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我曾在正镶白旗牧区的大姨家住过一段时间，过着与牛羊为伍，和草原作伴的日子，轻松惬意，甚至萌生出做长久牧民的打算。大姨对我颇为不屑，说我住的时间短，若是再长一些，怕是分分钟就想离开。
我的草原是蓝天白云的悠哉之地，匆忙的眼神仅可看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豪迈，丝毫不在意根根牧草破土而出的艰难，过客的身份注定了我和草原短暂的缘分如初恋情人般单纯，只有在一起的甜蜜和离别时的感慨。
大姨大姨夫的草原是谋生之所，充满了夏天牧草能否茂盛，冬天风雪是否封门的担忧，一年四季的操劳和孤寂，让他们无时无刻的想要逃离此地，去喧嚣中畅快的打一打滚，沾一沾不带粪味的烟火气息。
大姨一直想回镇上开个小酒馆。每天做做饭，打扫打扫卫生，看着人来人往，定是别有一番热闹。恰好大姨家也有开酒馆的便利：临近大街的门面房，做饭的手艺，开酒馆的本钱。
当时察汗淖镇的门面房价格低廉，亦无商家垂询约租，大姨总觉得闲置是一种浪费；大姨做饭的手艺仅限于做手把肉和拌凉菜，可在镇上铁路食堂上班的表姐会做肉饼、炖肉，简单的炒几个菜；至于开酒馆的本钱，草坡上漫山遍野跑着的牛羊便是一摞摞欢脱跳跃着的钞票。
一种欲望的崛起必然是另一种欲望的倒下，在关节疼痛到放牧成了喝着止疼片咬着牙也无法坚持的事情后，大姨狠心卖掉了所有的羊，换来几万块钱，下定了决心要开酒馆。
雷厉风行的大姨迅速对家中人员进行了分配：大姨夫留守牧区放牛，大姨回镇上里面开酒馆，本要回家的我被强行留下去酒馆帮忙，据说有工钱可拿。表姐则被大姨以嫁妆入股的形式逼得辞了职，先行回去收拾铺面。大姨夫满脸的不情愿，也想跟着回镇上，大姨没好气的呵斥着：“你就守着牛，等秋天卖了再回去。再说了，开个酒馆还不够你喝的。”
离开牧区的路上大姨双目有些呆滞，靠在颠簸的拖拉机斗里一言不发，我好心劝大姨：“你和大姨夫老了，早晚得离开牧区，现在回去开酒馆，好歹是个营生。”大姨听罢抬起头说道：“这个无所谓，我琢磨咱们走的时候你大姨夫咋笑得那么开心，肯定是在哪藏了酒。”
我竟无语凝噎，任由阳光啪啪的烤着我的脸。
门面房还算干净，我们回到镇上时，表姐已然打扫完毕。屁股还没坐热，大姨便急匆匆的去办理执照，我和表姐去购置桌椅柜台。
执照办的很顺利，工作人员说等我们体检完身体就可以拿到。桌椅买的也很顺利，五张方桌，二十个长条凳，十把椅子在家具店老板看来是笔大买卖，没来得及雇车，老板和他儿子肩挑手抗的给搬了过来，生怕运的晚了我们反悔。
老板蘸着唾液一张张数钱的时候，还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和我们说，要是酒馆黄了的话，他再过来回收二手家具，一定给个好价钱。
不怪卖家具的老板不会说话，当时在镇上开酒馆确实是一种冒险。察汗淖镇人口少，人们又普遍节俭，除了两家以婚宴为主的饭店以外，小酒馆基本上没有能开过一年的。
老板的话让我和表姐生出了惶恐，表姐怕赔上自己的嫁妆，我怕拿不到工钱。等大姨办完事回家以后，我们说出来自己的忧虑，大姨听了不屑一顾的说道：“知道为啥说干就干不？拖的时间长了，自己就没信心了。啥也别说了，明天买锅碗瓢盆去！”
镇上没有专门的厨具店，我们只好去找乌鸦嘴的家具店老板帮忙采购。这次老板没提回收的事，只说等酒馆开业了，他会来捧场。
小酒馆自然以卖酒为招牌。瓶装酒好说，有进价有定价，难就难在了按杯算钱的散卖酒，以人们肉眼可见的消费能力，散卖酒绝对是酒馆的重中之重，如何定价成了横在我们三个没有经验之人眼前的难题。
散卖酒不是散装酒，而是那种五斤、八斤、十斤装的大桶白酒按杯卖钱。其实用散装酒价钱便宜一些，大姨不同意，说咱家卖酒，咋也得卖个有牌子的，要不看着不正经。于是，我们三个人用了一晚来试验用几两的杯子卖酒合适，随着一杯杯酒水反反复复倒进倒出，屋子里酒气蒙蒙，熏醉了整个房间。
三个人争论到半夜，也没得出结果。第二天大姨特意去找了邻居的吴大哥，问他一口能喝几两白酒。吴大哥是蒙古族，酒量甚好，他告诉大姨，一口多少都行，有酒就好。大姨白了他一眼：“你好好说，回头酒馆开了请你喝酒。”吴大哥一听赶忙告诉大姨：“我一口能喝二两，不，三两。”大姨听到答案满意而归，一进门就对我和表姐说：“用二两的杯子。”
一桶酒十八块钱，可以倒40杯酒。我和表姐提议一杯酒卖1块钱，大姨不同意：“一杯酒卖5毛，咱多拉点回头客。你们不懂，开酒馆不能真拿酒来赚钱，要靠菜和饭。”
万事俱备只欠酒馆的名字。小酒馆没做门头，做个门头得花小一千块钱，大姨嫌贵，决定自己搞定。她不知道从哪找来了油漆，让表姐在外墙上歪歪斜斜的写上店名：草原小酒馆。又不知从哪找来了一块黑板钉到窗棱上，上面密密麻麻的写着：本店有酒，有炒菜，有肉，肉有手把肉和炖肉，我闺女做的肉饼很好吃，一口下去都是油，要是嫌腻，蘸点醋……
我看着另类的广告一阵头晕，大姨在旁边喊着：“蘸醋的蘸字咋写？你过来写一下。”
省了钱，大姨很满意，可惜门口的油漆味太重，草原小酒馆不得不推迟开业。
小酒馆开业那天是个阴天，远处的乌云似是无拘无束奔跑的牛羊看到了鲜嫩的水草地，沿着草原和城镇的边线滚滚而来，把空旷和拥挤揉在了一起，道道闪电是牧人手中的响鞭，甩出了雷声的轰鸣。我和表姐劝大姨明天再开张，大姨不同意，说她看了日历，上面写着今天“易开业”。
原本淡定的大姨眼瞅着大雨欲来，终于按耐不住，急急忙忙的让我放了鞭炮，生怕晚一会无法点燃。鞭炮噼里啪啦的冒了一阵白烟，草原小酒馆开业了。
小酒馆开业后的冷清和开业那天的风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前几天只来了家具店老板一家以及吴大哥一家两拨客人，销售额达到了让人泄气的86元。虽说两家人各自而来，可点的东西大概相同：一盘凉拌粉条，十几杯酒，剩下的全是肉饼。大姨看着客人们把肉饼里的肉挑出来当下酒菜，心疼的劝阻他们：“肉饼这么吃就不香了。”然后回头冲我大喊：“去，把咱们家的腌的咸菜拿出来，给大伙下酒。”
当我抱着咸菜坛子晃晃悠悠的向外走时，大姨一个箭步上前拉住我：“你真实在，盛上一小碟就行了，你拿坛子干啥？这坛子咸菜，得慢慢吃。”
大姨美好的愿望落空了，随后一段时间小酒馆消耗最多的，正是咸菜。
在经过了几天黯淡的营业日后，草原小酒馆的客流量迎来了爆发式增长，说门庭若市也毫不夸张。不得不说，大姨以廉价酒水吸引客流的方案很成功，只是她高估了人们的消费能力，肉饼和炒菜很少有人买，大多数客人喝杯酒便称心离去，86元的销售额很长时间都没有被打破。
尽管我在草原生活了一段时间，仍然惊讶于人们喝酒的方式。很多客人来喝酒，真的是喝酒，只点一杯酒，其它什么都不要。大家也没有丝毫不好意思，要上一杯酒，大大咧咧的坐在桌子旁，兴高采烈的讨论着今年的草旺不旺盛，牛羊的价格高不高。
没几天大姨就实在看不下去客人们干喝酒的样子，自作主张的定下了所有客人买一杯酒送一小碟咸菜的规矩。小碟子是那种最小的手碟，饶是如此，喝酒的人也感激不尽，有点咸菜咂吧着下酒，心情也有了味道。客人们高兴的样子，不断响起的“谢谢阿姨”的叫喊声，让本来愁容满面的我们，不由的快乐了起来。
草原小酒馆5毛钱卖酒送菜的消息，不待鸿雁传送便随着氤氲的酒香散到了全镇和牧区，虽然大姨不让我和表姐看账本，虽然她不停地叨叨着“赔钱，赔钱”，可我从她越来越大的嗓门和渐渐出现了回头客的情形可以看出，草原小酒馆开始赚钱了。
小酒馆有两个常客，胖巴特和大老高。胖巴特不胖，只是壮实，他也不叫巴特，“胖巴特”是大姨对他的昵称，其实，在牧区生活惯了的大姨把所有蒙古族兄弟都叫巴特，区别仅在于前缀加上“高、矮、胖、瘦”。
在郑重其事的纠正了几次之后，胖巴特放弃了努力，笑呵呵的默认了大姨的称呼。
胖巴特是草原牧区的收羊人，每隔二三天来一次旗里，忙完活计准时来酒馆报到。我们三个人都喜欢看他喝酒。
胖巴特来酒馆喝酒，即便再忙，我们也要抽空看一眼他喝酒的样子。只见胖巴特站在柜台边拿着酒杯，先慢条斯理的吃着咸菜，待到咸菜快要吃完时，端起酒杯，猛地一仰头，把酒一干而尽，然后伸出厚实的手掌向大姨比划着再来一杯。早已准备好的大姨把咸菜放到柜台上，接过胖巴特的杯子，给他满上。如此两三遍之后，胖巴特才心满意足的抹抹嘴。
喝完酒，胖巴特拿起酒杯和咸菜碟，边走边把剩下的咸菜吃完，到了水龙头那里仔细的把酒杯和小碟子冲洗干净，再放回柜台。1、2块酒钱定要亲手交到大姨手中，然后用生硬的汉话说：“谢谢阿姨。”每次胖巴特离开，大姨都会感慨：“这酒喝的才叫香。”
大老高在镇里上班，几乎天天来喝酒。大老高姓高，是个帅气的年轻小伙。他的外号也是大姨起的，因为他老来喝酒，每次喝酒都要点个菜，要几张肉饼，是个大客户。
大老高经常带着同事过来，进门也不用我们招呼，一切都自己来：安排同事们入座，到柜台拿筷子拿碗，倒酒点菜也无需我们张罗，找张纸自己写菜单。大老高好脾气，说话总是未说先笑，大姨“欺负”他，往往擅作主张的给他多上一盘炒菜或者加一盆汤，还振振有词的说：“大老高，你这挣工资的人得多点菜啊，阿姨我就指望赚你们的钱呐。”大老高蔫蔫的笑着：“阿姨说的对，你不挣我的钱挣谁的去？记得上咸菜啊，我就爱吃你家的咸菜。”
大姨的咸菜出了名，大姨也一直遵守着自己的规矩，不管来几个人，一次点几杯酒，咸菜随酒杯上，一杯酒一碟咸菜。真正是童叟无欺，公平合理。
大姨不吝惜咸菜，是因为在她看来咸菜没有成本。草原小酒馆的后院有很大一片空地，闲不住的大姨在牧区时便时不时的回来种植点黄瓜、萝卜、青菜、豆角，到了开酒馆的时候，收获的蔬菜全部拿来被大姨腌制，我和表姐曾经极力制止大姨，让她留点蔬菜给后厨，这样就能省下不少进货的钱，大姨不听：“啥？自己出点力种的东西还要卖钱？”
在大姨的心里，力气不能算钱，她也不考虑开酒馆搭进去的人工，再加上没有房租，大姨觉得小酒馆赚多少就是多少，根本不会赔钱。
草原小酒馆没有固定的营业时间，除了晚上睡觉，白天所有时段都在营业。这样一来，进旗里面办事的牧人们就把小酒馆当做了歇脚处。中午来喝杯酒，吃口饭，然后拿把椅子找个角落一坐，相互聊天喝茶。茶是奶茶，由大姨提供，也是免费。那时无论是饭店还是到了牧人家里，奶茶是最基本礼数，算钱财之外的东西。
我最享受的就是非营业时间的喧闹。这时候的小酒馆，更像是一座伫立在蓝天下的毡房，陌生的客人来到，主人家忙不迭的放下手中的活计作陪，生怕失去了这稍纵即逝的热闹。有时候，我看着大姨笑眯眯的和人们拌嘴、聊天，总觉得她开小酒馆不是为了挣钱，只是在草原上游走了太久，错过了太多的话，太多的事，太多的人，想要寻一个地方来弥补这些年对繁华的亏欠，她找到了，她享受着。
2个多月后，我被父母召唤回家，怅然若失的心情使得我忘记了和大姨要工钱。
大姨家的草原小酒馆经营了很多年，直到表姐结婚，大姨大姨夫再无心力打理才关了门。那时的白旗，已是饭店林立，酒吧满街。酒成了年轻人的交际手段和消磨方式，觥筹交错中满是朦胧的醉眼。
每次通电话，大姨都要对此表示一番鄙视和不解，说为啥现在人们喝酒单纯图个贵，图个醉，喝得一点也不香甜？我笑着和大姨说，那是因为他们缺少了一碟免费的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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