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映元：绥远省乡村建设委员会与乡村工作指导员（9）
刘映元
八、乡导员、动委会和战青团
一九三八年傅作义驻防河曲的时候，和晋西北八路军的关系搞得相当好，河曲在表面上成了第二个岢岚。北路军、三十五军和游击军的所有政治工作人员，薪金一律是每月二十块法币，都穿着士兵服装，夏天也大部分穿草鞋；红色的北路军、三十五军和游击军的臂章，戴在灰布军衣上显得特别鲜明。
各军的政工部门，虽由周北峰、周钧和于纯斋来领导，但是各师旅团的政治主任，很多是*产党共**员和西安招来的进步大学生担任；从前的乡导员多充任师、旅、团部的政治干事和连队的指导员。
这个时期亦都能迎合潮流和适应环境，所以从河曲穿过鄂尔多斯草原到河套，处处充满抗日救亡的歌声和统一战线造成的红色气氛。延安出版的书报刊物，公开地在军政人员中间传阅，好多人把艾思奇同志的哲学和鲁迅先生的文艺著作，摆在桌子上，表示自己的思想进步。
也许就因为傅作义既受阎锡山歧视，又有这些开明表现，使蒋介石起了疑心，怕他铤而走险，便在当年冬天武功会议后，傅作义被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决定把三十五军开入河套，这样不仅可以脱离阎锡山，同时也就疏远了*产党共**。傅作义从此开始向右转。
一九三九年春天，进入河套后，傅作义为了贯彻*党**政军一元化的统治，把*亡流**的绥远省政府从榆林搬回陕坝，并兼任了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主任委员。
这时形势有了很大的改变，他感觉旧的县、乡组织配合不上新的形势，就想起晋西北八路军的战时动员工作搞得好，便以从前乡建会的精神，结合八路军*运民**工作的方法和形式，仿照晋西北的动委会的组织，在河套也成立了绥远省、县、区、乡的各级动委会。由他自己亲任省动委会主任委员，袁庆曾为副主任委员，叫崔载之担任了游击军政治部主任，把于纯斋调出来担任省动委会书记长。
各县、区长兼县、区动委会主任委员。县、区动委会设书记一人，主任干事和助理干事各一人，乡动委会和乡公所并立，没有设置书记，派主任干事和助理干事各一人，指导协助乡公所搞各种战时动员工作，并决定先在河套试办，伊盟的三县仍维持原有的县、区状态。
由于动委会实际上是乡建会的化身，所以农民背地里仍叫动委会的干事为五道爷。
在负暄乡和百川堡的两次抗战建国讨论会(以下简称抗建会)以前，省动委会的组长、科长和县、区动委会的领导干部，十分之五六是*产党共**员和思想进步的青年，抗建会以后，乡建会的成员在动委会中逐渐抬头。
那时河套只有两个半县，所以区的权力很大，动委会刚成立时，乡建会的人只有马子诚，马映光和贾克让是区长，动委会快结束时，马映光由临河调到省动委会担任科长，九个区长中乡建会的人就占了六个，又添了韩振海，王清、徐元善和马珍。
我没有参加过抗建会。据说蒋介石因为绥西的军政部门中有不少*产党共**员，怕将来出乱子，除了派张彝鼎担任第八战区副长官部政治部主任、张庆恩担任绥远省*党**部书记长以外，并专派山西的CC系头子姚大海前来查看。
在这以前傅作义自己也感觉到有清洗内部的必要，曾叫赵仲容(以后任绥远三青团干事长)在西安寻找戴季陶著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以做*共反**的理论根据。姚大海到了五原以后，他们便以讨论抗战建国为名，召集*党**政军人员在负暄乡和百川堡开了两次大会，让参加的人自由发言，从这里侦察干部的思想。
结果不少人都暴露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如省动委会组织科科长武践实，五原一区区长白扬，四区区长刘一山，临河四区区长李萍等，以后均被遣送出河套。
各军政治部和动委会中有好多人本来不是*产党共**员，因为学习时髦，把三个字的名字改为两个字的化名，如葛洪、金刚、黄河等，亦被侦察总队的宪兵给送来出境的旅费和护照。
从抗建会以后，傅作义由联共转向清共，但还未坚决实行*共反**。
乡导员和抗战以后新来的干部间本来就有矛盾，在抗建会中言论非常*动反**，当然得到傅作义的信任。
动委会初成立的时候，参加连队政工的乡导员嫌地位太低，并且随军作战，生活艰苦，就纷纷申请转业；流散在河套的乡导员亦不甘寂寞，齐到五原找袁庆曾给分派工作。袁庆曾对参加动委会的乡导员是来者不拒，并且叫于纯斋尽先录用。
在游击军军官团解散以后，乡导员中虽有王世超、师干城等人加入了高荣的军统组织，但是多数人都尝过渔肉农民的甜头，感觉在乡下作威作福，胜于在城市勾心斗角，所以不务虚名，但求实惠。尤其到了河套，看见从清朝到民国，凡是寄居到五原、临河而有一官半职的人，都成了地主和乡绅，越发愿意在河套成家立业，终老此土。
别的团体的人是想往上爬，乡建会出身的人多是往下溜。于是从动委会的主任干事和助理干事，到新县制实行以后的乡长，主要是从前训练出来的乡导员，他们成了傅作义直接统治农民的主力。
我于一九三九年秋天从陕北回到河套，这时游击军已改编为暂十七师，属孙兰峰新成立的暂三军，孟文仲成了光杆的少将高参，我只得去陕坝见袁庆曾找工作，他叫我先下乡锻炼，因此便进了动委会。于纯斋给我发了一套草绿色军官服装，派我担任了临河二区庆隆乡的动委会主任干事，五原战役以前，又把我调为省动委会的组织科科长。
原来河套三县的乡名，五原四个区按“中正和平”四个字排列，临河按“永庆太平”四个字排列，安北是按“大余太”三个字排列，临河二区的乡名都冠以庆字。庆隆乡乡公所所在地，原名祥泰裕，一九三一年王*国靖**的屯垦队在这里建立了一个仅次于百川堡的城堡，田树梅想把这个堡子命名为“治安堡”(治安是王*国靖**的字)，王*国靖**不敢和百川堡并列，所以改名为永安堡。
庆隆乡以永安堡为中心，共有十一个保，三十多个自然村，面积达六百多平方里，十五岁至四十五岁的壮丁有四千多人，这还不包括屯垦队的军户在内。当时河套屯垦队不得干涉地方行政，乡公所和动委会亦不过问屯垦队的军户。
屯垦队驻在堡子里边，外边有好多牛犋；乡公所和动委会设在堡外的街上，另外还有一个商务会。乡公所负责支应差徭和按丈青的亩数向农民起害(河套的农民把税捐滩派都叫害)，正副乡长和保甲长都由大户轮流充任或是雇用。
动委会专管组训和文教，主任干事与助理干事，一个经常在乡，一个经常下保。在组训方面是掌握户口和自卫队，把农民都编成了团队，四十五岁以上的编为担架运输队，十五岁以下的编为儿童团，妇女亦有救护、洗衣、缝纫等组织；文教方面有黑板报、阅览室和农民夜校。
动委会对乡公所表面上是指导协助，实际上是监督控制，主任干事和助理干事可以直接调动保甲长和自卫队，并能查看稽核乡公所的账目，权力比乡导员大得多。
由于河套文化落后，地主阶级多是“露水老财”，不怎样根深蒂固，以乡导员为主的动委会干事，都有从前工作失败的经验教训，抗战以后又发明了用汉奸帽子叩人的恫吓手段，乡保甲长对干事非常服从，不敢反对和违抗；屯垦队和天主堂在傅作义的*队军**四周密布下，对于动员工作也不敢阻挠破坏。
所以动员工作比起过去的乡建工作，显得大为不同，颇有劲头。我初从陕北回到河套，看见乡村的标语以及站岗和红缨枪，好象没有走出陕甘宁边区。
特别是五原战役以前，动委会的干部都有抗战前期的热劲，跟*产党共**员在一起工作相处了一年多，作风上受到很大影响，下保工作，过河过渠以不骑马为荣，遇事也能和广大群众商量，用开会来解决问题。地主阶级最怕群众在大会上给提意见，因此他们说是“后套遭了会灾”。
一九四0年春天，日军进攻河套时，*队军**撤向乌加河以北和黄河以南，动委会的干部仍留在敌区工作，五原三区动委会在*共中**五原县委协助下，还组织和进行了游击战争。*攻反**五原的时候，南牛犋的地主放走了伪绥西联军司令官王英，而广大农民却团结在动委会和*队军**政治工作人员的周围，出现了艮端桥农民王大老虎、王二老虎弟兄杀死十二个敌人，十碾房农民柴桂生把伪军领入国军包围圈中，以及百川堡附近黑圪梁村的小脚妇女和儿童抬伤兵等许多军民合作的光辉事例。
五原战役以后，奠定了河套的偏安局面。张彝鼎、张庆恩、高荣和马汉三的缉*处私**等特务组织，在地方当局配合下大肆活动。同时西安胡宗南的战干团和兰州曾扩情的西训团毕业的学员，先后被派到河套充当干部，参加了傅作义的军政部门和动委会。
形势越来越坏，黑暗笼罩了一切。于是原先在河套工作的干部，日渐脱离群众，跟地主阶级联合在一起*压镇**和剥削农民，形成普遍的贪污腐化。
虽然枪毙了五原一区区长王清、临河永宁乡主任干事武少豪、安北太宁乡助理干事赵英超，也没有实现傅作义严禁烟赌脏的政治要求。许多乡导员利用粮政和役政这两大苛政，大发国难财，不少人成了田连阡陌，牛羊满圈的地主和经商*私走**、贩卖烟土的官僚资本家了。
动委会于一九三九年春天成立，到一九四一年秋天实行了新县制以后结束。在这一阶段中，省动委会成了傅作义贯彻各种政策的主要机构。省政府除了粮食管理局和田赋管理处，其余如民、财、建、教四厅和省动委会相较，都成了清冷的衙门。
省动委会共分总务、组训、宣传、社会、自卫等五个组，每组有一个科至三个科，比各厅处局的编制都要庞大，加上通俗日报社和流动宣传队的干部，约有一百二十多人。省动委会的组长、科长在抗建会以前，*产党共**员占的比重很不小，抗建会以后书记长于纯斋调来不少游击军政治部的人当骨干，乡建会的人只有我和马映光。
乡导员中的活动分子范建中、武世哲、乔宝琳等想加入省动委会充任骨干，曾以乡训所同学名义向袁庆曾建议把动委会完全由乡建会的人掌握起来，因为袁庆曾对傅作义绝对服从，不敢树立私人派系，没有得到允许和支持。
于纯斋始终看不起乡导员，以为他们只能做基层工作，许多乡导员的才干并不低于大学毕业的新来人员，他亦不予提升，所以乡建会的人，在省动委会中的力量非常单薄。
我担任省动委会的组织科科长，专管人事考勤调动，思想进步的人以为我是乡建会的人，给袁庆曾做特务工作；思想*动反**的人以为我去过陕北，给*产党共**做地下工作。其实我还跟在萨县乡建会担任助理干事时的作法大同小异，只是处理公文，根据视察人员的片面报告和各级动委会捏造的虚假统计数字来决定每个人的工作成绩优劣。
因为我是乡建会出身，事实上不免对乡导员也偏袒一点。
至于各级动委会的干部，究竟在任所搞什么活动，看什么书籍，有什么言论，跟什么人来往，于纯斋和我都不闻不问，凡是调查表格填得快，工作汇报来得勤，农民没有反映，视察人员不说坏话，就认为是好干部，否则就是不称职。
我在省动委会反对过组织组长霍令威，因为一九四0年夏天他把西北联大的六个同学叫来都安排在省动委会的重要岗位上，好多能干的乡导员却埋没在乡下。
所以我计划联络整个动委会中的乡导员，联名向袁庆曾控告他私立派系，结果因为许多乡导员对到省县工作不感兴趣，乐于呆在乡下自在为王，几个区长更不愿多事，怕影响了自己的地位，所以支持我的人很少。
从此我对乡建会感到失望，决定脱离动委会另找出路，给于纯斋留下个请长假条子，把行李搬到西北通讯社住闲。
西北通讯社的社长是曾厚载(傅的秘书长)派系的高云山，可是编辑刘殿文(绥东撤退时，跑回山西吉县住过民族革命大学)、记者李养年(先在第三旅担任副官，后来到延安住过抗大)都是乡建会的同学，所以我能在那里食宿。
和我一同住闲的还有从桃力民回来的李佩蘅和范建中，并有他们从那里带过的一个陕北绥德人马汝才，以及脱离开三十五军骑兵支队的乔宝琳。留在桃力民的乡导员因为目标显著，当伊盟的军统和中统注意这个地方时，他们没法掩护存身，刘德海、王仲禄等到了延安，李佩蘅和范建中负着使命回到陕坝工作。
李佩蘅和动委会的流动宣传队队长刘育斋都是熊佛西的学生，他带着范建中在省动委会住闲，由我供给零花。
流动宣传队不久就拨给三青团，改称青年剧团，刘育斋即离开河套，搬到西北通讯社。
我从省动委会出来，为了跟他们凑红火热闹，也就搬到那里。乡建会虽然没有成为有组织和行动纲领的政治集团，但是乡训所的同学最讲究患难相助和经济互济，因此刘殿文和李养年两个人能养五个食客。
多少年来，好多乡导员在傅作义部下就是依靠同学的供给，时常混串机关，不安心在固定岗位上工作，所以多年来老爬不上去。
我搬到西北通讯社没有几天，陕北人马汝才突然失踪，接着是李佩蘅被曾厚载领导的办公厅秘书殷劲戈掏出手枪带走。范建中叫我们赶快离开陕坝，他到东胜去找陈应道专员，刘殿文又跑回了山西。
可巧此时苏开元和孟文仲被任命为第一游击区的正副司令，要到河西去指挥整顿刘效贤、王万福、李兆兴、高振兴、于振瀛这几部分游杂部队，我便跟着孟文仲去担任了司令部的秘书。先在沙畔的官长井一带驻防，以后又移到东胜的万盛魁寨子。
伊盟的汉民都受第三专署专员陈应道管辖，除了东胜、桃力民办事处，还有包头、萨县、托县、清水河河西的四个区，达拉特旗的战时民众组训处。这个处和桃力民办事处实际上都是设治局，新县制实行以后，办事处和县的编制完全相同，只是怕蒙旗反对，仍旧称处。
河西的游杂部队中都有乡导员，特别是东胜县政府的科长和区长，尽是陈应道从丰镇和五原带过来的乡导员。
由于杜如薪同志在专署工作，乔培新同志由五原县动委会书记调充包头的游击县长，王黎生充任桃力民办事处处长，所以伊盟工作的乡导员多半倾向*产党共**。
我在万盛魁寨子，经过东胜县政府科长李西成的传递，可以和苏开元按期按日看到八路军《军政杂志》和《解放日报》。
这时皖南事变已经发生。一九四一年春节以后，傅作义也由消极清共转向积极*共反**，由曾厚载和张庆恩等组成“肃反”领导小组，对予涉有*产党共**嫌疑的人，按身分地位和跟傅作义历史地理关系的亲疏远近，分三种办法处理：一是遣送出境，一是悔过具结，一是扣捕刑讯。
因为曾厚载想打击袁庆曾，凡是乡建会和动委会的左倾分子，一律先由侦察总队扣到陕坝博爱巷五号讯问，然后送往刘七柜的绥远省战时青年训练团(以下简称战青团)集中管训。动委会干部被捕的先后达二百余人，基层工作几乎完全停顿，因此同年秋天，用新县制代替了动委会。
所谓新县制就是增县撤区，由省政府直接委派乡长，跟乡建会和动委会相较，仍旧是换汤不换药。新县制推行的管教养卫，不仅和乡建会的政经文卫相同，而且新县制的乡长，主要还是从前的乡导员和动委会的干事。新县制实行以后，将安北的第三区划为安北县(县府在扒子补隆)，五原的二区和三区划为晏江县(县府设于塔尔胡，晏江两字的命名是纪念五原战役阵亡的屯垦队团长贾晏如和三十五军营长赵寿江)，临河二区和三区的一部划为狼山县(县府设在永安堡)，三区的一部和整个四区划为米仓县(县府设于三道桥，米仓的命名是表扬河曲人杨满仓、杨米仓弟兄挖掘杨家河干渠)。
五原只剩下一区和四区，临河剩下黄土拉亥河以东和庆乐乡以南地区。好多大乡亦划为小乡，如原临河庆隆乡，除了永安堡改为狼山县的城关镇，庆隆乡搬到罗缸房，另外在公益恒一带，又划出了一个庆远乡。
这样，乡的面积缩小，乡长权力增大，乡导员们由动委会的干事变为乡长，他们就把四五年来在乡下积累的经验技巧和磨练的方法手段完全使了出来，越发成了贪官酷吏，把河套、伊盟的三十多万农民，完全控制起来，使陷于水深火热的境地。
袁庆曾直接领导下的动委会，在“肃反”*共中**有二百多人先后被捕，受到各方面的责难，使他很伤脑筋。我亦是此次被捕送往战青团第一期受训的。关于战青团的黑暗内幕和张庆恩的一些罪恶活动，我将以专题陈述，这里只介绍乡导员在战青团中的情况。
战青团第一期集中的政治犯共有一百多人，其中乡导员就占了五分之三。有一次曾厚载跟上傅作义到战青团训话，他故意盘问坐在前排的十几个人：
“现在在哪里工作?从前担任什么职务?”
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
“现在在动委会工作，从前当过乡导员。”
所以曾厚载当着傅作义的面就说：
“咱们的乡建会和动委会，净给人家培养干部了。”
乡导员和其它的政治犯一样，因为阶级成分和政治思想与革命锻炼各不相同，共有三种表现和三种后果。真正加入了组织的*产党共**员，多半表现坚强，特别是郭北辰同志，更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浩然正气。
先是百般拷打，没有供出片言只字；后来摆上酒席怀柔，许以*官高**厚禄，亦未丝毫动摇，结果监禁了将近二年，被中统在刘七柜杀害。
伪装革命和混充进步的乡导员，经不起威胁利诱，则彻底投降，当即加入了中统特务组织。
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程昆山，他从八岱绥干团扣到博爱巷五号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带上手枪到外边扣人，战青团成立以后担任队长，以后成了张庆恩最凶恶的爪牙。
他在盘龙镇抗大第七大队学习时化名王和，回到河套，说是*产党共**给了他新生，加入中统后，又说国民*党**给了他新生，因此就把程昆山改名为程又新。
至于大多数被扣的乡导员，都是平日跟*产党共**员接近，并没有组织关系，因为喜欢看进步书籍，时常发表些左倾言论，被特务目为*产党共**员；有的甚至是受了牵连挂误，张庆恩为了邀功，也就将他们滥竽充数了。
他们平日自由散漫，专好信口开河，到了战青团以后，既不愿意加入特务组织、受严格的纪律束缚，也胆小骨软，不敢再谈革命，多是把自己交代得一干二净，将别人检举得点滴不漏，想明哲保身地赶快打完政治官司，继续在傅作义的集团中鬼混。
当然也有进行监狱斗争，蒙蔽欺骗了中统特务，出了战青团后又参加了革命的，不过这种人寥寥无几。
动委会中的乡导员在未入战青团以前，不少人已经娶了地主的闺女为妻，有了家室的拖累，为了早日逃脱牢狱，也有捏造材料开脱自己的情形。
战青团到日本投降以后才结束，先后约有一百五十多名乡导员被集中管训，开释后都回到原岗位工作。张庆恩虽然组织了一个战青团学友会，出了一个《前进》杂志，想把被捕过的人纳入中统的外围组织，但是做特务工作没有多大油水，不如在行政部门中可以营私舞弊。
比方，当一个乡长用不着怎样贪污，只叫每家大户给捎种十亩地，每年就有好几百石粮食，比程又新的待遇高过十倍，所以谁也不愿意改行。战青团学友会只在陕坝开过几次联欢会，《前进》出了十几期以后就销声匿迹了。
*党**政总队专业特务组织建立后，各种反革命活动更趋嚣张，张庆恩和曾厚载于一九四一年夏天，又在绥西进行了一次“整肃”，曾厚载仍念念不忘乡建会和动委会的活动分子，新的黑名单上仍有我和李佩蘅、马映光、李西成、李养年这些人的名字。
三十多个从河套被送往兰州西训团集中的政治犯中，除国立绥中的教员王绥之、王绍周、秦丰川，从山西带来的殷草野和三十五军政治部的卢文棨，《奋斗日报》的赵纯嘏外，都是乡建会和动委会的人。
当时我在《奋斗日报》工作，《奋斗日报》连我和赵纯嘏、李西成共要送走三个人，由于崔载之硬把我保下，其余的人则送往兰州，再转到西安的劳动营。袁庆曾因为这两次“整肃”大都是乡建会和动委会的人，政治上受到不小打击，影响了他在三青团的领导。
同时他是傅作义的总参议，*党**、政、军、团、警、保、宪都管，过度疲劳，加重了他唇瘤症和并发的神经错乱症，被送往大后方疗养。
袁庆曾一走，乡导员失去最后的靠山，除了始终不离乡村的，都分别投入傅作义的其它高级干部门下，凭十多年的经验阅历，到“九·一九”起义的时候，差不多由基层干部熬成了中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