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上山下
“已经没有克服不了的难点了。”连续一周晴朗下，登山队终于修通4号营地。日方队员船原尚武在日记结尾满怀信心写道：“明天一次性登顶！”
12月28日，营地所有对讲机一早打开，大家热切期待着胜利。宋志义、船原尚武等5位中日队员，却在只差顶峰270米的位置，遭遇天气骤变。
霎时间，天黑地暗，狂风夹着暴雪，连来时绳索都被掩埋。揪心下撤，却没有打击登山队的冲顶信心。毕竟6470米，这已是登山史上攀登梅里雪山的最高高度。他们相信把握住下一个好天气，登顶指日可待。
▲图为1990年12月下旬的卡瓦格博。蓝色虚线为计划登山线路。摄影 / 段建新
相比雪山上的士气振奋，山脚下的当地人却忧心忡忡。藏人终于搞清登山是怎么回事。“对神山不敬，灾难就会降临”的说法，伴随风雪，席卷越来越多人心中。
明永村村长大扎西印象里，正对卡瓦格博的飞来寺前，来烧香的老百姓一天比一天更多。焦虑的，跺脚的，念念有词着“神山显灵”、“千万不能输给他们”。
山下人群里，却也有大扎西看来“不懂事”的藏族年轻人，还在看热闹，好奇于登山队要如何登到山顶？1962年德钦取消藏语教学年，再加*革文**破坏，步入现代的神山，此时也在面临文化冲击，“一些年轻人已经没这意识……”
山上摩拳擦掌的队员里，两位藏族协作斯那次里、林文生，此时更主动请缨，希望能代表德钦，加入冲顶队伍。似乎也印证了当地年轻人，一开始还存在另一种态度。
▲图为2号营地，红圈内小点为临时3号营地。雪山脚下，渺小如蚁。摄影 / 段建新。
年仅22岁的藏族协作林文生，进山前才举行婚礼。此时的他，甚至不知妻子已有身孕。26岁的斯那次里原是德钦一个电影放映员，第一次参与登山的他，曾忍不住赞叹：“啊，这么美。我在这里长大的，我都不想下去了。”想不到，一语成谶。
和斯那次里一样，山上的年轻人无不为雪山壮丽所感染。段建新眼里，日本人不像拿登山当唯一目标，更经常在享受自然。特地带了7个镜头的近滕裕史，作为职业摄影师，陶醉于拍摄雪山风光，每晚在星空下给家人孩子写明信片。
32岁米谷佳晃，为了这次登山，辞掉了IT工程师工作，带着老父亲特地为他做的别致小雪橇。因为井上队长的赞叹，临时上山的佐佐木，终于见识到壮美黄昏，又为协调中日语言不通的障碍，就此永远滞留……
▲为雪山风光激动的21岁登山队员笹仓俊一。雪镜反射着卡瓦格博主峰倒影。摄 / 段建新
首次接触登山的云南成员，更是充满新奇。本该下山的云南体委干部李之云，爱好运动，怎舍得错过这个学习机会？不止一次说：“不，我暂时不下去了。”
翻译王建华原计划过几个月就去日本留学，他为调停营地之争而上山，任务早已结束，却想呆在山上多认识几个日本朋友。就连宋志义，为保存体力，也坚持“再等几天，登顶完再下山休息”。
离登顶仅一步之遥的信心，最终把日方全部队员11人，以及中方6人，全都吸引在了3号营地。1、2号营地都没有人，大本营也只剩张俊等几位中方后勤人员。这违反了登山常规，所有人却憧憬着唾手可及的登顶。没有人怀疑过，头顶高悬着怎样危机。
山上，是万事俱备、只等天气的17位登山队员。山下，是日日祈祷着神山显灵的信众。1991年的新年钟声，在两方不一样的翘盼中，伴着风雪敲响。
▲王建华在攀爬大本营前往1号营地的第一面冰壁。摄影 / 段建新
无人应答
和新年一起到来的，是更狂暴不息的风雪。原定1月4日登顶的计划，不得不推迟到8日。山上的人依然乐观，却忽视了400米外，正前方山脊上，成千上万吨冰雪，犹如千军万马正日夜积聚，暗藏杀机。
风雪*锁封**中，大家或一起打牌打发时间，或抒发着下山后的憧憬。承担着登顶任务的宋志义，倒是对气候有些忧心，不时惋惜之前进度太慢，没把握住好天气。
更多人开始思归。有人在对讲机里，甚至即兴编了封家书电报，最后落款“你的云”。谁是“谁的云”？这个话题，让离家快两月的汉子们兴奋了半宿。
被拿来开涮的“云”，是张俊同事李之云。1月3日晚，当李之云向大本营汇报：“雪积到1米2，帐篷都快被埋了，每几个小时就得出去扫一次雪。”张俊也差点以为李之云在开玩笑，毕竟帐篷也只有1米5高。
“雪大得方便都出不去，只好撒塑料袋里往外扔。”当晚22点15分，最后的通话，在李之云的打趣声、卧谈笑声中结束。没有任何人感到一丝不寻常，此时大本营甚至已用松枝搭起凯旋门，就等他们凯旋而归。然而，这一夜之后，17人再没有归来。
▲1990年11月，中日登山先遣队员在德钦。摄影 / 段建新
1月4日，醒来以为寻常的又一天，直到清晨8点，张俊才隐隐感到一丝异样——平时五六点，对讲机就会开始叽叽喳喳：“懒鬼们，起床啦。”此时，竟没有一丝动静。
以为这群懒鬼们真在睡懒觉，8点半、9点……依旧无声的另一头，却让张俊等人有些警惕了。试图安慰自己“登山失联很正常”，17个对讲机始终没有回应的死寂，却让人不能不发慌。
大本营所有人开始紧张了，每人都拿着对讲机不停呼叫，然而17人无一人应答……
时间一分一秒推移，焦虑像雪球越滚越大，他们终于在10点向云南体委报告“失联”。而此时，连日风雪收住，久违阳光再次普照，仿佛发生了什么，又什么也不曾发生。
▲当天电报内容，谨慎使用了“失去联系”4字。
那时德钦，从昆明还得坐五六天车。直升机都飞不了，山地环境资料为零。连续4天，枯守大本营，天空没有一丝云，山顶更没有一丝回音，张俊只能是一会哭一会发愣，各种可能在脑子里打转。可即便此时，谁也不曾想过最坏结局。想不到，也不敢想。
直等到4天后，救援队终于赶到，又一场暴风雪竟也应声而来。即便实力最强的*藏西**登山队，在频繁冰雪崩中，最终也只到得了2号营地，挖了2小时，却竟连一个帐篷角也没发现。
1991年1月23号，失联第20天，绝望的救援指挥部宣布，救援失败，山难成立。“最后通过一架美国产高空侦察机，用红外线拍摄3号营地位置。照片显示山体上有30万吨以上冰雪堆积物，推测是发生了雪崩……”
▲当时的高空侦察机航拍结果。
卷土重来
17人同时遇难，这一起中日登山史上最大山难，在1991年，对于中国，就像是天方夜谭。对于日本，则是举国震惊。
“天天活蹦乱跳的一群人，一夜间消声灭迹，那感觉太茫然了。”侥幸活着的人，带着依然难以置信的心情，缓缓踏上归程。身后渐渐远去的梅里雪山，却又一次雪过天晴，近乎残酷展露着不变的雄姿。
17条生命，就这样蝼蚁般消失，不可思议，不留一丝痕迹。可张俊始终还抱着一丝幻想——他们或许是被外星人接走了，等再见时，说不定比我们还年轻。
一样无法置信的，还有大洋彼岸的日本人。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成员小林尚礼，彼时才读大三。登山队最年轻的笹仓俊一，是他最好朋友。曾经一起登山的记忆，还那样鲜活，怎相信会无一人归来？“总觉得他们一定会回来，一定还活着。”
直到前往笹仓家中通报消息，一对老父母沉默听完，礼貌克制表达着谢意，笹仓父亲一句含泪的感叹：“21年的短暂人生啊……”始终找不到遇难实感的小林，心颤抖了，忽然间就泪如泉涌。“那个瞬间，我终于知道什么东西结束了……”
无法接受的悲剧，成为不能不承受的事实。2个月后，挂着17人遗像的追悼会分别在北京、日本京都举行，遗骸不知何处，遗属们无不哭成了泪人，遗孤们却都还是三五岁小孩，一个个天真玩耍着，尚不知他们的父亲已经全不在了。
▲准备从C2运送物资去C3的登山队员。红衣为笹仓俊一。摄影 / 段建新
雪崩只是瞬间，风暴却持续在一些人心里。2年后，刻着“镇岭”二字的慰灵石碑，在日本比壑山落成。立碑是为逝者安息，一直放不下往事的小林尚礼，却忽然想再登梅里雪山。他害怕有关好友的记忆，就这样永远远去。他希望至少留下“我们一起活过的证据”。
此时梅里，因为这一场神秘山难，陆续吸引来更多勇敢者的登山申请。出于对死难者同情，云南为京都大学山岳会保留了5年首登权。
再进梅里的路却异常崎岖。从1993年秋开始筹备，大半年没招到主力队员。1994年，日本登山队在中国贡嘎雪山，也遭遇雪崩，又4人遇难。接连悲剧，加深着恐惧，也使计划不得不一再延期。直到1996年秋，合同期限最后一年，筹备3年的登山队这才终于上路。
▲爬升过这个陡坡，就是C2、C3所在的冰雪原。图为曾下山议事的井上队长。摄影 / 段建新
内容来源于：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