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袁夏仍然想不明白，为何弟弟袁天成为了被校园欺凌的对象。正如东野圭吾在《恶意》中有这样一句话：“就好像某天突然被贴上恶魔的符咒一样，校园*力暴**事件就这么开始了。”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
截至11月18日，周围关心袁家的亲戚朋友已经连续一周联系不上被害人袁天的父亲袁山。女儿袁夏说，父亲过不去这个坎，想要逃避现实。袁山后悔没有保护好袁天，无法面对亲戚朋友，“想要搬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度过余生。”
这起发生在几名未成年人之间的命案，改变了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正读初二的袁天再也没有机会走进校园。6名嫌犯虽未成年，但曾“渴望成年”，未来将在监狱中度过本应美好的青春时光。
7个家庭，均因对孩子“疏于管教与关心”而尝到苦果。6名嫌犯的父母在悔恨的同时，也在想尽办法为孩子们争取“宽大处理”。嫌犯杨某的父亲事发后曾说：“自己没有管教好孩子，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另一边，袁夏告诉正观新闻记者，事发后并未收到打人者家属的道歉。
（弟弟出事后，袁夏将社交账号的签名改成“全家身体健康”）
“15岁男孩之死”
11月13日，陕西省兴平市阜寨镇张耳村。11天前，袁天的尸体就是在这里的一处农田里挖出的。1.5米的深坑，警方挖出时，袁天已没有了生命体征。
袁天尸体被挖出的农田旁是一条水泥路，这几天一直停着一辆面包车，车上有几名村民“把守”，严防有记者靠近拍照。一名村民向正观新闻记者透露，村里已经向村民下了“封口令”，看到记者模样的人员立即报备，不允许任何陌生人靠近掩埋的农田，“害怕再被发到网上，这个事情影响很恶劣。”
在正观新闻记者记者走访过程中，附近的村民几乎都知道袁天被6名少年围殴致死一事，“太残忍了，这些孩子下手咋这么狠呢。”一名村民称曾见过袁天，袁天的个头在同龄人里面算高的，“有一米七多吧。”平时经常和几名男孩往来，看起来关系要好。
除了6名犯罪嫌疑人，没有人知道袁天在10月29日晚上到底经历了什么，也没有人能够体会袁天当时绝望与无助。
（掩埋袁天尸体的农田 正观新闻记者 李鑫摄）
“之前我弟还是挺活泼开朗的，虽然有些调皮，但是特别讲义气。”这是袁夏对袁天性格的总结。袁天在学校到底发生了什么，袁夏并不知情。只知道从今年9月份开始，袁天就不想上学了。“他和之前的性格变化比较大，闷闷不乐，也不多解释什么。”
袁山此前向正观新闻记者透露，袁天9月开学上了两周课，突然就不想上学了。“一方面是总是受欺负吧，另一方面是和老师处不来。”据了解，袁天提出不想上学的想法后，在家里待了三天，仍然不想上学，“说是想去西安打工。”
事发前，袁天处于休学状态，已在西安打工一个多月。袁夏说，袁天在西安时，还和家里通过几次电话。“袁天在电话里的语气开心很多，还嚷嚷着挣钱要给母亲买衣服。”
10月26日是袁天的生日，几名好友打电话将袁天从西安叫回了兴平。“我们不知道袁天回兴平了，一直以为他还在西安。”袁山此前告诉正观新闻记者，10月31日，他们曾打电话给袁天，“当时不是袁天接的电话，是个陌生的声音，接起后又挂断了。”
10月31日，袁山和妻子赶往西安寻找儿子，并在西安当地派出所报了案。11月1日，袁天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两张照片。“11月2日，有人用袁天的QQ号回复消息。”谁也想不到，那时袁天已经离开了人世。这两张照片以及QQ回复，是嫌疑人为了“掩人耳目”，登录了袁天的社交账号。
11月3日，在西安找寻无果的袁山和妻子返回兴平市报了案。走出派出所就听说几个孩子打架，一个男孩被打死了。一向不爱凑热闹的袁山，那时脑海中有一个想法，“可能是儿子。”在去认领尸体的路上，袁山全程恍惚，村民的步子催促着他必须往前走，每一步迈得又急又沉重。到了一看，就是儿子袁天！
（袁天曾被殴打后带至阳光宾馆 正观新闻记者 李鑫摄）
“被忽略的不开心”
袁天休学前，在兴平市金城实验中学读初二。据了解，6名嫌犯当中，陈某等两人无业，梁某等四人均是兴平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学生，与袁天并不在一个学校。
知情人杨旭曾与袁天同村，两人关系一直交好，并常有联系。在杨旭眼中，袁天喜欢“混社会交朋友”，也因此结识了在圈子中颇有“地位”的陈某。一来二去，相继认识了在兴平市职教中心的梁某等人，“袁天总是跟着他们抽烟、打架。”
杨旭介绍，袁家之前是在陕西省兴平市阜寨镇田北村，2019年下半年田北村开始*迁拆**。袁家自然而然成为了“*迁拆**户”，袁天也被周围朋友贴上了“有钱”的标签。“可能是觉得袁天有钱，所以陈某、梁某等人都问他要钱。”
“2019年年底，袁天的学习成绩有所下降。”袁山曾透露，因为孩子的成绩问题，班主任特意给自己打过电话。
“因为儿子给我说过，几个娃老问他要钱，也打过他，我想成绩下降跟这个有一定关系吧。”
今年上半年，学校逐步恢复开学后，为了方便照顾袁天，袁山让妻子在中学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主要是给袁天做饭，离学校近，也能看着他。”袁山曾向正观新闻记者透露，妻子照顾袁天的那段时间，袁天的成绩也提上去了。
“家里人早就发现袁天表现出了不开心，但是都未放在心上。”袁夏曾问过袁天在学校是不是受欺负了，但袁天并不会解释太多。袁夏说，父亲一直都知道袁天在学校经历了什么。“父亲没有付出行动去阻止欺凌的发生，也忽略了袁天的不开心。”
至今，袁夏仍然想不明白，为何弟弟袁天成为了被校园欺凌的对象。
正如东野圭吾在《恶意》中有这样一句话：“就好像某天突然被贴上恶魔的符咒一样，校园*力暴**事件就这么开始了。”
兴平警方的通报内容内提到：6名嫌犯殴打袁某的原因，是因为袁某将陈某手机号码“拉黑”等琐事。知情人杨旭对该情况予以证实，但不知道具体情况。
（袁天社交账号上的照片 知情人杨旭供图）
杨旭向正观新闻记者透露，九月份刚开学时，袁天曾给向杨旭抱怨过“朋友不够意思”，但并未提及是哪个朋友。
“袁天喜欢跟那群人混在一起，但是他们只是看上他有钱。”杨旭认为，袁天所谓的那些朋友只是因为钱才愿意和他接触，而这一点袁天也心知肚明。
与袁天接触较多的朋友回忆，袁天大多数时候都很矛盾。“他喜欢混圈子，但看起来并不开心。”杨旭表示，袁天确实讲义气，一群人出去玩都是他买单，但即便如此，他依然会受到“朋友”的欺负。“如果我是袁天也会不开心，花着钱也得不到‘朋友’的真心对待。”
另外一边，袁山同样认为，袁天的不开心跟他的“朋友们”有直接关系。袁山曾在接受正观新闻记者采访时表露，袁天和6名嫌犯是朋友关系。“他们问袁天要钱我是知道的，至于平时的打闹，我一直以为就是朋友之间的小打小闹。”作为父亲，袁山承认自己忽略了袁天表现出来的“不开心”。
兴平市职业教育中心已经加强了门卫管理，并组织学生开展安全教育讲座。职教中心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正观新闻记者，“事情发生以后，学校立即组织教师开会，排查班级中可能存在的欺凌行为。”
杨旭透露，此前在学校中爱捣乱“顶撞老师”的学生，最近也变得收敛了。“学校确实比之前严了，但老师不会刻意提起这个事情。”
（其中四名嫌犯曾就读的兴平职教中心 正观新闻记者 李鑫摄）
“事情过后去蹦迪”
正观新闻记者走访中了解到，陈某在“同龄人”圈子中很有名气。陈某曾多次转学后辍学，后来以爱打架而“闻名”。“狠、脾气不好”是杨旭对陈某性格的总结。
“我们私下说陈某的主业就是打架，副业是找挨打的人，手下收得小弟众多。”可见陈某在圈子中的“地位”。
犯罪嫌疑人之一的梁某就读于兴平市职教中心。据职校学生介绍，梁某在校期间十分“霸道”，有自己的小团伙，其中就包括另外三名嫌犯。“他们几个是同班同学，常围在一起抽烟，欺负不听话的同学。”梁某和校外辍学的陈某关系很好，陈某在圈子中又以“打架狠”闻名，周围的学生对梁某一伙很是忌惮，“不敢招惹他们”。
10月30日晚，梁某、陈某一行人在阜寨镇张耳村一处农田处理完袁天的尸体后，匆匆离去。第二天，梁某便坐上了去“西安”的大巴，准备避避风头。
杨旭回忆，梁某是11月2日回到学校的，可能是觉得这两天事情并未暴露，他是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他给另外两个人说，等事情过后，叫上兄弟们去蹦迪，需要放松放松，这两天着实憋坏了。”梁某刚说完这段话没多久，就被学校的保安叫走，再也没有回学校。
14岁的犯罪嫌疑人杨某是6名嫌犯当中最小的，11月2日傍晚他在家里被警察带走。当时，杨某的父亲正在做饭，警察上门找杨某。杨某的父亲回忆，案发当晚，杨某回家比较晚，当时并没有任何异常情绪。事情未暴露前，杨某如往常一样“在家该吃吃、该喝喝”。
虽然当时杨父不知道儿子犯啥事了，但还是恳请警察让儿子吃口饭再走。走之前，警察才告诉杨某的父亲，他的儿子把人打死了。杨某的父亲提起儿子，满脸悔恨。“儿子犯的错，怪只能怪自己没教育好，平时疏于管教，一切责任我都愿意承担。”
（6名嫌犯均为陕西省兴平市阜寨镇人 正观新闻记者 李鑫摄）
职教中心的学生介绍，梁某等四人的学习成绩不好，日常表现很活跃，“老师管不住，也不爱管，就让坐班级最后一排。”事发后学校内有流传“本校四名学生把人打死”的消息，很多学生知道是谁干的以后，并未感到太多意外。“因为他们四个平时就喜欢欺负同学，下手也没轻重，早晚会出事。”
在职校同龄人当中，对该事件的态度也各不相同。其中，有两种说法占比最高。一种是“他们都还未成年，不会判重刑的。”另外一种则是“他们只是运气不好，下手重了。”正是花一般的年纪，一个生命的陨落，换来的却是“轻描淡写”的漠视，不禁引人深思。
据了解，6名犯罪嫌疑人均未成年，其中杨某年龄最小，仅14岁。
洪振律师事务所董律师认为：“虽然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可以判处死刑，但依据现行法律，未成年人是不能判处死刑的，未满14周岁的甚至不承担刑事责任。”目前，虽然刑事责任年龄拟降低，但仍未最终确认与颁布。该事件当中的6名犯罪嫌疑人是否会重判，还需要根据具体的犯罪情节来确定。
兴平市*党**委宣传部外宣科任主任告诉正观新闻记者，“目前这个事情引起全市重视，接下来教育部门肯定会进行检查、提出相应措施。”但因该阶段警方仍在调查侦办，不方便透露过多信息，详细情况以兴平市公安局发布的警情通报为准。
（11月2日袁天的社交账号曾回复袁母消息）
“该事件仅是冰山一角”
距离11月2日袁天的尸体被警方挖出，已经过去两周时间，这起影响恶劣的“校园欺凌”事件依然是兴平市大多数家庭饭桌上的话题。做父母的不禁要问上孩子一嘴：“在学校有没有人欺负你？”并再三叮嘱，“被同学欺负一定要告诉家长。”学生之间也会开玩笑地说：“小心把你拉到张耳村埋了。”
最近几日，袁母被气病在床，袁山不知所踪，袁家没有了往日的烟火气。几名嫌犯的家属也身心疲惫，等待警方调查结果的同时，各自拖朋友咨询律师，“想要问问能否宽大处理。”
一名嫌犯的父亲在回复正观新闻记者的电话中提到，“孩子确实犯了错，但希望能够给他一个补偿的机会，家里愿付出一切赎罪。”
蔡仁伟的《封闭》中说：“小时候觉得好玩，用手去碰含羞草，看它缩起来。可是，从来没人认真想过，要过多久它才能重新打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报告中提到，全世界每三个学生就有一个曾遭欺凌。据华商报报道，2016年西安一技校15岁女生在宿舍内被逼下跪，遭8名同学殴打四小时。据上游新闻，2019年5月，湖南吉首一14岁初二学生蒋某遭15个同学群殴，蒋某持刀刺伤3人，在被关押11个月后，目前取保候审等待二审。
在知乎上搜索“校园霸凌”一词，问题“被校园霸凌过的人后来都怎么样了”下面有近千条回答。其中大多数反映，遭遇过欺凌的人在未来的生活中表现出“对自己不自信”和“对他人不信任”，“难以自然地与他人相处。”
（“校园霸凌”话题 近千条的回答引人深思）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祁占勇教授，研究“校园欺凌”已经有4年时间。他坦言，界定“校园欺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之所以难以界定，与校园欺凌具有隐蔽性和长期性的特点有关。”当欺凌的行为发生时，大多数家长都会认为是“同学、朋友之间的小打小闹”，因此而选择沉默。
据了解，“校园欺凌”事件常发生在中小学学生当中，其中以小学高年级段、初中及中职较为突出。常常表现为“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多欺少”。根据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提供的数据，2015年-2017年中国校园*力暴**案件中，死亡占比高达11.59%。同一时间涉及故意杀人罪的校园*力暴**案件起因67.44%均为琐事。
心理测评分析专家刘爱民认为：“有些霸凌者刚开始欺负其他同学的时候，往往也是忐忑不安的。但当霸凌者和旁观者都没有反抗的时候，会更加激发霸凌者去欺负别人的心理。”
沉默，成为霸凌者欺负别人的“信心来源”。包括被欺凌者的沉默、家长的沉默、老师的沉默。
（祁占勇参与建设“中小学校园欺凌的识别与综合防治”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正观新闻记者 李鑫摄）
祁占勇在接受正观新闻记者采访时表露，被欺凌者作为弱势方，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敢向老师、父母诉说自己的遭遇，“万一说了之后没有得到及时干预，害怕受到可严重的欺凌。”一定程度上也有不愿意诉说的因素，“家长认为是小打小闹，老师认为是无中生有，所以说了也没用。”被曝光的“校园欺凌”仅是冰山一角，还有许多“隐秘的角落”实实在在地发生着。
“防治‘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是一个家庭、学校和社会三维一体综合治理的过程。”祁占勇说，具化、健全的法律体系尤为重要，从法律层面将“校园欺凌”界定清楚，更便于基层操作。其次，各级教育部门、学校要建立制度，及时发现、及时干预。同时对被欺凌者进行心理援助，对霸凌者进行正确引导。家庭方面要多关心孩子的日常状态，多一些深入有效地沟通，及时掌握孩子的心理变化，防患于未然。
（文中袁天、袁夏、袁山、杨旭均为化名）
正观见习记者 李鑫 发自兴平
编辑：石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