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郁达夫是从他那段《还乡后记》。
“当微雨潇潇之夜，你若身眠古驿，看看萧条的四壁，看看一点欲尽的寒灯，倘不想起家庭的人，这人便是没有心肠者，任它草堆也好，破窑也好，你儿时放摇篮的地方，便是你死后最好的葬身之所呀”！
那时我高考落榜，背起行囊，远走他乡，每一个孤独的夜晚，看着出租屋里那萧条的四壁，都会想起郁达夫这段话，这个忧郁的诗人，这个多情的男人。
昙花一现的民国只存在了38年，却惊艳了世俗万间，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民不聊生，食不果腹，越是如此的年代，却是百家争鸣，空前的文化自由，也是大师辈出，他们疾走高呼，他们为民请命，他们虽千万人吾往矣，他们把手中的笔化作长矛，抨击着当权者，抵抗着侵略者。
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郁达夫，就在此列。
郁达夫，原名郁文，字达夫，1896年生于浙江富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郁达夫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庭生活陷于窘境，所有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了母亲肩上。
郁达夫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有个五六岁的孩子坐在江边的大石板上，孤独地向着远方眺望，有人问他："你在惦记着你的娘么？她是明后天就快回来了！"小孩儿回过头，脸上露出一个很悲凉很寂寞的苦笑。
这个坐在江边等待母亲的小孩子就是郁达夫。
他缺爱，渴望爱，但他不知道怎样去爱，父亲角色的缺失，又让他失去了一个成长的榜样，这或多或少给他以后的婚姻生活埋下了伏笔。
郁达夫与孙荃
他的母亲是个坚强女人，尽管丈夫去世，她仍然咬紧牙关供三个儿子读书，她
把房屋、田地和一部半庄书都抵押了出
去，给了儿子们强大的学习动力和压力。
7岁的郁达夫进入私塾读书，
14岁与徐志摩、厉麟似一同考入杭州府中学堂，后又到嘉兴府中学和美国教会学堂等校学习。
15岁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次年年考入之江大学预科，因参加*潮学**而被校方开除。
17岁便随长兄郁华赴日留学。
在日本将近十年的留学生涯里，他经历了一段自卑又放荡不羁的留学生活。
他恨日本人的傲慢，恨自己的卑微，恨国家的弱小，他自幼心思细腻，对情感需求强烈，年龄渐长，他的情感需求转移到异性身上，只是没有勇气去追逐她们。到日本以后，日本风气开放，男女相处不避讳，他的需求更加强烈，春心萌动。
他考取了官费留学生，每月领一笔补助，经济上获得了一定独立。有一年寒假考完试以后，他踏上那一段“沉沦”之路
，事后他自责，又原谅了自己："沉，索性沉到底吧！不入地狱，哪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
之后，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慢慢站稳了脚跟。
他成为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在文学创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其文学代表作有《沉沦》《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迟桂花》《怀鲁迅》等。
郁达夫在文学史上是佼佼者，恋爱史上也是“成就”很高。
他的第一任妻子，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孙荃，相貌清秀， 身材纤细，只因裹着小脚，有着旧社会的女人的标识，与他心目中的爱人形象相差甚远，令他非常失望。
婚后，孙荃勤勤恳恳的操持着家务，照顾一家老小，郁达夫却对她不冷不热，生活还勉强过得去。醉酒后的他更是时常对妻子冷嘲热骂，事后又深深的自责，就像他那句“在社会上虽是一个懦弱的受害者的我，在家庭内却是一个凶恶的暴君。”
足以见他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发妻孙荃跟他一起生活的几年，是他事业最不顺利的时候，他先后在北京、武昌、广州多个地方工作，在哪里都干不长，孙荃却一直默默在背后支持着他。
他曾说他"哀怜"孙荃，"痛爱"孙荃，倒是也有据可考。他们曾有过诗词唱和的美好时光，比如他回日本参加毕业考试前，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填的这首《卖花声》:
梦里哭君行，疑已天明。（孙）
醒来却喜夜沉沉。（郁）
不是阿侬抛不了，郎太多情。（孙）
无语算邮程，暗自心惊。（郁）
途中千万莫多停，到得胡天安住后，寄回音。（孙）
夫妻聚少离多的日子，再加上战乱的颠沛流离，使得长子郁龙儿在五岁时，不幸夭折去世。此时只有孙荃一个人守着孩子。
祸不单行，还没从失去爱子的悲痛中走出来的孙荃，等到了丈夫的离婚要求，此时的郁达夫爱上了比他小12岁的“杭州第一美人”王映霞， 而孙荃正怀着他们的第三个孩子。
尽管孙荃以死相逼，被迷了心窍的郁达夫仍旧在1928年2月的西子湖畔与王映霞举行婚礼。
各种结婚海报的宣传，与当年孙荃结婚的简陋形成了鲜明对比。
后来孙荃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回到了她的富阳老家，一生都再未嫁人，青灯古佛直到82岁去世 。
许多年后，孙荃的长女郁黎民长大成人，读到父亲的日记，伤心得无法自抑。从她有记忆起，就很少见到父亲，她习惯了没有父亲的状态。当她读到父亲发表的恋爱日记，才知道，他们姐弟与母亲相依为命时，她的父亲正在与另一个女子轰轰烈烈地恋爱。
她说：
在喧嚣的'日记九种'背后，有谁会想到我们这被抛弃的母子四人的痛苦，真是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
对于母亲，她曾淡淡地说道：“母亲是中国封建传统女性，在婚姻和家庭里她是牺牲者。”
与父亲未谋几面的她，却用了一生在原谅父亲。
郁达夫与王映霞同居郁达夫与王映霞期间，是他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在这期间完成。这些作品的出版给他带来了名声和丰厚稿酬。
他的社交也越来越广泛。他的大哥郁华是司法界知名人士，他的同学、校友遍布文坛、政界、学界。
戴笠都是他的校友，两人来往密切。跟鲁迅有工作交集，后来还跟鲁迅一起加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他终于不必因生活拮据而怨天恨地。
而郁达夫也终究不是个安逸下来的性格，他和王映霞成婚后，慢慢感觉生活无趣，又接与玉娇，李筱英，何丽有过感情纠葛，爱恨情仇。
与王映霞的报纸上的对骂，也成为了那时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当时的著名作家曹聚仁就住在郁达夫家楼下，也经常听郁达夫与王映霞争吵对骂，他曾戏说道：一个诗人，他住在历史上，便是个仙人；若住在你的楼上，便是个疯子。
文学创作初期，郁达夫并不出名，收入也不多，却经常资助贫寒学生和落魄青年。穷得吃不上饭的沈从文就得到过他的资助，就是这一顿饭，让这个大作家直到晚年仍然记忆尤新。
诗人冯至上学时，有一回在书店看到一本书，身上的钱不够，郁达夫掏出自己口袋里的钱交给书商，跟冯至说：这本书送给你吧，我还有约会，先走了。
冯至说郁达夫兼有“相濡以沫”和“相忘于江湖”两种迥然不同的特质。
他对待朋友和来访的青年，无不推诚相待，坦率交谈，对贫困者乐于解囊相助，恳切知情的确有如'相濡以沫’。可是一旦分离，他则如行云流水，很少依恋故旧。
我从1926年后，再也没有见到达夫，我们各自沉浮在人海中，除了我仍然以极大的兴趣读他的小说与散文外，也就'相忘于江湖’了。
有人说民国才子多，渣男也多，但郁达夫这样的可以说是渣男中的战斗机了。
“渣男”作为一个现代名词，用于形容郁达夫这样一个生于新旧交替的特殊时代，第一批接受过西方思想的洗礼，一生经历斑驳陆离的人来说，显然太过片面了，远不足以概括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在我看来，自古文人墨客多风流，应该是他最好的诠释。
民国三十四年，也就是1945年，这个多情的文人生命走到了尽头，九月十七日，他被日军杀害于苏门答腊岛丛林。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1983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予其革命烈士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