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环境治理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尤其是全球性新冠疫情的爆发，更让环境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与之相应，人类的生活方式亦引起人们的反思。深入剖析被现代人看作理想生活状态象征符号的田园牧歌生活，有助于帮助人们进一步认清当下人类生存困境的内在问题，以便由内向外突破，慢慢改善人类的整体生活状况。
如果说历史学家“要做的就是记住其他人希望忘记的事情”，那么文学家要做的就是记住非同寻常的事情。作为文学家笔下的“宠儿”，田园牧歌的非同寻常之处在于：它是一种“超现实”意义上的“现实”。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文化“发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作为文化“发明”的田园牧歌不断经历文化再造，逐渐演化为一种代表理想化生活状态的象征符号。如今，在全世界正面临全球性新冠疫情背景下，深入剖析田园牧歌如何从一种闲适的田园生活幻化为一个现代*欲人**求而不得的理想化生活状态的象征符号，有助于帮助人们进一步认清当下人类生存困境的内在问题，以便由内向外突破，慢慢改善人类的整体生活状况。
从原型场景到牧歌的消逝
田园牧歌的原型场景是工业革命前的苏格兰。20世纪环境保护先驱、美国早期环保运动领袖、享有“美国国家公园之父”赞誉的环境哲学家约翰·缪尔在其1911年首次出版的日记体著作《夏日走过山间》中谈到，苏格兰牧羊人过着一种自在的田园生活，“在苏格兰，牧羊人几乎只想从事牧羊这一行业。他可能出生在牧羊世家，所以和他的牧羊犬一样，从家族血统里继承了对这一事业的爱好和才华。他只需要看管一小群羊，经常可以见到家人和邻居，在天气晴好的时候，他还有空余时间可以阅读——他经常把书本带到田野里，一边读书一边和书里的国王们谈天说地……这样他才会有时间在山坡上吹笛子，并且有充足的悠闲时光用来阅读和思考。”
18世纪6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兴起，牧羊这一古老的行当也不可避免地慢慢走上工业化道路。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养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变成了一门投入少、利润高，很容易获利并且能够快速致富的生意。自此，加州牧羊人的生存状况堪忧。享有盛名的自然主义者缪尔曾经受雇和牧羊人一起在美国加州现在的优山美地国家公园一带放牧两千多只羊。他曾在其放牧日记中写道，在外出放牧的整个夏天（差不多四个月的时间），牧羊人所穿的连体裤从来没有被脱下来过，“与一般裤子越磨越薄不同，它反而越穿越厚”，各种植物和植物的种子、羽毛、飞虫、矿物碎片、食物油脂、动物毛发，甚至小甲虫之类都粘附在上面，“事实上，整个地区所有的植物、动物、矿物的一部分都附在上面甚至稳稳地嵌在里面。”
另外，牧羊人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风餐露宿不说，还可能连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都见不到一个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的健康状况整体很差。而糟糕的健康状况又会逐渐影响到他们的精神状态。缪尔曾经在他的牧羊日记中说：“据我了解，加州的牧羊人没有一个是神智正常的。”
此外，对于把牧羊当作一份合约工作的加州牧羊人而言，他们对大自然之美熟视无睹，“完全就像在火里不会融化的雪一样……我曾经试图劝说他（指牧羊人）到约塞米蒂峡谷的边缘去看看风景……他却拒绝了我的提议……我认为，这样的灵魂是在沉睡中，或者是在卑下的快乐与忧愁下被窒息了。”牧羊人对大自然的各种声音也是麻木不仁，“他们听所有的声音都是透过羊毛和羊肉的，外面再美好的大自然之声，对他们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既然对大自然之声无感，自然也就不会有牧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铁蹄”声越来越响，牧歌的声音则越来越弱，直至最后完全消逝。
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人化”时*开代**启
田园牧歌的消逝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谢幕，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即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人化”时代的开启。田园牧歌代表的是人类和大自然之间的“自然”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类只是大自然生物链中的一环：人们靠天吃饭，敬畏并臣服于自然的力量。“人化”时*开代**启的标志性年份是1735年，这一年发生的两件大事从此逆转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使得人类从自然的臣服者慢慢转变为自然的定义者和征服者。
首先，1735年欧洲发起了第一次重要的国际内陆探险。普拉特指出，虽然这次国际科学探险是失败的，并未达到预定的科学目的，但它初显了欧洲征服世界的雄心，并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欧洲中心主义时代。此外，在18世纪下半叶，科学探险成了“某种最强有力观念和意识形态机器的根源；欧洲公民就是通过科学探险使自己与世界的其他部分产生关联”。
其次，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于1735年出版《自然系统》一书。该书提出了一个自然分类系统，旨在将地球上所有的植物形态纳入一个单一的区别性系统之中，以使得“混沌无序”的自然看起来井然有序。此后，《植物哲学》（1751）和《植物种志》（1753）两书相继出版。18世纪下半叶，林奈的分类法已经在整个欧洲生根，藉此，人类不但成功地将整个大自然变身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可利用的“副系统”，而且将科学探索在全球范围内普及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自然系统》出版之时，欧洲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之中。林奈的自然分类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总体化分类图式在自然界的投射。如果说工业化成功地把人们纳入到了一个基于产业化分工的社会总体化分类体系之中，那么，林奈的自然分类系统则成功地把世界上的所有植物变成这个产业化分类体系的一个“对象性”系统。这个系统定义了存在于自然实体之间的身份差异，并据此确立了它们之间“人化”的差异秩序。这种差异秩序不但导致人们对各种自然实体的差别化对待，而且使得自然完全沦为人类可利用或者渔利的客体化对象。虽然“全部18世纪博物学所共有的一项计划是忠实表现自然本身的样子”，但讽刺的是，博物学家所做的工作最终全然“摧毁”了自然本身的样子，可以说《自然系统》一书的出版真正确立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关系。
无独有偶，1735年4月16日，伏尔泰在《致西德维尔的信》中说：“诗歌很难再流行。每个人都已经开始假装是几何学家和物理学家。情绪、想象以及风度已经被流放……文学正在我们眼前消失。”事实上，随文学一起消失的，还有文学的一个重要叙述或者叙事对象：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自然系统》的出版和欧洲发起的第一次重要国际内陆探险，这两个事件在同年发生，意味着欧洲精英分子不但在自我认知以及理解他们与地球上其他区域之间关系方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而且彻底逆转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从此不再是大自然的儿女，而是它的主人。随着人类之于大自然自我认知以及实际身份的改变，田园牧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逝去时代的挽歌。
生存状况逐渐恶化的心理投射
工业革命开始之后，人们坚信技术的进步将帮助我们逐步揭开大自然的神秘面纱。而随着人类对大自然日益深入的了解，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控制力将日益增强，人类的生存状况将由此逐步改善，人类的整体福祉也必将大大改善。事实上，工业革命确实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各种机械设备的发明和创造使得人们逐渐从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人类在很大程度上真正实现了“身体解放”。尤其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欧各国能够维持接近充分就业，美国的经济更是一枝独秀，整个西方世界欢愉地享受着工业化革命结出的各种“甜果”。人们甚至觉得田园牧歌的消逝不足为惜，各种“工业甜果”会使人类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但1974年石油危机爆发之后，欧洲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停滞，各国失业率上升，物价大幅上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其去世后由其遗孀编辑出版的《事实改变之后》一书中指出：“城市的快速增长和之后的经济停滞不仅给西欧带来新的经济不安全的威胁（40年代后期以来的欧洲人不知何为经济不安全），而且也造成自工业革命早年以来最严重的*会混社**乱与固定资产损失。荒凉的卫星城、朽败的郊区还有城市里令人绝望的贫民区在今天的西欧都可以见到。”这导致西欧国家在1945年之后建立起来的福利制度普遍出现危机。此外，美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导致了灾难性后果，空气、地表和地下水被大面积污染。美国存在心理学之父罗洛·梅曾经在其名著《权力与无知》一书中警示人类高度重视科技对于整个人类生存的威胁：“在许多例子中，科技的进步似乎都直接导致了灾难；科技与机器的激增远不止对某些阶层造成失业的威胁，更危及了整个民族的生存，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
面对经济和生存危机，不少西方学者和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工业革命对人类生存和自然生态的危害。这种反思的结果是引发了整个西方世界对消逝已久的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怀旧和向往。染上怀旧情绪之后，田园牧歌实质上开始脱离其原型场景而演变成一种文化符号，象征一种文化“发明”意义上的理想化生活状态。之所以说田园牧歌是文化“发明”的产物，主要原因在于：由于人类认知本质上是“生态认知”而非“无限认知”，因此，人类认知存在内在的生态局限性，这种内在局限性导致我们对任何事情的记忆之线实质上都是断裂的。基于此，任何连贯的记忆实质都是我们概念系统在某种程度上的再造，甚至是“发明”：那些记忆的断裂或者缺失之处，会被我们的认知系统有意或无意地以想象、幻想、甚至幻象填补。田园牧歌就这样慢慢地从大众记忆之中走出来，走上文化“发明”的前台。（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