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觉悟和成长，不仅会带来心灵的救赎和内在转化，还应当使人拥有完全的智慧和明辨力。就像鸟儿一样，无论在什么地方，你的体内都有一个指南针，让你永不迷路。
我是公主，可我不想活在你们的期待里
我想见挪威公主的原因是她不好好当公主，却开了一所可以和天使沟通的灵修学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守护天使。”她公开对媒体说，“我能感到它的存在，我还能教你们和自己的守护天使对话。”
“你们怎么看？”我问挪威的朋友。
“怪怪的——谁知道——天使这种概念——”他们耸耸肩。
玛塔·路易斯公主，出生于1971年，是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唯一的女儿，挪威王国的第四王位继承人。她爱童话，也爱唱歌，有理疗医师执照，开过公司，也在电视台主持过节目。
但从2007年开始，她和搭档伊丽莎白·诺登共同创办了“阿斯塔尔特教育”机构（后更名），教授与天使沟通的课程。这所“学校”已经开了十一年。
我被她身上的某种东西打动了，决定给她写一封求见信。当然石沉大海。我不甘心，又补写了第二封，依然杳无音信。
我固执地坚信我能理解她，并凭直觉感到即使隔了万里重洋，她也可以理解我。但当我发出的第三封邮件依然没有回音时，我觉得自己错了。
“是我太天真了。”我沮丧地对妈妈说。
“再试一次吧！”妈妈说，“有时要做成一件事需要点儿坚持。”
次日清晨，在发出第四封邮件后，一个陌生人从遥远的北欧发来一封温暖的信函：“Ying，我是玛塔·路易斯公主的助理卡瑞娜。公主愿意见你并接受你的采访。”
有时候坚持等来的未必是梦想成真，但梦想成真需要的，或许往往就是那么一点天真的坚持。
在刚下过细雨的清晨，我早早来到学校门口，想象着一位身穿粉色长裙的公主将会如何飘然而至。
我身后，是一栋古老的石砌建筑，古铜色的大门右侧，其中一个门铃旁的铜牌上刻了一串英文，写着“阿斯塔尔特教育”。阿斯塔尔特，是古代腓尼基人崇拜的女神，象征着丰饶和爱。
十几分钟后，一个披着栗色齐肩发的女子向门口走来。她看上去三四十岁，身穿黑色外套，一条黑色包臀细腿牛仔裤，右手拎了一款马汀尼地图包，左手托着两杯咖啡。脚上踩一双极高的细跟鞋，看上去干练而有活力。
“嗨！”她向我微笑，走上台阶。
“嗨！”我礼貌性地回复。
“要进去吗？”她弯腰将咖啡放在地上，再从包里掏钥匙。
“不用了。”我笑着回应她的友好，“我的约会在半小时以后。”
她仍在包里搜寻钥匙，弯着身子同我说话：“噢，对，你是约了九点半的采访吧？”
“啊，是。”
“你是从中国来的吧？”她又说。
“啊——”我歪着头看她，“你怎么知道——”
“你是公主的助理卡瑞娜？！”我突然反应过来。
“我不是卡瑞娜，”她哈哈地笑着直起身来，“我就是玛塔·路易斯公主。”
“对不起，我以为公主，公主会——”我有点尴尬。
“我知道——没关系——我喜欢大家的这种反应。”她向我伸出手来，一只柔软有力的手。
我不确定该如何形容她的容貌。她有一张似美国女演员珍妮弗·安妮斯顿的美丽脸庞，又随和得如你在马路上见到的任何一个挪威女人，甚至还要更加普通，但她蓝灰色的眼睛里流淌着一种热诚而坚定的目光。
五分钟后，学校的另一位创始人伊丽莎白走进来。她四十出头，金发披肩，圆圆的脸上有一双迷人的纯蓝色眼睛。
在一张四方木桌前，伊丽莎白点燃了一盏烛台，让烛光照亮桌上的紫水晶洞。一朵手掌般大的*菊黄**，从旁边的白瓷杯中生长出来。
瓷杯前，零星地散落着十来颗浅粉色水晶石，色如早樱，颗颗光莹透亮。公主脱去外套，露出一件海蓝色呢料中袖短装，对面的伊丽莎白换上了一条蓝紫相间荷叶边灯笼袖雪纺长裙。
“我很小的时候就可以感知一个人的内心情绪。比如一个看上去很开心的人，我却能感到他其实很悲伤。”
她说幼年时能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但渐渐地，外面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走进来，正如我们每个人都同样经历的一样，父母、学校、社会……这些声音越来越大，心里的声音却变得越来越小。
“很多年来，我尽力让自己看上去像个‘正常’的公主，像人们期望的那样说话、做事，但内心却感到很孤独。那时候，媒体经常问‘你的人生偶像是谁？’，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以别人作为人生楷模？难道每个人不是独一无二的吗？”
这些问题困扰着她，直到二十七岁。
“二十七岁那年，我第一次遇见了自己的守护天使。”她面色柔和，像一片花瓣，“在一次冥想中，我看见了它，就像见到一个老朋友。我再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了。”
这次灵性上的自我发掘，让公主的人生彻底发生了转变。从最初的缄默，到慢慢公开谈论守护天使的存在，再到创办学校，她从挪威国的公主变成了一所心灵修炼学校的创始人和教师。一些媒体指责她的言行让皇室蒙羞，但她还是选择诚实地面对自己，因为这让她感到自信和快乐。
“你说的天使，是怎么回事？”
“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我的天使是一个具体的形象。”
而伊丽莎白说，她的天使，是以知觉存在的。
“它爬过手臂，绕着身体……”伊丽莎白的眼睛里闪着纯蓝色的光，“在我还是小孩时它就在。我和它说话，它陪着我。但长大后，家里人就告诉我，不要再说这些‘疯话’了，所以，我只能闭嘴，变‘正常’起来。”
怀着相似的困惑，若干年后，玛塔·路易斯公主和伊丽莎白在一个灵性课程上相遇了。当谈论起天使时，她们像失散多年的姐妹一样打开了彼此封存多年的秘密，发现原来自己在这个世上并不孤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守护天使，陪伴我们，保护我们。我们可以和‘天使’对话，打开通往内心的大门……”
坦白说，当公主对我说起天使时，我是茫然的。多年后，越来越多普通人对我谈起他们在各类灵性课程中的体验，一道白光，一股暖流，一种声音……
我开始相信有很多人只是经历了一些其他人不曾经历的，或未觉察的体验，不能因为我没有体验到，就否认他们的感受。
所以当人们问起挪威公主所说的天使时，我无法做出任何评价，但我能说的是，她对自己的诚实和她所坚持的一切，是不易的。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因为不被理解或不被认可而无数次地被评价。
“你不适合做管理。”
“为什么还不结婚？”
“赚这么点钱怎么行？”
当他人以各样善意的或者恶意的目的，鼓励你、定义你、评价你、刺激你、攻击你、伤害你时，你是充耳不闻？跳起来反抗？默默地吸收？还是有智慧地筛选？你是否能疏离那些令人兴奋、刺激、愤怒的评价，像大山一样安坐在内心的宝座上，静观这个世界？
很多年后，我才慢慢学会在内在建立真正的自尊，不被各种评价敲打得东倒西歪。但那些声音，曾经带给我很多盲目的挫败感、自卑感和无言的自责。
对一个公主来说，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决定了她的整个一生都要活在公众的议论里。一次次妥协，最终让她懂得了一个其实很简单的道理：与其违心地活在别人的期待里，不如诚实面对自己。
那个清晨，下过雨，天灰白，街角寂寂无声。在那泛着橘黄烛光和淡紫色水晶石光辉的房间里，两个挪威女人对我讲述了她们各自的故事。她们的眼睛散发着光彩，她们的笑声回荡在房间里，那是一种持续的动人的笑声，不是你在电视里听到的那种干巴巴地从嗓子里冒出来的声音。
我记得公主谈起与丈夫、孩子们相处时的神情，她说那是让她快乐的时刻。那时候，我觉得一个女人一生所能追求的最大满足感和幸福感，便是如她这般了。
我曾被那绽放在她心中如水晶般的灵性之花深深打动，因为那朵花儿，我从万里之外飞来，与她促膝长谈。
一位挪威国的公主，用她的谦卑和柔美给我上过一堂重要的人性课，也用她的勇气和真诚点亮过我心中那片灵性的角落。
“如果每个人都能打开心，诚实地做自己，真心相对，我觉得这个世界会很美好。”这是挪威公主玛塔·路易斯的梦想。
这或许解释了我为何能用四封邮件就打开她的大门，因为她已放下心灵外的屏障。
我理解这份世上最宝贵的诚实和纯粹，而她感受到了我的诚意。在这个物欲纵横的时代里，那些真诚的灵性的追求者，弥足珍贵。
但五年后，挪威公主也无法再续写她的爱情童话。
“是的，我正在经历离婚，这是我人生中非常痛苦的一个阶段……与其逃避，不如诚实地面对自己，直面内心深处最深的情感，这个过程很痛苦，但也意味着我可以更快恢复。”
是啊，灵性的路，珍贵却充满险阻，曲折而漫长，并充满陷阱和幻象。即使是公主，也不例外。
这些年，身边越来越多女性朋友开始走上自我探索和自我成长的道路，她们渴望摆脱物质、世俗的束缚，向内寻找力量，渴求心灵的强大与成长。但也是在当今这琳琅满目的“灵性商场”里，纯真的探索者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你需要有一双具有明辨力的双眼，因为纵使有万千条路，却并不是所有的路最终都会去往同一个终点。
好几年前，在一位国际知名身心灵作家的分享会上，已年过半百的作家兴致勃勃地分析着自己刚结束的一段情感。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原来她并没有觉悟，依然还在一条迷茫的路上。
因为真正的觉悟和成长，不仅会带来心灵的救赎和内在转化，还应当给予每个人完全的智慧和明辨力。像鸟儿一样，无论在什么地方，你的体内都有一个指南针，让你永不迷路。而无明的“指引”，不仅消耗财物、时光和宝贵的生命能量，更会损耗内在的纯真和力量。
愿所有真诚的探索者最终都可真正成为自己生命的引领者，在智慧的指引下穿过荆棘，渡过这迷幻的海洋，抵达同一个真理的彼岸。
挪威作家Odd B?rretzen曾在《如何理解并利用一个挪威人》一书中，深刻地剖析过挪威人的情感表达：
（在洞穴里独自）居住八千年后，挪威人才第一次看见了其他人（他的亲密家属以外的人），并且他们之间还隔了很远的距离——一座山，或是一个峡湾。所以这个挪威人开始试着和对面的那人交流。但又因为隔得太远，所以他的语言必须要简短精炼。于是他向对方大喊道：“走开——”
孩子们，等我捕只熊回来
在记忆里，曾经爱慕过的那个挪威男人，有一双湖水一样的蓝眼睛。就叫他T吧。
当我对一个人充满热诚时，会渴望认识他的父母和故乡，因为想知道他是从哪里来到这个世界的。
T的父母住在离奥斯陆大约几个小时车程外的一个小镇里，那里曾是一个重要的捕鲸渔村。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做过捕鲸人。但到了爸爸欧文这一辈，就不再是捕鲸人了。欧文曾经做过水手，后来在小镇里成为了一位农夫。
当我第一次听T说起欧文的土地时，眼前出现过一幅金黄的麦田油画。在那幅画里，夕阳西下，大地广阔无边，房舍掩映在炊烟缭绕中；晚霞里，鸟雀声传遍远山；麦穗，在风中摇曳，麦芒尖上，释放着太阳的余温。
几年后的一个夏天，在那片土地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欧文爸爸。
在挪威，即使在盛夏，有时也是清冷的。那天下着雨，草地湿润。地上没有金黄的稻田，只有深黑的泥土，每踩下去一脚，黏黏的泥，都不自主地依附在鞋底，不舍离去。
那是一座简洁宽大的房子，墙上新刷过白漆。前门外是一片看不见尽头的青草地，远处隐现着青黄色的农田。后门半掩，门后，站了一个面容清瘦、目光安静的男人。他穿着深色牛仔短袖衬衣和卡其色休闲长裤，五十来岁的样子，脸上，挂着浅浅的笑意。
他有些腼腆地走过来，向我张开双臂，“我是欧文。”
我迎着他的拥抱，脑海里浮现起曾经对他的描摹。这个场景，在心里想象过许多年，没有想象里热闹，却更让人动容。
他留一头棕色短发。皮肤，也许因为长期日晒的缘故而变得深黑。瘦，却看上去干练有力。脸上岁月的痕迹并不特别深刻，眉色浅淡，而眼窝却格外深陷，这让他那双浅蓝色的眼睛看上去像两块埋藏在矿石中的宝藏露出的一角，散发着淡蓝的微光。但在那微光中，我却感到了一种绵长的暖意，在那看似静如止水的外表下埋着一颗温柔的心。
那双蓝眼睛，我见过，着迷过，但父亲的眼睛，比儿子的多了一份宽容和慈爱。我望着这宁静而寡言的人，所有想说的话，都化作了窗外的细雨。
这个房子是欧文亲手盖的，这里曾经住着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儿子，那个家一定美好过。但后来，妈妈还是离开了。再后来，两个儿子也长大了，他们没有选择去做渔夫、水手或农民，也没有盖过房子，他们的手，用来画画。
欧文穿短袖衬衫，光着脚板在房间里穿梭。但天气凉的时候，他的腿就不太好，有条腿像是带着伤，总拖在后面，但我的到来却让他忙前忙后。怕我脚冷，他找来一双厚实得像鞋子一样的羊毛袜子，又去电视机柜下取出水晶酒杯，把杯子擦得透亮，再到厨房端来洗干净的草莓。
我喜欢这种长在北欧土地上的草莓，有种不真实的甜美，鲜红的汁水有时滴落在洁白的桌布上，像朵盛开的蔷薇。欧文喝着啤酒，很乐意地坐在一旁看我吃。
为了迎接我的到来，欧文准备了很多烤肉。
猪排被烤成六分熟，棕黄色，肉质鲜嫩，香而不腻，是平生吃过最好吃的猪排。
每过十分钟，我就跑到阳台去找他，“再给我一块猪排吧！”
“真好吃！”我使劲敲着盘子。
欧文轻轻点头，抿一口啤酒，看着我笑。
随后，我们都不再言语。窗外，细雨绵绵，远处的草地在朦胧中化作一幅印象派画卷，一股柔软而绵长的情愫涌进胸腔。
再回挪威，离上次见面已经过去一年了。
因为采访任务密集，没时间去家乡看望T的父母，但这个星期四的晚上，他却突然通知我，明天晚上他的爸爸欧文和弟弟要专程来奥斯陆看我。
在那个烧着火烧云的星期五晚上，我在卡尔约翰大街上，盼来了欧文和T的弟弟可耶提。那么冷的冬天，欧文只是在一件牛仔衬衫的外面，套了件深蓝色的挡风夹克。
“晚上吃牛排好吗？”他轻声问我。
“好的。”
我们在奥斯陆中心一家牛排店订了位置。时间尚早，他们决定去一家酒吧喝些啤酒。只见这父子三人，一字排开坐在沙发上，每人手里握一瓶啤酒，细细品味。而在这漫长的“品酒”过程中，竟无一人说话，各自脸上还流露出怡然自得的神情。
这场景让人实在忍俊不禁。在《如何理解并利用一个挪威人》一书里，Odd B?rretzen幽默地调侃过挪威人的沉默：
“八千年来，每个挪威人都住在自己的洞穴里——而且是在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峡湾中，一个人拥有的山上，身边，只有他最亲近的家人。换句话说，八千年来，他们没有和亲密家属之外的任何人交谈过……当他们实在需要表达时，会找到一块平坦的石头，在上面刻上一些信息，而又因为那时在石头上刻字实在太不容易，所以这信息就被缩减为‘我，哈格里，在这石头上刻过字’，或是‘我，哈格里’，或只是一个‘我’……”
我坐在这三个挪威男人面前，尝试理解他们这种金子般珍贵的沉默。
而对于他们天生的豪爽酒量，Odd B?rretzen也做了“解释”：
“八千年来，挪威人学会了在自己的洞穴里酿酒，但因为那时还没有玻璃杯或瓶子，存储成了一个难题，而他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一次性把酒全部喝掉……”
“再喝一杯好吗？”喝完最后一口酒，他们互相看了一眼。
我忍不住笑起来。
待到这三人都各有三瓶啤酒下肚，才不慌不忙地进了牛排馆。由于饥肠辘辘，牛排一上，除了欧文，其余三人都埋头栽进了盘子里。
“好吃吗？”欧文问道。
“好吃！”我们三人回答得异口同声。
他小口地抿着杯里的红酒，一个人微笑着。
略有了些酒意后，欧文才对我说：“我做水手时，去过一些国家。我也喜欢旅行。美国和墨西哥我都去过。”他一字一句慢慢地说。
我请求他讲一些船上或登陆美洲的往事，但他的故事总是简明扼要，以致此刻在回忆里搜索时，我甚至找不到任何情节，只记得他脸上的神情。
他面色红润，看上去很愉快，我猜想水手时代一定是他生命中一段令人怀念和回味的时光，那里一定有许多妙趣横生的故事，而只有他知道故事的开端和结局。
我常常想起和欧文短暂的相处。如果把我们的谈话摘录下来，那么大部分时候，便是这样的：
“好吃吗？”
“好吃。”
“好喝吗？”
“好喝。”
然后他便平静地呷一口啤酒，微笑着。仿佛让我们吃好喝好，便是他最大的满足。
这简短的一问一答概括了我认识欧文的全部。
在那个星期五的晚上，他和可耶提坐了好几个小时的汽车来奥斯陆，请我吃了一顿牛排大餐，在一家酒店住了一晚后，第二天便一个人坐车回去了。
欧文离开的中午，我们送他去汽车站。路上，我很想找点话说，但越是想要说点什么，就越是词穷。我口干舌燥，胸腔四壁被一种酸楚的液体渗透。在十字路口，他去便利店买了份报纸，然后回过头看着我们说：“就这样吧。”
T和可耶提停住了脚步。我却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不想就这样让他走了，几次欲张口，但舌头却被黏住了，说不出话来。于是，我只好抱住他，像挪威人一样地紧紧抱住他。我强迫自己咽下眼泪和所有没有说出口的话。
“再回挪威来。”他说。
“好。”我尽量轻松地笑着应他。
这时，绿灯亮了。我只好放开手。
他转过身，右手扶着手提包，拖着脚步，缓慢的，一上一下地穿过街道，只留给我一个背影。
我的嗓子眼被什么堵住了，喘不过气。
“再见了，欧文爸爸！”我在心里轻轻地叫着他的名字。即使答应了要回来，也不知道今生会不会再见了。
“开心点，”T走过来，“马上就要见到贝塔和列夫了。”
我望着他，眼泪淌下来。
那天，可耶提留下来，因为晚上他们的妈妈贝塔和继父列夫会从家乡来到奥斯陆，和欧文爸爸一样，为了来看我。
可挪威的一切啊，终究在笔下成了往事。
很多人，或许今生都不会再见了，可是那些温暖，跨越了岁月，依然在心里长存。有的爱，或许此生都无以回报了，但爱会以别样的形式重生的，一定会的。
Odd B?rretzen在《如何理解并利用一个挪威人》一书里嘲弄过挪威人那害羞而不善于表达的个性：
“他愤怒时，会跑到洞穴外砍倒一棵大树，或是把一块巨石推进水里；而如果他想表达爱，他便跑到森林里，杀死一只麋鹿或熊，然后把这只野兽扛回家，扔在爱人膝前，这个动作的意思是：‘我爱你，我会保护你，并给你和孩子们带来食物’……”
这讲的就是欧文爸爸吧。可这个笑话，却把我惹哭了。
生命这样的漫长，我并不知道甜蜜是不是一种假象，也不知道所经历的困苦，又是不是一粒幸福的种子。但我坚信，当追随心中的声音时，当真心感到所做的选择是出于一种更深厚而长远的爱和责任时，无论有多苦，依然会看见那永不泯灭的希望之光。
你不要等我，我也不想等你了
清晨五点半，地铁站空无一人。
那列通向奥斯陆国际机场的火车终究是准点到了。上车前，T递给我一个用粉色彩纸包好的轻薄而扁平的东西。
“我怕增加你的行李重量，再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他轻声说，“路上再拆吧。”
我接过来，抱在胸前。就这样，车门关上了，还没有等车上的人反应过来，列车便加速向前，而那站台就这样突然地向身后退去，毫无征兆地，瞬间消失在眼前，包括站台上那个送行的人。
我静*坐静**在候机厅里。轻轻拆开粉色的包装纸，里面是一本读物。我把它紧紧捏在手里，坐上前往维也纳的飞机。
那个送礼物的人对我说：“你不要等我了，我也不想再等你了。”
可是……可是不是说好了，等我做完这采访，我们就在一起……说好了，去一个美丽的地方生活……
那天维也纳的阳光那么明媚，蓝天、白云、温暖的秋阳、金黄的树叶……是那样的充满着热情和勃勃生机，可我，却不合时宜地在那明晃晃的太阳底下淌着眼泪，一面拖着行李，一面用蒙着雾气的双眼去寻找前一日订下的旅店。
“请让眼泪停下吧……”我苦苦哀求，一次次抹去溢出来的泪水，但双眼却无视这份呼唤。
很久以后，我无数次地回想起走过的路，想起那些可以安放“如果”的十字路口，才发现我走的这条路，其实没有太多“如果”，因为在所有关键时刻我都追随了内心的声音。
如果知道结局是这样，还会这样走吗？会的。
但这真的就是结局吗？
生命这样的漫长，我并不知道甜蜜是不是一种假象，也不知道所经历的困苦，又是不是一粒幸福的种子。但我坚信，当追随心中的声音时，当真心感到所做的选择是出于一种更深厚而长远的爱和责任时，无论有多苦，依然会看见那永不泯灭的希望之光。而越走下去，你会越发坚定地相信，那些路途中的艰难，并非真正的艰难，而结局，也并非真正的结局。
*草我**草掩埋伤痛，尽管它随时都会从泥土深处爬出来。但除了向前，我别无选择。然而经历痛苦的好处在于，它教会我如何走过痛苦。它也教会我，无论有多难，都应怀有一种信念，那就是：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
当然，这个过程并不像写下来那么容易。
事实上，一点也不容易。除了伤痛，我心里还埋着无法释怀的压力。
有一天晚上，和挪威的朋友们聚会。午夜一过，我便去催促T：“该走了么？”
他眯着眼睛笑着说：“再等一会儿吧。”
“可明天还有工作——”我不想扫兴，把话又咽了回去。
他看着我笑，并不言语。然而在回去的路上，他却突然对我说：“我希望你快乐。”
我停下来仰头看他，满脸疑惑。
“我觉得你没有享受现在的工作和旅行。”他的声音很轻，却在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
“我不是在度假，我在工作，我要联系采访、写文章、拍摄、联系住宿、安排交通，还要把资料传回中国——”我为自己辩驳。
我知道国内的合作伙伴对我抱有多大的期望，我不能让他们失望，不仅如此，我甚至希望超过他们的期望。
T的话，让我很委屈。
“我知道你有很多工作，但你知道自己做的是一个多么棒的工作吗？你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的旅行吗？你应该去享受它。”
我沉默不语，低头走在夜色里。
我沉默是因为生气，而生气是因为我知道他说的是事实而我却无能为力。他是对的，我应该享受这份工作，我活在自己的梦想里啊！但为什么我却感受不到幸福，却只有压力？这种压力甚至让我对未来的旅行失去了好奇心，变得只剩下责任。
我坐在书桌前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一个喜爱写字和分享的人，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我们在黑夜中快步穿行，风吹着树叶，沙沙作响。
“你为什么不说话了？”他打破沉默。
“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些……说这些话……让我感觉自己很糟糕，让我难过——”
“对不起，”他停下来，“我不想让你难过，你知道那不可能是我的意思，我只是希望你能享受工作，我希望你快乐。”
他看着我的眼睛：“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真的很为你骄傲，我觉得你应该学会认可自己，应该快乐——”
我看着他，深夜里，他的目光清澈、专注，溢满真情。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或许这才是他送给我的最后一份礼物，一份一生受益的财富。
我曾以为人不能感到满足，是因为无法或没有活在梦想里，然而当我已经实现了梦想时，才意识到——仅仅靠实现梦想并不能带来恒久的快乐。
爱情也不能，即使是海誓山盟的婚姻，也无法给一个人真正的安全感和满足感。但那时候，我不懂。
我曾费力地追逐那种毫无保留的炽热的爱情体验，渴望透过爱情获得存在感、安全感，以及被爱的感受。
但那些执着的爱，不是关于爱的真相，而是一种无明。
无明，译自梵文AVIDYA，特指对真我缺乏认知。因为不了解真我，错误将自己认同成“小我”。为了满足那个自以为是的“小我”，对彼此的关系和对方的言行生出了很多期待和预设，并以爱情的名义妄想打造一个“理想”的爱人。
当期待被满足时，就快乐；而当期待不能被满足时，就失望、痛苦，就要去争执、斗争。
但这“小我”，不是我，真正的我啊，原本就不需要被认可。
几千年前，智者们就开始悟到，“我”的精神本源不是这个身体，不是这些情绪，我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我不需要被认可、被取悦，因为我的本质就是喜乐。
“我”亦不需要通过爱情或婚姻获得安全感、存在感、自尊和自信。
多年后，当我重拾往事，竟不能再理解自己当年的冲动，那些眼泪，那些痛苦，还有，对那个人的执着。
我开始发现，原来爱情和婚姻，本质上都是个通道，就像笛子一样，我们只是借由它，让穿梭在宇宙时空中的爱自然流通。
所以爱情应当是自然而然的，婚姻亦是。爱是怡人的，不浓烈，是温软的，不灼人，是长久的，不是稍纵即逝，是充满生命力的，不是相互中伤和毁灭。它就像一粒种子，放在土壤里，泥土会滋养，太阳会照耀，会自然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它应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舒适、平衡、和谐，充满内在的尊严。
向内探索，我逐渐得到了很多美好的生命体验，它超越爱情，超越世俗成就，超越那些极限和巅峰体验，却更细腻，更精微，更宏大，更持久，而这些体验，最终颠覆了我过往所有错误的认知。
当我逐渐明白这些事实的那一年，我的先生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我的生命里，一切如愿，一切刚好。
真的，那些逝去的快乐和喜悦，是会重生的，不，应该说，真正的喜悦从未灭过，它一直在那里，和爱情无关，就在我们心里，等待被揭示，被呈现。而它是延续的，恒久的。
祝福所有如我一般曾寻找真爱的人们。不必祝你找到理想的爱人和爱情，只祝福你找到真正的“我”和喜乐。而那些美好的爱和关系，会自然到来。
很多年后，有一位老板说我不够野心勃勃。可是他不知道，为了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我流过多少泪水，走过多远的路。
幸福的人生，不需要当第一啊
那天下午，我发疯似的寻找莫扎特的故居。
明明就在圣斯特凡大教堂后面，地图上画得清清楚楚，火车站的工作人员用很浓的一支黑笔在教堂后面的空地上画了很大一个圈。
“就是这里。很好找。”他微笑着用带着浓厚德国口音的英语对我说。
可我绕着圣斯特凡大教堂转了好多圈，恨不得钻进那张已经被*躏蹂**得快烂掉的地图里，就是看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沮丧的心情不言而喻，不是因为找不到莫扎特故居，而是因为心里失落。
出行才刚开始，似乎事事都在和我作对，困难不断摆在面前：找不到住宿、联系不上采访对象、网络不通、电脑故障、银行卡出问题，写不出文章……一切都叫人提不起精神。一个简单的地方，明明地图上就画在那里，却找不到。为什么一个原本应该愉悦的旅行却变成了困难的集合体？
现在面前有两条路：一条直直地通往教堂前的广场；另一条，从左侧横着拐了进去，是一条羊肠小道。
正在这时，一个身穿棕色皮衣的中年男子从身旁经过。我一把拽住这个男人：“对不起，我在找一个地方。”
“找什么？”
“莫扎特故居。”
“哈哈，”男子大笑起来，“跟我走！”他引我拐进了那条羊肠小道。莫扎特故居，就坐落在拐角后的第一扇门里。
一直就在这里，只是我始终没看到。
那是一座五层高的小楼，莫扎特和他的家眷住在二楼。扶着镂空雕花的铁栏杆上楼，进门左侧第一间是厨房，右侧第一间是客厅，接着是客房、娱乐室、仆人卧室，以及莫扎特的书房和卧室。
1785年，莫扎特一家在这里住下，他一共在这座房子里生活了两年半。第二年，在书房里，他写出了《费加罗的婚礼》。
“这里是我事业的梦想地。”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如此写道。
这是维也纳，音乐之城，音乐人的梦想之地。
我从没在一个城市里，见过这么多背着乐器的青年人穿梭在城市的街角。他们在这里追寻音乐梦想，正如两百多年前来到这里的音乐神童莫扎特一样。
“我十七岁才开始学长笛。”伊迪丝一面清理厨房，一面对我讲述她的故事。
伊迪丝是维也纳近郊一所音乐学校的长笛老师，一位长笛表演者。四十六岁，单身母亲，有两个漂亮的儿子，大儿子雷曼十二岁，小儿子阿里克斯九岁。
她有一头浅淡的金色长发，一双迷人的蓝灰色眼睛。我在地铁站的花店里挑了一捧粉色玫瑰和香水百合送她，这让她非常高兴。
“上次有人送花给我，是一年前的事了。”她笑起来像块融化的巧克力。
“我一周只工作两天，虽然钱不多，但有大把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一进门，她就忙着打开冰箱，给房间里正在看电视的两个男孩儿做晚餐。我在厨房的桌子前打杂。
伊迪丝最初的职业梦想是首饰制作师。但后来不是她选择了音乐，而是音乐选择了她。
“十七岁那年，我还在学做首饰，当时已经是最后一年课程，有一天我和同学去教堂参加活动，我平生第一次听见了长笛演奏，那声音太好听了，我忍不住问乐师能不能让我吹一下。”
乐师把长笛递过来，伊迪斯轻轻吹出第一声后，就再也放不下来了。
她攒钱买了一把二手长笛，求妈妈为她请了一位老师。她为长笛的声音着迷，一天可以吹上五六个小时。就凭着这份热爱，十七岁才开始学习吹奏的她，最终用她精彩的演奏考入大学学习长笛表演。
一个首饰设计师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了。
“我很少见过古典音乐的演奏者能像你这样大笑。”我趴在桌上望着对面的伊迪丝。
“我知道！我在学校认识很多中国同学，他们的技术都很棒，但我觉得他们看上去并没在享受音乐。
她靠在身边的桌子上：“我演出时也经常遇到一些表演者，总是板着脸，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但有时当我独奏时，他们的嘴角也会慢慢地向两个耳朵的方向翘起来；我演奏莫扎特时，有人的眼睛会湿润，你能感到音乐真的流进了他们心里。这是我爱长笛的地方。”
除了教课，伊迪丝同时在几个民间乐团演出。
“在技术上人是有边界的，但对我来说，这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我当然也需要提高技巧，但有一点我却很清醒，是演奏本身让我快乐，而不是为了成为最好的演奏家，或是进入一流的乐团，那些不是我的目标，也不是我的梦想。”
她的话让我陷入深思。
多年来，我一直习惯性地接受着这样一种价值观：一个人应该努力做第一。
漫长的学生时代，老师常常把最多的关注投放给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工作后，效率最高、能力最强的员工得到老板器重；运动场上，冠军会获得最多的鲜花和掌声……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里，潜意识中，无论做什么，我一直都希望自己成为最好的那个，要得到赞赏和认可，仿佛只有那样才感到自己重要。
在我过去的字典里，在我曾经接受的教育里，追求第一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那是一个好孩子的梦想，是一个好员工的典范，是一个优秀运动员的追求，是生存的准则，是社会的逻辑，如此顺理成章以至于我从来没思考或质疑过它的正确性。
但今天我却不由自主地叩问内心，“我所追求的那些荣誉，真的带给过我更多的喜乐吗？如果是，为什么我没有越来越满足？”就像伊迪丝曾经反问自己一样，我的人生，是为了成为最好的演奏家，进入一流的乐团，还是为了演奏本身？
一个人，一定要做塔尖上的明珠才有价值吗？为什么要做第一？什么是好？
做第一就是好吗？一定要强于别人才是好吗？
对面的伊迪丝看着我：“我进大学时，竞争很激烈，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找不到演奏的快乐，我对自己说，‘你怎么了？你的心死了吗？’我拿上长笛，去海滩演奏，去森林里演奏，去寻找最开始的那种快乐，慢慢地，那颗心又回来了。我明白真正让我快乐的，是长笛美妙的声音，是演奏带给别人的愉悦，除此之外，其他的都不重要。”
当她说出这些话时，我发现自己原本举着摄像机的双手颤抖起来，浑身有种触电之感。
就像迷失在寻找莫扎特故居的路上一样，我走丢在了寻找幸福的路上。多年来，我百折不挠坚韧不屈地追逐在“争做第一”的路上，却不知道自己真正在寻找的是生命的快乐。所有的成就和掌声，都不是目的，而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成就生命的价值，幸福地度过一生。
现在我开始懂得我的烦躁和不快了。是对结果的关注，让我忘记了路途本身的精彩，是太过于在意他人的评价，而让自己成了“荣耀”的奴隶。
无法满足，是因为人的心本来就无法被外在的“成就”所填满。即使是一万个伟大的梦想也不能。如果一个人了解了心的本质，就会知道，它只能被真理和纯粹的爱滋养。
就是在那一刻，我从未如此清醒地意识到，我的人生不需要成为第一，我的目标不是成为一流的“演奏者”或进入顶级“乐团”，我要的是内在的喜乐。
这些年，我在职场中认识了很多“人生赢家”。
有位老板朋友，做第一是他的人生信条。他永远是那个打满鸡血的人，那个不知倦意的人，那个领头羊。
“第一”是他人生的信条，但也成了他的制约，他无法忍受任何竞争对手赢过自己，所以他的注意力总是关注着对手的动静；他的一生，都在和人较劲。但在家里，他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在公司，他的大多数员工往往来不及和他分享荣誉就带着疲惫的身心逃离。
那样的第一，也算不得成功吧。
第一应该是自然而生，水到渠成的。一棵参天大树，如果沉浸在自己的挺拔里，它就会忘记真正给予它养分的是阳光、水和大地，以及它内在被上天赋予的生命的力量。而它自己，其实一事未做。
是谁给了心脏跳动的力量？是谁给了头脑思考的可能，给了我们创造力？是谁在我们体内安置了这一套完美的生命系统？是谁在为我们生存、发展和进化提供阳光、空气和水？我们可曾创造过任何一样有生命的事物？
没有，一切都是自然赐予的。
没有一棵树会为自己“伟大”的身高而扬扬自得，它和任何一棵其他树没有本质区别，当树木真正成熟，硕果累累时，它会低垂眼眉，向大地折腰。
上天赋予人类生命，是为了让那无所不在的生命能量最终得以显现，而不是为了让所有的创造物彼此离间、较量、伤害。
我们从阿米巴虫进化为人类，但此刻这并不是进化的终点。
自视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是人类的另一种无明。个体再能干，总有短板；个体再完美，总有局限。但当人们相互支持时，他们会天然地成为彼此的互补。这对于一个家庭、一个团队、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
人类，必须在集体中成长，并实现下一步的进化。瑜伽中的集体意识，是说每个人在本质上都是整体生命能量的一部分，当个体的意识完全地与整体意识融合时，每个人就如滴水融入海洋一般，消除了小我，消除了痛苦的根源。
真正的完满，是这集体成就的完满。
这不是道理，而是事实。任何以满足小我优越感的企图最终都将落入无明的黑暗。让己苦，让人苦。
幸福的人生，根本不需要当第一。
很多年后，有一位老板说我不够野心勃勃。可是他不知道，为了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我流过多少泪水，走过多远的路。
而人生最难处，也不是懂得那些道理，而是能把这些道理实践一生。
从那天起，伊迪丝在夜色里的笑容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也曾羡慕过那些“人生赢家”，羡慕过那些没有“浪费”过一秒青春的人。我们听说的都是人生赢家的精彩，但他们的心里真的比你更幸福吗？
那些“赢家”未必比你过得更好
我坐上从维也纳开往布拉格的火车，放好行李，选了右侧靠窗的位置坐下，拿出书，摆在面前的小桌板上。拖着行李的人，陆陆续续地在过道里穿梭，站台渐渐空旷起来。
这时，从前面的车门处，上来了一对夫妻。先生是一位戴眼镜的白人，教师模样，看上去六十出头，太太短发，四五十岁，亚洲人的面孔。
我看了他们一眼，又扭头向右面的窗外望去。
“糟糕，我的外套！”那位太太突然小声地用英语叫了一下，待我回过头来，她已经转身穿过人群，跳下车，奋力向站台冲去。就在我的窗户正对着的站台长椅上，果然躺了一件浅蓝色毛衣。那太太直冲向长椅，伸出手来一把抄起衣服，扭身又向我们的火车奔来。
就从她那一声“糟糕”的嘀咕，到冲向站台的瞬间，不过一分钟光景，但她奔跑的镜头却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我已经百分之九十确定地对自己说，那个女人，不是日本人，不是韩国人，一定是中国女人。
待我再回过神来时，那位太太，已经回到座位上，此刻，她正放松了心情，半倚着靠背。
我和他们隔着列车通道。她的先生，坐在她对面，两人低声用英文交谈着，有时，又换成另一种语言，但声音太低，我不能确信是不是中文。
我看着书，时而忍不住抬眼向过道对面看去，每一次，觉得那面的人，也在用同样的眼神看我，但谁也没开腔。
火车奔驰在通往捷克的平原上，阳光很温暖。
火车停了一站又一站，我对面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那时，我正读着《少年维特之烦恼》最后的篇章，刚翻完最后一页，见那对夫妻在整理行李，一看时间，该是快到布拉格了。
我们这列火车，终点并不在布拉格。我忍不住也站起来，从行李架上取下包，这样，才鼓起勇气，跳过对面正在阅读的一位女士，向过道那面的人走去。
“请问，下面这一站，就是布拉格吗？”
那位正在整理行李的白人先生，扭头回来看我一眼，慢慢地用英语说，“是，我们也是去布拉格的。”
他的太太睁大了眼睛，好像等待我打破这个僵局很久了似的，指着我，怔怔地说，“你，你是不是，是不是——”我猜她想问我是不是中国人，但她仿佛又不确定，一直犹犹豫豫说不出来，亦不知该说英文还是说中文。
我笑起来，连连点头用中文说：“是的。”
她这才笑了，好像憋了好久的气，终于散开了，一种莫名的温情洋溢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就这样，我们迅速地将频道换到中文台。那会儿，火车在减速中驶入了布拉格火车站。
我们用世界上最快的速度交换了重要信息。她叫淑萍，来自中国台湾的新竹，在奥地利生活，先生是德国人，做德文和英文翻译，这是他们第一次到布拉格旅行。而她，也知道了我在做的梦想采访。
“也许我们可以在布拉格喝杯咖啡。”下车前我突然说道，不知为何，舍不得这一面之缘。
两天后，淑萍邀请我去他们的酒店吃早餐。
布拉格早晚的雾气很重，清晨走在路上，像走在一场电影里，白雾弥漫，四周的人和房子亦真亦假，更让人觉得赴的这趟约越发神秘。
淑萍是中国台湾人。两天前在火车里就知道了。但不知道的是，她曾经从事通信行业，而且事业很成功，离开台湾时，她已是风云人物，不然也不会被委任到奥地利一家很大的国际通信公司做事。这是十年前的故事了。
“我做事效率高，刚到奥地利又想争表现，老板安排几天的任务经常一个下午就做完了。”她说话语速很快，口齿清楚。“我就跑去敲老板的门，‘还有什么要做的’？”她笑起来，“这样问了几次后，老板见到我，就要躲起来。”
“为什么？”那情景一定很可笑。
“中国人和奥地利人的工作效率差异太大，这里的人，不需要这样拼命工作，他们喜欢慢慢来，不要太大压力，员工之间做多做少也没太大差别。我哪里知道自己动作太快，也会给别人带来压力。”
“所以你曾经是事业型女强人？”我笑起来。
“是啊！”她也笑，“你知道时尚杂志里经常有那种测试个性的选择题，我每次做完，结论一定都是女强人。难道不该这样吗？我那时以为所有人都应该是这样的。”
这次，我们都笑了。
四十岁的淑萍到了奥地利，生活节奏慢下来，她却变得很不习惯。
“我们在国内从来没有学过放松。有时候，我坐在椅子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就觉得很无聊。这是工作啊，工作怎么可以没事情做呢？”
“我常常跟她说要学会放松。”她的先生插嘴进来。
“对啊，他跟我说，‘你要放松’。我觉得自己很放松啊，为什么你总说我不放松？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我的神经一直在紧张而不自知的状态。这是很多亚洲人常有的精神状态。”
是啊，我们早已习惯性紧张，习惯了高效的生活。
认识淑萍的两三年后，“互联网＋”的创业热潮席卷整个中国大地，那时候我去咖啡馆，仿佛每桌客人都在讨论着上亿的生意。投资人的钱，就像雨水一样洒满大地。
在互联网的新世界里，金钱，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和效率繁衍，财富累计的速度让传统行业瞠目结舌。有位女作家因为写篇文章就有近百万广告收入而成为效仿标杆。女作家每天凌晨两点睡觉，一个月能读七本书，她的助理月入五万，后来，女作家声称她也能教我们大家都月入五万。
这样的女作家，只是冰山一角。
一个知名中医公众号的主笔调侃说，“不写公众号前，我每天十点前就睡养生觉，现在有了你们（读者），十点我一般都还在改稿”。一个心灵鸡汤公众号的主笔坦言，她在即将上手术台生孩子前还在为公众号码字。一个健身品牌的创始人，骄傲地告诉我她一个月上了三十堂网络课，知识储备的速度远远超越从前……
那些公众号和大V们告诉我们：不要羡慕我，我只是比你更努力，只要你再努力一点，你也可以成为人生赢家。
人生赢家们或多或少都有些相似的特质：花最“小”的力气赚最多的钱，学霸辣妈（辣爸）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要事业爱情生活都不耽误，四面开花。他们能一边赚钱，一边健身，一边养孩子，一边学英语，一边考飞机驾照，会攀岩，能跑马拉松，能弹莫扎特，也能跳辣舞，爱厨艺，常旅行，精通四国语言，有马甲线，有事业线，没有皱纹，没有赘肉，而且，不用睡觉！
我想起中学时代的一个学姐，上中学连跳两级，钢琴八级，短跑健将，每次考试，每科都是全班第一。我的初中时代，她就是整个年级的一个神话，“人生大赢家”。但是刚进大学一年级的第一个月，她就从学校楼上跳了下来，十七岁的青春随风逝去。那其实是一所省重点大学，但对学姐来说，不够好。
我们听说的都是人生赢家的精彩，但他们的心里真的比你更幸福吗？
我也曾羡慕过那些“人生赢家”，羡慕过那些没有“浪费”过一秒青春的人。但现在我却忍不住问，人为什么一定要做点什么才能感到“充实”？为什么已经拥有的总是不够？
为何停不下来？还是不敢停下来？是什么在背后驱使你疯狂赶路，不停积累，不停获取？
为什么那么没有安全感？如果金钱能让你安全，为什么财富的增加亦没有使你淡然？
大V们以身作则，激励读者一年读二百本书，每天健身一小时，每周背一百个单词，上三十门课时，你有没有问过，给自己武装了那么多信息，练出了那么多肌肉，你是不是真的活得比曾经的你更有智慧更有尊严？
一位位焦灼的作者，撩拨着一群同样焦灼的读者。永远紧绷的橡皮筋没有韧性，一切过激的言行，其实都是失衡的显现。
他们的观点并没有让我感到更好，他们只是在美化我们失衡的人生，并给我们失衡的诱导。
《圣经》中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多年后，我才开始理解这其中的臣服和无为而治的智慧。
如果你的心是宁静的，月入五千也可安然享受；如果你的心是动荡的，月入五千万，它也无法安宁。你以为得到越多越快乐，但最后你却发现，人的欲望其实没有满足的一刻。
何必追着“优秀”不放手，学会享受“平庸”。我已拥有的，已经足够。
四十岁时，淑萍不快乐了，成功不再带给她任何满足。“那不是真正的快乐，只是肾上腺素在作怪。”她说。
她选择辞职，离开熟悉的行业，停下来去做了另一件事：学中医。她用三年时间学习中医，成为一名中医治疗师。她说自己擅长相面。
“那你从我脸上看出了什么？”我说。
她看着我神秘兮兮地说：“像只快要破茧的毛毛虫，整个阶段一定不舒服，但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
生命是自己的，喜不喜，悲不悲，苦不苦，值不值，只有你自己知道，骗得了所有人，也骗不了自己。
有种人生，叫我觉得值
想象中的她是一个披着一头乌黑长发，身穿白色真丝长衫，动作优雅，说话温软，却带着一种冷静距离感的人，因为他们说她是一位用丝绸制作首饰的中国女人，一位艺术家。
“他们对我恐怕也不了解。”她听完我的描述后捂着嘴笑。
她短发、素颜，黑框眼镜后藏了一双月牙状的细长眼睛，两颊上抹了些淡淡的腮红，嘴角向两边弯着。她的笑里带着一种拘谨，但那种距离感并不是出于傲慢，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谨慎。
“我喜欢观察。”她说。
“她也是位雕塑家，”一位波兰朋友对我如此介绍过她，“她创作了世界上最高的肖邦雕像。”
但她却反驳道：“我首先是个雕塑家，其次才是首饰设计师。”她的眼睛里闪着骄傲，尽管她很低调。
她穿一件黑色短皮衣，直筒牛仔裤，脚上是一双窄口平跟皮鞋。脖子上围了一条格纹毛质围巾，灰色、棕色和黑色的色块一直裹到下颌，这让她原本娇小的身躯显得更加不起眼，但她走起路来迅速而坚决，我觉得她一定不是弱不禁风的那一类，这个人的身体里长了一颗倔强的心。
她创作了世界上最高的肖邦雕像。高7米，重2.5吨。这尊雕像现在被放置在上海中山公园里，并作为中波两国友谊的见证。她叫陆频。
我好奇她那张羞涩又倔强的面孔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经历，一个娇小却不柔弱的上海女人，为什么会漂泊到波兰，又为何在这里落下脚，走上一条创作雕塑的道路？
那时我们坐在华沙一家艺术电影院的咖啡茶座里。下午两点钟，西北角坐了四五个聊天的波兰年轻人，就在这里，陆频开始向我放映了那部关于她的“个人电影”。
我们一起回到十六年前的上海。她大学毕业，刚开始工作。
“我是学出版的，毕业后，在一家艺术皮画制作公司，每天上班下班，觉得很没意思，只是简单地重复着一种节奏。”
那时，公司恰好从波兰请来两位皮画专家做指导，两年时间里，两位专家和员工们朝夕相处。陆频，便在这时学习了皮画制作——一种在皮革上绘画的技艺，并发掘了自己在绘画和创作上的天赋。
“我从小就喜欢美术，但从来没学过，认识这两位专家后好像一下就点燃了我心里想学画的火苗。后来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邀请我到波兰交流三个月，我就来了。”
那时候出国很不容易，陆频牢牢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她笑说：“本性上我不是一个大胆的人，那时候可能是年轻吧。”
那年陆频二十四岁，第一次到波兰。她在两位专家的指导下创作了一些皮画作品，在波兰的几家艺术画廊里展览，但她并没想到一个新的机会已悄然来临。
当时正值华沙美术学院招生，朋友建议她去试试。于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在陆频心里升起：我可以从头学美术，开启新的人生。
“我本来想学画画，但那边课满了，所以才去了雕塑系。”后来中国驻波兰的文化参赞笑她，二十四岁了才开始学艺术，你真有胆量啊！
二十四岁，我们都曾经历或将经历那个年纪，有的人可能觉得二十四岁也不小了，但对有的人来说，二十四岁，仍如一页崭新的白纸，充满可能；有的人以为人生从此注定了，但有的人，却相信未来还会经历无数次蜕变。
二十四岁，也常常是在这个年纪，我们各自的“笔”在不知不觉中绘出迥然不同的生命轨迹。而有时候，改变命运的也许就是那种“我喜欢就去做了”的单纯意念，但那背后支撑你去行动的并不是随便的冲动，而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发自心灵深处的激情。
“在波兰他们并不愿意接受技巧很成熟的人，反而更注重艺术上的创新，因为灵魂是你独有的，它不会重复。我的教授Stanis?aw S?onina看过我的第一份作品后就对我说：‘你能行，应该去参加考试。’”
陆频从教授的鼓励中获得了很大力量，她后来顺利进入雕塑系跟随Stanis?aw S?onina学习。
“五年里，老师一直在教我做一件事，就是观察。他说只有观察好了，观察透了，才能做出好东西。很多人一去就开始埋头苦干，我却坐着一直观察别人怎么做，而这个过程让我后来受益匪浅。”
她知道自己起步晚，所以格外珍惜学习机会，平常人一周学习五天，她周六周日也泡在工作室里。她说很多人不了解波兰，其实这里有很好的艺术，她很幸运，碰到了好教授和极有才华的同学。五年里，她如饥似渴地学习。
五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那么一些宝贵的五年。有时候，五年时光在犹豫不决中转瞬即逝；但也有时候，为一个目标坚定地努力五年却可换来一生的改变。陆频用这关键的五年实现了她从一个普通职员到艺术家的梦想，尽管那个过程一定也充满了艰苦和孤独。
多年来，她一直渴望把波兰文化介绍到中国，这个机缘终于降临。
2003年，陆频受波中友好协会邀请，为上海创作一件城市雕塑作品。她毫不犹豫地想到了波兰音乐家肖邦，而那时她并不知道自己将要创作出世界上最高的肖邦雕像，更不会想到这个过程还将伴随着极为漫长的磨砺和忍耐。
“我最初想得很简单，只想做出一个完美的作品。”
但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梦想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
“设计图通过后，2005年夏天才开始创作，我租了华沙一个帆船俱乐部的仓库，一直做到秋天，基本完成了石膏模型。接着要把石膏分割，再运到南部一个铸铜工厂制成铜像。因为设计稿的难度很大，给铸铜工厂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和助手每星期都要去工厂，从早到晚监督他们的工作，有时工人已经没耐性了，我常常磨得嘴巴都干了，最后连话也说不出来，但还是得坚持。同时，我还面临资金缺乏问题，因为没钱，项目就只能搁浅，原本三个月的铸铜工作，又用了半年……”
我相信陆频在其中一定还经历了很多困难，但这些在讲述中都被她省略了，她只是说自己号啕大哭了很多次，但每次擦干眼泪后还是选择坚持和忍耐。
2007年3月3日，在肖邦诞辰197周年的纪念日上，一座由波中友好协会，波兰肖邦研究所捐赠的铜制肖邦纪念像，在上海市中山公园落成。整个工程耗时四年。
那座雕像，我后来在照片里见过，在一组高低起伏粗细不均的铜制“琴键”上，沉睡着钢琴诗人深情的头像。陆频说，一个好的雕像，从各个角度看上去都应该是美丽而有趣味的。尽管四五年后，她又用批评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但在那个过程中她没有留下遗憾。
据说那天的捐赠仪式很隆重，中波双方政府都给予了高度重视，陆频也因此在波兰一举成名。2007年，她被波兰文化部授予艺术荣誉铜章；2008年，在波兰皇宫她被授予“在世界提升波兰杰出贡献证书”。
没时间享受成就，她一面扎回雕塑创作，一面尝试起首饰设计。
“市面上大部分饰品的颜色都很单调，所以我想把丰富的色彩融入首饰设计。”
她首先选择了源自中国的丝，用五彩丝线和银制作首饰，随后，她又尝试用水晶和皮革组合。她的首饰设计，不仅在材质上另辟蹊径，其造型也带有强烈的立体感，像一件件袖珍的雕塑作品。这些饰品只在艺术廊里出售。
现在的陆频很忙，除了创作，她每年还要特意抽出三四个星期去其他国家参加艺术家工作坊。
“我的一些在国内的老朋友，无论是事业上，还是物质生活上都比我要好得多，但我也有自己的收获，我实现了童年的梦想，经历了那么多高高低低的人生，这些丰富的生命体验是别人不能体会的。我觉得自己活得很开心，当然也有苦和累的时候，但一想到创作，就觉得生命过得很充实。”
我从她朴素的言语里感受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和喜悦。我认识她时，她快四十岁了，但我却觉得她的内心依然如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女孩，对未来充满了单纯的好奇，对世界充满了探索的愿望，好像她的人生依然还是一张白纸，上面可以绘出无限可能。
那些令人回味的细水漫流充满了生命的质感，她让我感到，这个女人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靠自己努力创作出来的，她像对待艺术品一样地品味着人生中的酸甜苦辣，而那些滋味让她的生命过程变得丰满而令人动容。
快分手时，她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在创作肖邦雕像的过程中，或者说在这过去十六年的旅波生涯中，获得的最宝贵的经验是忍耐和坚持。很多东西，不管是从事艺术还是其他，你有一个想法，而且又不那么容易实现时，你要做的是忍耐，再忍耐，坚持，再坚持，并且决不放弃。世界上没有容易的路，很多成果都要经过无数的努力才能实现，其中很多计划可能会泡汤，但总有一条路是通达的。”
这时，她把视线渐渐地向镜头外的远处延伸出去，像是进入了悠远的往事里：“我常想如果生命中没有出现那些机会，我可能依然在上海过着一种茫然的生活。当时，我大学毕业，有一份工作，但在内心深处我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来波兰，最初只是好奇，但我没有想到一个决定会给自己的生命打开另一扇大门，在这十六年里，我做了很多事，留学、结婚、做雕塑、设计首饰……但所有的东西都围绕一个核心，那就是我没有让自己的生命荒废过，我因此感到快乐。”
一两年后，有位比我年轻而事业家庭都有成的朋友，语重心长地在我租的房子里对我进行过一次深刻的“教育”。
“你看看你，又没家，又没房子，出去旅行还要借宿，如果你先赚了钱，有了家庭，以后你随时都可以出去旅行，且住的都是五星级酒店。”
我接受她对我的批评教育，她说的都是现实，但我无法让她明白的是：今天你所拥有的一切，房子、车子、家庭，甚至财富，有一天我都会有的，好一点，差一点，多一点，少一点，其实没有那么大差别，那些东西也不是一辈子都会在的；可我所收获的那些爱，拥有的那些宝贵的生命体验，那一次次心的成长和完善，却可以跟我一辈子，而且多少金钱都换不回来。
生命是自己的，喜不喜，悲不悲，苦不苦，值不值，只有我们自己知道，骗得了所有人，也骗不了自己。
人一辈子就这么长，生命能量是有限的，要把宝贵的精力放在那些值得投放的事上，看管好自己的注意力。色情、*力暴**、噱头、炒作、明星私生活、腰腹上的二两脂肪、马路边的一顿吵架、别人家的家长里短、半夜开启的网络游戏，这些，都不值得我们投放注意力。
爱惜身体，珍惜宝贵的元气，它应该用来去挖掘生命的价值。并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永不放弃。
是什么让你快乐，而你的梦想又是什么？
财政部长听了我的问题，笑了
那天下午，就在见完陆频后，“投资波兰”对外联络处的朋友为我安排了一次观光——他们组织一个从中国来的媒体团参观华沙古城。
晚上快和中国媒体团分开时，我示意司机停车，拉开门跳下来，这时，从那伸手不见五指的车厢里突然窜出来一声大呵。
“余莹！”车里，一个男人用中文大叫着。
在波兰，竟然有人叫出了我的名字！
我仿佛被时空穿梭机抛弃在一片混沌中，不知如何反应。
有一个人嗖地一下从黑暗里探出头来，暴露在灯下。他穿一件浅灰色迷彩滑雪服，里面是一件深灰色抓绒保暖衣，卡其色长裤，戴着眼镜，咧嘴冲我笑。这个人我注意过，下午导游在讲解时，他一直拿着相机左拍右拍，但我没注意过他的长相。现在他整个脸都正对着我，我盯着他，足足有好几秒钟。
“阿超！”终于我的哑穴被点开了，我跳起来拍着他的肩膀，“你怎么在这里！”
那车里坐的不是别人，竟是我的大学同学阿超！毕业7年后我们再没见过，哪知竟会在华沙相遇，更没想到，这个下午我们无数次擦肩而过，居然谁也没有认出对方来。
“你一直藏在帽子里！”他笑着。那天风很大，我把衣领上的帽子套在头上。
“你住哪？”车门要被关上了，他不得不退回到黑暗里，高声喊着。
“市中心，借宿在别人家！”我在车外挥手，“明天见了！”
“你们不会相信刚才我遇见了谁！”一回家我就迫不及待地向我的沙发客主人斯洛维克和他女友克里斯汀娜讲述刚才的经历。
“我一点也不意外。”斯洛维克慢悠悠地从电脑前拔出脑袋，“在你身上发生这种奇遇我完全不惊讶。”他笑着。“准备好你的古驰小礼服了吗？”
“什么？！”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明天要见财政部长，”克里斯汀娜从另一个电脑屏幕前转过脸来笑着说，“难道你不穿古驰小礼服吗？”
第二天，我了穿着一件抓绒衣出现在波兰财政部庄重的会议厅里，财政部副部长Ludwik Kotecki先生身穿黑色西装，一条深蓝色领带系在他白底深蓝细条纹的衬衫上，但我们站在一起合影时依然很和谐，他很萌地把头向我肩膀的方向轻靠过来。
不是我不懂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实在因为在这三个月的旅行里要经历春夏秋冬四季，而行李又有限重，所以我带的每件衣服都经过了重重筛选才脱颖而出——既要轻柔又要保暖最好还要速干，同时必须适宜两种以上气候并发挥多重功能。例如我的一件红色滑雪服就因为功能多样而受到了器重，跟随我穿梭在东京、巴黎、伦敦、纽约等国际都市。
言归正传，部长先生的脸型像一个横切过的土豆，眉色淡淡的，正好很雅致地贴在一副细边眼镜的上侧，眼镜后面是一双小巧但时时闪动着机警的眼睛。部长看上去四十岁左右，不说话时，他紧闭的嘴唇像一条画在鼻下的曲线，有时向上弯，有时向下弯，但大多时候是向下弯的。
这是一次部长先生和中国媒体的会谈和群访。媒体朋友们待我极好，把部长正对面的座位留给我，但前面将近两小时的会谈里，部长一直在讲述波兰进入欧元区的机遇和障碍。
每次提到欧元时他身上就会出现很多微表情，后来我才知道，那时他是波兰加入欧元区工作的全权代表。简而言之，我感到欧元让部长先生不太开心。他看上去很疲惫，额头上常常抬起条条压力纹，嘴角的曲线时不时向下弯着，他轻声说话，并偶尔发出一声微小的叹息。
我一直耐心地等待着，等待部长讲话，等待每一家媒体提过问题，等到所有人都开始趋向沉默，我瞥见他的助手站在门口不停抬手看表，并左右来回走动，那时我知道，再不提问就没机会了。
“部长先生。”趁着所有人都在沉默，我突然向部长招手。
他看着我。他的眼神看上去那么累。
“我是一位中国的撰稿人，在做一个环球采访，去不同国家采访不同人的梦想。”
他会因为我的出现感到莫名其妙吗？他会因此不悦吗？我揣测着，但他的眼睛突然一下变亮，并看着我笑了。
两个小时以来，我第一次看见他张开嘴笑了，他笑起来温和又可爱！
“我很羡慕你的工作！”他看着我笑容满面。整个会场里的气氛瞬间变得轻松起来，四周充满笑意。
“部长先生，”我故作正经地说，“我到波兰有个明显感觉，这里年轻人工作很努力，他们说因为经济危机，大家压力都很大。我跟朋友们说今天要见财政部长，他们就让我问问你，你的压力大不大？”
“我当然和大家一样也有很多压力，”不知道是不是觉得有趣的缘故，他自己忍不住先笑起来。“一个人如果想要有好的生活，当然要努力工作。我们和很多欧洲国家比还有差距，所以更要努力工作。”
“部长先生，”我赶紧抛出黄金问题，“那什么让你快乐，而你的梦想又是什么？”
不知道以前有没有人问过他类似的问题，他竟然笑出了声：“这是个很有趣的好问题。”顿了一会儿他才说，“作为财政部长，我的工作是加强对危机控制的能力。但欧洲是一个共同体，尤其我们在德国旁边，我的愿望就是欧元国都能在危机中处理好自己的经济。”
“那快乐呢？”
“现在看来，波兰在欧洲经济危机中的抗风险能力还是很强的，这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当然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所以如果周边国家都没有经济危机，就是我们最满意的状态。最让我高兴的事，就是大家都没什么头痛的事！”
我当然知道这不是他的快乐，而是他的烦恼。我忍不住想象学生时代的Ludwik Kotecki，那时他怀有一些什么样的梦想，如果知道今天要面对各种解决不完的问题和压力，他还会选择同一条路吗？
现在的他会感谢当年自己做的选择吗？
在财政部的大门前，我和媒体团的朋友们道别，他们第二天将去往古城克拉科夫。快分开时，阿超突然对我说：“我觉得你这辈子值了。”
我不解地望着他。
他看着我：“像你这样去走一圈世界，有这种经历，这辈子也值了。”
我淡淡地笑着，没作应答。但这句从我同学嘴里说出来的话，是很温暖的。
我不知道那年是谁给了我这个想法，这个冲动，这个勇气，去做了这一趟改变了我人生轨迹的远行。
但现在我要对曾在背后推了我一把的“冲动”说声谢谢。谢谢你让我去远行。也谢谢那个二十七岁的自己。
几年后，我在一家新媒体做主编，公司里有位男同事，三十出头，是个好丈夫，好父亲，每天开车几十公里上下班，却从来没有坐过火车或飞机，也从未离开过北京。
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不是所有人都向往去远方看看。
这些年人们经常争论：应不应该在年轻时去穷游？值不值得把用买一平方米房子的钱用来旅行？
是的，我很幸运，找到了赞助，能在三十岁前在这个广阔的世界里走一小圈。
但如果没有钱，我还会去看这个世界吗？
会的。可能会慢一点，像蜗牛一样，一点点去认识它，但我会的。
如果不是那年去大堡礁，亲眼看到比大陆更广阔的海底世界，我不会质疑我曾经的世界观；如果不是当年住在布里斯班朋友家亲历过她的夫妻相处之道，我不会反省和扭转我多年来的霸道；如果不是见过挪威公主，我不会那么强烈地感受到谦卑才是一种真正的尊贵；如果不是去洛杉矶见那个没有四肢的男人，我不相信一个那么“无助”的人可以把人生牌打得那么漂亮。
我见到了孟买国家公路上以地为床的流浪者，才知道一个人在世上需要的很少。
我见到了恒河上的日出，才懂得太阳真的给了我生生不息的能量。
我接受过一位又一位印度主妇的照料，才第一次明白什么是一个女人的力量。
你可知道，飞机下的大堡礁，伊豆细川上的温泉，拨开云雾的马特洪峰，横跨在普纳和孟买上空的晚霞，巴拉德罗的海水，瓦拉纳希的日出，喜马拉雅雪山上的空气……有好多好多美得让我失去自我的瞬间，好多触动我灵魂的时刻，我无法一人承受，我多想和你分享，和更多我爱的人，分享这世界的珍贵。
其实你不需要去任何国家，但你需要走出家门，去窗户外面的世界看看；你需要认识不一样的人，经历不一样的事，你的头脑会发展会转化，不再局限在一种模式里。
那些，会打破你曾经的制约。
我为什么喜欢借宿？因为只有在借宿时，才算活在这个城市中。你要知道它的居民每天吃什么，喝什么，聊什么，烦恼什么，渴望什么，爱什么，才真的在那里活过。
如果十六岁那年没有离开南方的家乡，来到北京，我不能想象北方的冬天可以过得这么温暖，也不知道南方的冬天是那么寒湿。我也不知道原来我的人生有那么多种可能，即使坐在这电脑前码字，我的心却可以走很远很远。
如果没有走过这一趟，我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和我一样的人，在寻找和实现自我；我也不会知道原来我被那么多爱包围着，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心疼我保护我。也正是那些绵延不断的爱，最终让我臣服下来。
我恍然醒悟，上天是爱人的，如此爱我。
所以我才渐渐没了恐惧，没了不安，没了焦躁，没了愤愤不平，没了那许多的梦想和欲望。当我的心安定下来时，我才知道多少年我苦苦在找的，其实不是梦想，而是内心的宁静。在那里，我开始收获真相。
现代科学家发现，人脑皮质是一个经验性的器官，通过五官传达的神经信息去认知和体验世界，而大脑神经具有可塑性，不同的经验会改变和影响人脑的结构和进化，从而影响人的言行。
我们对这个世界真的有很多的误会，需要自己亲自去化解。
我离职的那年夏天，听说那位男同事坐上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火车，和太太带着儿子去海边旅行，他知道他的孩子应该去外面看看。也是在那一年，我们编辑部有位二十五岁的小姑娘，第一次，一个人踏上了前往泰国的路。回来后，她说她真高兴。
每个人都是正常的，又或许每个人都有残缺，只是有的残缺在外面，有的在里面。
十六岁那年，我从南极回来
“别误会，我不是亚希克·米拉，”克里斯托弗对我伸出手来时就说了这么一句，“他可比我帅多了！”
说完，他推开身后那家咖啡馆的玻璃门：“他在里面等你呢。”
那是一个阴沉的午后，气温很低，日光平淡而微弱，但当我推开大门时却感到一股明艳的光线射进双眼，让那个原本色调暗沉的大厅容光焕发。
视线前方，正对我的位子上坐着一个穿着蓝色修身衬衣的年轻男子，微笑着向我点头示意。他栗色的中发侧分着自然地梳向脑后，肤色清白如雪，双眉俊秀如山，目光清澈纯净，笑容温暖。他像个王子一样沉静，又像个孩子一样无暇。
“亚希克！”当我叫出他名字时，便觉得我们已经认识了。
真的，亚希克长得好看极了，好看到我的视线完全无法从他脸上挪开半刻。我不是刻意要回避他截去了一只手臂和一条小腿的事实，但真的，见到他，你只觉得他是个特完整特美好的人，无须任何多余的补充。
亚希克·米拉，波兰人，1988年出生。十三岁那年因为一次意外电击事故而截去了左小腿和右前臂，但他却在十五岁时到达北极，八个月后他登上南极，并成为世界上年纪最小的两极探险家。
“我觉得这是上帝安排的一场戏。”九年后，他可以轻松地靠在椅背上对我这样说。
但九年前的他可不这么想。
“那次被意外电击后，为了让我活下来，医生截掉了我的一只手和一条腿。我躺在医院里，看见窗外的路人四肢健全，可以随便走动，觉得自己的人生完全毁了。我对妈妈说，我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亚希克的母亲是位心理医生，她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是位登山运动员，便请这位运动员来和儿子谈谈。
“他对生活失去了信念，我希望他能重新找回自己。”伤心欲绝的母亲恳求道。
“因为各种原因，过了几个月我才见到这个运动员，那时我才知道他其实一直在和朋友们想办法，帮我筹到义肢，让我先站起来。”
亚希克的家庭本无力支付一副价值2万美元的义肢，但因为有了这个运动员和朋友的帮助，他可以下地行走了。
这位运动员不是别人，正是波兰著名探险家马雷克·卡明斯基。但卡明斯基认为只是让亚希克恢复走路还不够，他想让他知道，截肢也不能阻碍一个人实现人生价值。
那天，就在这样一个不大的房间里，卡明斯基就像我这样坐在亚希克对面。他喝了一口咖啡，不经意地说道：“你想和我一起去北极探险吗？”
“最开始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亚希克睁大蓝灰色的眼睛看着我，“我就这样盯着他，直到确信他真的是在和我说话。”
“‘你想去北极吗？’他又问了我一次，我冷静下来思考可行性，真的去北极？太酷了！但现实吗？我刚开始适应义肢，学会用一只手做饭，很多连普通人都能做的简单事我都还不熟练，真的能去北极吗？”
但理性最终被那桀骜不驯的天性征服：“这可能是一生中仅有一次的机会，无论如何也要试一次！”
那会儿他已经回到学校上课，每天下课后同学们去踢球、看电影，亚希克就开始了体能训练。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半，但他说最难的并不是身体的伤痛。
“最难的，是总有人劝我放弃，他们说你应该为自己还活着感到高兴，但我不想让残疾成为一辈子的借口，我要活得快乐而且有价值！”
反对的声音激发了亚希克的斗志，他坦言那时的他要登上北极，最初很大原因是为了要证明自己，向所有人证明——残疾不是人生打折的原因，但后来在途中想要放弃时，他却发现他不可以停下来了——有太多人为他付出，他需要为他们走下来。
2004年4月，在冰雪中行走十一天后，亚希克跟随卡明斯基到达北极，成为世界上年纪最小的北极探险者。
八个月后，他又跟卡明斯基，在零下40℃的气温里用十四天走完了188公里的冰雪地，并在2004年的最后一天登上南极。而在此前一天，他刚过完十六岁生日。
他用亲身经历让自己明白了一件事。
“真正决定你能不能成功的地方在这里，”他指着太阳穴说，“是我们的意识和意志。”
“在南极和北极，没有房子，没有商店，生活很简单，就是冰和雪，吃、睡觉和走路。但回到城市，你要考虑车停哪儿，衣服得不得体，然后你发现所有的这些制约都是人为设置的，但在北极你就会跳出这些规矩。”
他说“残疾”对他来说成了另一个极点，让他从曾经的制约里跳了出来。
我仔细打量着对面的这个人，起初我以为他只是一个青年探险家，但我渐渐地感到旅行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工具，他真的站在地球的两极思考过生命，经由旅行，他看穿了生活中的诸多假象。
“很多人觉得残疾人去旅行或探险不可思议，是因为他们把问题想复杂了。我的一个盲人朋友说，这个世界上他唯一看不见的东西就是障碍。”
2010年，二十一岁的亚希克成立了“地平线上”基金会，为残疾人提供义肢和心理救援。因为义肢很贵，他要不断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或演讲来募集资金。同时他还是一个正在学习临床心理学的学生。
“去医院看残疾人时，我有双重身份，我是医生，也是残疾人，我经历过同样的痛苦，我不能改变你，但我可以告诉你，其实你可以做很多了不起的事，你可以过得很快乐。”
亚希克爱摄影，会跳舞，他开车、骑马、登山，跑马拉松，还有一个能让他双眼闪光的女友。你知道他有多疼女友吗？为了不让她感到寒冷，他能在火车上用一只胳膊和一条腿为她赶制圣诞节的围巾。
如果你和亚希克第一次认识，你可能很久都不会意识到他其实是个“残疾人”。你的注意力会牢牢地被他的人格所吸引，他的举手投足，他正直热诚的微笑，都让你沐浴在生命的暖阳里。
他说其实每个人都是正常的，又或许每个人都有残缺，只是有的残缺在外面，有的在里面。
而心的残缺，才是真的残缺吧。
在这个信息爆炸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大家都很努力，要活得精彩，生怕一不留神就被抛弃，但每个人脸上，却又贴着“我没安全感”。
小时候，我听奶奶说，人生是苦的。
到了这个年纪我才发现，奶奶说得很对，人生真苦。找工作，找对象，买房子，结婚，养孩子，给老人看病，还要学英语，旅行，读书，追美剧，练瑜伽，学烹饪，创业，开公众号，健身，跑马拉松，攀岩，打造马甲线，练蜜桃臀……
觉得人生苦，是因为我们都自投罗网跳进了自己制造的梦想（制约）里，可没有谁规定过你必须要赢得那些梦想。
二十年前，你有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就无比知足；二十年后，你有三套房子，一想到隔壁老王新买的大别墅，就自惭形秽。二十年前，你有个稳定的工作、稳定的家庭就心满意足，现在的你，有那么多梦想，那么多自我追求要实现，还有那么多别人得到的东西你都还没得到过，怎能平衡，怎能平静？
亚希克说北极没有房子。房子、商店、车库，都是人造的。那些“梦想”，本来就是脑袋“制造”的啊。
不平衡时，人们喜欢满世界找平衡，今年学这个，明年学那个，可过一段时间，那种空虚感还会回来，因为我们的心，无法被外在的“充实”填满，外面填的越多，里面就越空。慢慢地，就病了。
有的人病在外面，有的人病在里面，有的人知道自己病了，但很多人，却不自知。
“不就是心情不好嘛！海吃胡吃一顿就结了，睡一觉就了了，号啕大哭一场就罢了，骂一顿架就过了，这没什么。”
人只会在痛苦到不能吃饭出行时才会意识到心魔缠身，即使是那样，也要装着跟没事一样。直到装不下去。
如能在苦时就觉察，如能在不平衡时就从内调整，那么，这个世界可能会少很多博眼球的“精彩”，少很多“梦想”，而会多很多平衡和欢喜。
开始冥想的四五年后，我发现我的梦想越来越小，人生的苦味儿，却越来越少了。
我们不是拥有的不够，而是真不珍惜已经拥有的。
那年亚希克对我说：“如果九年前有人告诉我，你应该为有健全的四肢感到幸运，我不会相信，但现在我知道这是真的。”
我其实也知道，只是大多时候我都把那些拥有当作理所当然。
静下来，会多出新的觉知。如果每个人都少一些注意力在外在，多点注意力在内在，我觉得这个世界会更好。
每当心里不平衡时，我就提醒自己：不是我拥有的不够，而是注意力又跑了。
心里满足时，眼光也会变，马甲线、蜜桃臀，都是给别人看的。多年后，我不再穿低胸衣和超短裙，但内在的自尊和自信，却比过去多多了。
“我是谁？我的人生要做什么？”这个声音穿过时空的隧道，在一代代人，一个个人的身体里光顾过，像天使一样曾停驻于我们的窗台。
人生需要有一颗摇滚之心
太阳快落山时，我如约乘地铁到达一个在城区地图上已经找不到名字的地方，在那里，杰里克·沃夏克哇哇地说着波兰语，走过来给我一个热情的拥抱。
他体格强健，语速惊人，尽管寸头短发里已窜出银丝，却丝毫不影响他昂扬的斗志。
他眉毛浅淡，向内聚集，像初冬湖面上的两丛芦苇，随着他兴致的高低而上下起伏，眉毛下一双孩子似的圆眼睛充满好奇；他单耳戴一只银色耳环，鼻梁上架一副纯红的树脂眼镜，那红色像鲜血一样明艳又像玫瑰色红酒一样半透着光泽，那么醒目那么扎眼……
但当这一切放置在这个快六十岁的男人身上时，却如此和谐自然。
在一次波兰人的*意民**调查中，最受波兰人喜欢的三个人，分别是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波兰前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还有我面前的这个人——杰里克·沃夏克。
但那时候，他的名字对我而言仅仅是一串有着奇怪发音的字母。我听说他是一位电台主持人，并管理着一个名叫“圣诞慈善大乐队”的慈善基金会。
不止一个波兰人告诉我他们给这个基金会捐过钱。
每年冬天来临，在圣诞节后新年刚开始的其中一天里，全波兰人都会看见“圣诞慈善大乐队”的志愿者抱着筹款箱走上街头。
每年只有一天，这个习惯已经重复了二十年。
“圣诞慈善大乐队”基金会坐落在华沙南部的郊外。
夜幕已落下，我忐忑不安地被引进了一间挂满各种荣誉证书的会议室，房间里散发着木头浅淡的气味，地板在脚下咿咿呀呀地叫着。
杰里克背窗而坐，身后的百叶窗懒散地半睁着眼，透出半截夜海一样纯蓝的天。远处的旷野里，橙黄的灯光在静静地燃烧着。
这一切让我开始产生一种幻觉，仿佛坐进了一艘巨大的航船，而此刻我们正行驶在平静而深邃的海面上。我内心的惴惴不安开始渐渐溶解成一种即将去探险前的兴奋和喜悦。
“船长”杰里克不讲英语，但他似乎可以读懂我的心，他沉默的时候像一潭望不见底的水，但一旦他开口，就像一架被突然扳动的机关枪噼里啪啦地道出自己半生的故事。
“三十多年前，我还是个小伙子，喜欢摇滚乐，有很多音乐人朋友。他们每次去电台录节目时就带上我。虽然很害羞，但我还是鼓起勇气在节目里发表一些观点，然后有一天，电台的人对我说：‘你说得很有趣，我想你愿意再多说一些。’”
说罢，他看着我愉快地说道：“我就这样实现了第一个人生梦想——成为电台DJ。”
那年他二十八岁，他谈论音乐以及一切年轻人感兴趣的话题。这档节目迅速流行起来。
但十年后，一档偶然看到的电视节目却改变了他的故事。
“一个医生在节目里说，很多公立儿童医院的设备太旧了，影响了对孩子的诊断，所以他成立了一项基金为医院更新设备。但他们的汇款账号太长了，根本就记不住，我就想如果大家把钱交给我，我再统一转交给医院就没那些麻烦了。”
就这样，杰里克开始在他的节目里为波兰最大的一家儿童医院筹钱，这就是“圣诞慈善大乐队”的诞生。
“我们让所有人在同一天里把钱放在一起，这样不仅提高了效率，还可以把募捐做成一个节日。就像音乐一样，我们要用一颗摇滚的心来做募捐，让所有人在这一天里都忘记烦恼、困难、仇恨，而记住爱。”
杰里克把这一年一次的募捐日称为“终场演出”。
他从电视台获得了一个播出时段，那一天，他像个苦苦排练数年而终于等到上台机会的演员一样珍惜这次播出，他舞动手臂，用他打机关枪似的语速感染着观众，他芦苇草般的眉毛上下跳动，火一样的眼睛在燃烧。即使数十年后追忆往事，我依然能感到他那种超出常人的能量，像太阳的光，像瀑布的水，像喷发的火山，向外喷射着，他无法克制。
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受到杰里克的感召，他们抱着捐款箱走上街头，真像一个声势浩大的乐队，在这一天里让人们忘记烦恼和不幸，只有快乐，只有爱。他们把这信息传递出去，像分享音乐一样，带给每个人。
二十四小时后，波兰人没有辜负杰里克的期望，短短一天里他们筹集了150万美元，用这些钱为这家儿童医院购买了一批全新的设备。
“我为波兰人感到骄傲。”杰里克第一次在我们的谈话中安静下来，他像一个深陷流沙的旅人，被一种炽热而深厚的情感紧紧包围着，一点点沉下去。
“你知道募捐的盒子都是用纸做的，有时候里面会装上千欧元，我们有十二万志愿者，他们可以轻易地撕开盒子从里面取出钱来，但他们不会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那个戴红眼镜的男人对他们怀有期待，他相信他们。”他指着自己的鼻子。
“为什么？”我并不是怀疑他，我只是好奇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对一个他们并不认识的人怀有如此确定的信任，或者说他如何能对十二万陌生的志愿者怀有如此的信任。
“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是说得到信任？”我向杰里克投去一个并不完全信服的眼神。
“我很诚实。”这个快六十岁的男人像孩子一样地拍着胸脯说道，“在波兰有句话叫2加2等于4，而不是24。人们需要知道钱去哪了，我们的财务公开透明，他们相信我。经常有人问我做慈善的秘诀，我说第一个秘诀就是诚实。”
“第二个秘诀是不放弃。总有人跑来建议我做这个，做那个，这个有趣，那个在流行，但我做一件事一定会坚持到最后，不会在半路上停下来。”
“除了波兰，我们也向国外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们向科索沃地区的难民营提供过药品，向海啸后的斯里兰卡提供过物资，2005年我们用一架*用军**飞机把一个叫作阿雅特的伊拉克小女孩接到华沙，对她进行臀部复形手术，现在她可以下地走路了。”
说完，杰里克摊开双手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不管她喜不喜欢，我现在是她的第二个爸爸了。以后她要是结婚，我还得为她准备一只骆驼呢！”
我们都笑起来，但杰里克的神情却变得严肃，他用手掌轻抚头顶：“还有一个，不仅是做慈善的秘诀，而是做任何事的秘诀，如果你想听我的建议，我会告诉你，最最重要的，是对自己做的事有激情。”
“我一直想做点什么来感谢那些为我们捐钱的人。1994年我去美国参加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后，我知道这就是我要回报给波兰人的礼物。”
诞生于1969年的美国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摇滚音乐节，它曾以“为了和平和音乐”的主题吸引过四十万人参加，并成为20世纪60年代嬉皮运动的一个标志。
1994年，杰里克决心把音乐节的精神带回波兰。
他从世界各地请来音乐人，在草坪上拉起“停止吸毒，停止*力暴**”的横幅，他们在白色帐篷里开展急救课程，接受献血，他鼓励瑜伽修行者传播古老的理念，也邀请NGO（非政府组织）、作家、电影人、作曲家、画家、记者们开设工作坊。
“我们教育年轻人做好人，学会宽容和爱。他们知道那个戴红眼镜的男人是个诚实的人。”
在美国，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自1999年后就因各种原因没有继续举办下去，但它却在杰里克的筹办下成为波兰最重要的年度盛事。
数年后，创始人迈克·朗受邀来波兰参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据说当他看到音乐节的精神在波兰土地上延续时，跪在地上久久不能起身。
我的对面，杰里克第二次陷入了深沉的沙海，他不再看我，像漂浮在记忆的死海里似的半闭着眼睛。海水推着他向记忆深处漂去：
“有时回忆这过去二十年，我不相信我们竟然做过那么多事。我想过上学，但大学没要我，后来我被送去*队军**，又装疯逃出来，那时我开始想我的人生应该做什么？这是我生命里的第一个冲动……
这个冲动让我拼命向前走，我做了很多事，搞摇滚、做心理医师、开设计公司、当DJ、做音乐会……我发现在我的生命里最重要的驱动力不是别的，而是激情。
有人说既然你对医疗感兴趣，为什么不去做卫生部部长？也有人说，你做音乐会这么厉害，你来做我的演唱会导演吧。我不做那些，因为我必须做让我觉得有激情的事情。”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什么给你激情？你现在还有梦想吗？”
他意味深长地笑了：“我给你讲个故事，前段时间我去印度。在斋浦尔的一个占卜中心我问了一个问题，占卜师很惊讶。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关于我的。”
“那是什么？”
“是波兰的未来。我想知道我们会不会成为一个幸福的国家。我当然希望继续做好基金会和音乐节，但我最大的梦想，是人和人可以对彼此友善，每个人都能幸福，我最大的恐惧是战争。”
“我最大的恐惧是战争。”这句话从一个花甲老人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效果，它解释了四十多年前那个瘦弱的年轻人为何会从*队军**里出逃，也解释了此后他走过的半生轨迹。
我仿佛看见了当年那个年轻男孩苍白的面孔，布满血丝的双眼里闪烁着惊恐、忐忑、倔强和亢奋，他站在十字路口，看不见未来的人生，正如我们很多人都体验过的那样。但在那里，他说他第一次感到了生命里的一种冲动，那种冲动像电流一样划过身体，他被震动了，他追随那激情，直到领悟了它的本质，而最终谱写出他生命里最重要的动机——爱。
而这时，杰里克突然从我手上拿过摄像机，把镜头对准我，在我毫无思想准备时：“Ying，你来波兰做什么？你为什么来见我？”
他用一种求真且不能容忍任何虚构或掩饰的神情注视我，这种眼神让我感到刺痛而无处避让，“因为我不快乐。”我最终坦白。
杰里克沉默了，他紧闭的嘴唇轻微颤抖着，许久后，他张开嘴，用与他的常规语速极不相称的节奏一字一句地对我说：“你要去寻找生命里的激情。”
我再一次想起了四十年前那个年轻人出逃的场景，他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突然感到了生命里的那股冲动，他大声自问：“我的人生要做什么？”
四十年后，在另一个遥远的国度，一个毫无相关的生命体里也爆发了那场残酷的暴雨，在布满泥泞的丛林里，我感受到了杰里克所描述的那种生命里的冲动，而它最终导致了我的“逃亡”。
“我是谁？我的人生要做什么？”这个声音穿过时空的隧道，在一代代人的身体里光顾过，像天使一样曾停驻于我们的窗台。
那个声音曾指引我享受过纯真的友谊、绚烂的爱情；带我体验过美梦成真的亢奋、跌落失败深渊的窘迫；也是它，逼迫我向内寻找答案，驱使我辞职走上这条追寻之路，追寻智慧，追寻幸福，但最终，那些生命里所有的激情，却牵引我回到这里——我是谁。
“是那个声音把我带到这里。”我抬起头来再次看着杰里克，泪水溢出眼眶。
他温和地笑道：“你人生真正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我知道。”那时，我仿佛看到窗边的那个天使笑着飞过，落下两片洁白的羽毛。
我在国内做采访时，很多年轻人，无论是白领，还是大学生，甚至高中生，都告诉我他们的梦想就是去旅行——“像你一样去世界看看”。
那些辞职旅行的人后来怎么样了
二十五岁的波兰女孩达里亚从一家德国设计公司得到了一份灯光设计师的工作，这意味着她在柏林这个令人向往的城市安定下来了。
入职第一天，老板不经意地同她谈起上一位离职的同事：“她真傻，为了出去玩放弃这么好的工作！”脸上带着说不清的遗憾和不屑。但这句话却在达里亚心里烙上了深深的印记。
“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也会干同样的事。”她在心里说。
六年后，在一个被雨水冲洗过的初夏傍晚，我在北京南锣鼓巷一个普通的咖啡馆门前遇到了“出逃”的达里亚。她三十出头，一头柔软的栗色短发，戴一副大黑框眼镜，皮肤很白，蓝灰色眼睛，穿一件黑T恤，斜跨一个黑色腰包，淡淡地抽烟，再呷一口啤酒。
那时她一直坐在角落里，安静地听我和一位来自加拿大的旅行者交换彼此的故事，直到我说起关于梦想的采访时，她隐在玻璃镜片后的双眸里突然跳出两束火光，随即她掐灭了烟，对我说道：“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梦想。”
“日后来柏林一定告诉我。”分开时，她抓着我的胳膊。
当我在柏林再次见到她时，达里亚刚刚结束为期六个月的亚洲旅行，回到柏林，成了一个“无业游民”。
我们走在柏林国会大厦前的马路上，天空湛蓝，黄澄澄的树叶在秋天的日光里飘舞。
她还是戴那副黑框眼镜，柔软的短发，两道浅淡的眉毛下，一双眯着的眼睛半睡半醒，嘴角浮起一丝微笑，落叶在她脚下发出沙沙的声响。
很多人在辞职前都有一种相似的恐惧，没有固定的收入后，怎么活下去？怎么维持习惯的生活标准？这种担忧折磨了达里亚很多年，直到她发现如果现在还不去做，恐怕以后更没有勇气了。
她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当她远在家乡的母亲试图阻止时，她抢先一步：“妈妈，如果你真的支持我，就支持我的梦想吧，而不是你的梦想。”
尽管这么说，其实她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或是做什么，她只是匆忙地买了一张机票，就降落在了印度德里的机场上。
我后来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上路并不是因为真的知道了出口在那里，而是出于一种求生的本能，我们只是模糊地感到生活如果再一成不变地继续下去，尽管这个肉体还存在，但有一些东西却正在死掉，而我们想为挽回它做些什么。
接下来的四个星期，达里亚一直待在印度。当有人用浑浊的恒河水给她煮茶时，当她在火车上出现严重腹泻时，她都以为自己会逃离印度，但奇怪的是，她没有。
“他们在大街上做饭、洗碗、洗衣服，很多人和我说话。”她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温热了。这个国家斑斓的色彩和热诚的居民给了她留下来创作的理由，她最终把镜头对准了那些五颜六色的人们。
在后来六个月的旅行里，她拍了一万五千多张照片。回国后，达里亚在德国和家乡波兰举办了两次小型摄影展，有些人买下了其中一些作品。
“我发现我希望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那为什么不尝试各种可能呢？”达里亚打算深入下去。在那间和朋友租下的工作室里，达里亚向我介绍了她六个月旅行的成果——“365天艺术家计划”。
“什么意思？”我问。
“我打算用未来一年时间尝试各种不同可能性的艺术创作，绘画、装置、摄影、视觉艺术、首饰制作……把作品放在网上，也许有人感兴趣，也许有人会买下，也许最后我会知道自己真正适合做什么。”达里亚解释着。
幕落黄昏，达里亚点亮了窗台边那盏橘红色的台灯，它被安放在用一截树桩改造成的小板凳上。接着，我对面的女子点了一根细长的烟，在窗外的世界将要暗淡下去时，香烟末梢的火星冒出来，借着这点火光，我在她恬淡的笑容里看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
六个月的旅行结束后，达里亚似乎找到了人生方向——要过一种有创造力的生活。但怎么一面追随梦想，一面让自己在柏林这个国际大都市里生存并体面地生活下去？
这是个新问题。
辞职去旅行，是个这些年重复得近乎泛滥的话题，几乎每个人，都曾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试图离开生活常态去逃避什么或寻找什么，而“远方”这个词，成了我们精神的伊甸园。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在国内做采访时，很多年轻人，无论是白领，还是大学生，甚至高中生，都告诉我他们的梦想就是去旅行。
“像你一样去世界看看。”
是的，我们都渴望去看世界，渴望在远方收获知识、智慧、勇气、明辨力。有的人为了找到出口；有的人期望改变；有的人，以为出去后会成为一个全新的人，可以和现状彻底告别，可以解决困惑，找到答案，会快乐。
我曾经，也带着这个冲动应聘过大堡礁看护员，也背上行囊，去远方寻找答案。
但对不起，现实是：是的，你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你带着全新的世界观、价值观甚至人生观回来了，但你发现出发前所有困扰你的，需要解答的问题可能还是没答案，不仅如此，还会多出新的困难——对自由的向往和生存压力的矛盾。
那些以为一次远行就可以找到一劳永逸答案的人，对不起，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达里亚的“365天艺术家计划”最终没有实施下去，几个月后，迫于生活压力，她重操旧业继续灯光设计；环球采访结束后，我也曾一边数着银行里的存款，一边咬着牙坚持把旅行中的故事写成书出版。
你看，我们都以为一次远行可以改变，成为一个全新的自己，但你会发现那些远行给你的财富，一不留神，就会被现实的寒风吹得烟消云散，有时候你甚至觉得好像你什么都没得到过。
多年后，我在印度求学，结识了好友娜姐，一位来自西方的理疗师、全球顶级理疗机构的博士生导师，一位全身没有一丝赘肉的运动健将。但她却被繁重的工作和一种说不出来的黑色压力彻底打垮了。她最终不得不逃离工作，离开丈夫，来东方寻找答案。
她去斯里兰卡做阿育吠陀[1]疗愈，去印度学习瑜伽，彻彻底底地清理自己的消化系统，还学习了帕坦伽利[2]的《瑜伽经》。她远离工作，远离一切社交关系，远离过往，她感到快乐、宁静和喜悦。
但是，分开前我却给她泼了一盆冷水。
亲爱的娜姐，当你带着这些丰厚的收获，带着你的平静回到现实，回到工作，回到曾经的人际关系时，你可能会发现那些压力还是会回来，那些曾压垮你的负面会回来，那些曾让你恼怒的情绪也会回来。
那时候你可能会很泄气，为什么我又回到了原点？
答案是：因为我们在寻找的不是一次短暂的休憩和欢愉。我们看起来从事着不同职业，走着不同的道路，实际上却在渴望着同一种永恒的喜乐。
但为了得到那种喜乐，我们就一定会来到一个问题的面前——我是谁？
当敏感细腻的你，开始质疑世俗的成就，当你对自己说我要听从内心的声音，当你明明拥有傲人的美貌、富足的物质生活、明媚的梦想，却依然感到不满，感到莫名痛苦，当你开始叩问为何如此，当你不再用更多物质、名、利来填补，而是从内在寻求答案时，你就已经走上了一条寻找真我的路。
而这条成就真我的路，注定是孤独、艰苦而漫长的。
我是谁？这个问题也是印度哲学的开端。
那些在喜马拉雅山中终年冥想的得道者，在一次次寂静的夜空下，顿悟了关于“我”的真相，顿悟了这世界的永恒。
这个外在的世界，就像一锅沸腾的水一样，没有停止的一刻，但盛水的锅炉却是静默的；山野深处，动物厮杀、消融，但大山却是静默的。宇宙的万物生生不息，但宇宙的边际是否却如这锅炉一样，也是静默的？
我是谁？我不是这沸腾的水，却是那永恒的静默。我是这个宇宙大我的映射，我是祂的一部分。Soham，我就是祂。
所有的痛和苦，最终都要引领我们走上这条直面真我的路，我们要找到祂，扒开所有的幻象、迷雾，让“我”成为这个身体真正的主人。
而真我，无法通过阅读、背诵经文和机械地习练达到，它必须经由每个个体真实的体验。
在冥想中，在完全无思虑的静默中，你的觉知会超越身体，会超越那些执着的念想，当你的世界里只剩下细腻无边的静默，只剩下通透的清凉，当你拥有了绝对的体验，你会知道你直面了宇宙原初的生命能量。
你真的不是这个身体，你就是祂。连喜乐也只是副产品，而你追求的，只是祂。
这些年，我创过业，做过互联网，运营过公众号，当困难到来，当负面到来，当情绪和压力到来时，我曾无数次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原点，但一天一天坚持下来的冥想不是浪费时间，在日积月累中，我逐渐意识到那颗心其实一直在成长。
当我面对来自家庭、工作和社会的强压，面对打击和指责，面对失败和挫折时，我可以越来越平静地面对，甚至从中吸取养分；可以在对方失控时稳住情绪；可以在被欺凌时保持心地柔软，心中有爱；可以在胁迫和诱惑面前清醒地说，“对不起，这不是我要走的路。”
我开始在漫长的人生长河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知道要如何平静和喜悦地度过。人生之路越发清晰，我感到踏实而自足，不再自卑，不再自责，不怕尝试，不怕失去，不怕错过，也不再忧虑未来。
一年后，达里亚在业余时间里学习意大利语；再过一年，她去佛罗伦萨，学了为期两年的首饰设计。毕业后，她再次回到柏林，一面担任灯光设计师，一面利用业余时间做首饰创作，一点点靠近她理想的生活。娜姐回到瑞典，以每周接待两个病人的节奏慢慢适应生活，有朋友邀她在西班牙的海岛上创立疗愈中心。而我继续冥想，继续写作，在瑜伽行业里成了一名从业人员。
拉开人生的画卷，你会发现烦恼还会来的，苦也会来，盲目、自大、欲望、成见、社会积习、思想制约……所有的一切都还会来。我们会反复，会困惑，会挣扎，会流泪，会悲伤。
但因为已经知道了要去的地方，你的心会越来越沉稳、平和、宁静。
你会越发珍惜对目的地的专注力。你知道，事业、情感、财富、关系、机遇……所有的一切会以它应有的恰当的方式到来。终有一天，所有经历的风浪，都会化作眼前的一幅风景画，而你只是站在远处欣赏。
然后你说，这海浪画得真美，就像人生一样。
[1] 阿育吠陀，即梵文Ayurveda的中译名，Ayur意指“生命”，veda意为“知识”，阿育吠陀一词的意思是生命的科学。——编者注
[2] 帕坦伽利，印度大圣哲，《瑜伽经》的创作者。——编者注
原谅的本质，是把自己，完全地交托给那个更高更强大的爱。
原谅是最好的自我救赎
我坐火车从慕尼黑到林道去看望朋友吉娜。
那天早上，整个列车一直沉醉在诗一样的浓雾里，但在诗的尽头，浓雾终于散去了，我看见自己在五颜六色的湖泊和枫叶里穿梭。而吉娜，就像曾经一样，在终点等我。
吉娜，是位瑜伽修行者。她常常坐在博登湖的一面围墙下冥想。头顶，是一片栗子林。她说这片湖给了她很多平静的力量。
当我告诉她我发现原来促使我上路的不是梦想，而是为了寻找内在幸福时，她问我是否愿意体验瑜伽冥想。
我和吉娜是在马来西亚旅行时认识的。半年前，在新西兰南岛，我们一起旅行过，和她的丈夫盖尔德，驾一辆旅行车，穿梭在新西兰的冰山和湖水间。
有一夜，月光正在给野草镀银时，我们爬上一个荒芜的山坡，在那里，她对我说起了瑜伽。
“我们的头脑每时每刻都在生成千万种思绪，而这些思绪在一个闭合的脑袋中找不到出路，就变成了烦恼和痛苦；但如果我们的意识能超越头脑，与整体宇宙的意识发生连接，所有的思虑就会消融在更强大的能量中，那时，整体意识会取代你的小我，头脑中就不再有烦恼和痛苦，我们将进入一元的喜乐。”她说，“那就是瑜伽的发生。”
我走进吉娜的房间时，她正盘腿坐在她的瑜伽导师Shri Mataji的照片前。
照片上，她的老师一头乌黑披肩发，浓眉大眼，额心有一颗硕大浑圆的吉祥朱砂，她有向日葵一样灿烂的笑容，但那笑里又藏有一种令人肃静的威严。
相片前的木地板上，吉娜用红色玫瑰花瓣堆出了一个圈，一个*团蒲**放在中心，四周烛光熠熠，这氛围让人感到神圣。
吉娜邀请我坐在玫瑰花的中间。我将双手摊开轻放在双膝上，闭上双眼。她坐在身旁，几次深长缓慢的呼吸后，她的声音柔柔地从耳畔传来。
“现在用右手摸着你的心脏，在这里，发自内心地问，‘母亲，我是不是一个永恒、纯洁的灵？’”
什么？！我睁开眼睛转头去看她，感到这仪式实在有些怪异，但她一改平日里嘻嘻哈哈的作风，她的脸宁静如一幅淡雅的古画。
“我们常说自然母亲，大地母亲，而瑜伽中的母亲，是指孕育所有万物和一切生命的力量，我们把祂称作太初的力量。”
“母亲，请赐予我纯粹的真理。”她继续说，一面让我把右手移到左侧下腹部，一脸虔诚。
我难忍作为陌生人的尴尬，那种与我无关的感觉，这些奇怪的话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我依然遵循了她的指引。
“把右手重新放回心脏，这一次你很确定地说，‘母亲，我是纯洁永恒的灵。’”
然后，她让我把手放到左侧肩颈相交的位置，在这里我复述了她的话：“母亲，我没有愧疚，没有自责，也没有自卑感。”
“右手挪到额前。”她接着说。我把头低下来。
在这里，她停顿片刻，深吸一口气后说道：“在这里，你发自内心地诚恳地说，‘母亲，我原谅所有人，所有事，包括我自己。’”
我在心中跟随她默念：“我原谅。”
当原谅二字进入我的意识后，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这时，我感到自己被“我原谅”的念头深深打动，我的身体内从下至上地涌起了一股热浪，它先在腹中搅腾，随即在胃里旋转两圈后到达心口。
吉娜移到我身后，不知道她在那里做什么，但那热量却如岩浆一样加速冒上来，穿过脖子，烧红了脸。与此同时，我的内心被一种莫名的激动之情包裹住了，我感到泪水溢满眼眶，我颤抖着，几乎快要哭出声来，但我强忍住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怎么了？
“现在把手掌放到头顶最高处，同时在心里说，‘母亲，请让我获得瑜伽’。”
我想着那翻滚的热浪。
“把手抬高，放在头顶上方，手心里感到有凉风或热风吗？”吉娜关切地问。
“没有。”我摇头。
“没关系，”她微笑着说，“会越来越好的。”
但我的眼眶还湿润着，我无法忘记那些涌上来的泪水。就在我说出“我原谅”三个字时，才发现原来我的身体里积存了那么多对于过去的结缔。那些我以为都忘记的过往，原来一直在那里，那些我对往事和故人的不遗忘和不原谅，是和自己的较劲。
小学三年级，我从来都是老师喜欢的学生，但得罪了一个同学（她的妈妈是学校老师），被班主任骂到掉眼泪；我想起中学语文课，一个老师当着全班同学念了一篇他认为很好笑的我写的作文，让全班同学都笑趴在桌子上；我也想起有一个发小的爸爸，在我上中学时，他有了婚外情，和妻子离了婚，从此再也没管过我朋友，之后的很多很多年我都非常讨厌那个男人。
那些事啊，一定在我弱小无力时，深深伤害过我的自尊和情感，才会让我至今念念不忘。
其实那个班主任平时对我很好，可我现在想到她时，只记得这一件往事；其实那个语文老师也很喜欢我，可我的记忆里只剩下了他笑得蹲在地上的场景；其实那个叔叔应该还是有优点的，可他在我的世界里只剩下了一个标签——渣男。
30岁之后，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原谅，为什么要原谅过去，更要原谅自己。
我的外公，是在一次公差中去世的。仅仅因为一个领导的小谎言，让他在刚过完春节的寒冬腊月里，周转汽车、火车，再徒步几十里路到河南去接这位领导上岗，途中得了伤寒顾不上去治疗，十天后回到家，人就没气了。他走的时候只有四十岁，把五个年幼的孩子留给了外婆。
那时候妈妈只有十七岁，她觉得需要担起重任帮助外婆照顾兄弟姐妹，但这后来却发展成了一种习惯性的责任感。她习惯为所有人操心，从这家到那家，从这一代到下一代，我越发感到正是这种过度的忧虑和责任感导致了她后来近三十年的失眠。
过度，其实是不平衡的显现。
很多年后有一天，我跪在外公坟前说，请您放心地走吧。请不要再因您的早年去世影响孩子们的人生，更不要再让那种内在的不安全感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去了。请让他们放下吧。
心理医生喜欢去原生家庭和过去找原因，但瑜伽把所有身心不平衡都看作是附在真我外面的污浊，并认为这一切污浊都有被清洁的可能。过去的已过去，未来还未到来，我们，只活在此时此刻。
当你完全专注在每个当下时，当你的真我显现为头脑的主人时，你可以超越过去和未来，不再受它们左右。
考得不好的人，总想立即再考好一次来战胜那种羞愧感；婚姻失败的人，终其一生都想再找一个好婚姻来制衡失败感；赌输的人，总觉得下一次就会赢，却不知道真正应该去掉的只是这个“挫败”的感觉。
当你不再被这种感觉困扰时，你就不再受它的奴役，不停折腾。
放下，是最好的自我救赎。
2010年的一个清晨，一辆“英菲尼迪”汽车因司机酒驾，撞向了王辉的车，致使王辉的先生和女儿当场死亡，王辉身受重伤。但王辉醒来后，却说她不想一辈子活在仇恨里。八年后，王辉成了一位心理咨询师，她说为了康复她上过很多课程，其中有一课，叫作宽恕，宽恕过去，也是在宽恕自己。
原谅，不是辜负故人，是理解了生命的意义，活得更明白，更有智慧。
有的人已经瘦成竹竿了还嫌自己胖；有的人已经胖得走不动了还忍不住吃；有的人有三套房子了还觉得穷；有的人已经穷得没饭吃了还不愿出门工作；有的人到八十岁了还在穿比基尼秀大腿……
这真是真心所向吗？还是因为某个过去让你为此成瘾？是时候和过去说再见了。
那一天，当我在心里说出“我原谅”时，我感到了发自内心的真诚，就在那一瞬间，我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所征服，我缴械投降，完全把自己交托。无论是那些曾经尴尬的、窘迫的、愤怒的、受挫的、失败的体验，还是那段让我不忍割舍的感情，很多牢固的陈旧的东西都开始在体内松动。
多年后，我才醒悟那就是爱的力量。原谅的本质，是把自己，完全地交托给那个更高更强大的爱。
离开挪威的一两年后，那段没有结果的感情，依然在某个暗黑的角落里，源源不断地向我输送着挫败感和不安全感，让我对爱情和婚姻都没有信心。
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来自法国的修行者，他看上去既深刻又平和。所以我向他求助，请你告诉我怎么可以摆脱这种心灵的束缚。
那个法国男人静静地看着我：“我三十多岁了，还一个人在满世界晃荡，你觉得我找到答案了吗？”
那时候我以为这一生就只能如此了。但后来的一趟印度之旅后，我却发现我脱绑了，就那样，突然地，就自由了。
因为那一趟印度之行给了我永生难忘的爱，在那种获得面前，我感到过往一切的“失去”都只是为后来生命里的更大的收获做的铺垫。
真的，那一刻，你会对一切过往不再心怀惋惜和遗憾。
我们啊，曾经历了那么多世，而在这一世，在这个时代，这个地方，享受这个生命，不是为了来记恨那一句话，一件事，那个人，也不是为了要“成就”什么，而只是在这个生命的过程中去成长，去进化，成为最后的模样。
原来所有经历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指引我走向这最终的目的。西方心理学家把它称作自我实现，而瑜伽称它为真我实现。
我曾对吉娜说，原来我找的不是梦想，而是幸福感。而那时候我还不懂，幸福感会到来的，但幸福也不是目的地，真我才是。
林道的夜晚有很多星星陪伴。就像半年前在新西兰的夜空下道别一样，当吉娜抱紧我时，我的泪水就毫无遮拦地涌出来，两个人的生命仿佛有了某种宿命般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