由于饥荒被遗弃的孩子,而今又看到了身处逆境的苏轼在谪居之日心胸依然是如此的旷达坦荡,她从内心深处对苏轼的人格魅力产生了至高无上的敬仰,她决意一生侍奉好这位心地善良的蒙难巨人……
王朝云对苏轼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苏轼自然心领神会,眼看着婷婷玉立、日渐成熟的王朝云,他也生出了爱慕之情……
就在苏轼人生旅途最为艰难的时期,由于王闰之的多次建议,四十五岁的苏轼将十八岁的王朝云正式接纳为侍妾。
虽然两个人的年龄相差二十七岁,但爱情无有年龄的分界。火热的激情,将一对才子佳人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一个学富五车,一个敏而好义;一个心怀坦荡,一个柔情似水……
由于宋代有不成文的规矩,官吏纳妾不须订婚、迎娶,故苏轼未将此事大加张扬。虽然如此,为了确保王朝云的名份,出自对王朝云的爱护,他在给鄂州太守朱寿昌的书信中委婉地道出了此事。信中说:“所问菱、翠,至今虚位。云,乃权发遣耳,何足挂齿牙!呵呵。”
菱、翠,苏轼的两位侍儿。“至今虚位”,即到今天尚未找到夫婿。云,指王朝云。“乃权发遣耳,何足挂齿牙”,即表示自己已将她正式纳为侍妾了!“呵呵” 二字,透出了苏轼发自内心的喜悦与自豪。
侍妾,侍奉丈夫的小妻。男子在正妻之外所娶的女子,称为妾。《左传·僖公十七年》:“女为人妾。”杜预《注》:“不聘曰妾。”
当年七月初七之夜,苏轼携王朝云同游黄州朝天门楼。眼见上弦月弯弯的高挂天边,苏轼诗兴大发。他笑问王朝云,如此乞巧良夜,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王朝云深情地回答道:“天下女子在此夕皆向织女乞求才智技艺,但妾身却只想祈求与先生永不分离,再也不受那提心吊胆的别离之苦。”
苏轼被王朝云的真情感动了!回想一年前,自己在湖州被捕,确实给家人带来了许多的痛楚。就在楼头上,他即兴吟出两首《菩萨蛮》词,记下了王朝云那发自内心的纯朴地表白。词中之一如下:
菩萨蛮
七夕,黄州朝天门上作二首
画檐初挂弯弯月,孤光未满先忧缺。遥认玉帘钩,天孙梳洗楼。 佳人言语好,不愿乞新巧。此恨固应知,愿人无别离。
七夕,农历七月七日之夜。相传天上牵牛星与织女星因彼此相爱私自下凡结为夫妻,被王母娘娘罚以天河(银河)阻隔,一年一度只允许两人于七夕相会。《荆楚岁时记》载:“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
黄州朝天门,宋代黄州城的东南门,一名朝宗门。明代展筑城墙改名为一字门,今黄州考棚街南端即其旧址。
“孤光”句,是说月亮还没有圆就担心它会缺,比喻人还没有团聚,就担心又要离别。此处借寓王朝云饱受与苏轼离别之苦后的忧虑。孤光,指月亮。
“遥认”二句,是说仰望天边月亮象一只玉钩,可以想见天上的织女正在梳洗楼内独自梳头。天孙,指织女。《史记》卷二七《天官书》载:“婺女,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索隐》:“织女,天孙也。案:《荆州占》云:‘织女,一名天女,天之女也。’”梳洗楼,唐玄宗天宝年间为杨贵妃所建之楼,在连昌宫内。
佳人,指年轻貌美的女子。此处指王朝云。有学者认为此词中的佳人指的是王闰之,非是。元丰三年,苏轼的继室王闰之已有三十三岁,其子苏迨十岁,幼子苏过也有八岁了,故苏轼常戏称王闰之为“老媳妇”或“老妻”(见与朱寿昌、章子厚等人的书信中)。但“佳人”对于十八岁的王朝云来说,则是恰如其份的。
“不愿乞新巧”,即不愿向织女乞求新的技艺。此五字更能看出“佳人”不指言王闰之,因“乞新巧”是年轻女子所为之事。相传织女星能给人才慧,年轻的女子往往在七夕向织女星乞求才智技艺,使自己变得心灵手巧,民间称为“乞巧”。《荆楚岁时记》:“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采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北宋李方在《太平御览·时序·七月七日》引《风土纪》说:“七夕,祈河鼓(牵牛星)、织女,言此二星辰当会。守夜者咸怀礼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其一,不得兼求。”
“此恨固应知”二句,是说夫妻分离的痛苦您织女星应该是感受最深的,我朝云祈求的是请您保佑天下有情人永不分离。
元丰四年(1081),苏轼躬耕田亩,自号东坡居士,黄州人以苏东坡为称。
元丰六年(1083)九月二十七日,王朝云在黄州临皋亭为苏东坡生下一子,四十八岁的苏东坡在欢喜中将其取名为苏遯(遁),乳名干儿。查阅相关资料,苏东坡是借用《易经》第三十三卦中的“遯” 来为王朝云所生之子命名的,旨在寄寓自己对朝云所生子的美好祝愿。爻辞上说:“嘉遯,贞吉。”“好遯,君子吉。”象曰:“天下有山,遯。”
干儿长得颀然颖异,神情面目酷似苏东坡。苏东坡给好友蔡景繁写信报喜说:“云蓝小袖者,近辄生一子,想闻之,一拊掌也。”王朝云喜穿蓝色小袖的衣服,蔡景繁曾在黄州曾见过几面,故苏东坡以“云蓝小袖者”戏称之。
十月二十七日,干儿来到人世间已经一个月了,按照黄州的习俗,苏东坡为干儿举行了满月洗儿会。黄州太守杨采带着同僚前来贺喜,黄州的文人雅士、商贾市民男女老少闻讯皆来临皋亭祝贺。
临皋亭的正中放置大木盆一个,盆内注满温热水,水内飘浮着红枣、采线与葱蒜,香气扑鼻,数丈长的采布将澡盆围绕。一位年长的老妇手拿一钗在一旁将水搅动,谓之搅碗,围观者相继投钱于水中,谓之添盆。水盆中的红枣凡是直立者,年青妇女们争相取食,以为生男之徵。王闰之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将干儿抱出朝云的卧室,放入水盆之中,十分小心地沐浴着。沐浴过后,又请理发师给他剃掉胎发。仪式完毕,苏东坡与王朝云向前来贺喜的宾客表示诚挚地谢意。黄州父老抓住这难得的机会,要求苏东坡即兴赋诗一首。苏东坡稍加思索,随即口占七言绝句一首说: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东坡在黄州又接到量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的告命。七日,在雪堂设宴答谢黄州父老之后,苏东坡踏上了赶赴汝州的征程。
天不作美,又一场灾难于当年七月二十八日降临苏家,不到一岁的干儿由于旅途奔波致病,不幸夭折于金陵。王朝云经不住这残酷的打击,哭得死去活来,僵卧在床上,水米不沾。老泪横溢的苏东坡眼见王朝云这般模样,心中不安。在痛苦中,他拿起笔来,写诗二首,以慰朝云失去爱子那无法愈合的悲哀情怀:
去岁九月二十七日,在黄州,生子遯,小名干儿,颀然颖异。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于金陵,作二诗哭之。
其 一
吾年四十九,羁旅失幼子。幼子真吾儿,眉角生已似。
未期观所好,蹁跹逐书史。摇头却梨栗,似识非分耻。
吾老常鲜欢,赖此一笑喜。忽然遭夺去,恶业我累尔。
衣薪那免俗,变灭须臾耳。归来怀抱空,老泪如泻水。
其 二
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
故衣尚悬架,涨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卧终日僵。
中年忝闻道,梦幻讲已详。储药如丘山,临病更求方。
仍将恩爱刃,割此衰老肠。知迷欲自反,一恸送余伤。
苏东坡的哭儿诗,给悲痛欲绝的王朝云不少安慰。只是朝云因悲伤过度,干儿夭折之后,从此不再生育。
当年十二月一日,苏东坡抵达泗州,因淮水浅冻,在泗州度岁。此期间,王朝云从泗上比丘尼义冲学佛。
元祐年间,苏东坡官于京城,因哲宗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苏东坡的政治生涯逐渐抵达他一生的巅峰。
一日,苏东坡在家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众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东坡不以为然。又一人道:“满腹都是机械。”东坡亦不以为恰当。至王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合入时宜。”东坡捧腹大笑,以为知音。
元人袁桷在《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七《跋苏文忠与黄师是尺牍》中说:“黄师是,先浦城人。其父颍州府君好谦,与二苏公为同年进士,师是遂与苏公家通姻谱。尝为提点刑狱,文忠有曰‘白首沈下吏,绿衣有公言’ 之句,所谓‘绿衣’ ,盖指侍婢朝云,言师是官职之不迁云尔。”苏东坡将王朝云说的话入诗,表明他很欣赏王朝云的见识。
元祐八年(1093)八月一日,苏东坡的继室王闰之病逝于京师,享年四十六。九月,太皇太后高氏病逝。十月,哲宗亲政,国事大变,诏定明年年号绍圣。苏东坡受命出知定州。
绍圣元年(1094)四月,御史虞策、殿中侍御史来之邵共言苏轼任翰林学士日行吕惠卿制词,讥讪先帝,诏苏轼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罢定州任,以左承议郎责知英州军州事。六月,来之邵等又言苏轼诋斥先朝,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行至当涂,又获“落左承议郎,责授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的告命。
连续三次谪降,苏东坡知大势不妙。在万般无奈中,他将家中侍儿及差人遣散,令次子苏迨携家归宜兴,从长子苏迈就食于宜兴。由于王朝云执意侍奉苏东坡白头到老,苏东坡将其与少子苏过并二老婢带在一起赶赴贬所。
途中,苏东坡与陈季常去信一封说:“独与幼子过及老云并二老婢共吾过岭。”
苏东坡曾作《蝶恋花》词一首,其词曰:“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苏东坡谪居惠州,一日与王朝云闲坐。时青女初至,落木萧萧,凄然有悲秋之意,遂命朝云把大白(大酒杯),唱“花褪残红”。朝云歌喉刚啭,泪不成声。苏东坡忙问其故,朝云对曰:“奴所不能歌者,‘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苏东坡闻言心酸,强颜笑道:“是吾政悲秋,而汝又伤春矣。”
王朝云在苏东坡的政治生涯从最高处一下子跌落到最低谷的非常时刻,执意要与苏东坡一起同到谪居地惠州的举动,再一次感动了苏东坡。为了彰显王朝云的大义之举,他于绍圣元年十一月专门为朝云写了一首律诗,诗前还附有长序一则,这就是脍炙人口的《朝云诗并引》:
世谓乐天有《鬻骆马放杨柳枝词》,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梦得有诗云:“春尽絮飞留不住,随风好去落谁家?”乐天亦云:“病与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则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因读《乐天集》,戏作此诗。朝云,姓王氏,钱塘人。尝有子曰干儿,未期而夭云。
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络秀不同老,
天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
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
《杨柳枝》,汉横吹曲辞,本作《折杨柳》。至隋时始为宫词。唐人白居易依旧曲翻为新歌。白居易有妾名樊素,善唱《杨柳枝》词,时人以曲名爱称之。白居易老病之时,樊素弃主而去。“不似杨枝别乐天”,是说王朝云不象樊素那样无情无义。清人王文诰案:“公道过都昌县,有‘东风吹老碧桃花’诗,今石刻犹存。此句似因前诗发也。”桃花,亦为苏东坡侍妾,此前亦如樊素弃东坡而去。
络秀,晋周母李氏,字络秀,汝南人。父浚为安东将军,出猎遇雨,过止络秀家,强求为妾,父兄不许,秀曰:“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连姻贵族,将来获大益。”遂归浚。后生子、嵩、谟。、嵩皆列显位,络秀谓等曰:“我所以屈节为汝家作妾,门户计耳。汝家若不与吾家作亲亲者,吾亦不惜余年!”(见《世说新语·贤媛》、《晋书·周母李氏传》)苏东坡将朝云比作络秀,意思是说朝云你做我的侍妾太委屈你了。
周弟周嵩外出饮酒大醉,目还家,面谓周曰:“君才不如弟而横得重名。”须臾,举蜡烛火掷周,周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苏东坡此处以阿奴比作早夭的干儿。“阿奴络秀不同老”,是说干儿未能长大成人,不能给父母带来欢乐。
“天女维摩总解禅”,即以朝云比作天女。《维摩经》载:“天女居维摩室,与舍利佛发明禅理。维摩曰:‘此天女已能游戏,菩萨之神通也。’”
《苕溪渔隐丛话》云:“东坡《朝云》诗,略去洞房之气味,翻为道人之家风,非若乐天所云‘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但自诧其佳丽也。”
绍圣三年(1096)七月五日,与苏东坡相依为命的王朝云在惠州病逝,年仅三十四岁。八月初三,年过花甲的苏东坡依照王朝云生前所嘱,将她葬于栖禅寺松林中东南,与大圣塔相对。因王朝云临终口念《金刚经》“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而气绝,寺僧建亭于墓前,榜曰“六如亭”。
王朝云英年早逝,苏东坡悲伤至极,他在《惠州荐朝云疏》中痛苦地写道:“轼以罪责,迁于炎荒。有侍妾王朝云,一生辛勤,万里随从。遭时之疫,遘病而亡。念其忍死之言,欲托栖禅之下,故营幽室,以掩微躯……”
朝云撒手人寰,苏东坡的精神近似崩溃,心中的痛苦无人诉说,他不得不拿
起笔来,追和前诗,以《悼朝云并引》为题寄托自己的哀思:
绍圣元年十一月,戏作《朝云》诗。三年七月五日,朝云病亡于惠州,葬之栖禅寺松林中东南,直大圣塔。予既铭其墓,且和前诗以自解。朝云始不识字,晚忽学书,粗有楷法。盖尝从泗上比丘尼义冲学佛,亦略闻大义。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而绝。
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驻景恨无千岁药,
赠行惟有小乘禅。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
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
“苗而不秀”,是孔子痛惜颜渊早死的话。《论语·子罕》:“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后用“苗而不秀”比喻人未成长而早夭。南朝梁人庾信《伤心赋序》:“苗而不秀,频有所悲。追悼前亡,唯觉伤心。”
“不使童乌与我玄”,典用《扬子》“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乌乎?九龄而与我玄文。”此言朝云所生子干儿,未一岁而亡。
“驻景”句,是说自己想留住王朝云的生命,可恨的是无长寿之药。
“赠行”句,是说朝云临死只能以佛教中的小乘禅送行。
“伤心”二句用白居易“垂老休吟花月句,恐君更结后生缘”诗意。
“归卧竹根”句,典用杜甫“倾银泻玉惊人眼,共醉终同卧竹根”。
“夜灯勤礼塔中仙”,是说在夜晚我点上青灯陪伴着大圣塔内朝云的灵魂。
当王朝云在栖禅山寺之东南安葬之时,苏东坡在《朝云墓志铭》中悲伤地写道:
东坡先生侍妾曰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事
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绍圣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
四。八月庚申,葬之丰湖之上栖禅寺之东南。生子遯,未期而夭。盖
常从比丘尼义冲学佛法,亦粗识大意。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以
绝。铭曰: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惟佛是归。
王朝云临绝口念《金刚经》四句偈,惊动十方世界。葬后三日,大风大雨相继。八月的惠州,秋高气爽,通常是不会起大风下大雨的。朝云葬后三日大风大雨相继,震惊了惠州人。有人见朝云墓旁有巨人足迹五个,于奇异中告知苏东坡。六日一早,苏东坡与幼子苏过一起到栖禅院东南探视朝云墓,只见墓旁真的有巨人足迹五个,也觉奇异,于是在《惠州荐朝云疏》中写道:
……轼以罪责,迁于炎荒。有侍妾王朝云,一生辛勤,万里随从。
遭时之疫,遘病芥而亡。念其忍死之言,欲托栖禅之下。故营幽室,以
掩微躯。方负浼渎精蓝之愆,又虞惊触神祗之罪。而既葬三日,风雨之
余,灵迹五踪,道路皆见。是知佛慈之广大,不择众生之细微。敢荐丹
诚,躬修法会。伏愿山中一草一木,皆被佛光,今夜少香少花,遍周法
界。湖山安吉,坟墓永坚。接引亡魂,早生净土。不论幽显,凡在见闻。
俱证无上之菩提,永脱三界之火宅。
当月九日,苏东坡在栖禅院壁上题字曰:“绍圣三年八月六日夜,风雨,旦视院东南,有巨人迹五。是月九日,苏轼与男过来观。”
朝云既逝,苏东坡痛苦难熬,他常在梦境中与朝云相会。
又是一个明月清凄之夜,苏东坡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四更之际,刚刚合眼,只见朝云手捧一束梅花向他走来。苏东坡随即坐起,向前一倾,扑了个空。从梦中惊醒的苏东坡,老泪纵横,于悲痛之中,拿起笔来,饱蘸墨汁,撰书《西江月·梅花》一词: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
素面常嫌粉琬,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此词高度赞美王朝云的天生丽姿,不同凡俗,即便不着意打扮,也显得天然可爱。其品行之高洁,超尘脱俗。
苏东坡一生写给女人的诗文屈指可数,但写给朝云的诗词文却近十首,朝云是苏东坡的知音,在苏东坡的心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谨以苏东坡为王朝云所填的《雨中花慢》词为本文作结:
嫩脸羞娥因甚,化作行云,却返巫阳。但有寒灯孤枕,皓月空床。长记当初,乍谐云雨,便学鸾凰。又岂料,正好三春桃李,一夜风霜。 丹青□画,无言无笑,看了漫结愁肠。襟袖上,犹存残黛,渐减余香。一自醉中忘了,奈何酒后思量。应算负你,枕前珠泪,万点千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