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过年过节或者坝坝宴的时候，走进厨房一看都是男的穿着花围裙在做饭。甚至还有人说：不洗碗是川渝男人最后的倔强。玩笑归玩笑，但是这也的的确确是一个很明显的社会现象。
那是什么导致了男性做饭这一较为普遍的现象呢？
“耙耳朵”这是一个方言词汇，所表现的便是川渝男人怕老婆、财务不自由，但是其实换一种说法便是男女没有特别的地位高低和明确分工。
苏轼有这样一首诗：“龙邱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而我们所知道的“河东狮吼”也是出于此，陈季常晚年隐居在黄州，饱参禅学。
有一天苏轼去找他的好友陈季常玩，两人许久未见于是便一直聊天，谈空说有到很晚；陈季常这个人平时很惧内、害怕他的老婆柳氏，两人大晚上聊的太嗨了，柳氏一声狂怒大吼，吓得平时修心修禅的陈季常手里的拐杖都丢了。于是苏轼便写了这首《寄*德吴**仁兼简陈季常》来调侃自己的这位好友。
其实这一现象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一看。
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两位女性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一位是武则天，另一位则是刘娥。其中武则天是在利州（今四川广元）长大的，刘娥则是在成都长大的。其中刘娥虽未临朝但也身穿龙袍，独掌大宋政权。
包括在浣花溪公园被纪念的浣花夫人，在唐代宗大历三年的内乱时，她面临外敌，也是亲自横刀挂帅，击溃了围困成都的叛军。
时间来到唐五代末期，宋太祖赵匡胤兵临成都，后蜀皇帝孟昶投降大宋时，其妻子花蕊夫人更是直接痛骂：“十四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到了明代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蜀女多才”，比如卓文君、薛涛、花蕊夫人、秦良玉等等。因为很早以前四川官民就把“文翁”当作巴蜀重文的源头，为文翁立祠祭祀。
文翁重教对于男女是一视同仁的，在其传记中便有记载：“使传教令出入闺合”，而“闺合”就是女性之室的意思。现今成都就有文翁石室，也就是第四中学。
由此便可以说，四川女性好学自汉代已经开始，并继承了下来。从文献记载来看，四川女性和男性的社会地位并无多大悬殊，早在秦代四川女性就开始和男性一样抛头露面经营工商业，而且很成功。
在秦始皇时期的四川首富就是女性。也就是巴蜀寡妇清，她出巨资修长城、为秦始皇陵墓中提供了大量水银，晚年被接进宫里，封为“贞妇”。加上蜀绣的闻名，四川女性的经济社会地位也因此得到了提升。
四川境内散布着多个少数民族，比如畲族、安多藏族、裕固族等等女性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高于男性的，甚至是泸沽湖那边的摩梭族至今还保留着母系社会的传统。
女性的社会地位在四川方言中也有体现，中原其他地区基本都是“爸妈”、“爹娘”，遵循男前女后的特征。到了川渝地区则是“妈老汉儿”将女性放在了前面。
而且一些地方把姑姑称为“爸爸”、“老子”、“爹”之类的。就比如“大爸”、“大老子”、“大爹”。
除去文化传统、经济和民族影响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便是移民。或许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湖广填四川”，而众多的移民也导致了四川的小家庭模式。
“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也正是这种小家庭模式使得女性不会受到“大型复合家庭“的祖辈、或者父系宗族长辈的制约，可以很好的和小家庭的丈夫形成较为平衡的权力制约。所以四川女性大多性子直，敢说敢言。
在《隋书》中有记载，四川“父子率多异居”，也就是父亲和儿子是分开两地居住的，老人是管不了儿媳妇的。
《宋史·地理志》也有记载“四川亲在多别籍异财”，四川的亲人多在其他地籍，不住在一起。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四川都是移民而来的小家庭模式，并无中原其他地区的那种大家族、宗族、数代同堂、聚族而居的传统。没有太多家族关系上的人情和道德规矩的禁锢，这使得他们获得了更多的自主和自由。
因为小家庭的模式，让支撑家庭变得更加困难，而女性也在努力的支持着家庭。在陆游的《入蜀记》中记载：“大抵峡中负物率著背，又多妇人。”所以说哪怕是背负重物的繁重劳动，四川女性也是努力承担，因为小家庭的维系只能靠夫妻的相濡以沫，互相搀扶。
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使得巴蜀女性虽然处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却也可以大胆泼辣、无所畏惧地施展自己的才能，自由地张扬自己的个性。所以四川地区自古至今人情包容，男女洒脱，女性地位高，从而形成了这一独特的地域文化。
与其说“耙耳朵”是惧内、怕老婆，不如说是小家庭的男性女性更懂得相互扶持和互助；没有谁地位低、谁地位高，谁就该躺着的想法；有的只有互相倚靠、相濡以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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