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人民医院的后门出去，路对面往前一点有一家马村煎包，我和妈妈每天去那儿吃早饭，每人二个煎包一个鸡蛋一碗粥，便宜实惠，味口也挺好。
和煎包店紧挨着的是一家寿衣店，每次经过我都忍不住看一眼，它让我想起五年级时给爷爷做寿衣的情景，那一天院子里的晾衣条上挂满了漂成蓝色的布，一群妇女围在院子里做针线，边缝边嘻哈着聊天，爷爷在后院里来回踱步，唉声叹气。每看一眼心都被拧紧，甚至有一次想到了妈妈以后我们应该给她买什么样的衣服。
每当这个念头飘到脑海里的时候，我都对自己说“呸呸呸”，我们在给积极地给妈妈治病，不能想这不吉利的事情，但妈妈说过的话仍会在耳边响起，她不喜欢那些老式的衣服，她要穿新式的和平常一样的衣服。妈妈是个讲究而且心灵手巧的人，我不敢想象有一天我将会怀着怎样的心情走进寿衣店，去为妈妈选衣服。
那一次的上海之行特别艰难，我定的软卧，车厢里人并不多，但上了火车妈妈就开始咳嗽，任凭我怎样为她轻拍后背或者一只手在胸前一只手放后背上捋都无济于事。车到徐州，听列车员在喇叭里喊在徐州站停靠的时间比较长，我带着妈妈走出车厢，在站台上站了一会儿才好些了。
一种深深的担心开始向我袭来，不知道下一次我能否还能把妈妈带到上海。
这一次还是去了肺科医院延庆路门诊，先挂了便民门诊拍了一个CT，又挂了苏春霞主任的号。当时妈妈的身体很虚弱，延庆路门诊没有电梯，只有很有年代感的木质步梯。妈妈在楼下的凳子上等着，我先去楼上门诊门口看号。
每一次带着妈妈看病，总是我先进去和医生沟通一下。苏主任看过CT片子之后，说安罗替尼还是没有效果，停了吧。然后又说，“我还是不死心，为什么好几种治疗方案都没有效果，会不会这个过程能有突变呢”？她建议我们住院穿刺右肺再做一次基因检测。
妈妈觉得千里迢迢来看病，不见医生不踏实，她蹒跚着上楼，苏医生说肺科医院这两天病房很紧张，给我们联系上海东方医院南院，她会抽时间过去看看，如果那边能做穿刺就在那边做，如果不能做，就再回肺科医院。
医生和她交流得很少，让妈妈很失望，她觉得医生的态度怎么那么冷呢？实际上是医生该说的已经给我说完了。
拿着苏主任给写的条子，我和弟弟带妈妈准备去东方医院。
出了肺科医院延庆路门诊，我们先去了龙华医院，弟弟从网上查到，龙华医院有一个治疗顽固咳嗽的敷贴，想让妈妈试试，我们挂了一个专家号，给妈妈号脉之后又开了中药。一问才知道，那个敷贴在另一个诊室，于是又挂了一个号。
这个诊室里是一个小姑娘，所谓的敷贴就是一块膏药，一次贴两块，脖子前后对应的穴位，一边一贴。拿了膏药，我们赶紧给妈妈贴上了。
把中药放在丰巢寄回家，我和弟弟就带着妈妈去了东方医院。
到了东方医院就住下了，主治医生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向我询问了病历之后不一会儿就输上了液体，这时候的老妈，除了咳嗽，做过手术的地方开始疼了。她想当然地认为是因为剧烈的咳嗽导致的手术刀口疼，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后来想想，疼，应该是病情恶化了。
上海东方医院南院的肿瘤科病房在二十楼，病房里的条件很好，卫生间大而且明亮，洗手台，置物架，还有一个淋浴房。
病房里共有三个床位，妈妈被安排在中间。最里边的那个阿姨比我们来得稍晚一点，一个看上去比她年轻的老人陪着她，她进门的时候眉头紧锁，面部表情拧在一起，一会儿一个年轻人领来了护士，给她打了一个小针。
靠门口的是一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姐姐，蜷缩在床上，一边输液一边盯着平板看，头上戴一顶花布帽子，一看就是头发掉了。
妈妈看了一眼那个姐姐，赶紧转移了视线，过了一会儿，又悄悄地瞄了一眼，好像有些好奇又有些忌讳，她觉得自己和她们不是一样的病，怎么会和她们一个病房呢？
大约半个多小时，里边的那个阿姨疼痛缓解了，那个陪着她的老人走了，一会儿年轻人也走了。她告诉我，她七十一岁，老伴三年前走了，陪着她的是她的亲家和儿媳妇。从三十五岁开始到现在她做了十三次手术，说着就掀开衣服让我看那些深深浅浅的伤疤，然后叹气“活着太不容易了！”
她的话竟让门口的姐姐抽噎起来，她边哭边说，去年的三月份陪着老公住院，结果一检查自己也生病了，六月份，老公走了，剩下她和孩子，孩子刚结婚，孙子不到一岁，要上班挣钱养家，所以她必须自己照顾自己。
说了一会儿，她停止了流泪，像是鼓励大家，又像是鼓励自己说：“我们都好好的！”
生命可贵，谁不想好好的呢？又一次感觉到，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疾病给每一个家庭带来的是相同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