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懋第(1601---1645)，字仲及，又一字次公，号萝石，莱阳城里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历任陕西韩城知县、户科给事中、兵科左给事中。南明政权建立后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被委派为北使与清朝议和并祭奠先帝崇祯，被清廷扣留劝降，宁死不从，壮烈殉节，被时人誉为“明末文天祥”。
出身世家 孝子扬名
莱阳左氏先祖于明朝永乐年间由章丘县徙居莱阳城。明隆庆、万历年间，左氏家族已然人才辈出、兴旺发达。其中学有所成取得功名的人物，六世“楼”字辈的有左海楼、左云楼、左虹楼、左镇楼、左月楼等18人;七世“懋”字辈的有左懋甲、左懋第、左懋泰、左懋赏、左懋芬、左懋桂、左懋晋等36人，被称为“十八楼三十六懋”，是明末莱阳的四大世家(张、赵、左、宋)之一。明清两代，莱阳左氏家族共有进士5人，举人和贡生50人，庠生、太学生200多人，声震乡邑。
左懋第一支祖居莱阳城里小集街(今七星街以东)，父亲左之龙(云楼)，万历七年(1579)举人，毕生为官，历任直隶房山、良乡、河南西华等县知县，延安府同知，滦州知州，署北平太守，南京刑部河南司郎中。为官清正廉洁，莱阳城旧有为其所立“留都弼教坊”。左懋第的长兄左懋甲，例贡生，曾任江宁主簿，南直隶上元县丞。
左氏家族由于历代仕宦，家业兴盛，子孙繁多，因此特别重视诗书传家。家族中的学子自己结为文社，切磋学艺。左懋第家在城西辟一园林，园内筑有贮绿堂，堂前建有一座浴月台，子弟们常常在此聚首吟咏唱和。后来左懋第出任陕西韩城知县，对这段生活仍怀恋不已，曾作诗《禹门》，道:
禹门大早兼兵火，奕奕梁山半空间。
四载居秦乌帽旧，一行作史素鱼疏。
阳城难得催科考，陶子常思归去庐。
浴月台前荷定长，竹蕉深处好诠书。
左懋第自幼聪明好学，勤于攻读。当时莱阳县教谕朱纮在县学里选拔八位优秀学生连同自己组成“九龙社”，左懋第名列其中。他在天启年间便加入了莱阳宋氏发起的文社，拜进士宋继登为师，颇有才子之名。
左懋第少年时即孝名远扬。莱阳进士姜堔在《左侍郎懋第传》中记载:左懋第身长不满五尺，面色赤红，读书谈天下事，激情满怀。父亲死后，在萝石山(莱阳城西北2公里)上庐墓三年，身穿*衣麻**不见外人，哀毁骨立;为永远纪念父亲，他自号萝石，极尽孝道。左懋第因此被胶东士林誉为“左孝子”。
崇祯二年(1629)，莱阳人董大成发动白莲教教徒起义，*攻围**县城。城内无兵，形势危急，官民慌张。左懋第身为生员，挺身而出，毅然登城抵抗。他连发火炮，不料炮管炸裂，差一点丢了性命。他带伤坚持作战，再发数炮，击中起义军首领的军帐，义军溃散，城池未陷。
治理韩城 誉满秦州
明崇祯三年(1630)，左懋第参加山东乡试，中第二名举人。崇祯四年(1631)，31岁的左懋第联捷成进士，名列三甲49名。是年，莱阳的姜琛、沈迅也进士及第，莱阳同时有三人荣登皇榜，实属罕见。后来三人皆名闻海内，被时人称为“辛未莱阳三君子”
崇祯五年(1632)，左懋第被任命为陕西韩城县令，当年十一月到任。韩城地处陕西东部黄河之滨，穷乡僻壤，灾荒频仍，历来为“秦中最敝邑”。到此地任职，对于初出茅庐的左懋第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使命。在韩城的五年，左懋第面对干早肆虐的天灾、饿殍遍野的民情，心怀忧虑。他查巡乡野，赈济饥民，丈量田亩，均衡赋税，改革陋俗，振兴教育，可谓殚精竭虑，毫不懈怠。
左懋第到韩城的第一年“冬无雷，春田迟，遂无麦。夏又雨少，秋霜早，示谷无禾。”第二年，全县饥荒、左憋第亲自逐乡查视，统计出饥饿濒死者共三下五百二十九人、面对百姓饥饿、惨死的悲惨情景，左懋第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大情呈报府道，请求据济，情急之下，还自捐体录，并动员母亲捐出首饰等，以充账救人，带领衙学官吏和其他富有好义者捐银，推行“捐俸劝赈法”，全县分设八个救济点，饥民每人发给钱五文，十日一发，倾尽心力进行救助。是年“冬又无雪，麦子不入地。”祟祯七年(1634)，“春又不雨，地皆焦土。”青黄不接之时，境内饥荒进一步加重，饿死者愈来愈多。饥民“始食草根，继剥树皮，其期刮人而食者有矣。有卖妻与子而不得，从而弃之者。”左懋第紧急实行各里账济之法，凯民由各里乡绅及害老审定，接受救济者增加至一万四千余人，并由各里害老主持救济，或煮粥，或散钱，自便处置。四处流浪里甲不收者三百余人，于城北门外设粥场供食。各种可行的措施，大大减少了饿死或流散的人数。对此，韩城百姓感恩戴德，念念不忘。
在应对灾荒赈济灾民的同时，左懋第针对韩城“地十七其山，人十三其贾”，严重缺粮的状况，严厉实行“平准法”，禁止富户囤积粮食，防止粮价暴涨，保证市上有米可买，针对饥民众多，百姓无力纳税问题，一再请求朝廷将韩城历年拖欠钱粮尽数蠲免，新赋准予停征。
韩城地处黄河边，从嘉靖四十年(1561)以后，由于河边土地屡遭大水冲毁。而农民失去土地后，田赋并未予减少，全县每年空赔粮食两千余石，沿河百姓因此债务缠身，祸及亲族，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致令近岸不少村落查无人烟。左懋第睹此惨状，满然泪下，经过实地勘查，共查得境内河冲地二百二十六顷十亩五分，年欠粮一千四百零一石，对此造册据实申报，请求朝廷开豁。然而府道以“河道冲崩，地亩有增有减”为由，不予转请。左想第在与同僚及乡绅会商之后，决定于崇祯九年(1636)，在全县范围内重新文量土地，以均衡赋税，同时也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其他土地与赋税的积弊。
左懋第对这次清丈土地十分细致和用心，实行“三番清丈法”。各里各村公推乡老主持丈量，各村用统一官尺自行丈量后，造“鱼鳞册”交县，然后，左懋第亲率书手四人、乡老四人，逐里抽丈。抽查有误自首者不罪，严防隐陶遗漏:最后令乡里互相复丈，彼此互揭，发现有隐漏或土地等次不对者，严厉惩罚、三番清丈结束，保证了“有田则有粮，无田则无粮”，国课不亏，也革除长期以来
失地百姓空赔钱粮的弊病，赢得百姓称赞。
尽管韩城地瘠民贫，但百姓在婚丧嫁娶中却竞相攀比，铺张奢华成风，风俗鄙陋。婚姻时女方索厚聘，男方重妆奁，以致有生女而弃之不育者。治丧时则流行设大宴、大鼓吹、披麻戴孝、纸扎幢幡等多项破费，百姓“以诸妄费为孝”，以致“父母病时，不自忧其病，而忧其子无所费。”更有甚者“虑诸妄费，而久不葬其亲”。崇祯九年(1636)，左懋第发布著名的《崇俭书》告示，明确限制或禁止婚丧嫁娶中铺张浪费的各种陈规陋习。对订婚聘礼、嫁女妆奁，按照富裕程度作出规定。如:中等之家，“聘礼十二两、钗一对、环一双、金银随便，币二端、缣六匹、梭布六匹、夏布六匹、棉布六匹、红花十斤、棉花二十斤，迎婚衣服有无随便，不得用扎花、粧花、织金等衣;银答二只，不得过二钱。”妆奁:“首饰金一两以下、银六两、四季衣服纱罗绸缎六身，不得用扎花、粧花、织金等衣，布帛衣服多寡随便，铺陈十件、柜一具、箱二架、扁箱二具、书箱一具，床有无随便，衣架、盥具、桌椅等器皿俱全。”不准在结婚前或结婚时违约增添。送妆奁之时不准摆列街巷，夸耀耳目以倡众，违反者由地方举报究罪。生女弃之者，以无故杀子孙论罪，不举者连坐。提倡婚姻只求男女相宜，不受聘礼，不索妆奁。对于治丧，明确规定亲友相吊，十里以内者吃茶，十五里以外者备饭;孝服只备孝帽、孝巾，余吊者一概禁绝:安葬时，纸扎人马幢幡不得超过二十件，不许高搭棚幕、陈列玩器，不许设台作戏。左懋第的这些强制性规定，为改变社会不良风习起到了很大作用，受到了贫苦百姓的欢迎。
当时，当朝宰相薛国观正是韩城人。对于蝇营狗苟之徒，这正是巴结权贵的好时机。但左懋第从不献媚和攀附薛国观。骨鲠之气令宰相颇为不快。不久薛国观因为贪弊倒台，朝中很多官员称赞左懋第有先见之明。
左懋第对苏武十分崇敬。韩城县有一座苏武墓，左懋第数次凭吊并吟诗寄情，在风雨飘摇的明末，左懋第隐隐感觉到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为日后杀身成仁的壮举埋下了伏笔。在中国历史上，司马迁与郭子仪都是韩城人，苏武墓在韩城，而白居易与左懋第则都在韩城当过地方官。顺治二年(1645)，左懋第壮烈殉国，韩城人把左懋第和司马迁、苏武、郭子仪、白居易并列为韩城五贤，建造了一座五贤祠，又修建了左公专祠，供奉左公塑像，按秩祭奠。祠堂至今犹存。
身居言官 忠直敢谏
因左懋第在韩城颇有政绩，崇祯十二年(1639)，经地方推荐和吏部考选，钦定第一，擢升为户科给事中，跻身京官之列。
崇祯末年，明王朝吏治腐朽，边防破败，危机四伏，已是穷途末路。内有李自成农民军纵横扫荡，外有清兵频繁入侵，大明政权发岌可危。初入垣的左懋第素来正直无私，屡次上疏，针砭时弊。尖锐地指斥民穷、兵弱、臣工推诿、国计虚耗四种积弊，提醒崇祯皇帝加意解决;提出治国良策，受到崇祯皇帝的重视。
为了解除民众疾苦，崇祯十三年(1640)，左懋第上疏要求停止三饷加派，被崇祯帝采纳，宣布停征剿饷:下令免掉上灾七十五州县新、旧、练三饷，中灾六十八州县新、旧二饷，下灾三十八州县三饷缓征，为朝野所瞩目。此后，他又屡次上书奏请纳监、出钱赎罪、广开财源，行平仓法、盐法及减轻赋税，输粟边塞、以充军粮等，亦得到了崇祯皇帝的重视。
崇祯十四年(1641)，左懋第升任兵科左给事中。他指出“兵懦”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帅偏神，皆以虚兵尅饷，损威望而兵乱也。”他上疏道:“竭天下物力以养兵，而遇敌当前，望风而溃，为将者不敢问焉。乃抢掠百姓，几同贼寇，聚众而哗，哓哓语难。而将不敢问者，则以兵多虚伍，而剥尅兵饷也。”左懋第直言指斥*队军**中存在的克扣军饷、吃空饷等弊端。他建议:“督抚稽各帅之兵，帅稽各营之兵，有任虚一人至十百，饷克一分至铢两，皆立以法。宁可汰其冗员，而不可糜饷:宁可厚其禄赏，而不可使剥军。”
左懋第这种无隐无讳揭露时弊的精神，在明末政治腐败、将吏推诿、人思自保的情况下，实属难得。
南下巡漕 履险涉恶
崇祯十四年(1641)，江南发生灾荒，输入京城的粮食发生短缺。左懋第奉命南下督办粮食漕运。在运河沿途，左懋第见到各地百姓大量死于饥饿和瘟疫。他一边疏通漕运河道，一边奏报实情。疏中写到:“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人死取以食。”从鱼台至南阳，“村市为墟”“饥疫死者，尸积水涯，河为不流”。遍地饿殍，饥民的反抗时有发生。左懋第多次向崇桢皇帝上书，请求放粮赈灾，并发出了“赡救安可不速”的呼吁，为民请命。左懋第经理河务一载，风雨倥偬，无有休息。
崇祯十六年(1643)，明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许多地方官吏和驻军，趁机大肆掳掠，不服节制。是年秋，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军左良玉在荆州(今湖北江陵)纵容将士态意剽掠，阴蓄异志。为此，朝臣举荐左懋第出察江防，参佐军事，前往荆州安抚左良玉。崇祯皇帝在召见左愚第时，听其所献计策，甚是宽慰，以为得人，信赖地说:“中兴之事，赖有卿尔。”
左懋第单骑至楚，拜见大将军左良玉，苦口婆心劝说其忠心朝廷。审时度势，勿离心为乱，遗恨终生。不料二人谈话之时，左良玉的手下一些将士手持利刃，埋伏在中军帐外，突然冲进帐中欲杀左懋第。左良玉则被左懋第所感动，挥手阻止，绕屋走了好几圈，然后突然对左懋第说:“何相见之晚!...*..”说哭。急忙向左懋第作揖道谢，表示愿意忠于朝廷，共同抗敌。
左懋第顺利地安抚了左良玉，完成了任务，恰在此时，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却发生了惊天的变故。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而亡，明朝覆灭。此时，左懋第的生母陈氏、妻子、儿女一家多人尚滞留北京，陷于乱兵之中。左懋第的堂兄左懋泰由进士出身，官至吏部稽勋司员外郎。李自成起义军进城后，对明朝官员百般凌辱拷掠，左懋泰和众多的明朝官员一样选择了屈志偷生，投降了起义军，方才保全了全家人的性命。左懋第的母亲陈氏，虽为女流之辈，却知书达理，历来喜谈忠孝，从小这样教育左懋第，自己也颇具气节。五月，清兵入关进驻北京。陈氏便令全家人出城直奔老家山东莱阳。左懋泰护送一家人逃出京城以后，经过河北白沟河(今河北雄县、定县附近)，陈氏突然叫人停车。下车之后，对左懋泰说:“此处是北宋靖康时名臣张叔夜被掳北行时自杀的地方。我虽然是一个妇道人家，也是身受国恩，如今国家遭难，只有一死相报了。你和懋第兄弟俩都是朝廷大臣，希望你们珍重自己的名节。你务必把我的话转告我儿懋第。”陈氏就此绝食而亡。陈氏死后，左懋泰将其送回莱阳安葬。
崇祯*国亡**不久，朱明王朝的后裔福王朱由崧被拥立为皇帝，在南京建立了南明弘光政权，是为弘光皇帝。左懋第看到了希望，急忙到南京拜谒弘光帝，疏陈复兴大计，被任命为兵科都给事中、太常寺少卿，不久又升任应安巡抚。
持节北使 杀身成仁
弘光皇帝在南京即位以后，急忙招呼旧部，招兵买马。但是毕竟大明气数已尽，无力回天。此时，清军赶走了李自成，进了北京城。为了在北京落脚，便打着为崇祯皇帝*仇报**的旗号，将崇祯皇帝安葬了，并通知了南明王朝。
左懋第数次上疏请求带兵北上，收复失地，都没有被采纳。此时，清朝假意向南明发出和谈诏书，弘光帝顾念崇祯皇帝尸骨未安，便一厢情愿地决定遣使与清廷议和，争取划江而治，并查看崇祯帝的安葬情况，进行祭祀告慰。不曾想派遣北使的计划确定后，却久久无人领命。毕竟这是投身虎穴狼窝，凶多吉少。此时，左懋第上书弘光帝，自请出使北京，并顺便回家祭奠母亲，以尽孝子之道。弘光帝欣然应允。
临行前，弘光帝将左懋第由应安巡抚提升为兵部右侍郎，以充北行通问正使，兼经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同时任命左都督陈洪范、太仆寺少卿马绍愉为北行副使，携带一批银两和布帛做礼物，一起北上议和。
马绍愉原为兵部郎官，崇祯时就曾受命暗中与清议和。事情泄露后，舆论大哗，兵部尚书陈新甲成了替罪羊被杀，马绍愉也被左懋第等参劾革职。左懋第得知这次仍让马绍愉同往，立即上疏反对。他说:“马绍愉昔年赴清讲款，为清所折，奴颜婢膝，清送之参貂，台臣陆清纠之。其与清交情深浅，臣诚不知，但闻其私许金十万，银百二十万，逢人颂扬。臣不便与之同行也。”廷臣共议改派原蓟辽总督王永吉，但弘光帝不准。
左懋第对当时南北的军事、政治形势非常清楚，因此对议和并不抱希望，并认为只有重振军威，能守能战，方可求得偏安。因此，他怀着殷切的心情上疏说:“此行生死未知，臣所希望恢复，而近日朝政似少有恢复之气，望严谕诸臣，整顿士马。勿以臣此行为和必成，勿以和成为足恃，必能渡河而战，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画江而安。”然而，南明政权朝臣派别林立，矛盾重重，毫无生气。这就丧失了与清朝谈判的起码资本。因此，左懋第北使的历程，注定险峻而艰难。
顺治元年(1644)七月，左懋第同陈洪范、马绍愉及其随员，携带弘光帝继位诏书、封吴三桂为蓟国公的诏书，以及酬谢清廷的金一千两，银十万两，缎绢一万尺，由官兵三千人护卫，浩浩荡荡，从南京动身北上。九月，左懋第等行至德州，清山东巡抚方大猷告示:“奉摄政王(多尔衮，编者注)旨令，来使经过地方，不必迎他，著自备盘费，只许百人进京，其余留置静海。”左懋第极为愤慨。行至沧州，获悉清朝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左懋第立即派人将策命先送吴三桂，并喻以使臣来意，而吴三桂为避嫌疑，不予拆阅，原封转呈多尔衮。多尔衮大怒，对来使更存戒心。他要左懋第一行住四夷馆，行属国进见之礼。面对清朝方面的严苛态度，陈洪范、马绍愉慌恐不安，认为“形势异殊，图计国事，不妨稍从委屈。”左懋第则从容不迫，坚持“不屈膝辱命”的严正态度。到达河西务，闻顺治小皇帝入京，使臣不便贸然进京。于是，左懋第先派都司王廷输、生员王言等至内院，同清朝官员磋商进京礼仪。清大学士冯铨狐假虎威，不容分说，命径自入城，左懋第不依。行至张家湾，左想第再致书多尔表，说:“为国以礼，三使奉御书、礼币而至，礼宜遣官郊迎，岂有呼之即入之礼?”否则，必不入城。善谋权术的多尔衮出于笼络、软化来使的考虑，表面上态度稍有缓和，遂遣礼部官员又奇库于十月十一日到达张家湾迎接，并答应将住所改为鸿胪寺。次日，由乐队引导，又奇库陪同，左懋第素服素帷，捧御书率使臣从正阳门入城。
南明使臣到达北京后，清廷唯恐激起臣民的怀旧情绪，不仅使臣处“关防甚严，内外不许举火，俱夷传送，官丁饥寒殊苦。”就是京城内外也严加查防，恐怕有人暗通消息。有些在京的明朝遗臣，为避免招惹是非，亦“咸杜门噤舌”，使臣处境十分困难。
左懋第北使有两大使命，一是通好议和，企图使清军不继续南下，以求划江而治:二是祭祀陵寝，改葬崇祯帝。然而，当时李自成农民军已经退回陕西，清军正虎视眈眈，准备进取中原，把矛头转向南明。所以，不仅议和没有余地，就连赴昌平致祭，也被无礼拒绝。左懋第所能做到的只能是不屈膝辱命，最后以死尽忠。
左懋第入京的第二天，清礼部官员到鸿胪寺索取御书。左懋第为维护南明尊严，拒递礼部。他说:“御书宜送入贵朝，不宜轻投尔部。”来人蔑视地说:“凡进贡文书，俱到礼部转启。”左懋第大怒，厉声反驳，“天朝御书，何得以他国文书比?”“应达尔摄政王，即不然，亦自内院转达，无到礼部之礼。”午后，内院大学士刚林带领十多人，怒气冲冲，直奔寺堂。他盛气凌人，踞椅上坐，而要来使坐于毡上。左懋第不从，说:“汉人不比尔们坐地惯，快取椅子来。”刚林无奈，遂令通事官取来椅子三把。左、陈、马三使臣与刚林相对而坐。刚林不谈任何实质性问题，只是蛮横地以发兵南下相恐吓。左懋第不卑不亢，据理回敬，说:“你们为先帝发丧，我们特来酬谢，为通好而来，如何谈兵?”又警告说:“江南尚大，兵马甚多，莫便小觑了。”刚林听“江南尚大”之说，似有不快，径起而出，并顺手牵羊，命手下把南明赏给吴三桂的银一万两，缎两千尺也一并拿去。左懋第见事难为，密修寸纸，命都司车镇远踰墙面出，驰报南明辅臣，速作备御。
清朝既然不打算议和，便日遣官吏至寺劝降，或说要宴请，或说要送礼，对左懋第的随从人员，更是胁之以威，诱之以利，鼓其噪变，以动懋第之心。种种手段，无所不至，但左懋第宁死不屈，每天都告诫随员要保持气节·多尔哀无计可施，问诸臣如何发落?有人主张杀，有人主张剃发长期拘留。大学士洪承畴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难为他们，下次无人敢来了。”多尔衮点头赞同，萌生了放归之意。
十月二十七日，左懋第在三百多清兵的督押下离京。降清明臣大学士冯铨进见多尔衮，说:“主上不欲王天下耶，既欲王天下，奈何纵虎遗患?”正当多尔衮犹豫之时，又接到南明使臣陈洪范的密启，说请留左懋第和马绍愉，我自愿率兵归顺，并将招徕南明诸将来降。多尔衮遂反悔，遂令学士詹霸等前去窜通，使其加意筹划。并许诺，事成之后，将以世爵酬之。多尔衮立即派人赶至沧州，将左、马追回。左懋第不知其中缘由，说:“我等为国尽忠，原不怕死，若是要杀，何必入城，就此杀了吧。”又嘱咐陈洪范:“我此身已许国，不得顾家，惟有一死，断不屈辱。”你当“致意我朝当事诸公，速防河防江。"
左懋第被追回后，被拘禁在太医院。太医院“周垣覆荆棘，设警兵二百人。坐墙上瞰室内，防禁之严，甚于牢户。”左懋第知凶多吉少，在房门题字:“生为大明忠臣，死为大明忠鬼”，表示誓死不降。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攻下南京后，多尔衮以为时机已到，派人宴请左懋第。左问:“何故?”答曰:“江南破矣。”左懋第悲愤至极，仆席于地，此后，数日不食，只求一死。多尔衮很佩服左懋第的骨气，所以仍不厌其烦地派人劝降。先派洪承畴、但未等洪进门，左懋第就故意高声大喊:“鬼也洪承畴昔统兵边微，战败死节。先帝哭之殿陛，置祠庙，亲与祭，今岂有洪承畴来?”洪承畴听后，窘得汗流姆际，无地自容，匆匆离去报告多尔衮。多尔衮又派李建泰去。左懋第严词斥责李建泰:“若受先帝饯宠，不能殉国，既降贼(指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编者注)。今又降北，何面目见我!”再派其堂兄左懋泰，左懋第闭门不见，只在门内叩头说:“谢尔治丧之德，勿他言，懋第无降敌之兄也。”所有前去劝降之人，碰壁。
同年闰六月，清廷再下剃发令。左想第的随员副将艾大选、监饷傅浴等，经不住威吓利诱，发生动摇。艾大选因剃发被左懋第怒斥而死。傅浴诬告左懋第暗通山东“土寇”，危及京师。于是，清廷便以此为借口，将左懋第及其随员兵部司务陈用极、游击王一斌、都司张良佐、王廷翰，守备刘统等6人逮捕下狱。
是月二十日，多尔衮亲自出马，率满朝大臣在午门外审讯左懋第等人，他见左懋第便威吓说:"左侍郎有五大罪，知之乎?”左懋第反问:“何为五大罪?”多尔衰煞有介事地说:“伪立福王一罪也，勾连土寇二罪也，不投国书三罪也，擅杀平人四罪也当朝抗礼五罪也。”左懋第听后怒不可遏，侃但陈词。逐一反驳。他说:“我先皇帝痛罹大变，臣民无主，以亲、以贤、以序奉福王卿帝位。福王、高皇帝子孙也，何为伪立?东豪杰心念国德，闻风响应，忠节之士。岂土寇哉?为先帝报发丧命第贵金帛慰劳尔，尔君既不郊迎，礼官又不以龙亭出接御书，悖慢孰甚?艾大选制发纳降，懋第奉天子赦书，秉黄钺，论法当斩。昔且鞮侯发汉使路充国等归，后世谓匈奴有礼。今尔羁辱天使，失在尔国，不在懋第。”左懋第的这一席话，使在场的满汉大臣无不目瞪口呆。多尔衰软硬兼施，转而劝道:“尔勿误，今日降，今日富贵矣。”左懋第嗤之以鼻，不予理睬。多尔寂黔驴技穷，环频左右，征询朝臣意见。吏部传郎陈名夏说:“为福王来，可杀。”左懋第痛斥陈名夏:“汝先朝会元，何在此?”兵部侍郎金之俊说:“先生何不知兴废?”左想第反问:“汝何不知羞耻?”其他人窥见左懋第，躲在背后，不敢多言。多尔衷气急败坏，挥出斩首。同左懋第同时就义的还有兵部司务陈用极、游击王一斌、都司张良佐、王廷翰，守备刘统。临刑前，左懋第问他们:“悔乎?”用极答曰;“求仁得仁，又何怨!”
左懋第等被押赴刑场后，佥都御史赵开心面启多尔衮，申述使臣不宜杀。多尔衮似有悔意，但已报死。于是六人从容不迫，齐向南拜，说:“臣等事大明之心尽矣。”一同端坐，慷慨受刑。
左懋第留绝命诗云:
峡坼果封归路迥，片云南下意如何?
寸丹冷魄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
左懋第崇高的民族气节一直为后人所口碑载道，就连清朝统治者也为之倾动。乾隆四十年(1775)经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等集议具奏，乾隆皇帝特谥其号忠贞。
诗文永馨 碑祠留芳
左懋第著有《梅花屋诗草》一卷，《奏疏》一卷，《萝石山房文钞》四卷以及《左忠贞公剩稿》四卷。邑人、进士张允抡评价其为文精坚沈挚，卓然成一家。
《梅花屋诗草》是左懋第写作于韩城任上的诗集，清乾隆18年刻本。《萝石山房文钞》由与左懋第同朝为官的好友李清搜集整理，乾隆五年(1740)刻印出版，共4卷。里面搜集了左懋第的大部分可以见到的文章。乾隆四十年(1775)、左氏后裔左影九在萝石山房文抄》的基础上又搜集到一大批散佚的左公诗文、编辑为《左患贞公剩稿》4册，并刻印出版。以上三套著作，现莱阳市图书馆传有收藏。
清末石印技术出现后，左懋第的后人左中行(字南岗)出于对祖先的景仰，编辑了一本纪念左懋第的小册子叫《左忠贞公外纪》，由莱阳瑞记石印局印刷，里面收集了多篇记述左想第生平事迹的诗文以及与左继第有关的其它资料。其中有姜琛为左懋第撰写的《左侍郎传》等文章。《左忠贞公外纪》的靡页是《左公行乐图》和《左公祠图》。《左公行乐图》是大面家崔子忠为左懋第画的像，西面上一松一鹤一左公，人鹤相对欲语，面家的题词曰:“九皋鸣鹤，冬岭孤松:材堪梁栋，声振苍穹:松高鹤洁，娇娇左公。为仲及世兄写照并题，子忠崔丹。”另一幅《左公柯图》是陕西韩城左公祠的俯视图。
在《清诗三百首》里有一首清初大诗人吴伟业的诗《下相极乐庵读同年北使时诗卷》。诗曰:
兰若停骖洒墨成，过河持节事分明。上林飞雁无换表，头白山僧话子卿。
吴伟业与左懋第同是崇祯四年(1631)进士，关系密切。此诗是吴伟业在顺治十年(1653)去官归家的途中，经过宿迁县极乐庵读到了左懋第留下的诗稿有感而作。此诗回忆了左想第在持节北上时在极乐庵驻马之事，末句把左憋第与子卿(苏武)相比，赞颂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另外在张岱、王士祯、袁枚等大作家的著作里，也有很多关于左懋第的记述。
清康熙四十年(1701)，经莱阳士绅和民众共同请求，礼部备案，提督山东通省学政按察使司金事徐炯主持在莱阳城内修建左公祠，每年春秋两次祭祀左想第，以左懋第嫡系子孙为左公祠奉祀生，并列入祀典。乾隆十五年(1750)知县郝大伦、嘉庆十二年(1807)知县延君寿、同治四年(1865)知县陈风翥、光绪二年(1876)知县周衍恩先后重修左公祠。左公祠位于今工人文化宫西北，七星街东侧。外围砖墙，大门西向，为高门台大门洞，上有走兽飞檐。祠内有三间正殿:前有戟门。砖墙青瓦，雕梁画栋:内有神台，上有左懋第及其二位仆人左夏、王联州的泥塑像，其中左懋第为坐像，头戴乌纱帽:二位仆人为立像，塑像皆比真人略大。祠内另有客屋三间，杂房三间，沿街群房十余间。院内松柏郁郁，有建祠碑一座。祠西祠后的街道上还有三座左氏家族的牌坊，蔚为壮观。
清乾隆四十年(1775)钦定殉节录，封赠左懋第谥号为“忠贞”，祀本邑乡贤祠和韩城名宦祠。左想第原葬地在柏林庄镇东南的萝石顶上。1952年，部队营房建设时，其后裔将墓迁至莱阳北旺村的左家莹内(城东北20公里)。墓区有墓家3座，呈品字形排列，左懋第墓立龙头碑，阴刻“恩宠”二字，谥号“忠贞”，赠兵部尚书职号，碑面为清嘉庆十三年(1808)敕授文林郎莱阳知县延君寿题写，由左氏五世孙寅旼立石。
明朝末年，满清入侵，许多汉族遗宦和文人都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不肯降清。莱阳的左懋第、沈迅、姜琛三人是崇祯四年同榜进士，后来都成了明末朝廷的*官高**。姜堔在明亡以前，官至礼科给事中，因上奏章弹劾奸相周延儒，在朝廷中引起了强烈的政治纷争，惹恼了崇祯皇帝，蒙冤下狱，惨遭杖刑，受尽折磨，最后被流放江南。明亡以后他矢志守节，深得士林景仰。沈迅(1605--1647)官至礼科都给事中， 明朝灭亡以后，回到家乡孙受村(现属莱西)，筑寨自守，两次与清兵激战，最后在寨破前举家*焚自**，壮烈殉节。左懋第、姜琛、沈迅三人以崇高的气节留名青史，被称为“明末莱阳三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