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明确一点的是，这里的南北朝是指的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公元589年），而不是日本的南北朝时期（公元1336年—公元1392年）。日本的南北朝时期中国正处于元末明初的乱世，元明时期与日本的交往并不是这次要讨论的。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南朝宋与日本的关系，南朝宋与日本的交往是整个六朝中记录最多的也是整个南朝期间为中日关系奠定基础的时代。
谈论此时期两国关系，最为重要的就是从史籍入手，下文的我的讨论将会以中国史书为主，日本史书和实物为辅。（日本真正进入信史时代要到中国唐朝。）
南北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分裂时期，与日本的交往确切的指的是南朝宋，南齐，南梁三朝。南陈与北朝在史书上并没有与日本交往的记录。为什么都是与南朝交往，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理解的问题，一来，北朝当时是为少数民族统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程度与南朝有一定差距，日本自然会选择更为发达的对象交往。二来，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日本到中国最为方便的就是走福冈—釜山—宁波这条线。两者结合单独与南朝交往的情形就不奇怪。
在南朝的史书中，第一个出现的日本君主是一个名叫“赞”的人，在《宋书·列传第五十七 蛮夷》中写道“高祖永初二年(公元421年），诏曰：“倭赞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授。”“太祖元嘉二年（公元425年），赞又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这里其实还看不出什么，只能认为在当时的朝贡体系下，中日两国的一次普通的官方交往，但是从后续的记录来看，日本（或者说倭国）是抱有特殊想法的。
在《宋书·列传第五十七 蛮夷》后面的内容有写“赞死，弟珍立，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诏并听。”这是发生在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的事情，注意，此时的倭国国王已经变为了“珍”。
438年倭王“珍”朝贡的时候，请求朝廷赐予自己“使持节、都督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的官爵，结果宋文帝只批准了“安东将军、倭国王”，“安东将军”是比“安东大将军”是低一档的官职，安东大将军这个称号对日本来说也很重要（原因后面会说到），但这个还不是最关键的，对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使持节、都督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这个东西。
倭国在中国东晋时期就与朝鲜半岛的国家发生过战争，好太王是*句丽高**第十九代王，据记载在位时间为391年—412年。位于中国吉林的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上面的碑文就说到倭国在391年（东晋太元十六年）入侵朝鲜半岛，使得百济（就是碑文上的百残），新罗臣服。（百殘新羅舊是屬民由來朝貢而倭以耒卯年來渡海破百殘■■新羅以為臣民）。另外一次倭国入侵朝鲜半岛的时间更加早，日本的石上神宫藏有七支刀，《日本书纪·神功皇后 气长足姬尊》记载说七支刀是百济王奉献的，刀上正面的铭文有这么一段字“泰■四年十■月十六日丙午正陽造百錬■七支刀■辟百兵宜供供侯王■■■■作”。“泰■四年”现在普遍被认为是东晋太和四年（“太”和“泰”通假，公元369年）。背面的铭门则写到“先世以来未有此刀百濟■世■奇生聖音故為倭王旨造■■■世”，虽然有些字已经看不清了，但仍旧可以解读出大致意思是百济为倭王所造，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书纪·神功皇后 气长足姬尊》所言非虚。
另外根据高丽王朝史书《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三》记载公元364年和公元393年有倭人入侵，正好与之前所说的两件事的时间大致对得上。“九年（公元364年），夏四月，倭兵大至，王闻之，恐不可敌，造草偶人数千，衣衣持兵，列立吐含山下，伏勇士一千於斧岘东原，倭人恃众直进，伏发击其不意，倭人大败走追击杀之几尽”，“三十八年（公元393年），夏五月倭人来围金城，五日不解，将士皆请出战，王曰今贼弃舟深入，在於死地，锋不可当，乃闭城门，贼无功而退，王先遣勇骑二百，遮其归路，又遣步卒一千，追於独山，夹击大败之，杀获甚众”。从之前的石碑得知，倭国同时入侵百济和新罗完全是可能的。（虽然，《三国史记》中也写到了在新罗第十七代王奈勿麻立干的带领下击败了倭人，但我个人认为诿饰的成分较多）。当时，包括百济在内，新罗，秦韩（辰韩，新罗的前身），慕韩（不明，可能是马韩）都是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和部落。任那的属性不明，有国家说，机构说，组织说。但不管怎么样可以看出倭国当时是想坐实对朝鲜半岛部分地区的影响力，它想得到中国的认可，也就是“持使节”。但是由于南朝宋的反对，倭国只能继续朝贡，换取支持。
于是元嘉（公元443年）二十年，倭国继续想要得到“使持节、都督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但是又一次落空，“二十年，倭国王济遣使奉献，复以为安东将军、倭国王。”（注意此时的倭王已经变成了“济”）。直达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事情有了改变，根据《宋书·列传第五十七 蛮夷》记载“二十八年，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如故。”南朝宋终于给与了倭国征伐朝鲜半岛的权力。宋文帝转变想法的原因大致是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42年）北伐失败，国力大损，后世的司马光评价此次北伐为“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
由于国力的锐减，南朝宋已无力关心其他国家的事情，所以就答应了倭国的请求。但是一旦国力略微恢复，南朝宋就会收回或者降低对倭国的封赏，刘骏在位时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世祖大明六年，诏曰：“倭王世子兴，奕世载忠，作籓外海，禀化宁境，恭修贡职。新嗣边业，宜授爵号，可安东将军、倭国王。”可以看出在这段记载，南朝宋给新的倭国“兴”的封赏中收回了“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的权力。
但在之后的交往中，由于各种原因南朝宋以及南齐，南梁都承认了倭国对朝鲜半岛部分地区的影响力，《宋书·列传第五十七 蛮夷》中写道“（昇明二年，公元478年，南朝宋倒数第二年）五月戊午，倭国王武遣使献方物，以武为安东大将军。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这里的倭王是“武”。《南齐书·列传第三十九 蛮·东南夷》中说到“建元元年（公元479年，南齐建国第一年），进新除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武号为镇东大将军”，《梁书·卷二 本纪第二 武帝中》中也有“（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南梁建国第一年）镇东大将军倭王武进号征东大将军”这样的记载。不仅恢复了之前的权力，而且把官职提升到大将军。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仔细看上文的话会发现南朝给与的册封中，始终没有百济。这是因为百济也与南朝保持着朝贡关系。在《宋书·列传第五十七 蛮夷》中有这样的记载“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以百济王馀映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高祖践阼（公元420年），进号镇东大将军。少帝景平二年（公元424年），映遣长史张威诣阙贡献。元嘉二年（公元425年），太祖诏之曰：“皇帝问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可以看出百济在公元420年就得到了镇东大将军的名号，所以后来倭国才想要得到包括安东大将军在内的封赏，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倭国是不可能接受自己的封号比百济低的。而东晋以及南朝对百济的封赏，恐怕是倭国重启对华交往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这些记载都表明南北朝时期中日两国的外交状况，主体是围绕朝鲜半岛来进行的，表达了倭国想进一步控制朝鲜半岛的想法，而南朝由于自身实力的下降或者局势的不稳（比如国力下降，王朝末期又或者王朝初创）由最初的反对变为了赞同。
参考资料：1.《宋书·列传第五十七 蛮夷》
2.《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三》
3.《南齐书·列传第三十九 蛮·东南夷》
4.《梁书·卷二 本纪第二 武帝中》
5.《日本书纪·神功皇后 气长足姬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