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1782年9月16日出生，1850年3月9日逝世）是清朝第八位、清军入关后的第六位皇帝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的年号，共使用三十年（1821年2月3日——1850年2月25日），终年69岁。
道光二十年1840年，道光皇帝59岁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片鸦**战争，这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清朝自乾隆中后期到嘉庆三十余年不断保守中，进一步拉开了与当时西方国家的距离，而这个重大的负担道光时期竟然全面爆发，就此让道光承担了历史进程的重大责任。
道光继位时已三十九岁，道光的性格与其父嘉庆非常相像，凡事力求严谨平稳，中规中矩。与成熟相伴随的更多的是固态保守。
当时道光皇帝无论如何都不想和英国开战。因为从道光帝的个人经历来看，他对边衅是有恐惧心理的。
从他登基之日开始，*疆新**南部便发生了张格尔叛乱。张格尔叛乱时间是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至1827年道光七年，清朝经历了七年的工夫，耗尽一千多万两银子，动用四万*队军**，在维吾尔族人民协助下，方才捕获了张格尔，同时制服支持张格尔的浩罕国（地处今吉尔吉斯共和国一带），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此后*疆新**地区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
道光帝为此疲惫不堪，自己也已年近六旬，施政以守成安静为归。他虽然不认为清朝不能打胜下一次战争，但绝不愿意出现大的战乱和动荡了。
此时，朝廷的官员们对平叛张格尔叛乱的艰辛也是记忆犹新，再有清朝的财政也已难以应付再一次战争。
因此，整个体制都没有人想打仗，但是，清朝这个官僚体制设计上的逻辑，这个体制产生的合力就是向战争那个方向推进，总之，到时候，就横竖躲不了开战的命运。
1838年6月，以“遇事敢言”得到道光帝青睐的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了一个禁烟奏折。
根据《清史稿·职官志二》的记载，鸿胪寺的具体职能为：卿掌朝会、宾飨赞相礼仪，有违式，论劾如法。鸿胪寺类似于现今的外交部，但主要侧重于外交部礼宾司的职能范围。鸿胪寺的一把手——鸿胪寺卿，满洲汉人各一人，行政级别是满人正三品、汉人为正四品。
黄爵滋的奏折总结了以前禁烟失败的经验，认为方法不对。以前是将全部精力放在“堵”，即堵住*片鸦**输入的源头上。
当时，*片鸦**的输入主要是通过海运，中国有万里海疆，到处有漏洞可钻，对于*私走**的人来讲，是很容易的，不可能到处设防能够堵住。并且经过这么多年，*片鸦***私走**已经形成了一条成熟的产业链。
华商来承销*片鸦**生意，将*片鸦**一级一级的从沿海输入到内地。海关边防人员普遍受贿，也就是海关缉私人员看见*私走**船也不去拦截。
于是，这些*私走**船停泊在外海，都不用靠岸。就有中国商人划着小舢板去船上卸货，所以，朝廷将全部精力放在堵源头上，已经不起作用啦。
黄爵滋认为应该对准吸食*片鸦**的瘾君子，从消费角度入手，将禁烟斗争，从沿海扩展到内地。他建议，给这些瘾君子一年的戒毒期，给他们断瘾，过了一年以后，再抓到的瘾君子，那就以死罪论处。
正为白银外流而困扰的道光帝，看到这个颇为新奇的建议，自己没有立即表态，而是将此奏折下发各地将军督抚，令他们“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
因此，道光皇帝收到了29份回复的建议书。
大家可以猜一猜，结果是怎么样，在29份回复建议中，只有8份同意诛杀瘾君子的建议，分别是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署四川总督苏廷玉、湖南巡抚钱宝琛、安徽巡抚色卜星额、河南巡抚桂良、江苏巡抚陈銮、东河总督栗毓美。
剩下来的总督们，有的认为对这个瘾君子加重处罚就可以，关几年牢或罚做苦役罚款就可以啦，不用杀头这么严重。
也就是说所有的奏折都主张加强对贩烟、售烟的缉拿，并加重罪罚。
其实如何处置吸毒者不是他们之间分歧的关键。关键是这所有29份意见书，一致反对将重点从堵源头转移到消费者。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从清朝的官僚体制上来分析。
如果从消费端入手禁食*片鸦**，按照清朝官员的责成规定，如果地方官没有能够在皇帝要求时间内宣布消灭了吸毒现象，你肯定会背上办差不力的罪名，受到弹劾或处罚。
可是，如果你宣布自己的辖区已经消灭了吸毒了，以后在你的辖区里又被发现了。按照清朝的体制，无论该官调往何处，你都会承担失察的责任。因此，地方官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受罚的命运。
但是如果只抓运输销售*片鸦**的行为，就算在自己的辖区里消失以后又复发了，也有理由来解释，如是偶然现象或是从外地流窜作案。对于这些案件，抓住一个就算立功。抓不住，你也可以有解释的理由，不是本官办差不力，是邻省办事不力，他们没有做好他们应该做的工作，造成这些*片鸦**贩子狡猾狡猾地跑到我们这边来。
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是地方官，你是愿意打击消费者还是打击贩售者。
这个答案不是很明显吗，更加进一步来讲，所有内地省份的地方官都非常乐意将禁烟的责任，推给广东一省，那是因为中国只有广州一口通商。
他们都是众口一词大骂，广东海关腐败，你们屡禁不止，害得我们大家，一个个都显得很正义，都是你们的腐败造成了*片鸦**流入到内地。
地方大员们众口一词主张，要从严堵海运输入加强力度，朝这个方向努力。
黄的建议是将吸食*片鸦**的人抓起来处死。这当然是很鲁莽和激进的。事实上也不太可能这么去做。但他的基本逻辑是合理的，你在防堵*片鸦**输入这个思路上走了很多年，成效不彰。你很自然要反省，切换思路，在消费端发力。
但是清朝的官僚体制，就是将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向，给自动地屏蔽掉啦。
那么好吧，道光皇帝一看，如果要是加重处罚吸食*片鸦**的人，内地各省的官员都会*制抵**，那么这条路是走不通。
那么，就继续在严堵海口这个方向上加力，将这个手段变得更强硬。可是，广东海关又腐败了，怎么办那，自然想到派中央大员钦差大臣，就委任林则徐为专任禁烟钦差大臣。
从黄爵滋严禁吸食的建议，到道光帝的决策，事情似乎在空中转了一圈，仍旧回到严禁海口的老位置上。所不同者，只是朝廷不再依赖广东的职官，而打算在他们之上另派一名钦差大臣。
如果说反对黄爵滋的主张，就是反对禁烟，那么，林则徐的使命恰恰是这帮反对禁烟的官僚促成的。这里面不无滑稽的意味。
林则徐是领会了皇帝的方针政策和思路，总之就是要严防死堵。那我去了以后，不再区分正常贸易和*片鸦**贸易。我就是和外商死磕。
他对外商的经济情况不是很了解，这不是林则徐的错，整个社会风气就是这样。
检视黄爵滋和那29份议复的奏折，不难看出，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基本上没有提到英国。
禁烟是禁英国等国贩运之烟，然而，各地官员在奏折中竟全然不提英国可能对此事作出的反应。这说明清朝上下当时还未把禁烟与中英关系联系起来看，暴露出他们对*片鸦***私走**情况的懵懂，对国际事务的无知。
虽然缉毒是正义之举。但是，道义上的优势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弥补外交上的欠缺，造成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在林则徐离开北京时，道光皇帝给了他两句话：一是*片鸦**务须杜绝。另外一句是边衅绝不可以再开，边衅就是和外国开战，之所以林则徐被罢官充军，就是他违背了后一句训示。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道光皇帝心里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打仗，最终还是打起来了。这与道光皇帝本人的意愿关系不大，也不能说起因于林则徐的激进。
而是当时整个体制的底层逻辑，来自于各个方向的合力，推动这个事件必然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们能够将这个因果关系看得清楚，这一步一步是怎样走过来的。那是我们事后分析，要知道，当时的人，并不知道他是在处理什么了不得的危机事件。
在禁烟之前，清朝经历的大风大浪也很多。清朝初年的三藩之乱，比禁烟要严重得多。从康熙到乾隆的清准战争。就在嘉庆年间，还有白莲教长达9年的川蜀大起义。
相比之下，这个禁烟的激烈程度和风险要低很多。也就是那几年，*片鸦***私走**造成的白银外流让皇帝很不爽而已。
你看看，那几年没有天灾*祸人**，也没有内部大的动荡。可以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件事情，是大清朝走向霉运的开始。
清朝这个官僚体制的设计，他的基本结构使他该出问题的时候，就出现啦，不管他有没有天灾*祸人**。就出了问题。他就是历史上一个“奇异点”。到了这个时刻，一切都会不一样啦。让你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