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教科书以及长期以来的历史熏陶中，存在着这样一套尽人皆知的叙事——原本不怎么发达的西欧地区在14-16世纪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发现新大陆等），这一系列事件让西欧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迎来了现代的曙光。自此之后，这个现代化的西欧开始远远超过那些因固守传统而不断衰落的“老大帝国”，主宰了整个世界，最终在19世纪形成了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体系。
在这套叙事之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事件——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在奥斯曼帝国逐渐控制了地中海东部之后，原有的从地中海出发、途径西亚、中东与中亚等地区，与远东的印度、中国建立联系的传统商路被阻断，基督徒不得不寻找其他商路。在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等一系列航海家的探险之后，西欧人不但发现了从好望角绕过非洲到达印度的新航路，而且发现了即将为西欧提供无限资源与荣光的南北美洲。于是，那些船舰技术娴熟的西欧人，手持南美洲开采的大量白银，沿着因地理探险而逐渐开辟的新航路，来到了传说中遍地是黄金的远东地区，并控制了那里的贸易，建立了无数的贸易殖民地。从此，西欧成为了世界贸易的中心，走上了称雄世界之路。
哥伦布
不可否认，这套经典认知有着相当程度上的正确性。大航海时代确实为西欧提供了很多在未来称霸世界的资本，例如航海技术的精进、股份制公司的成立、早期殖民地的建立、欧洲内部的价格革命等。但是，这套认知又是否夸大了一些内容，同时忽视了一些内容呢？这套经典叙事将照明灯过多的集中于主角——西欧的身上，但忽视了一位与主角同等重要的角色：东方。
本文的“东方”指印度与远东地区的总和。在这套叙事中，东方似乎只是个被动的角色，它是西欧的商品倾销地，是被殖民者，是被掠夺对象；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向人们证明，大航海时代的西欧是多么强悍，而这些固守传统的古老帝国是多么脆弱；它们的传统经济模式被与西欧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作对比，最终证明哪个模式技高一筹。
但是，当我们跳出传统认知的桎梏，去观察当时整个世界贸易体系的具体运作情况时，会发现大航海时代的远东和印度并没有发生本应有之的衰落。西方商人在近代早期对东方的介入并未引起印度洋与东亚贸易圈的地震式崩塌。与之相反，远道而来西欧人还需要遵守原贸易圈业已形成数百年的贸易规则。西欧各国在近代早期发生的诸多社会转型并没有让它们迅速获得主宰世界的力量，至少在大航海时代，它们针对其他文明圈的优势并没有后来那么明显。认为西方在跨入近代之后，就突然拥有翻天覆地的强大力量，这种认知模式，需要我们辩证的看待。
大航海时代东方繁荣的经济
德国经济学家贡德·弗兰克在其1998年出版的著作《白银资本》一书里，提出一个相当新颖的论点：“直到1800年为止，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即使是现在来看，这种观点也相当有颠覆性，更遑论20年前。
本书的作者弗兰克是位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但他观察世界的视野却远远超出了德国的范围，甚至比欧洲的范围还要宽广。上世纪50年代，弗兰克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跟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弗里德曼研习经济。求学期间，他收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因此在毕业之后，弗兰克并没有返回德国，而是前往曾经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狠狠剥削过的第三世界地区——拉丁美洲，并在多个大学任教。在拉美的学术界，一种经济学理论“依附理论”甚为流行，这种理论认为，发达的西欧占据了世界体系的中心。第三世界地区则位于此体系的边缘，并收到发达地区的控制，依附于发达地区的发展。这种依附导致第三世界的经济结构存在严重缺陷，即使第三世界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这些缺陷仍然会阻碍第三世界从贫困中逃离。了解到弗兰克的左翼背景，以及他接受的关于世界体系理论的知识，自然不难想象为什么弗兰克会写出这样一本试图破除西方中心论的作品。
哥伦比亚
在新航路已经建立的16世纪，西欧商人在世界各地的活跃，以及他们所持有的大量白银常常使得后人将西欧视作世界贸易的中心。但是，当弗兰克考察了近代早期世界几个地区的跨区域贸易活动后，他发现，在西方人开辟新航路之前，东亚以及印度地区就已存在相当繁荣的贸易，而在西方人通过新航路进入亚洲，插手亚洲贸易之后，他们也没有成为新的贸易主导者，而是继续遵从着之前的贸易秩序。
而且，大量白银通过各个地区之间的贸易，最终流向了中国。此时的中国正值明朝，对明史有所了解的读者应该知道，明代的白银交易十分兴盛。而这些白银的来源，除了本国和日本的开采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欧洲商人从拉丁美洲运输来的白银。在大航海时代，西方很少能拿出令东方商人感兴趣的商品，与之相反，东方的茶叶、香料等商品反而使欧洲人在美洲掠夺的贵金属外流至亚洲，其中很大一部分通过几手交易，最终流向了中国。而早期欧洲商人（荷兰、葡萄牙人等）扮演的角色更多是通过转运来获取利润，而非倾销商品。因此，在新航路开辟后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贸易结构并不是像西方中心论者所说的那样，西方占据主导地位，要是说真有个主导的话，也是美洲白银的大量开采以及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增加（需求增加的原因是中国江南地区出现的商品化以及货币税代替实物税）。
而那些长期以来被视为令西方超越东方的软性因素，在大航海时代，亦无法使西欧占据优势。
近代初期，西方的自然科学水平进步确实是个相当可观的优势，但是，科学理论是否能转换成促进盈利的技术，还有待商榷。实际上，近代早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其技术上的进步都依托于专业技术工人经验上的积累，而非将前沿的自然科学直接应用于生产之中。即使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也有三分之二的发明者没有自然科学学术经验。而在生产领域的技术层面，西方并非占据多大优势，东方的纺织业、造船业、染布业等产业相当优秀，其产品质量甚至高过西欧。
15、16世纪，欧洲在金融业上的进步大大提高商人的集资能力，汇票广泛应用于各个银行，股份制公司被应用于海外贸易，信贷业使商人更易获得启动资金。但如果我们将视角放到东方大地上，会发现东方亦没有落后。中国的钱庄、商会、票号发展十分繁荣，印度的信贷业大大加强了市场的活跃性。实际上，很多情况下西方商人难以获得来自本国的投资，他们会从印度本地的金融机构进行*款贷**以继续贸易，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将这些印度商人称为“真正的资本家”。。
东方的市场并非因为传统因素的压制而变得死气沉沉，相反，其活跃度和调节力都相当可观。当大量白银流入欧洲后，引发了欧洲的价格革命，由于生产与商品流通无法满足大量输入的贵金属，商品市场遭遇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当时的记录，会发现，在大量白银流入东方后，并未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东方的通货膨胀，往往是由于人口上涨引发的粮食危机，以及各种天灾*祸人**（如战争）造成。这足以说明东方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要优于欧洲，大量资金的涌入往往被人口与生产的增长所消化。同时，东方国家对于全国*交性**通路线的重视也大大提升了商业活动的活跃。
为何在这之后东方会发生衰落
那么，应该如何解释1800年后西方的崛起以及东方的衰落呢？弗兰克引入了“康德拉捷夫长周期”这一概念，试图构建一种世界经济体系，用体系的运动以及各个要素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这个问题。康德拉捷夫长周期是一种约50-60年为一循环的经济周期现象，一般将长周期分成两段，上升的a阶段与下降的b阶段。在这个理论中，如果一个经济体在上一个周期内处于上升A阶段，会在下一个周期进入下降的B阶段，相反，上一个周期处于B阶段的经济体会在下一个周期进入A阶段。
弗兰克将这个周期扩大为15-18世纪。A阶段中中国人口增长、生产扩大，使得原本就比较紧俏的人均资源变得更加缺乏。人口的增长，导致劳动力价格下降，人均资源的减少，导致资源价格上涨，这就使得中国没有足够的动力，来研发能提高个人生产力的新机械，而是倾向于加大雇佣的人数。而印度不但要面临这个问题，还要面临西方的殖民掠夺。亚洲人口增长率在十八世纪开始减少说明了亚洲的衰败，但是，我们要明白，这种结果是为了扩大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而非亚洲所特有的文化造成的。欧洲在研发新技术之后，进一步促进了资本的流入，生产的扩大，人口的增长，因此进入了长周期的A阶段。接下来欧洲经历的A阶段与战争又促进了技术的提升。我们可以说，西方一开始的弱势促进了增长，而东方一开始的强势则导致了衰败。在东方经历了气候、内战等因素所造成的危机而衰落后，西方却依靠着美洲大量开采的银矿，成功地取代了东方的位置，实现了东西方经济地位的互换。
弗兰克的著作自诞生之时便受到了各种批判，其中最受诟病的一点就是他的数据来源全部是经济学家的二手材料，而非自己整理数据并计算的结果。这使得本书的论据像是无数个补丁拼凑在一起一样，不成系统，这种随意拼凑难免会导致对数据出处的断章取义。但是，即使这本著作充满了硬伤，弗兰克的观点也相当有启发性：不是从西方或东方特殊的文化因素来解读一方的崛起、一方的衰落，而是从广大的世界体系入手，讲这种地位的变换视为体系运动的结果。如果过于注重各个文明的特殊性，就会把这一段历史视为必然链条上的一段锁链，即认为西方的统治地位是必然的，而且在各个文明的文化要素发生根本性转变之前，西方会永久的占据统治地位。
我觉得，用弗兰克自己的话作为对他观点的创新性的评价是最好的：“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只喜欢观看历史树木；他们忽视、甚至否认树林的存在。但是树木是在树林里生长的，必须在树林里才能存活和繁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