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
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帝国华**时那样。
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
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
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
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30页。
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
虽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自杀仅六星期后，清军便占领了紫禁城。
但明清两朝的嬗替，绝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
无论是我们现在所持的公正观点，还是当时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观点。
都承认1644年的事变，肯定是17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清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
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
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
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
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
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
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
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
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 塞维利亚 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
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
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
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
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
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
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
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
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
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
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
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杀屠**；
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
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
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
明朝末年 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
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
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
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
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
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
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
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
不管怎样， 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 。
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
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
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
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人们普遍对社会经济的商业化感到不满。
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更具 自给自足 性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
一部修于17世纪初的地方志，曾将 弘治朝（1488—1505年） 宁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同 嘉靖朝（1522—1566年） 社会的混乱与瓦解进行了对比：
前者田宅丰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宁，盗贼匿迹；
后者则财产频繁易主，物价不稳，贫富分化，市场繁杂混乱。
进入17世纪后，情况进一步恶化。
人民大量破产，十室九贫；
少数豪富倚财仗势、奴役穷人；
天地之间，金钱似乎支配着一切。
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 制度的破坏 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
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
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 有效的户口登记 和 赋役分派程序 的能力。
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
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
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
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
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
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
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
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
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4万人左右），发放的俸禄，只有15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
只有15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
这点儿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
1643年，崇祯帝决定检查一下*队军**供给系统的可靠性。
遂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
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
全部军饷均未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
许多大臣认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别人，应该对此负责。
尤其是万历皇帝（1573—1619年在位），屡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开支修建宫室。
并允许主管其膳食的官吏，从所有花费中照例扣除20%作为酬金，而不问他们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
尽管万历皇帝特别昏庸和不负责任，但他也不过是在紫禁城内，豢养着一大群奴仆的明朝诸位皇帝中的一个而已。
17世纪初，北京皇宫中有3000名宫女和近2万名宦官。
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
作为皇上的私人奴仆，他们支配着由12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
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 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
（有一个时期，皇庄田产占全国私人田产总数的1/7，京畿8个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归皇庄所有）。
统辖护卫京师的禁军，并组成一个完全脱离正常司法系统，拥有逮捕、审讯乃至处决之全权的秘密警察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厂）。
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
他们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
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机构终因朝廷无法承受这一巨大财政负担而被撤销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之身份。
在商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
1618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加天下田赋，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万两应收税银的70%。
部分地靠国库帑银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
有一件可能发生在1643年的宫内轶事，虽有点儿滑稽，却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内廷府库虚竭的情况。
这年秋季，崇祯帝打算清点其宝库。
守门人被传唤后，却一再推脱说找不到开门的钥匙。
最后，巨大的宝库还是打开了，只见室内空空如也，唯有一只小红箱，盛着几张早已褪色的收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