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法家和儒家的关系，一般认为，法家和儒家是针锋相对的，两者行事是对立的。然而，许多法家代表人物吴起、商鞅、韩非子、李斯等都曾师从于儒家学者，或者说，这些法家人物都是在儒家氛围中培养出来的。法家对儒家而言是一种反思。
法家思想教案：
1、韩昭侯喝醉酒之后睡着了，典冠者见君主会寒冷，就把衣服盖在君主身上。韩昭侯睡醒之后很高兴，问左右的人：“谁给我加的衣服？”左右的人说：“典冠。”韩昭侯因此治罪典衣和典冠。典衣之罪是失职，典冠之罪是越权。韩昭侯不是因为喜欢受寒而治典衣和典冠的罪，而是臣子越权行事的危害大于受寒冷的危害。失职要受到相应的处罚，而越权可以治死罪，如果人人都越权行事，还不天下大乱了。法家认为韩昭侯的做法是明主的做法，这叫法不容情。如果人情大于法，就会流行买官卖官的现象。秦国由于推行这种做法，所以当荆轲刺秦王的时候，没有卫士敢上前救秦王，卫士不是怕荆轲不去救秦王，而是怕秦王治自己的越权之罪，因为荆轲刺秦王的地点，不属于卫士的活动范围，卫士只能在旁边看着。
2、殷之法，在公路上弃灰的人，受断手的刑罚。子贡问孔子：“弃灰是小罪，断手是重罚，古人为什么这样严酷？”孔子说：“不弃灰，是人们容易做到的事，断手是人们难以接受的事，用人们难以接受的处罚，让人们做到容易做到的事，这就是法制的道理，这是治理百姓的好方法。”孔子是支持这种做法的。用商鞅的话说：“实行刑罚对轻罪加以重罚，轻罪不会出现，重罪不会产生，这就叫做用刑罚去掉刑罪。”
韩非子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以当时儒家流行的六国地区与法家治理比较成功的秦国比较，对于儒家治国持批判的态度。以当时的社会现象来说是比较接近事实真相的。
韩非子对法家的推崇和对儒家的批判。
韩非子作《和氏》。韩非子的意思，法家就像和氏之壁是国家至宝，向君主推行法家的吴起和商鞅，就像是向君主献宝的人。韩非子以献宝人的悲残命运，感叹吴起，商鞅等法家人士的悲残命运。或者在韩非子看来，信奉法家的人是一心为国的忠贞之士，信奉儒家的人往往是善于结*党**营私的人，而忠贞之士斗不过结*党**营私的人是常有的现象。
韩非子作《五蠹》。儒者利用文献扰乱法纪，游侠使用*力武**违犯禁令，而君主却都要加以礼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法令反对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处罚的，成了权贵豢养的。四者相互矛盾，而没有确立一定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好天下。儒者和游侠能得到国家利益，而从事耕战的人得不到任何好处，结果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一天天多了起来，这就是社会陷入混乱的原因所在。
以战国时期儒家流行的六国与敌对儒学的秦国比较。在儒家流行的六国地区，社会风气是人们喜欢投机取巧而不务正业。在秦国，走上了法治轨道，秦人积极参与耕战，促进了秦国的强大。
应该说法家和儒家在人们手里都是一种手段。在不同的人手里，法家有不同的样子，儒家有不同的样子。法家和儒家的本质在于人们如何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