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四叶草堂，我是龙笑生。“数量与质量之争”及“知识产权的两难困境”两大悖论使得增加无形资产投资和强化知识产权变得更有难度，甚至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四叶草堂”，今天继续分享《重启未来》一书的精彩部分。
无形资产会产生溢出效应，政府的大部分责任在于解决这个特定问题。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在解决溢出效应方面发挥着作用。理论上，这一观点得到经济学家半个多世纪的认可，政策制定者认可它的时间更久。例如，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发达国家中，公共资助的大型研究项目和国家公共教育体系已司空见惯，知识产权法的历史甚至更长。政府以及大学等非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或补贴，资助有益于企业和公民的教育、培训、研发、艺术和创意内容。它们还为自身利益投资无形资产，其中一些无形资产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溢出效应（一是19世纪美国兵工厂开发了基于可互换零件的制造系统，二是开发了用于弹道导弹的半导体。）政府还管理包括专利、版权和商标在内的知识产权制度。如果只是溢出效应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发挥作用，我们就有两种方法来增加无形资产投资、提高生产率并促进增长。具体而言，是强化和厘清专利和版权等产权，并且加大对研发、教育和其他无形资产的公共投资。然而，“数量与质量之争”及“知识产权的两难困境”两大悖论使得增加无形资产投资和强化知识产权变得更有难度，甚至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展开了一场关于资本性质的大辩论，奥地利学派的非正统经济学家路德维希·拉赫曼认为，资产基本上是异质性的，通过累加资本增加存量的做法大错特错，相反，企业和企业家如何组合资本才是重点，而关键的经济问题是组合知识的匮乏。奥地利学派的追随者认为，政策制定不应过多关注投资最大化，而应多鼓励企业家识别有价值、新颖的资本组合。对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来说，资本的异质性和对资本组合知识的匮乏仍然是个问题，当前GDP和生产率测量体系基于这一理念，即资本可以根据其成本或市场价值进行测量和累加。但是，对异质的资本来说，这种做法很不现实，相较于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的异质性更强，如何才能将iPad与波音飞机相加？
我们可以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来设定目标。通过公共资助解决溢出效应问题，处理的是无形资产投资不足的数量问题。但如果无形资产是异质的，正确的投资组合就非常重要，我们面对的就是质量问题。溢出效应的集体行动问题是通过将研发资金委托给中央集权机构来解决的，但是，如果一个无形资产项目需要组合或协同，那么它还需要中央集权无法提供的信息。中央集权还可能引发影响力活动，比如科学家想方设法让其钟爱的项目中标。此外，中央集权可能会存在承诺问题，政府一旦支持某个项目，即使项目失败也会出于政治原因继续支持它，甚至可能会阻止更好的新项目进入市场。重视数量还是重视质量？政策制定者通常会致力于实现数量与质量的双重目标。政府资助大学和政府实验室的公共研发，以增加研发的数量。政府为企业家减税，资助风险投资，以鼓励更优质的创意组合。然而，如果这两个目标发生冲突，尤其是通过补贴增加无形资产投资数量的政策最终将会系统地降低其质量，问题就会出现。
无形资产公共投资的质量和数量问题体现在两大关键领域：一是技术与科研领域，二是高等教育和培训领域。多数政府会大量补贴这两大领域，或者直接提供相关无形资产。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全面、无差别的资本投资对经济来说至关重要，例如各国政府都是密切跟踪国家研发支出的GDP占比，经常制定目标提高研发支出。有证据表明，“数量”方法在今天可能会造成问题，越来越多的文献表明，科研生产率的增速正在放缓，公共资助制度阻碍了突破性研究的进展。
造成这些问题的具体机制主要有以下三个：公共投资的分配规则不完善；跟随技术变化更新规则的难度大；公共资助体系表现出脆弱性，易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控制。
第一种机制是目标和规则的负面效应。政府是法律的产物。政府在减免研发税收、资助学术研究或大学教育时，为方便政府官员大规模运用，必须简化规则。因此，规则的目的和精确性之间难免存在差异。例如，政府的意图有可能是资助最有前景、最有益于社会的科研项目，但由于研究的社会效益很难预测，因此在实践中政府会衡量其他替代因素，比如研究人员的资助申请质量、发表记录、其工作单位的指标，以及一系列类似“预期社会效益”的其他变量，但它们充其量是不完美的替代品。20世纪70年代中期，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和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提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定律。大意是，量化的激励制度一定会导致负面结果，也就是说，选定的措施一旦成为目标，就不再是一项好措施。坎贝尔定律和古德哈特定律似乎在公共研究资助领域得到了证实，所谓的计量潮(metric tide)使发达国家的研究人员和研究资金受到更为复杂的绩效管理和评估流程的制约。人们普遍认为，这种现象充其量算喜忧参半，尽管它淘汰了效率极低的学术活动和领域，但它也阻碍了许多突破性工作的进展，导致大量时间浪费在项目提案和合规审查上。
第二种机制是，除了不完善，无形资产的资助规则有时还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基于过时的投资模式，或者忽略了新的投资类型。我们来思考两个例子：软件工具和数据在研究中日益增强的重要性，以及所谓的重现危机。人们普遍认为，近几十年来计算能力的突飞猛进提高了数据密集型研究的回报。许多研究涉及新数据集的创建和分析，以及为此开发的新工具。然而，本·戈尔达莱指出说服传统研究资助机构资助此类数据集和工具的开发，以及让它们将这些成果与传统学术出版一起视为合法研究成果，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此外，人们普遍认为，科学界还存在重现危机问题，那些本以为可靠的研究结果最终被证明是不确定的：当试图重现得出研究结果的实验时，研究人员却无法获得相同的结果。这表明最初的发现往好了说是巧合，往坏了说是欺诈。
第三种机制是，制度牵制和利益冲突也在起作用。相较于政府资助机构，一些学术研究人员可能对其工作产生有用的溢出效应不感兴趣。例如，学费作为教育学生的回报，通常是大学高度关注的指标，至于学生是否真正学到对未来生活有用的知识，大学很少去关注。又如，政府试图用更多的规则和指标去解决问题，这可能会发挥一些作用，但随后我们又陷入了坎贝尔定律和古德哈特定律。
政府缓解无形资产溢出效应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和版权，然而，此举也是一个两难困境。知识产权背后的基本理念很简单，如果竞争对手能够快速、免费地复制创意，企业就会缺乏创新的经济动力。政府解决该问题的方法是，允许发明者暂时垄断其创造的无形资产，禁止其他人利用溢出效应。研究人员詹姆斯·贝森和迈克尔·莫伊雷尔估计，20世纪90年代末，专利诉讼费占总研发成本的14%，这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例如，专利战已成为智能手机行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经济学家米凯莱·博尔德林和戴维·莱文描述了微软和苹果如何利用大量专利阻止谷歌进入智能手机市场，谷歌在2011年斥资125亿美元收购摩托罗拉移动公司，目的仅仅是获得其专利组合以对抗苹果和微软，而不是直接使用专利创新。
这些故事凸显了知识产权的几个主要问题。首先，它鼓励公司将时间和金钱花在零和的法律欺诈上（比如专利敲诈、聘请擅长辩论的音乐学家），而不是花在双赢的创新上。其次，陷入了法律学者迈克尔·赫勒所说的僵局——通过制造令人不快的意外（比如以侵犯盖伊的知识产权为由向《模糊界线》提出索赔），或者制造一堆难以转让的许可，陈旧的思想变成了创新阻碍。
公共资助的无形资产投资所面临的困境，取决于无形资产溢出效应和协同效应之间的权衡。如果溢出效应巨大，那么强大的知识产权制度是有益的。出版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没有版权法，在《权力的游戏》或《哈利·波特》发行的第二天复制并免版税出售会变得易如反掌，畅销书的写作收益会大幅减少。如今，这个世界更像博尔德林和莱文对智能手机行业的描述，或者里德利对滑轮行李箱的描述，任何新产品都要利用大量历史创新，即无形资产的主导效应是协同效应，那么过于严苛的知识产权规则会成为一大障碍，此时，潜在创新者要么被迫向其他相关创新者支付巨额侵权赔偿金，要么根本不会耗时费力去创新。总之，围绕无形资产的公共资助和知识产权的讨论基于两种现象：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以及政府如何缓解其对无形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和协同效应（以及政府如何创造条件，促进更多的协同效应）。如果你认为无形资产是同质的，溢出效应非常强，你会支持更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支持加大对无形资产的公共资助。这是无形资产资助的数量理论。如果你认为无形资产的异质性很强，正确组合的益处很大，你会支持更温和的知识产权制度，鼓励创业实验制度，即便此举会降低无形资产的总投资量。这是质量理论。
权衡补偿溢出效应和促进协同效应的想法，有助于理解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资助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例如，《大繁荣》和《创新的起源》的议题基于这一思想：协同效应问题很重要，溢出效应问题相对次要。因此，我们应减少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共部门研发（二者都会导致扭曲），促进创业（让我们有更多机会发现真正有价值的协同效应）。玛丽安娜·马祖卡托的《创新型政府》的核心论点是，政府应该大量资助研发和其他创新投资，她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溢出效应最为重要。我们可以将这些建议整合为一个连贯的计划，它或许会得到发达国家多数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认可。首先，应谨慎削弱知识产权，在其权力扩张的领域减少专利——例如，通过终止软件专利和执行简单的业务流程，缩短特定行业的专利期限，要求真实披露底层技术的工作原理，为某些社会需要的发明（如抗生素）引入奖励或专利收购制度。其次，除了基础研究和教育，应增加对其他类型无形资产的公共资助，包括职业培训设计（比如，由英国国家广播公司或国家艺术组织等国企直接提供的培训），加大对大型开放数据、开源软件项目以及产业发展的投资（比如，对英国弹射中心这类研发或公共研究中心施行税收抵免）。再次，为防止计量潮和学科利益对研究资金的攫取，应给予某些研发公共资助机构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以支持富有挑战性的项目，这取决于招募胜任该角色的优秀人才的能力。
然而，大规模有效执行这些政策，还需要政府直面重要的政治问题，挑战某些既得利益者。这里有两个具体问题，一是提高制度的能力与防止游说和寻租之间的紧张关系。二是获得政治许可，向不受欢迎的精英阶层提供资源和地位。
经济学家保罗·米尔格罗姆和约翰·罗伯茨在1988年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描述了组织如何通过制定规则约束自己的自由裁量权，以*制抵**影响力活动，其过程犹如奥德修斯将自己绑在桅杆上，典型的例子是央行的独立性。几十年来，各国政府为了应对短期政治压力而调整利率，尽管那会减缓中期经济的增长；制定一条简单的利率设定规则，将利率设定权交给独立的央行，可以消除诱惑，保护政府免受游说影响。事实上，我们在很多政府机构中看到了这种无形资产投资对策，英国政府宣布遵守霍尔丹原则，即将研究资金的选择权交给学科专家而非政治家，英国知识产权局是独立机构，相较于典型的政府部门，它拥有更多的技术专家，放权的程度也更大。
此外，还有第二个政治挑战：合法性。政府如果要将更多税收投入无形资产和国家能力，耗费更多的政治资本保护制度免受不良影响，就需要找到一种平衡政治收支的方法。遗憾的是，在民粹主义盛行、地位不平等的时代，捍卫这些投资并不容易。生产和管理无形资产投资的组织经营者，通常被戏称为都市精英，该群体包括在繁华城市工作的科学家、大学学者、专利律师和技术官员，他们并非大多数政*党**想取悦的选民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