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作者冯潞考察晋西北“走西口”故地之一：河曲 左一：武忠雄
河曲县西口古渡
引子
笔者多次抵达过忻州市河曲县，最早一次在2000年10月初。在县城有一条敞阔的大街，这就是黄河大街。顺街向西走到尽头，一条大河惊现，这就是著名的黄河；而在街、河衔接处，矗立着一栋老建筑，有人告我说这里曾经是“古渡口”。
笔者浑然不觉。
2017年12月，当我应邀再度抵达这座毗邻黄河的小城时，自然要去考察一下黄河。笔者注意到，河边的那栋老建筑（后来知叫河神庙），被修葺一新，基座被扩大许多，最吸引行者注意的，是座身上印有“西口古渡”四个红漆大字，显然是近些年才刷写的，其中透露出地方旅游意识的觉醒。笔者不禁生出一丝疑问：
河曲县河神庙
“西口”不是指右玉的杀虎口吗？怎么这里也叫西口？我问陪同的河曲友人武忠雄，他是县里的一位局长，1963年生人，思维敏捷，具有浓郁的人文情怀。他说：“过去的人，都从这里过河，走西口。”
再问杀虎口与西口古都关系，无法回答。
疑惑迷茫于笔者心间许久。
近些年，走西口通过影视剧、文学作品已经广为传播。为世人悉知。也为晋人所推崇。甚至有人将之与“下南洋”“闯关东”视为近代中国移民的三件大事之一。有关“走西口”论文也是愈来愈多，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有述略，安介生著的《山西移民史》有专门提及这段历史。而在更早至1990年，一部《西口大逃荒——记者徒步“走西口”纪实》曾引起笔者注意，虽然属于新闻调查笔记，并非学术专文，但对那段历史无疑是一种佐证。作者为马小林、张敬民，系当时山西新闻界大腕，二人的“田野调查”行为曾经在笔者内心里引起触动。
21世纪初年，晋蒙一带形成区域性“西口热”，譬如2003年8月9日，内蒙古包头市召开了“西口文化研讨会”；2006年8月9日，山西右玉县召开“晋商与西口文化研讨会”；同年10月，山西河曲县召开“西口文化研究会”……为何两省三地会形成一个“走西口”小热呢？
笔者分析，一是对这段筚路蓝缕、惊心动魄历史的回望和反思，里面隐藏着对先辈业绩钦佩和赞叹，毕竟人类有怀旧习惯，更有对遗忘历史的发现心理。在“发现”过程中，可以获得心灵荡涤与升华。二是持着一种极其复杂心理，对昔日艰辛生活的感慨，和一股酸涩、激越、*慰自**等诸多心理。我们可以从中品咂嗅觉。这种心理在不断地发酵且滋润着民族心灵，成为一曲民族史诗般的存在。
于此，笔者以一种新视角来重新梳理这段历史，以让后人有新的感触和思考。
“西口”在哪里？
近几年，经过研究，始知其中秘密。
何为“西口”？
冬日黄河
首先界定，“口”是专指长城的关口，从晋北出长城称为“出口外”，从内蒙古返回长城叫“回口里”。根据晋商研究成果之一，“西口”专指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杀虎口”，“东口”专指河北省张家口。[JJ]根据已故李元庆先生研究，两口的界定是以大同为坐标，杀虎口和张家口正好同纬度分置于西东。
但在河曲县，笔者以地理思维分析，河偏保是走西口的重要发生地，这三地西临黄河，河对面就是要去的蒙陕，包头在其西北，有道路可通；而杀虎口在其正北约200Km处，交通不便。于是，笔者由此分析：河偏保西渡黄河，走西口为正道捷径；相反，绕道北部很远的杀虎口却是舍近求远，不合“行路趋近”的行为逻辑。笔者由此得出结论：河曲县城古渡可能是晋西北人真正出行的“西口”之一，而并非杀虎口。
那么，杀虎口如何解释？细细查考资料，发现“西口”概念竟然具有如此丰富、庞杂的内涵，其重要一点，有人认为西口并非一处，而是一个泛指，既包括长城口，譬如杀虎口、独石口，又包括水路码头，如河曲古渡口、偏关水泉鸿门口、保德渡口等，统统可称西口。
真的是这样吗？
先梳理一下学界的研究成果及流变。
对“西口”的界定，存在很大争议，可谓众说纷纭。有关西口，涉及晋冀蒙三地的水旱码头、长城关口。内蒙古大学学生刘忠和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曾有专论，据他分析：刘建生认为西口就是杀虎口，行龙认为是张家口，王来刚等持西口“变迁说”，马步升则把“黑界地”标在了杀虎口外……。他作为“走西口”者后代进而大胆评价说：
“这多种的“西口”认识，注定了“西口”研究存在着混乱，且这些研究，对“西口”的论述多是从推理得出的，存在着猜测和臆断。有的研究只是涉及，并不深入，如行龙的文章。有的是以清代内蒙古行政区划为对象展开研究，但没有注意到内蒙古东西部在移民问题上存在着很大差异，是在两种或多种不同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文化,虽同处蒙古地方，但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而作者没有很好地区分，如闫天灵的《汉族移民和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有的研究虽立足于“西口”地方，但由于对西口各地的划分,是用民国或现在的行政区划，因此不能很好地得出结论，如王卫东的《融会与建构》。牛敬忠的《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是绥远近代社会变迁研究的第一人，开创了以国民政府所设、后又被撤销行省研究的先河，也是在一个文化圈内进行研究，但他关注的角度相对窄些，没有从汉人移入的角度多些探讨，还可继续深入。[WW]
这段文字是笔者目击到的颇具挑战和*伤杀**性的评语，不能不感叹“年轻人可畏”。不论是否正确，其透露出的“求真”精神令人喟然。最后，刘忠和确定无疑得出结论：“我认为，‘西口’就是归化城，是归化城的俗称。这一俗称所指地方，从‘西口’这个俗称词汇产生之后，就从未发生过变迁。”
这种考证给笔者以较大启迪和触动，由此而陷入深思后不能自拔。笔者在遍览有关文献之后，认为“西口就是归化城”一说，仍存疑。笔者研考如下：
东、西二口确定是因外长城而出现，以大同为坐标。它们均是长城文化+商贸文化的衍生物，滥觞于民间的口传俗称。张家口之所以俗称“东口”，不仅在大同之东，还因为紧挨长城边墙；西口也应如此，既然在大同之西，又紧挨长城边墙。能符合此条件之，唯有杀虎口；而且杀虎口是税口，其官方意义重大。因此，杀虎口是最早的“西口”。而归化虽然大致与杀虎口同纬度，也是内蒙古最重要的商贸之城，但一不紧挨长城边墙，二是建城时间较短，起初不能称之为“西口”。西口只能是因杀虎口而起。
但是，这里有一个奥秘需要揭示——“西口”有两层意思：一层是从这个口子走出去；另一层意思是到口子外的某地。“某地”指哪里？线索有二：一是方位，在西边、偏西边，呈扇形来界定；一个是根据驿路、黄河洪积扇和农贸区分析。如此一来只能选择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北不过阴山，南不越长城，而以黄河两岸为主轴。
走西口途经地貌
这种“西口”内涵转变，使“西口”从一个“单点”向“区域”的过渡，这就是由西口衍生出的“西口地区”。这一地区的边界比较模糊，只能以中小城市和商贸点为中心。具体分析，衍伸一，主要指山西外长城以西、以北的陕蒙区域，广义的西口范围更广，遍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俗称“西口文化圈”。所谓的西口地区，“在地理上可分为三部，北部阴山以北，属乌兰察布盟蒙旗牧地；南部河套以内，属伊克昭牧地，即鄂尔多斯高原；只有中部后套——土默川平原位居黄河沿岸，地形低陷，渠道纵横，灌溉便利，居民稠密……”。[FF]也就是说，后套——土默川平原是走西口所抵达的首选地。
衍伸二，从东至西，主要包括察哈尔右翼、归化城土默特、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等四部分，全位于后来的绥远省境内；
衍伸三，其核心部分是归化城、包头、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乌海市等市镇。而归化城堪称是“西口”最具有代表性的归宿地。以之称作“西口标志地”也未尝不可，甚至恰当所归。
原河曲县西口古渡
雁行客：走西口之先驱
在此做一个总结：在明清民国数百年历史中，一批批祖籍晋西北人，尤其以河偏保为代表，他们成群结队或走出杀虎口，或度过黄河，徒步走向西北，进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他们究竟要干什么？或者说，根据“无利不起早”驱动原理，他们所来究竟为了什么？
当事者说：讨生活，混个吃喝；整俩银子。
检索其复杂琐细的社会活动，大致归纳为二：
走西口油画
一是租地垦殖，二是贸易买卖。
那时候，仅以河偏保为例，每年有上万人离家走西口。据赵保平女士统计，“保德县出‘口’的人数，每年约有 3 000至4 000人，偏关县稍少一点，约有2000至3 000人，河曲县保持在4 000人左右，若遇大灾年，三个县出口人都逾万数。”［CC］但是，这些口外垦种者大多数都是带有季节性的，在19世纪20年代，表现为“春夏出口，岁暮而归……”[HH]，即开春从晋西北前往内蒙古租地垦殖，又称“跑口外”，等秋收后将粮食兑换成银钱，再返回“口里”，其出行规律与大雁等候鸟的迁徙相近，因而这伙异地劳作异常艰辛的农民们，获得一个美妙的称谓——“雁行客”。
笔者最早听闻“雁行客”这个名字，是几年前的隆冬，从河曲县文联岳占东主席口里。他的叙述让我陡生出一种对走西口旧事的探索欲望。
据岳先生笔下《西口路上寻梦人》记载：河曲籍著名作家燕治国先生，1946年生人，身高1.86米，俊逸轩昂，也是走西口之后人，曾著有《西口纪事》（突然记起来笔者曾参与本书策划，其百度人物图片系笔者拍摄），他至今记得先辈遗留的那些民歌，如：
著名作家、走西口后人燕治国先生，身高1.86米
头一天住古城，走了七十里整。/路程不算远，跨了三个省。/第二天住纳林，碰见几个蒙古人。/说了几句蒙古话，甚球也听不懂。/第三天翻坝梁，两眼泪汪汪。/想起家中人，痛痛哭一场。/第四天沙蒿塔，拣了个烂瓜钵。/拿起来啃两口，打凉又解渴。/第五天珊瑚湾，遇见个鞑老板。/问一声赛拜奴，给了碗酸酪丹。/第六天乌拉素，扯了二尺布。/坐在房檐下，补补烂皮裤。/第七天长牙店，住店没店钱，/叫一声长牙嫂，可怜一可怜……
杀虎口古道
根据岳先生推测，河曲至“西口目的地”包头约500里，即250Km，行程约需7天。而我通过高德测距，两地交通距离约在250Km左右。其路线是：河曲（过黄河）——古城——纳林——坝梁——沙蒿塔——珊瑚湾——乌拉素——长牙店（包头）。
作为走西口重要的肇始地，河曲人在近代移民史上留下浓浓的一笔。据岳中东先生调查，目前，蒙地河曲后裔达30万之多，而口里的河曲人才14万人。河曲人在本地种地无法生存，才会租赁蒙古王爷的土地。 河曲人走西口，由“雁行客”走到了最后定居。据包头市作家柳陆先生介绍，解放前，包头市的十多万人口当中，有一半是河曲人，像张家营子、赵家营子、曹家营子、甲尔坝等地，都是河曲人的定居地，包头城也就成了河曲人的第二故乡。[YT]
走西口故地：河曲村落
河曲人如此，整个晋西北人何尝不是如此？！他们与西口地区的关系是再生之地，岂是能够表达清楚呢？！
走访河曲走西口遗民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