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和导演俯视的角度看待＂底层＂，千篇一律的大苦大悲，下岗失业后妻离子散、不被认同后走上绝境、*身卖***血卖**卖肾……
＂底层＂陷入模式化的僵局，小说和电影也并没有表现真正的＂底层＂，没能把握住＂底层＂人物真正的精神，这种＂底层叙事＂只能浮于生活的苦难和命运不幸的表面。
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曾说：＂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在同情与选择之间保持着一种正当的平衡＂。
如何保持这种平衡，是＂底层叙事＂作家需要解决的问题，对＂底层＂的关怀不等于泛滥的同情，＂底层叙事＂不应只是为了＂苦难＂而＂苦难＂。
＂底层＂写作为＂苦难＂而＂苦难＂，探究这种＂苦难焦虑症＂的原因，需要考察作家的写作动机。
文学与社会关系密切，＂底层＂问题的产生也吸引了作家和导演的关注，出于道德和情感的立场， 他们更愿意突出自身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操守而进行一种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式的表达。
然而，＂他们可能出身底层，但早己脱离底层而进入中层或上层社会，贾平凹不在底层的商州而在西安，余华不在底层的海盐而在北京，莫言不在底层的高密东北乡而在北京。
正如人民之子经常是政客作秀的面具一样，农民之子自居的人早已不是农民。
他们的感觉、情感、想象、趣味、理想早已脱离底层民众＂。
缺失＂底层＂经验而又陷入了同情的误区，导致他们缺少对＂底层＂有节制的叙事和理性的思考，于是我们在他们对＂底层＂的呈现中看到了大量的苦难叙事，站在道德至高点表达被无限放大的悲柄情怀，过于主观和肤浅的叙述使得小说和电影中本应该有的美学意义上的悲剧精神被消解。
＂细读那些＇底层写作＇的代表作我们会发现，在作家们的主体精神里，非常明确地凸现出某种道德化的情感立场一同情大于体恤，怨愤大于省察，经验大于想象，简单的道德认同替代了丰富的生命思考。
也就是说，＇底层写作＇看起来是在为底层平民的生存困境而咕喊、呼告，但由于大多数作家并没有写出底层生活的丰富性，往往依助于公众经验或大众传媒上的大量信息，极力推衍底层民众的悲苦辛酸，很有＇些铁肩担道义’的伦理架势＂。
刘旭在《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中，认为底层是没有话语能力的，无法摆脱被表述的命运，＂也许有一个方法能让底层自己说话：像曹锦清或老威一样与底层对话，真实地记录他们的话语，不作任何改动，这可能算是底层借助知识分子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
既然＂底层＂自身没有表述自己的能力，那么知识分子作家和导演是否能够真正表达＂底层＂呢？南帆曾说过，＂文学对于底层经验的表述毋宁说是知识分子的代言＂。
他还援引鲁迅的《故乡》的例子，就知识分子是否能够跨越文化的鸿沟，揭示底层的竭求的问题作了说明，得出了结论：＂知识分子无法彻底融入劳苦大众，正像劳苦大众也无法真正理解知识分子。
更大的意义上，这些疑虑始终纠缠着一个世纪的文学史。
文学企图表述底层经验，但是，身为知识分子的作家无法进入底层，想象和体验底层，并且运巧底层所熟悉的语言形式＂。
知识分子担负着为＂底层＂代言的任务，但由于缺乏＂底层＂经验，＂底层叙事＂成为关于＂底层＂想象的叙事，＂底层叙事＂陷入了为写＂苦难＂而＂苦难＂的同情误区。
难Ｗ深入的＂底层叙事＂有关农民工、下岗工人、矿难、国企或乡村中干群矛盾等题材的＂底层＂小说中，几乎全部采用纪实笔法来叙述。
作家极力描述他们的不幸与苦难的遭遇，他们的生活布景是清一色的灰暗，他们不被信任、不被尊重，惨遭命运的戏弄，逆来顺受是宿命的结局，死ｔ成为命运轮回的超脱。
作家的笔触停留在对＂底层＂人物的可怜形象、＂底层＂生活的艰难困苦、宿命式的死亡结局的描写上，＂底层叙事＂有着趋同的人物和情节。
着重刻画生活的贫困，使得小说几乎不触及底层民众的灵魂和情感，读者看不到＂底层＂真正的困惑，送样的＂底层叙事＂难深入。
＂底层＂农民渴望改变命运，他们的内屯、有一个＂城市梦＂。
但现实却与他们的美梦大相径庭：进城务工的＂男底层＂遭遇身份认同的信任危机，＂女底层＂则迫于生存的压力堕落为城市＂*灯区红**＂的按摩女、坐台小姐。
身为＂底层＂的下岗工人、普通小市民有着因为经济困窘和社会地位低下惨遭妻子背叛的困窘，挣扎在艰难的生活中努力寻找细微的幸福。
这些＂底层＂人物形象和命运有着戏剧生的趋同，他们的喜怒哀乐是如此地相似，这样的＂底层叙事＂陷入了一种概念化的叙事模式。
我们只能从这种概念化人物的生活状态中看到他们的生活压力，却不能看到他们在如此沉重的生存危机中个性的择放和灵魂的跳动，感受不到＂底层＂人物之间的温暖与真情。
底层叙事缺少对＂底层＂精神状态的刻画，缺乏对＂底层＂真实内如的揭露，概念化的＂底层＂人物形象刻画惨白无力。
底层小说缺失对人与人之间情与爱的温暖的叙述，缺乏对人的灵魂和人性的挖掘，出现了趋同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对＂底层＂的叙述成为一种浮在表面上的叙述。
男底层生活困难时便遭到妻子背叛，＂女底层＂经济困窘时则走上做*女妓**的道路，没有描述＂底层＂在困难处境中的内也反抗挣扎，无法深入地挖掘人性。
鬼子的小说《瓦城上空的麦田》中，农民工李四的父亲身份不被子女认可，子女宁愿相信身份证证明的身份，也不愿意相信眼前的李四是自己的父亲。
小说人伦道德的丧失来表达生存隐喻，父亲与子女之间天然的伦理纽带被不被认可的信任危机扯断，刻画了子女的漠然和麻木，在李四出事后子女之间互相推脱责任，没有人选择弥补亲情之间的裂痕，小说的结尾引发了舆论对李四子女的指责和批判。
在根据小说改编而来的电影《生日》中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底层叙事＂陷入Ｊ毫无意义地指责和批评中，缺乏对人性的反思。
在胡学文的小说《婚姻穴位》中，＂底层＂人物刘好在下岗后开兰轮车谋生，妻子忍受不了艰难生活而跟别人私奔。
刘震云的小说《我叫刘跃进》里刘跃进的妻子和刘跃进打工的煤矿老板私奔；莫言的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中Ｔ十口下岗后，妻子对他也是百般鄙视和埋怨……
这种趋同的人物形象和情节设置的背后反映的是作家写作＂底层＂时缺乏一种正确的判断和深入的思考自私的妻子对比善良的丈夫此突显＂男底层＂的崇高，这是对＂底层＂人性肤浅的思考。
在现实生活中，下岗夫妻齐也协力波过难关，下岗工人再就业成功的事例鼓励了许多身处迷茫的人。
夫妻么间相濡Ｗ沫、互相支持，这种情感散发的温暖光辉照耀了许多人的内也，有着打动人也的力量。
对＂底层＂人性的挖掘上，设置众多走投无路的＂女底层＂*身卖**糊口的情节，又显示出了作家和导演的肤浅和无知。
胡学文《飞翔的女人》中的农村女人荷子，为了筹集找女儿费用而想到了去做起＂皮肉＂生意。
荆歌的小说《猫捉老鼠》中阿凤为了复仇，一路追凶，为了生存当起了按*小姐摩**。
贾平凹的小说《高兴》中也塑造了一个为了筹钱帮哥哥打官司而当小姐的孟夷纯，在电影中，这些＂女，底层＂的形象也延续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女底层＂走投无路时，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身卖**糊口来生存，我们丝毫看不到她们选择这条道路时的内屯、挣扎，似乎对＂女底层＂来说只要能生存、只要能达到她们的目的，*身卖**的方式理所应当。
于是，＂底层＂小说和电影中的＂女底层＂迫于生活压力就是要走向堕落，似乎这是性别所致的先天的优势，而堕落之前她们的内也也丝毫不会有挣扎，这种＂底层叙事＂显然是失真的，放大了想象力的，＂女底层＂成为一群不会思考和变通的＂被代言者＂。
底层叙事＂中趋同的人物和情节，使得＂底层叙事＂仅仅停留在刻画＂底层＂形象，讲述＂底层＂的不幸遭遇上，这种对＂底层＂无意义地呈现，仅仅是浮在表面的叙述，并没能上升到对人性的探讨。
底层叙事＂作家和导演并不缺少素材，他们的耳闻目睹、道听途说，还有一些新闻报道都能够为作家提供动机和素材。
刘庆邦在创作《神木》、胡学文在创作《飞翔的女人》时都谈到了社会新闻报道和真实案例对创作动机的影响，贾平凹《高兴》里出现的高兴背着五富的尸体回乡的场景也让我们想到了在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３日《南方周末》上刊登的一篇报道一一《一个打工农民的死亡样本》。
既然不缺乏素材，＂底层叙事＂为何还只是一种浮在表面上的叙述，甚至出现了不符合逻辑的想象，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作家创作时的价值立场是否存在偏差。
倘若＂底层＂小说作家没有挖掘真相的能力，那么他们笔下的＂底层＂人物只是没有灵魂的、趋同的人物形象，肤浅的＂底层叙事＂缺乏一种对读者的吸引力。
底层小说作家缺乏正视并挖掘人物灵魂的深度，肤浅地停留在对苦难生活的描写之上，那么在对人性的拷问、灵魂的挖掘上，自然也无法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成为＂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
底层叙事的重点不在于＂底层＂人物遭受多少苦难，陷入怎样的绝境，无论是＂底层＂人物在苦难中逆来顺受，还是因情节的突转使得苦难消解，只要能表现出＂底层＂人物的一种意识，＾种应对苦难的态度，对＂底层＂人物追求的精神境界进行探讨，这样的＂底层＂才具有灵魂，＂底层叙事＂才能上升到对人性的探讨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