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间，国库每年的收入大约在五千万两左右，用于军需的开销就达二千万两。清代的*队军**主要分为八旗和绿营两个系统，而八旗士兵的军饷又高于绿营数倍，加上其他开销，这两千多万两的大头基本被八旗占用，绿营向来都是吃剩下的。
不管怎么说，绿营兵好歹也是国家的正规军，再不济也能从国库中分点银子。可是曾国藩所组建的湘军却是属于团练，是国家临时征用的合同工，因此在军饷上就得不到保证了。可我们又知道，湘军士兵的待遇是最优厚的，他们的饷银是八旗的三倍，那么这些银子曾国藩又是从哪弄来的呢？
曾国藩组建湘军是奉咸丰帝的圣旨，朝廷当初也答应拨给湘军军费的。户部原先计划是下拨600万两白银的，后来成了一纸空文。曾国藩没了指望，只好自己想办法。他的办法主要有三个：捐输、厘金、依靠地方财政。
所谓“捐输”，便是要求商民士绅捐献。最初，曾国藩的想法是“抑豪强，摧并兼”，也就是“吃大户”，但却很快遭到了权贵阶层的反抗。他强行要求原两江总督陶澍的儿子捐款，给其他的士绅做表率，遭到*制抵**。陶澍的儿子投诉到巡抚衙门，把田产文券送达藩司那里代为保管，搞得舆论大哗。于是，捐输便发展成为赤裸裸地卖官鬻爵了。
靠卖官去收敛钱财是一个简单快速的办法，却危害巨大。不管什么时候，国家依靠卖官敛财都是令人不齿的，对于朝廷的权威形成很大大损害。另外，国家的官员编制是有限的，不是可以无限制地区兜售。那些买官的人大多不会做亏本的买卖，他们之所以买官是要在将来祸害百姓，翻倍地获得补偿。
卖官鬻爵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朝廷上使用这种办法聚敛钱财也是断断续续，从1852年至1861年间，湖南一省的捐输银大约有400万两，这是一笔很大的款项。这对湘军的创建和后勤保障应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湘军筹款的另一个渠道是厘金。厘金就是一种商业税，最早出现在1853年，时任刑部侍郎雷以诚为了给江北大营筹集军饷，向朝廷建议在一些重要路段设立关卡，向过往客商征收商税。因为开始的时候规定是“千而取十”，即百分之一的税率，所以称之为“厘金”。
曾国藩认为厘金是个好办法，马上令郭嵩焘等人在湖南、湖北设立关卡，征收厘金。1855年5月，湖南厘金总局在长沙设立。厘金征收是立竿见影的，早上开门收钱到了晚上就有收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关卡越设越多。据统计，湖南每年的厘金收入大约在200万两左右。
厘金对湘军的支持是重大的，可是他给清王朝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首先，厘金是不进入户部银库的，由地方上自收自支。这样一来，朝廷对地方财权的控制力大大减弱，到底收了多少，用了多少，全凭地方督抚良心。况且，厘金这种临时性的经济手段在太平天国灭亡继续存在，这也就严重破坏了晚清时期的政治体制。
再者，厘金征收的方式非常简便，只要在重要路段、江河之上设卡便可，导致了后来厘金征收泛滥，百姓被盘剥的更加厉害。更为重要的是，厘金的征收严重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致使四民俱困。无疑，厘金制度是祸国殃民之举。
湘军筹措军饷的第三条途径便是依靠地方政府征收漕粮、田赋。在这方面，湖南对湘军的支持很大，在战争初期，湘军所有的供应皆有湖南提供。出省作战后，湖南仍然向其提供大量兵勇、粮食。据湖南巡抚骆秉章奏报，从咸丰四年到九年这段时间，湖南共给湘军提供了600余万两白银。
总之，无论是捐输、厘金还是田赋、漕粮，都需要获得地方政权才能获取。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后，湖北又成了湘军的重要根据地。而曾国藩最终不看人家眼色的时候，是在1860年，当时他被任命为两江总督，湘军的军饷才算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