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高洁说。这种观点以司马迁为代表，司马氏一是盛赞其品行高洁，身陷污泥之中，仍然不忘其志，守志如玉，可与日月争光；二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所以怎能没有“怨怼”之意呢？而后世对屈原最为推崇的，也就是这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的精神，这种精神也是人类最为宝贵的精神之一。
2.狂狷说。班固抨击屈原通过显露才华，美化自己，一再怨怼怀王，给敌人递刀子，狂狷之人，不足为法。司马迁说他“可与日月争光”，过分了。班固太正统了，符合礼教维护君王权威、维护社会秩序的诉求。
3.忠君说。王逸突出了屈原的“忠君”，说屈原是和比干剖心一样，说那些国家危亡的话，是为了保存国家，投江而死，也是尽忠的举动。王逸的观点，相当于把屈原纳入了礼教系统，把屈原树立成忠君的榜样，天下臣子应该像屈原一样，无条件忠君，积极进谏，死而后已。
班固和王逸的评价正好相反，其实正是如何看待批评言论的两种态度，班固认为不许批评，那是抹黑，王逸认为批评正是忠君爱国，必须倡导。
4.枉死说。元曲作家大多不认可屈原的投江而死，认为该醉就醉，不必独醒，活着并且行走山水之间，才是人间真清醒。应该像陶渊明一样隐逸山林，而屈原的投江而死，不过是糊涂，是白白送死，忒不值得。元曲作家大多也是认可屈原的忠贞气节，但元代文人屈于底层的现实，儒家入世思想无处实施，道家出世精神占据上风，使得隐逸全身、寄情山水的风气盛行。但这些其实不过是无奈之举。
5.奴才说。鲁迅对屈原主要有两个评价，一个是屈原敢于反抗，在作品里放开了说话，敢说真话，敢直接骂国君，不遵守礼教，不“思无邪”；一个是屈原是当奴隶而不得的代表，批评了屈原的愚忠。但鲁迅也继承了屈原的高洁孤傲、哀民多艰、九死不悔、上下求索的精神。鲁迅是从立人的角度，希望人们建立起独立人格，而突出屈原的奴隶性的，这正和封建时代把屈原树为臣子榜样的意图完全相反：从前是把屈原树立为奴隶的榜样，鲁迅则要摧毁有利于封建君王的这个屈原偶像。
6.抗争说。闻一多认为屈原虽然是奴才，但他敢于反抗，这种对于污浊、对于邪恶、对于黑暗的抗争精神，是可取的。这种观点发展了司马迁的“怨怼说”。
7.殉国说。郭沫若认为屈原的投江而死，不是殉情，而是殉国，因为当时楚国都城被秦国攻破，楚国国破家亡，因为太爱楚国，不忍看见这悲惨，所以才结束了江畔行吟，咸与陆沉了。郭沫若的这种观点，成为今天弘扬屈原精神的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