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9”球拍创牌四记
每当您看到王楠、邓亚萍、刘国梁、乔红、曹燕华、郭跃华、蔡振华、郗恩庭、胡玉兰等一大批国手，在奏响*歌国**升起*旗国**的欢呼声中登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或者奥林匹克运动会冠军领奖台的时候，您可曾知道他们拼搏在乒乓球赛场上手中挥舞的球拍是什么品牌吗？！
在当今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年代，每当您看到种种新技术、新材料，创造出无数令世界震惊的巨大奇迹的时候，您可曾知道在这块小小的球拍里所包含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的茹苦含辛吗？！
“729”——这个值得中华民族自豪的乒乓球拍品牌，曾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乒乓健儿虎上添翼，曾为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的诞生助威加力，也让中国乒乓球拍同中国乒乓球运动的辉煌一道，昂首挺进世界市场！
痛定思痛名古屋
海河，是天津的象征，也是天津的骄傲。
河道蜿蜒、奔流不息的海河，从西向东横贯天津市区直奔渤海，海河不仅带给了天津人海的灵气、河的性格，而且也忠实地诉说着天津的历史，见证着天津的今天，憧憬着天津的未来。
“729”的品牌，就诞生在海河边并不起眼的天津橡胶工业研究所的小院内。
那还是在阴风阵阵的“*革文**”期间，在与世乒赛隔绝两届之后，中国乒乓球队迈着艰难的步伐重返世界乒坛，参加1971年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而这支携着昔日乒坛王者风范的队伍，惊奇地发现：世界乒乓球技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洲选手将中国的快攻技术和日本的弧圈球技术熔于一炉，创造出了速度与旋转相结合的横拍新打法；日本名将长谷川更是挥着一块贴有神奇胶皮的球拍，犹如横握一把魔刀，以极具前冲力和旋转力的新型弧圈球，一路破关斩将，势如破竹，直冲男单金冠而去。
虽然中国乒乓球队在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尽了最大努力，但同时面对来自欧洲和亚洲选手的严峻挑战，最终仅获得了男子团体、女子单打、女子双打、男女混双四项冠军，痛失国人极为看重的男子单打和女子团体两块金牌。具有“世界头号乒乓大国”称号的中国队痛苦地承认：我们落后了！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国家体委和化学工业部立即向天津橡胶工业研究所下达了研制可以达到或超过日本弧圈球拍水平的任务。当时担任国家乒乓球女队主教练的王志良还亲自到天津橡胶工业研究所，提出了研制弧圈球拍的具体要求。研究所就把研制弧圈球拍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交给了年仅三十六岁、毕业于天津化工学院橡胶工艺专业的李树洲技术员。
文静清瘦、性格沉稳的李树洲，当时不仅不知道什么是“弧圈球”，甚至连乒乓球也不会打，就是凭着年轻人一腔热情和一股不服输的犟劲，硬是把研制任务给接下来了。
对乒乓球几乎一无所知的李树洲，为了完成任务，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泡在了国家乒乓球队训练馆里。白天，看国家队训练，同教练员、运动员聊天，“什么是弧圈球？”“弧圈球是怎样产生的？”“弧圈球对胶皮有什么要求？”……夜里，彻夜难眠的李树洲翻来覆去地琢磨：“弧圈——胶皮”“胶皮——弧圈”……在训练场上，在去比赛场地往返的汽车上，甚至在运动员吃饭的饭桌上，在运动员宿舍里，只要有机会就去请教、去探讨。时间长了，不仅国家队的教练、运动员，甚至连门卫和工作人员都熟悉李树洲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李树洲终于“悟出”了弧圈球对胶皮的要求。要拉出强烈的弧圈球，必须增大胶皮的摩擦力，而要增大胶皮的摩擦力，无非有两种方法：一是物理的方法，一是化学的方法。
先从物理的方法入手，李树洲认为物理的方法简单快捷。先是千方百计把胶皮的表面搞粗糙，用粗糙的表面增大摩擦力；而后又在胶皮里添加树脂，用树脂的黏度增加表面的摩擦力……总之，方法都想尽了。胶皮的表面确实也粗糙了，黏度也增大了，甚至黏度达到了可以把乒乓球“挂”在胶皮上的程度，但仍然拉不出弧圈球。
原来，胶皮的摩擦力大了，弹性就小了。而“弧圈球”要求胶皮既要有“摩擦力”，也要有“弹性”。看来，单纯用物理的方法很难解决“摩擦力”和“弹性”的统一。
物理的方法不行，就采用化学的方法，从橡胶的配方上想办法。两种不同的配方，一个保证弹力，一个增大摩擦力，把两种配方结合在一块胶皮上，不就既保证了胶皮的弹性，又增大了胶皮的摩擦力吗？李树洲突发奇想，立刻使自己处于一种极度的亢奋状态之中。但理论上的创新，在工艺上却遇到了麻烦，对保证弹性的橡胶配方，采用的是一种全硫化工艺，而对增大摩擦力的橡胶配方，则必须采用另一种工艺，这两种不同的加工工艺是不可能结合在一起的。事物能“一分为二”，也应该能够“合二为一”，李树洲苦苦琢磨着。在条件十分简陋的工艺实验室里，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李树洲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特殊工艺，终于解决了这一难题。
1972年9月，李树洲兴奋地从实验室里拿出了完全达到“弹性”和“摩擦力”要求相统一的“弧圈球”胶皮。当第一批试制出的产品，拿到北京国家乒乓球队试用时，国手们都兴奋地称赞：无论是速度还是旋转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感觉好极啦！
1973年正值我国成功举办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开创“银球传友谊”的新时代。在邀请赛期间，国家体委让亚非拉国家的运动员使用天津橡胶工业研究所刚刚研制出来的胶皮，许多运动员都说中国的胶皮达到了世界水平，不少国外运动员还纷纷提出购买中国胶皮的希望，并提出了不同颜色的要求。国家体委决定，由天津橡胶工业研究所赶制，给每一个参赛的外国运动员赠送一块不同颜色的中国胶皮。邀请赛结束时，在北京体育馆大厅内外随处可以看到，在一张张笑脸下，不同肤色的运动员手中都挥舞着一块块不同色彩的中国胶皮。
试用的成功和面世的轰动，给李树洲和天津橡胶工业研究所带来了极大的欣慰和鼓舞。为了纪念这一成功的日子，该产品就定名为“友谊·729”。
萨拉热窝始辉煌
1973年4月，初春的阳光铺洒在南斯拉夫美丽的山城萨拉热窝，第32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这里举行。这是一个友好的城市，中国运动员在这里受到了热情好客主人的盛情欢迎。
在这届世乒赛上，我国使用反胶拍的运动员大多使用了“729”胶皮。弹性大、速度快、摩擦力强，可以拉出各种强烈弧圈球和快攻结合弧圈球的“729”胶皮，使我国运动员如虎添翼，挥洒自如，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个人风格和迷人魅力。在这届世乒赛上，我国男子选手郗恩庭重新夺回了从第28届世乒赛后痛失了三届的男子单打冠军，我国女子选手胡玉兰保持了上届世乒赛林慧卿夺回的女子单打冠军称号。郗恩庭和胡玉兰成为我国第一次使用“729”胶皮获得世界冠军的选手。
以“发球、推挡和弧圈球”三大绝技著称的河北选手郗恩庭，正是手中的“729”球拍，使他的三大绝技虎虎生风，独步乒坛。郗恩庭的发球，转与不转使对手难以识别；郗恩庭的推挡，落点刁钻，速度奇快；郗恩庭的弧圈球，弧度大，前冲力强，使欧洲弧圈球选手都胆怯三分。胡玉兰的横板快攻，稳健中带着凶狠，速度中带着旋转，使对手望而生畏。坚实的功底加上得心应手的“729”球拍，使得郗恩庭和胡玉兰双双成为第32届世乒赛上的男女单打霸主。就在郗恩庭打完第32届世乒赛男子单打决赛后，有人怀着对郗恩庭球拍的浓厚兴趣，以500美元的高价索买这块“729”球拍，郗恩庭朗朗大笑并摇头拒卖。为了感谢李树洲为研制“729”球拍所付出的心血，深知李树洲爱好的郗恩庭，特意从国外为李树洲买了一根名牌鱼竿。这根鱼竿至今还珍藏在李树洲的家中，每当看到这根鱼竿时，他都会深情地回忆起同世界冠军郗恩庭这一段难忘的友谊。
第32届世乒赛结束后，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国家队对“729”胶皮的使用情况，李树洲根据研究所领导的安排到北京国家队听取意见。同国手们面对面地交换意见，面对面地研究改进建议，这对李树洲来讲是何等宝贵的机会啊！正当他专心致志地找运动员一个一个交换意见时，研究所转来了家中的一封加急电报：“母亲病重速返。”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李树洲哪能放下手中的工作，他立即给家里回了一份电报：“有工作任务，暂不能返家。”两天后，家里又来了第二封电报：“母病危，立即返家。”李树洲将所需要的第一手资料全部收集完毕，连夜乘车赶回天津，放下资料返回老家时，带着遗憾的母亲已经去世了！潸然泪下的李树洲，未能同生育、养育自己的母亲见上最后一面，内心深处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愧疚……
就在第34届世乒赛前夕，准确地说，也就是在中国乒乓球队即将出发的前一天，徐寅生总教练找到了正在北京的李树洲，亲自转告说：“梁戈亮感觉他球拍的胶粒有些软，不知能否做些改进？”国手的要求就是命令，为了祖国的荣誉，李树洲二话没说，坐上国家队的汽车立刻返回天津，一头就钻进了车间里，国家体委的汽车就在研究所的大院里等着。整整一夜的配方加工，通宵未眠的李树洲揣着加工温度还未凉下来的胶皮登车又返回了北京。当他赶到国家队训练馆时，队员们已经到了首都机场。李树洲掉头又追到机场，终于在飞机起飞前将这块赶制的胶皮送到了梁戈亮的手中。望着满脸疲惫的李树洲，又惊又喜的梁戈亮连声感激地说：“真的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了！这么短的时间拿到新胶皮，我真的觉得不太可能了！！……”当李树洲望着中国乒乓球队乘坐的飞机腾空飞向蓝天时，才想起自己已经两天一夜没吃没喝没睡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起不来床了，浑身灼热、天旋地转。到医院一检查，确诊为胸膜积水，住了一个多月医院才得以恢复。当他躺在病床上，从广播里听到中国乒乓球队在第3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又一次捧起男子团体斯韦思林杯、女子团体考比伦杯，和梁戈亮、李振恃荣获男子双打冠军的消息时，泪水禁不住从李树洲清瘦的脸庞滚下。此时此刻的李树洲深刻地感悟到：当一个人的奋斗同祖国的荣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无论多少艰辛的泪水都会闪烁出幸福的微笑，无论多大的付出都会化为收获的喜悦……
1981年，在第36届世乒赛上，中国乒乓球队囊括了七项冠军和五个单项亚军，创造了世界乒坛五十五年来由一个国家包揽全部冠军的前所未有的纪录。第36届世乒赛后，使用“729”胶皮的全体运动员联名给天津橡胶研究所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
“我男女运动员在第3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夺得了七项世界冠军，参加这次比赛的郭跃华、蔡振华、曹燕华、齐宝香、王会元、施之皓等运动员，使用了天津橡胶研究所研制和生产的友谊牌‘729’型胶皮（横拍选手一面用‘729’胶皮，另一面用兄弟厂出品的胶皮）。‘729’胶皮具有弹性大、速度快、黏性好、旋转强的特点，成为我运动员在第36届夺标取得好成绩的得力‘*器武**’。”
速度和旋转使乒乓球运动充满了魅力！速度和旋转的技术创新，又给乒乓球运动注入了青春的活力。就在弧圈球技术日臻成熟的同时，乒乓国手们已提出了防弧的技术需求。早在1975年，李树洲和他的同事们又开始了防弧胶皮的研究，“755”型长胶粒防弧胶皮在他们手中诞生。1.7毫米的长胶粒，不仅能够依靠变形吸收弧圈球的能量，而且还产生了回球急剧下沉，飘忽不定的神奇效果。中国著名乒乓球选手陆元盛首次使用“755”型长胶防弧球拍，便在第3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面对南斯拉夫弧圈球名将舒尔贝克的强烈前冲球，以飘忽不定的稳健削球，反败为胜，为中国男子团体决赛赢得了宝贵的一分。外电评论称，陆元盛获胜的奥秘是因为手中的球拍是一个“魔杖”！叱咤世界乒坛的国手邓亚萍，也是手中拿着一面贴着“729”一面贴着“755”胶皮的球拍，在世界乒乓球大赛中18次捧起冠军的金杯，为祖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729”人用自己永不停歇的创业精神，铸就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走上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从1973年第32届世乒赛的郗恩庭、胡玉兰到2000年第45届世乒赛的刘国梁、王楠，“729”球拍先后陪伴着30多位国手登上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乱点鸳鸯起内耗
技术创新不易，技术产业化更难。1979年，天津橡胶研究所在正式取得了“友谊”注册商标，并于1980年获得了国家著名商标称号，“友谊·729”的产业化便开始了它风风雨雨的漫长历程。
在那个年代，人们似乎很少估量技术创新的“价值”，更不懂得“知识产权”的概念。随着“729”产品市场销售的鹊起，1979年，天津橡胶研究所的上级主管——天津橡胶工业公司一纸公文：“决定由橡胶研究所与天津橡胶二厂共同使用‘友谊’商标，共同生产‘729’产品。”随后又在“婆婆”的干预下，天津橡胶研究所与天津市橡胶二厂签订了“友谊”商标的转让协议，橡胶二厂答应付给橡胶研究所两万元的技术转让费。但就这少得可怜的转让费，在没有履行任何法律手续、更没有付给一分钱转让费的前提下便开始实施。当时双方都没有太多的计较，反正都是国家的“大锅饭”。
从此，就出现了一个产品、一种技术、一个商标两个厂家共同生产的局面。随着双方生产规模的扩大、市场竞争的加剧，产品质量与销售的矛盾以及纠纷就开始凸现出来。
1981年，原国家乒乓球队教练王志良赴日本访问时，不少日本朋友都对他反映：“‘729’胶皮质量下降，黏度不够，拉弧圈球困难，一般几天就要换一片，‘729’产品声誉有很大下降。”王志良访日归国后，立即向中国轻工业进出口公司天津文教体育用品分公司反映了这个问题。不久，日本最大的经销商“日本荻村商事株式会社”也给轻工业进出口公司天津文教体育用品分公司寄来了两打有质量问题的胶皮，并且尖锐地指出：“胶皮不仅质量下降，而且表面太脏，在日本销售这样的商品，客户将会提出索赔。”
面对骤然增多的客户反映，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天津文教体育用品分公司正式致函天津橡胶工业公司，“这个问题不是日本一家客户的反映，香港、西德客户也有同样的反映。客户还认为我们出口的‘729’胶皮与中国乒乓球队员使用的‘729’胶皮不一样，这些问题应引起我们工贸双方的注意。”
天津橡胶工业公司立即召集橡胶工业研究所和橡胶制品二厂领导开会，在认真研究了改进质量的技术措施后，在“友谊·729”商标共同使用的问题上，重新做出三项决定：一是橡胶工业研究所注册的“友谊·729”商标所有权属于橡胶所；二是橡胶制品二厂所生产的“友谊·729”胶粒、海绵，是按照公司决定，由公司统一组织移交的工艺、配方进行生产；三是橡胶研究所和橡胶制品二厂各自生产的出口产品，各自做出暗记，如果产品发生质量问题，各自负责，互不相扰。
不尊重商标所有权法律地位的决定，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产品质量问题的。从此以后，产品质量问题依然接连不断，质量责任的纠纷更是愈演愈烈，橡胶研究所和橡胶制品二厂之间的矛盾令他们的“婆婆”理不清、断不明，心烦意乱。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心患”，1982年12月底，天津橡胶工业公司以行政主管的身份，做出了一个快刀斩乱麻的决定：“将天津橡胶工业研究所荣获国家金牌的‘友谊·729’胶皮和海绵，连同商标、技术、工艺一起全部有偿转让到天津橡胶制品二厂生产。”
这个“决定”真像一个噩耗，使橡胶工业研究所上上下下都惊呆了。天下难道就没有公理了吗？“知识产权”这样一个严肃的法律权益难道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一纸行政公文剥夺了吗？正当橡胶研究所全力为自己的合法权益据理力争的时候，国家体委率先发言了。1983年1月27日，国家体委致函国家化学工业部：“我们认为，将天津橡胶工业研究所‘729’球拍转让天津橡胶制品二厂生产，这样做将会对胶皮的研制工作带来不便。为此，建议天津橡胶工业研究所能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研制工作，并能生产一部分胶皮供全国优秀运动员使用。请你部给予大力协助。”
化学工业部完全赞同国家体委的意见。2月28日，化学工业部下文要求天津市橡胶工业公司：“天津橡胶制品二厂生产的‘729’胶皮质量不够好，黏性、弹性都不适合运动员使用的习惯和要求。因此，国家运动员使用的‘729’胶皮今后仍由天津橡胶研究所供应。”
在国家体委和化学工业部的直接干预下，橡胶研究所终于保住了本应属于自己的“青山”。尽管是每年销售额不足100万元的“惨淡经营”，但终究没有被“扼杀”。
1987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橡胶研究所也走上了“合资”的道路。香港一家体育用品公司看中了“729”技术的前景，同天津橡胶研究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投资公司共同投资组建了“金友橡胶制品开发有限公司”。合资公司的兴建，不仅给企业管理注入了活力，也使生产规模上了一个台阶，胶皮年产量突破了10万片大关。但企业内部的活力仍然招架不住外部市场的无序竞争。天津橡胶制品二厂面对着技术、规模都高出自己一筹的对手，采取了更加放肆的低价倾销策略。当合资公司与天津橡胶制品二厂苦苦竞争的时候，天津静海县又冒出了一个经营同类产品的乡镇企业——健美橡胶制品厂，以“999”的注册商标生产乒乓球胶皮。乡镇企业更是一鸣惊人，几年的工夫，胶皮产量竟达到60%的市场占有率，产品的价格更是低得让人可怕。原本“楚汉双雄”的竞争变成了“三国鼎力”的局面，大量的水货、假货冲击着“729”的国内外市场。刚刚兴建的合资企业，连新婚的“蜜月”都来不及回忆，就走到了近乎破产的边缘。香港商人在万般无奈之中，只好将自己的股权卖掉。
1995年，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中国天津市举行：这对所有乒乓球器材经销商来说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商机，对于“729”来讲更是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为了抢夺市场，天津橡胶制品二厂先声夺人，发动了一场出人意料的攻势：状告天津橡胶工业研究所。
状因是：1992年天津橡胶制品二厂与香港友谊公司签订协议，授权友谊公司为橡胶制品二厂销售“友谊·729”等系列乒乓球胶粒产品的世界总代理，并授予其“友谊·729”系列产品的广告权、包装设计权。1993年6月，友谊公司法人代表与前乒乓球世界冠军郭跃华签订在橡胶制品二厂生产的“友谊· 729”乒乓球海绵胶粒产品的包装物上独家使用郭跃华签名的协议。1995年4月友谊公司在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发现橡胶研究所在其生产销售的“友谊·729”产品包装物上也使用了郭跃华的签名。为此双方发生争执，友谊公司就以橡胶研究所侵权为由起诉，并要求赔偿其经济损失。
对知识产权的“维护”真是天大的好事，用法律手段解决知识产权的“争端”更是求之不得。天津橡胶研究所当时主管合资企业的副所长邵巍和企业律师丁锫全力应诉，出庭做证，据理答辩，一场在法庭上维护知识产权尊严的“拨乱反正”，终于从1983年的商标转让开始追诉。这是天津市法院知识产权庭成立以来的第一个案例，也是天津市各大新闻媒体高度关注的案例，这一场沸沸扬扬的官司从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始，一直打到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整整打了一年半的时间。
法律的尊严终于维护了知识产权者的权益，十五年的知识产权纠纷终于正本清源。1997年7月25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最终判决：
“‘友谊·729’商标为橡胶研究所合法注册，其商标专用权依法应受到保护。橡胶制品二厂自1979年即开始使用友谊商标，其使用行为有部分行政因素，其间，对橡胶公司下发的橡胶制品二厂有权使用友谊商标的行政文件，橡胶研究所和橡胶制品二厂曾以补充意见的形式表示同意，该双方也曾于1993年1月和3月分别签订期限为一个月和十年的两份商标许可合同。其中一月所签使用许可合同，按约定已办理有关法律手续且生效后双方已履行完毕。另一期限为十年的商标许可合同，双方约定备案后生效，因无证据证实该合同已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故应认定合同未生效，不能作为橡胶制品二厂有商标使用权的依据。”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最终裁决，立即在橡胶研究所内掀起一股春潮。在研究所大院内人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压抑了多年的泪水在李树洲的眼眶里，在邵巍、丁锫的脸庞上，在全所上上下下员工的心头止不住地流淌……这泪水，既有说不出的委屈，也有掩不住的兴奋，更有无法扼制的冲动！这场沸沸扬扬的“官司”，不仅给天津橡胶研究所做了一次大大的免费广告，也向市场宣传了真正的“729”产品。在知识产权争端解决的前提下，天津橡胶研究所和天津橡胶制品二厂实现了股份合资经营。新型的经营体制，立即出现了一个科研、生产、销售红红火火的局面。
正当研究所开足马力进行科研和生产的时候，研究所销售部门突然收到上海体育经销公司的一个电话：“你厂‘729’发货已到。”奇怪，研究所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给上海发货了，但上海却实实在在收到了发货。肯定有鬼！主管销售的邵巍副所长当即决定派人到上海验货。不几天，从上海拿回了仿造“729”的假货和有关静海县健美橡胶制品厂的线索。
对这一重大线索，天津市检察院、工商局高度重视，连夜组织人员突击检查静海县健美橡胶制品厂。严格保密的行动还是有人通风报信，健美橡胶制品厂生产现场一切正常，丝毫查不出仿制生产“729”产品的痕迹。但经验丰富的检察官还是在工厂后院的厕所旁，发现了一个大门紧锁的可疑房子。当检查人员要求打开这间房门时，健美橡胶制品厂厂长的脸色骤然紧张起来。房门终于打开了，一大批印有“729”商标的包装物和成套的仿制生产模具整整堆了一房间。“这一仗打得可真漂亮”，仿制“729”的一个大型据点，终于在法律的严厉制裁下被摧毁了。
金字招牌显风流
有位资深的企业家曾经说过，“一个拥有知名品牌的企业，将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双倍的利润。”品牌，是一个企业技术创新、经营管理水平和企业文化的结晶，是一个有着巨大市场召唤力的无形资产。在茫茫的市场大潮中，能够让千百万个消费者主动青睐的，永远是具有品牌优势的产品。
1999年，在研究所工作了二十二年的副所长邵巍正式走上了所长岗位。这位具有“老三届”人生经历的所领导，不仅有着对乒乓球事业执着的热爱和孜孜不倦的追求，而且黑壮的身材，从里到外都散发着一股老黄牛的“犟劲”。他办事目标明确，处事果断干练，干事身先士卒，就是凭着这股“犟劲”，把李树洲、丁锫等一批业务骨干视为“明珠”和“珍宝”，一心一意率领全所向着经营品牌的更高目标，开始了永不停歇的创业征程。
站在所长岗位上的邵巍，深深感到肩头沉甸甸的压力。中国虽然是一个乒乓球运动的大国，但却不是一个乒乓球器材的强国。邵巍和李树洲他们不会忘记，1981年第3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日本蝴蝶公司看到“729”技术的突破，曾经预言：“全球乒乓球拍的市场，不久即将是中国的世界！”但他们更不会忘记，1999年，同样是日本蝴蝶公司又说：“没想到中国人如此不会经营，中国乒乓球拍的生产经营至今并没有发展起来。”
更让邵巍他们难忘的是，2000年当他率团参加德国慕尼黑举办的国际乒乓球器材博览会时，在琳琅满目的世界乒乓球器材厂商中，中国参展的仅仅只有两个厂家。我们的品牌水平同世界知名品牌水平相比，有着令人揪心的差距。一个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大国，却没有同世界乒乓球大国相称的品牌，真是令他们汗颜！
邵巍所长的目标，是瞄准世界一流的日本蝴蝶公司和瑞典的斯迪卡公司。在改革的大潮中，研究所的经营观念和经营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新产品不断涌现；加大技术改造投入力度，生产装备不断更新；加快人才培养，一大批年轻人走上关键岗位；引进国外先进管理，现场管理面貌焕然一新。随着国际乒联一系列技术标准的变革，“729”又开始了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创立中国品牌的第二次创业。他们坚信：今天中国的改革大潮，今天中国的开放环境，今天中国人的精神风貌，都给中国乒乓球器材的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提供了一个大有作为的舞台，中国乒乓球器材的品牌也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独领风骚！
短短的时间，一大批系列化的新产品就走进了市场：729-2、729-3、729-40型刚刚面市，802-1、799-1、563-1型又接踵而来……
国产海绵质量同国外名牌产品有较大的差距，他们就采用国外一流海绵同“729”胶皮配套，精品“729”闪亮登场……
国际乒联提高了对乒乓球拍胶黏剂标准的要求，他们就率先在国内研发出无毒胶水。1999年著名国手王励勤在台湾参加乒乓球公开赛时，带去的几种胶水均未通过国际乒联机构的检查，是“729”的无毒胶水解决了王励勤的这一难题……
目前，国外流行彩柄球拍、碳素板球拍，“729”优质球拍也呼之而出。最近又开发出具有自己的专利技术——重心可调球拍。
2001年研究所搬迁到天津北辰开发区，仅仅用了六个月的时间，一座现代化的生产厂房拔地而起，改变了过去“鸡窝养凤凰”的生产条件。就连德国多尼克公司和比利时、我国台湾乒乓球器材商人来新厂参观时，也不无惊讶地说：“世界一流生产企业也不过如此！”
研究所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迎来了自己的一个又一个春天，生产经营攀上了一个又一个台阶：
1999年销售收入闯过1000万元大关；2000年销售收入突破1400万元；2002年销售收入达到2500万元；2005年销售收入将跃上超过5000万元的台阶。2008年中国将承办第29届奥运会，更呼唤着“729”品牌走向世界……
（此文发表于2004年第1期《报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