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nirvana

编辑丨nirvana

前言

对比元明清三代，清代对*藏西**的治理无疑是最成功的。入关前即崇奉黄教，优待达赖喇嘛，笼络蒙古各部，以固藩篱；入关后，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苦心经营，嘉庆朝至宣统朝的全力维系，虽然中间有曲折，但中央政府对*藏西**的管辖始终是有效的，*藏西**与中央始终是命运共同体，须臾不可分割。

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清政府几次出兵安藏、保藏及驻藏大臣制度的设立与完善，茶马互市的兴盛及民间商贸往来的频繁，*藏西**与内地尤其是川、陕、滇、青的关系更加紧密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而作为连接 川、滇、藏三省区的 康藏地区，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汇聚之地，是多种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渊薮。

清代康区主要入藏道路有川藏南、北两道。特别是作为入藏官道的青藏南线，是内地与康、藏地区人员、物资、信息等交流的主要通道，在清朝治藏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巴塘旧照

深入川西高原腹地、位居金沙江中游东岸的川、滇、藏三省区结合部的 巴塘， 地当要冲，距东部重镇康定的直线距离与西北面的昌都、藏南边境的察隅、滇西边境的贡山县几乎相当，距离正西的拉萨市也比内地其它大城镇要近得多，是连通内地、守卫边关的枢纽之地。

所以自有清以来，巴塘就是四川内地来往于*藏西**官道的南路重镇，是云南北上进入*藏西**的必由之路（盐井等地属于巴塘），因此巴塘是内地与*藏西**乃至西南边疆在东西、南北两个方向联通的交通枢纽。

加之此地物产富饶，域内金沙江及其支流定曲、莫曲、巴曲下游的山间谷地，日照充足，土壤肥沃，可以种植一年两熟的小麦、大麦、青稞等主食和蔬菜瓜果，少数地区还能种植水稻，中部山原半湿润温凉地区也可种植部分主食和蔬菜瓜果。

随着清末川边新政的展开，晚清名臣赵尔丰出任川滇边务大臣，以重兵坐镇巴塘，改土归流。 巴塘地区陆续聚集了许多来自川、陕、滇等地的汉、回客商、教员、军人及西方传教士、医生等，巴塘发展成了多民族、多地区人士汇聚的边关重镇。

壹

随着移居巴塘的汉、回等民族逐渐增多。到清朝末年，在当地定居的汉、回等民族已达80多家。由于他们在巴塘城区定居前后，多数人从事商贩和手工活动，其生活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方面，都保存着相当浓厚的汉族习俗，以致当地百姓长期以来一直把他们视同一个整体，称之为“八十家汉商”。

以后沿袭成俗，形成当地藏胞对所谓“八十家汉商”的后代都以“八十家汉商”中的某某家相称。而事实上所谓的“八十家汉商”，除绝大多数是汉族外，还包含有几户回族，他们同样也保存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八十家汉商”，只不过是当地民族对外来民族的一个总称罢了。

据调查，“八十家汉商”先后来自四川、云南、陕西三省。其中四川和云南人的迁住主要是地理上的邻近，陕西人的迁住，则主要是由于元代的行政设置，当时，黎州，雅安，碉门及打箭炉一带属于陕西行省管辖，并有陕西籍军人驻扎于此，因此有陕西籍商人也作为随军行商来到打箭炉，他们先在打箭炉（今康定）等地区经营行商。

元朝的时候，汉商在康藏地区的经营范围只局限在打箭炉，至明代，这一界限被突破，越来越多的汉商出炉关，深入草地，到了明末清初，北路的霍尔地区更是享有“北路大埠”之誉，商品贸易颇为繁盛。

清代，汉商的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1719年，岳钟琪率军西征，汉商跟随着王朝的大军到达巴塘地区，在他们到达巴塘后，发现巴塘气候舒适，物产丰富，于是逐渐将行商改为座商并不断提携家乡后辈前来经商，紧接着，康藏地区最早的流官机构，理塘、巴塘军粮府也设立起来。而久而久之，这些汉商的的后代，已经逐渐成为了当地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在生活习惯，语言文字等各方面都已完全藏化，并且绝大多数融合着藏汉血统。

“八十家汉商”为了在巴塘区立脚，共同对付可能来自外来的排斥与欺辱，因此组织起来一个“财神会”，择定了一处会址，供奉了关羽父子等3个牌位，宣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桃园义气”，意图形成内聚力量。

财神会以定居巴塘的客户为基本会员，并在会员中推举具有一定办事能力、 群众信得过的1至2人担任会首，参加财神会的会员，要根据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自愿捐助资金，由专人经管，放债生息。利息除当年办开支外，结余部分又悉数列入基金。

贰

清光绪初年，由于内地与*藏西**之间的商务比较频繁，移居巴塘城区的客户也就日益增多。为扩大社团组织,由财神会发起，又在巴塘东门城墙内广场上，筹建一座具有一定规模的川、陕、滇三省会馆。

巴塘关帝庙旧址 李贵平摄

三省会馆建成后，即作为外来客户的活动中心，每届推选会首3至5人，3年改选一次。除每年3月15日沿旧例齐集全体会员聚餐，加强联谊外，还有尊奉皇道，宣扬神道的活动。同时，根据外来客户不同的职业和信仰，在关帝庙内又塑造了轩辕黄帝、鲁班(木工的祖师)、缧祖(缝纫业的祖师)、孙膑(从武者供奉的塑像)和财神的神像，供操业不同的客户平时敬香祭拜。

在钟鼓楼上，设置有铜铸大钟一口，大型皮鼓一具，于每月初一、十五的白天和夜晚午、夜12点正的时候。鸣钟击鼓，以示这两天是敬神的日子。清末和民国年间，巴塘的历届县吏，都会对会馆和修建庙堂给予直接支持，并亲自参加了祭神活动。

如会馆主办三月城隍会、组织马队仪仗、将泥塑城隍迎至县衙。以示对“县太爷"的拜访。然后出驾游街，抬至南门外的架炮顶坟地。再受“县太爷”三跪九叩的大礼回拜，借此宣扬入间、地狱和阴阳两界的统治者是相通的，能够共管生死。

为了和当地的寺庙不发生信仰上的冲突，这一天，还要敦请当地寺庙的喇嘛念经，组织放焰火，抛食子(水.饭)超度亡灵。每逢新春佳节，按照外来民族的传统习俗，要耍狮子龙灯、马车灯、船灯，共同庆祝，以增进民族团结。对此，政府也给予支持。

后来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经过协商确定，于1942年将财神会改为巴塘协进会，规定入会会员不受族别限制。于是巴塘协进会成为没有民族界限的地方性社团组织，参与了巴塘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活动。

此外，“八十家汉商”还分别男女，和本地藏族联合组织了“朋友会”和“拈香姊妹会”的组织。这种“朋友会”当时在巴塘城区颇为盛行，老年人有老年人的“朋友会”，中年人有中年人的“朋友会”，青年人有青年人的“朋友会”。每个“朋友会”的会员，至少有20人左右。会员不分族别，自愿参加。这对搞好藏汉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朋友会”还要求会员团结互助，加强友谊，促进桑梓各项事业的兴旺发达。

巴塘弦子手

每当会员中遇到红白喜事，特别是遇到丧事时,大家捐钱帮助，尽力把事情办好，逢年过节，举办“平伙会”，组织弦子队，上街表演，让群众尽情欢乐。“朋友会”的会员在结婚时，按自己家庭经济情况，自愿捐助资金，名为“喜钱”，实际是作为“朋友会”的基金。

“朋友会”成立时，要造具名册，将发起人列为第1名，以后即按入会先后依次排列，发起人为当然的第一轮会首，以后即按名册次序轮流担任。每期会首2至3人，任期3年，负责经营基金，放利生息，以利息为每年举办“平伙会”的开支，如利息不够开支时，,再由委员凑集。

妇女的“朋友会”统称“拈香姊妹会”(即姊妹会)。男丁“朋友会”的名称，种类繁多，例如，解放前比较出名而又比较活跃的两个“朋友会”。

一个叫“巴塘青年会”，其会员多数是“八十家汉商”子弟，少数是当地藏族子弟。

另一个叫“巴塘乐群会"，(乐群二字系藏文译音，意为青年)其会员多数是旧贵族子弟，少数是“八十家汉商”子弟。本世纪三十年代，格桑泽仁、刘家驹和江安西等人，先后发起的西康三大事件，都曾得到“巴塘青年会”的支持。

叁

族际通婚是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也是衡量民族关系最显现的指标。藏汉通婚是“八十家汉商”在巴塘兴家立业、世代安居的又一重要社会基础，以此结成了藏汉世代相互依存，亲密无间的血缘关系。最初，外来客户在当地娶妻安家，主要是与巴塘城乡的藏族平*联民**姻。

这一方面与外来民族从事商贩、农业、手工业生产，依靠勤劳持家受到当地藏族同胞的喜爱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又同当地群众信奉喇嘛教有关。

按喇嘛教的习俗，男性公民都以入寺当喇嘛、扎巴为荣，解放前巴塘城区的丁宁寺，即有喇嘛、扎巴1100多人，这就很自然地造成了部分妇女婚配上的困难。

加之一般藏族平民家庭的妇女，都具有性格温顺、热爱劳动的品质，成家之后对外来客户的生活职业有很大的帮助。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他(她)们绝大多数家庭都日渐富裕起来，给地方经济带来了繁荣发展的景象。以致外来客户在巴塘立足扎根的基础、也就更为牢固。并逐渐同当地贵族之间发生了通婚关系。

康藏贵族妇女

在清早期，贵族在当地不仅享有各种特权，而且同平民之间有着严格的尊卑界限。门当户对限制了平民与贵族的通婚，至于外来户与贵族不但有着贵贱之分，还有着民族间的隔阂与成见。外来人员都处于受歧视的地位，更无与贵族社交往来，更不用谈联姻的可能了。

随着清末实行改土归流之后，巴塘贵族的权势日趋衰落，社会地位显著下降。而“八十家汉商”则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民国后，甘孜藏区各县设立县参议会时，许多汉商都以地方贤达的身份当选为参议员，甚至作为本县代表担任省参议员，因此逐步促使贵族在婚姻关系上的隔阂消失，开始与外来户通婚，从根本上打破了藏贵族在婚姻制度上长期沿袭的禁规。

这种现象进而形成当地藏族在同外来民族的男婚女嫁问题上，基本上能够自由选择对象，挑选配偶，而不受门第、贵贱、民族限制了。同时，藏汉通婚，基本上是实行一夫一妻制，改变了当地原有的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等陋习,婚姻比较牢固，家庭比较幸福。

至于结婚的礼仪习俗，外来户也能随乡入俗，按照藏汉两家的规矩办事。最典型的特色就是无论自由择配或媒约介绍，男家都需制备衣服、首饰等物件(汉族习俗)及白酒一坛、哈达一条(藏族习俗)作为聘礼。

结婚的当天，新娘先在母家的经堂里向佛像、灶神和自己的双亲各叩头3次，表示辞别，之后，在亲属代表伴娘(必须是新娘姊妹会中父母双全的妹妹)和男方迎亲人的陪同下到新郎家的经堂里，向佛像灶神和新郎的父母各叩3次头，以定从属男家身份。

三跪九叩礼结束后，新郎改换藏装，到院场内参加“跳锅庄”的藏式歌舞欢庆。最后，对来宾的款待方式是汉人宾客入酒席，本地族群的宾客吃份子肉。

在宴过宾客后，当天又返回娘家，等住上一段时间，再看好日子，仍由亲属代表、伴娘陪送去夫家。至于女方陪嫁，除衣服、首饰外，主要根据女方家庭的经济情况，陪嫁若干牛、马、土地、房屋等。

汉藏通婚，不仅带来人种血缘上的融合，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交流与共生。正如康区谚语所描述的那样 “相亲相爱犹如茶叶和盐巴，藏汉团结宛若酥油与糌粑。”藏汉联姻带来的血缘亲情，促使巴塘城区藏族同外来民族之间的思想感情格外亲切，相处十分和睦，并且相互间各自尊重对方的年、节，频繁地礼尚往来。

如每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是纪念宗喀巴圆寂的日子，藏族习俗，家家户户要吃渗合有酥油、奶渣的面疙瘩，农历腊月初八，按汉族传说释迦牟尼在这一天成道，寺院每逢这一天要煮粥供佛，民间家家户户要吃渗合有各种豆菜煮成的腊八粥。每逢这些日子，藏汉等各族人户，都要互相赠送节日饮食，并沿袭成俗，形成传统。

外来民族对衍生子女的婚娶，也沿袭当地民族习俗、一般做到了家有3个男孩的，长子承家娶媳，次子出门入赘，三子进寺为僧，有2个男孩的，长子承家娶媳，次子入寺为僧。男孩留家和进寺者外，其余可各自入赘或娶妻另立门户。有女无男的。留一个女儿招赘，其余出嫁。

肆

“八十家汉商”到巴塘定居的家庭职业。根据建国初调查资料显示，专职或兼职务农的人家超过九成。究其原因主要是巴塘城区的土壤、气候条件宜于耕种，而经营商业，既有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由康定到巴塘、当时要翻山越岭，行程经历18至20个马站)的艰辛，又担心社会治安不良的风险、加之川藏交通，逐步移于北道，巴塘商情冷落，为图安居乐业，生活稳定计，于是有很多外来户，不论其原来职业如何，也就大部以务农和兼搞手工业等职业了。

另据了解，在“八十家汉商”安居巴塘之前，巴塘城区还是以牧业为主，即使有少数人经营农业，也处于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八十家汉商”定居巴塘后，采用了精耕细作，推广了铁制农具，促使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

原来巴塘城区的蔬菜，只有圆根萝卜等少数品种，外来户在当地定居后，引进了较多的品种，通过试种、培植、推广,到清朝末年，就已种植有葱、蒜、韭菜、芹菜、茄子、辣椒、莴苣等和瓜、豆之类。

同时引进栽培了桃、李、杏、梨、葡萄、石榴、核桃等多种果树，特别是培育了很多不同品种的苹果树，家家栽种，户户经营，每到春秋季节，花繁枝垂、硕果累累，享有“苹果之乡”的盛誉，此外，外来户还从内地引进了多种花卉如牡丹、芍药、月季、海棠，庭院种植，盆景栽培，一年四季，都有鲜花开放，既美化了环境，又使人到此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受。

在“八十家汉商”中还有21家专兼从事制革方面的手工作业，这是因为当地制革需用原皮，来源充足，价格低廉,而生产制作出来的鞋、靴等皮件产品，又广受当地藏民和外来人们的喜爱，销路广阔，有厚利可图。

到清朝末年(公元1911年) 在巴塘开办了官办制革厂，后因政局动荡，被迫停办，民国十三年，“八十家汉商”中的杨朝宗等，又筹集股金，开业兴办，后也因管理不善，停止营业，但分户自行经营的制革业，则生意兴隆，久盛未衰。

伍

1909年(宣统元年)，赵尔丰晓谕巴塘、里塘藏民送子女入学告示。

“八十家汉商”对巴塘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着较大的影响，按巴塘县的教育事业，始起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8年)，当时，清政府在巴塘设置了学务总局。又在城区设立了官话学堂。

由于“八十家汉商”对子女入学读书。不像本地藏民把上学视为支差，而是主动积极地送子弟入学读书，这就对提高当地青少年的文化水平，改变社会风气，开了个好头，支持了地方学校的兴办。

巴塘县立小学老师

据巴塘县志记载，从1908年到1910年，巴塘城乡先后设置了官办小学40余所，入校学生达1000多人。为培养师资，1911年(清宣统三年)巴塘政府又在城区设置了初等师范学校。同时巴塘基督教会也在巴塘城区办起了华西小学，这些学校入校的学生，多数是“八十家汉商”的子弟。

民国元年，为满足当地学生的入学和深造，巴塘地方政府又将初等师范学校改为巴安初级中学，将官话小学改为县立两等小学、巴塘基督教会也将华西小学改为华西学校，还附设了初中班。

虽然当时官方办学含有较为严重的民族歧视和“同化”教育的内容，基督教会办学具有明显的文化侵略目的，但不可否认这些学校对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地方人才的培养，确也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巴塘县长赵国泰还在小学兼任教员。

当时巴塘县政府开办的县立两等小学以教学汉语文为主,课程有语文、算术、历史、地理、修身等科目。巴塘基督教会办的华西学校，课程以教学汉藏文为主，并可选修英语，规定从小学开始，就必须学好藏文字母和拼音，还要求熟记文法口诀。

升入初中后，又要求熟记生字词语,学好藏文文法。校内还兼办有皮革、印刷、缝纫、纺织、医疗等职业科目，由学生自由选学。那时，华西学校在校舍、教具等方面，都比县立小学设备优越，并且经过华西学校毕业的学生，是基督教徒的，还可进一步升入雅安民德中学，甚至到成都华西大学深造。这种双语制的教育，使学生能够普遍通晓藏、汉语文，对没有升学条件的，也可学有一技之长，离校后，可以独立谋生。

巴塘教师文化茶会

华西学校还选择本校毕业、成绩优异的学生，在自办的孤儿院内，操持缝衣、做鞋、护理、种菜等服务性劳动，使学生入校读书，不致产生读不读书一个样，毕业即失业等思想顾虑，提高了对读书的兴趣，对巴塘文化教育事业产生了如下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藏族同胞普遍自愿送子弟进校，二是“八十家汉商"的子弟赴内地深造和自谋职业的人普遍地增多了。

基督教会对巴塘文化教育事业的影响，引起了国民*党**中央教育部门的注目，因而在发展康区藏族教育时，把巴塘列入了重点之一。除广招巴塘学生赴内地升学外，1942 年又在巴塘设置一所国立巴安师范学校，试图适应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制抵**教会对地方文化教育的影响。

巴塘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促使巴塘地区的特别是汉商子弟绝大部分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教育，他们一般都能通晓藏、汉两种文字，他们的经历同样促进了巴塘藏族子弟受教育的程度。

1939年，民国著名摄影师孙明经受当时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邀请前往西康省进行川康科考摄影，在到达巴塘时，惊奇的发现很多巴塘藏胞不但能说汉语，甚至能用流利的英语和考察团的人员交流。

那时，许多汉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汉名，一个藏名，这与许多本地族群精英的情形一样，对本地族群精英来说，这两个名字可以视为他们在“汉化”与“坚持身份”之间的平衡。同样，对汉人来说，这也可以视为他们在“本土化”和“坚持身份之间的平衡。”拟或在他们的思维世界之中，根本不存在这条界限，因为更大的中华民族的观念这时已经深入人心。

后记

我们知道，清末川边垦务较有成效的是乡城、 巴塘、河口（雅江）、炉霍等县。 巴塘仅是汉藏文化和谐共生的个案，在康区乃至整个藏彝走廊区域，有大量类似巴塘的城镇。

汉族移民的进入不仅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卓有成效，更为重要的是，移民所带来的跨越民族与文化界限的交流，藏族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汉族同样也接受了藏族习俗。

巴塘青年

我们从历史上大量的笔记和文献记录中都能看到其中的变迁。比如康熙五十九年的*藏西**考中所记录“僻壤阪民，莫不识中国衣冠，恩威远布，外域内归，自唐而下，从未有如今日之闢莱者也。”

张海在乾隆年间的《*藏西**纪述》中也提及康定：“汉番杂处，夷性淳良，颇遵法律。。。近年番民多习汉语。”

随着近代时期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也使得康区汉藏族际间的交流、互动较以往历史时期更加频繁。

川藏官道沿线地区日益呈现出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经济生活的共生性、社会交往的包容性、族际界线的流动性特征，奠定了川藏官道康定至巴塘沿线的民族分布格局，加速了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康区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

最后，我想用一首诗词结尾。嘉庆九年( 1804)春，年届 55 岁的李苞奉调巴塘粮务委员，他于三月初从成都出发，沿着川藏茶马古道西行，经过 44 个台站，行程1500多里，终至巴 塘。

李苞入巴时，为清军反击廓尔喀之战大捷以后。此时巴塘地区社会安定，民族关系融洽。李苞在粮务委员任上，同藏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结交了许多藏族僧俗朋友。

在其《巴塘诗钞》中以正、副土司为题的诗作有近十首，表现了他与当地藏族上层人士的良好关系，反映出藏汉之间关系的和睦。如《副土司园中看花留饮》一诗：

田间小径斜，不速到君家。

甕 启三年酒，轩临一树花。

主人惟简默，坐客自喧哗。

赢得青衣醉，酡颜映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