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宋史研究论丛》第23辑（方震华撰 尹承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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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9世纪的最后25年里，中国充满了宫廷阴谋、政治斗争与战乱。875-884年黄巢的起事，摧毁了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威。在接踵而至的权力真空中，众多不服从朝廷权威的武将藉由*力武**建立自治的政权，致使中国陷于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政治分裂。10世纪的上半叶，五个短命王朝相继统治了中国北方，史家称之为“五代”。其中前两个王朝——后梁和后唐是出自相互敌对的政权，分别由唐代的将领朱温（852-912）和李克用（856-908）建立。
朱温和李克用的*队军**在击退黄巢部队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两人随后反目成仇，自884年起，两人展开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战争。10世纪之初，朱温通过血腥的战争渐占上风，朝廷也被他玩弄于鼓掌之间。907年，朱温废黜唐哀帝，建立后梁。与此前的篡夺者一样，朱温也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合理化他的即位。身处于多个敌对政权并存的环境中，合理化问题远比其他时期更加急迫。如同其他的地区性统治者，朱温通过战争和其他手段建立他的政权，他要怎样证明自己是膺受天命者？
当对手朱温称帝后，李克用得到机会证明其与朱温的战争是延续唐统的毕生使命，而尽量不提朱、李由个人因素而导致的长期纷争。908年李克用死后，他的儿子李存勗（885-926）进一步宣称自己是唐室之胄，开创了史家所称的后唐。所以，李存勗也需要论证自己有作为中国皇帝的资格，尤其他还具有沙陀血统。当10世纪之时，中国的政治制度已颇为成熟，儒学家与史学家打造出来的正统王朝的模型已有千年之久。在寻找正统的意识形态时，朱李二氏都不得不选择了儒家传统，并利用礼仪、音乐和法律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显然地，王朝合理性的建立，其方式自然不同于方镇，朱温和李存勗两位同样疏远于文化传统。朱温及其将领们来自社会下层，都缺乏文化知识，也疏离于儒家传统。由于不是汉人且长期的戎马生涯，李存勗及其官僚们也面临同样的情况。这个因素使得10世纪王朝的建立者们不容易达到传统的期待，迫使他们与文人合作。因此，随着合理化诉求的高涨，朱温和李存勗都重新考虑文官系统在其政府中起的作用，以及逐渐提高文人的地位和权力。
传统上，历史学家将五代的统治者与军事认同做连结，并把五代描绘成武人的政权[①]。本文试图考察五代最初的两个短命王朝──后梁和后唐，以揭示其军统事治者的另一面。后梁和后唐的君主们在追求政权合理化时，都将注意力转向文治传统来巩固其势力。这种倾向改变了政权最初的方向和后来的命运。本文试图分析合理化议题如何影响两朝政治与文化的发展。
一、从军事力量到合理化的权威
如同大多数晚唐的地方军阀，后梁建立者朱温来自社会下层。他幼年丧父，以做奴仆为生，并常受到主人的鞭打，直到他投效黄巢[②]。在黄巢军中，朱温很快获得晋升，显示过人的作战才能。不过，朱温随后即对黄巢领导的政权前景感到悲观，而在882年率部投靠唐室，协助唐军克复长安。883年，朝廷指派朱温为治所在汴梁的忠武节度使。在此基础上，他逐渐肃清周围地区的黄巢军和地方势力，在中国北方建立了自己的政权[③]。
朱温起初忙于军事扩张，极少有兴趣关注文治事务。他的领地主要由手下的将领所控制，他们多数出身盗匪或农民，长期追随朱温作战而得以被重用[④]。朱温缺乏文学知识的背景，又长期过着戎马生涯，使他很难认同士人的文化。下面的故事反映此一现象：
全忠尝与僚佐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独言曰：“此柳宜为车毂。”众莫应。有游客数人起应曰：“宜为车毂。”全忠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顾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数十人，捽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⑤]
被朱温称为“书生”并加以扑杀的无疑是群文人。这件事反映了朱温在自己辖区内残暴对待文人。朱温在这个时期对文士的主要兴趣，在于他们对军事行动可能的帮助上。例如，他第一次与《春秋》学专家敬翔的谈话间，特别询问《春秋》中所记用兵之法能否应用于作战之上[⑥]。
随着影响力逐渐的扩大，好战的朱温逐渐认识到合法性的重要，开始提升自己的形象。朱温于890年之初，开始寻求朝廷对其军事行动加以授权。890年3月，朱温上书建议任命出身士族且有名气的士人担任东部诸道的节度使，并承诺若有人不服从这样的安排，他将出兵予以肃清[⑦]。对于缺少军事权威来执行命令的朝廷，朱温的建议正与其愿望相合。不过，朱温的真正目的是自私自利的，朝廷任命的节度使缺少自己的*队军**，只能成为朱温的傀儡。当其他节度使拒绝朝廷的任命时，朱温就可以挟朝廷之令来征讨这些不顺从的节度使，这也提供朱温一个很好的借口去合理化自己地盘的扩张。
为了在朝廷中得到奥援，朱温试图与亲近自己的朝廷*官高**建立联系。即使朝廷拒绝自己的请求，他也会避免直接的冲突，不像当时大多数地方军阀那样，动辄对朝廷兵戎相向[⑧]。朱温致力于装模作样地服从皇帝或文官，事实上这种支持佯装的成分大于实质。如朱温攻克徐州，迫使时溥自杀（死于893）后，他敦促朝廷委派文臣为新的节度使。但他旋即食言，强迫朝廷任命部将张廷範为节度使[⑨]。朱温的狡诈使他在朝廷文官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当宰相与宦官争权时，往往引之为奥援，如890年的张濬和900年的崔胤（854-904）[⑩]。得到朝廷高层的支持，朱温可以合理化其军事活动并干涉朝事。
在扩张权势的同时，朱温更注重把自己的形象从勇猛善战的武将转变为知礼守信的领导者。例如900年，他率军讨伐镇州节度使王镕（873-921），王镕无力抵抗朱温的部队，于是遣判官周式请和。周式知到朱温有称霸中国的野心，劝他“当崇礼义以成霸业”。朱温欣然采纳了周式的建议，接受了王镕的投降，并让他继续控制其领地[11]。906年，朱温进攻刘仁恭的领地，并包围由刘仁恭儿子刘守文据守的沧州。沧州的戍兵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耗尽了粮食，朱温使人说降刘守文。刘守文回应说：“仆于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义服天下，若子叛父而来，将安用之！”朱温无法反驳此一说辞，乃推迟了对沧州的最后进攻。三个月后，朱温决定放弃对沧州的包围，下令士兵在撤退前将辎重焚毁。刘守文得知消息后，派人请求把剩馀的粮草留给已饥疲不堪的沧州百姓。朱温答应了他的要求，沧州居民在大战之后得以维持生计[12]。这两个例子反映了朱温不再是穷兵黩武的武将，他已经成长为一个能够以道德考量来做出决定的理性的领导者。
朱温逐步增加对公平和正义的关注，使他越来越重视儒学教育和文化事业，以求有助于政治宣传。朱温对于文学才能的重视，表现在他对于李克用一封来信的态度。当李克用在军事上居于劣势时，命令幕僚李袭吉致书朱温求和。朱温在读到这封书信后，对幕僚敬翔说：
李公斗绝一隅，削弱如此，袭吉一函，抵二十万兵势，所谓“彼有人可当也”。如吾之智算，得袭吉之笔才，虎傅翼矣。[13]
在朱温看来，尽管自己高明的策略足以在战争中赢得胜利，但只有吸引到文人的才华，方能完成其全部的野心。正由于此，他才征召了一批文人为官，这些文人成为其决策过程中的重要顾问。敬翔尤其受到倚重，成为朱温最主要的顾问。敬翔出身文官家庭，事朱温三十年，每每参决大政，并随侍朱温往来于各个战场之间[14]。
成功的军事行动配以精巧的政治宣传，最终使朱温在900年代在中国北方赢得了优势的地位，其首要敌人李克用的军力被削弱，而只能困守山西北部的一隅之地。在此种有利局面下，904年朱温胁迫唐帝自长安*都迁**洛阳，以便他就近控制。他旋即谋杀昭宗（888-904）并另立新君作为傀儡。被朱温认为是潜在敌人的朝廷*官高**，也遭遇相同的悲剧。在朱温的亲信有效控制朝廷后，朱温准备建立一个新的王朝。
二、建立新王朝
即使当时已没有力量可以阻止朱温夺取帝位，但在宣布称帝前，他仍试图以*力武**重新统一中国。但在905年11月和906年12月，朱温的*队军**在淮南和河北分别遭到严重的挫败[15]，为了弥补这些军事上的失利，他试图运用政治手段来巩固下属的忠诚并削弱敌人。由于敌对势力皆以唐朝正统的名义进行号召，朱温因此想藉灭唐来打击他们的士气。907年1月，他决定开始进行即位的工作[16]。
为了使其篡夺合法化，朱温极力宣称即位是天命所归，而非出于个人野心的争夺。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朱温以各种礼仪来掩盖自己的篡夺，因为他相信皇权与礼仪密切关连。如905年末，朱温处死早年的亲信、时任宰相的柳璨，仅仅因为柳璨为唐朝天子安排郊祀。朱温认为柳璨试图通过祭天之礼来延续唐朝的合法性，是背叛自己的行为[17]。这件事反映了朱温对礼仪的重视，当他筹备篡位时，乃将注意力集中于此。
朱温对于礼仪的重视，为唐朝文官提供了表现的机会。这些唐朝的官僚原本与朱温缺少个人的联系，这时却为篡位者提供所需要的知识与服务。这群官员以宰相薛贻矩为首，力图藉由儒家的禅让理念，显示天命的转移。基于礼仪的需要，朱温起初假意拒绝唐帝的禅位诏书，中央及地方官员因而不断呈报各种天象祥瑞和奇迹，以天命为由劝进。整个过程持续了三个月，直到907年4月朱温对于即位的合法性感到满足，确认皇位是建立于必须礼制的基础上，才正式即位为帝[18]。
朱温的即位典礼伴随着其他文治工程，共同宣示新王朝的建立。朱温即位后于909年两度郊祀，表达对上天隆恩的感激[19]。接着兴建太庙，供奉祭祀自己的四代祖先[20]。朝廷也开始编纂新的法典，最终于910年完成，于是朱温下令所有的地方官员废行唐法，依据新的律令格式进行统治[21]。为推行这些文治事业，政府需要从典籍中获得相关的知识。朱温即位之后，努力加强朝廷对书籍的收藏，于是命令大将杨师厚将征伐赵匡凝时所获的图籍献至京师[22]。为了表达对儒学的尊崇，朝廷于909年下令兴建孔庙，由于缺少经费，乃克扣官员的月俸来支应建庙的开销[23]。很明显，这些在文治上的努力有助于延续9世纪晚期以来摇摇欲坠的文化传统。
遵循儒家传统，朱温认为礼仪与战争同为王朝的核心事业，乃遣宰相薛贻矩专门管理全国的大小祠祀[24]。他也坚定地认为崇祀上天、高山大川对农业收成有正面的影响，而繁荣的农业则可以支应朝廷与*队军**之所需。为了强调祭祀的重要性，每当天灾或饥荒发生，皇帝经常派宰执与其他高阶官员致祭于山川；而这些事情，在唐朝时仅是低阶官员的职责[25]。祭祀工作频繁地举行，例如：910年的5、8、9月份，宰臣数度被派往各地去主持典礼[26]。这一情况也显示这批原唐朝文官在朱温新政权中的地位。由于朱温对前朝的官僚缺乏信任，只给予少数亲信幕僚如敬翔和李振较大的权力⑪。原唐朝文官尽管仍在新朝保有较高的官阶，他们的主要职能仅是贡献在礼仪方面的专长，为梁朝提供正统性的象征。
从政治的角度看来，朱温建立合法性的努力只取得了有限的成果。尽管北方最强大的游牧民族契丹，连同中原地区的许多地方政权或许都臣服于新皇帝，但李克用、李茂贞和杨渥，都与朱温进行长时间对抗⑫。李克用盘踞着战略要地“河东”，对新王朝构成持续的威胁，他在道德上攻击朱温的篡位，以巩固自己忠于唐室对抗朱温的地位。过去，朱温在朝廷中的支持者成功塑造了李克用叛唐的形象，朝廷甚至在890年在朱温的怂恿下发动了对李克用的战争，但旋即以大败收场[27]。虽然李克用在895年将唐帝从反叛节度使的手中解救出来，但唐昭宗害怕受到李克用的胁持，拒绝了李克用进京面君的请求[28]。这些情况显示李克用未能美化自己的形象，以致其势力的扩张，无法得到合法的理由。但是，朱温僭位后，李克用仍拒绝称帝，正当其他独立于后梁的前唐节度使如王建、李茂贞等已经僭号时[29]，李克用转而成为继续使用唐室年号的“忠臣”，宣称自己是为了唐室的复兴而战。
李克用卒于908年1月，其子存勗继承了其权力，并继续与后梁作战。当朱温全力关注 登基事宜时，他轻忽了自907年起即持续进行的潞州围城战。朱温的注意力摆在礼仪议题上，这为其敌人提供了军事上的良机。908年5月，李存勗率兵向后梁在潞州城外的大军发动突袭，*伤杀**过万人，成功地解除了潞州被困的危机[30]。接着，李存勗在河北地区逐渐扩张其领地，并对后梁发起一系列的威胁。
三、礼仪的力量
面对李存勗新的挑战，梁太祖意识到，政治宣传无法使强敌屈服，所以他转而再图战斗。在朱温剩下的岁月里，他奔波于京城汴梁和各处战场之间，但这些军事行动往往得不偿失[31]。导致朱温在军事上表现拙劣的主因，在于皇帝与将帅间的不信任。朱温的登基显然没能巩固后梁将领们的忠诚，也没能提高朱温对自己地位的信心，以致他总是猜忌将领，杀戮稍有反叛迹象的武将。对于持续发生的叛乱进行的严厉处置，不但削弱了后梁*队军**的战斗力，也使朱温无法集中全力对李存勗作战[32]。
当敌对力量日益壮大，朱温的身体状况却日益恶化。当912年李存勗的部队再次给予后梁军沉重打击后，朱温身染重病，引发了诸子对皇位继承的争执。他的三子朱友珪垂涎皇位，遂于912年6月谋杀朱温，自立为帝。弑君的行为引起不同立场的梁朝官员与宗室成员对朱友珪的共同不满。八个月后，朱温第四子朱友贞与禁军将领合谋诛杀朱友珪，友贞随后即位为帝，是为后梁末帝[33]。
尽管父亲朱温以军事才能著闻，朱友贞却热衷于交结文士，对儒学与文艺的兴趣远超军事能力。朱温对文艺学术的赞赏显然为朱友贞认同士人文化，提供了一个友善的环境。因而，两位后梁皇帝间的文化差异，部分渊源于政治领域内追求正统的努力。这种崇文倾向的表征之一是，朱友贞对保存历史纪录的热衷。自即位后，后梁政府开始整理唐朝及本朝的历史纪录，这是朱温有意避开的工作[34]。由于保存历史纪录是以往正统王朝的惯例，朱友贞保存历史纪录的企图，亦在形塑王朝合法化的进程。由于9世纪晚期的乱局破坏了大量政府保存的藏书和档案，后梁朝廷试图搜集非官方的资料，这一工作甚至不受到持续性的军事危机的影响。921年，朱友贞在面对李存勗的严重威胁时，依旧发布命令鼓励人们进送有关梁朝的私家记载至官府，以协助官修史书[35]。
问题是，在朱友贞统治的十年中，他比其父面临着更多军事上的威胁。一方面，李存勗*队军**的入侵使后梁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断断续续地内部叛变，则在另一方面，削弱了皇帝对其领地的控制力[36]。在这种危局下，朱友贞理应专注于解决军事危机而非发展文治事业。因此，一些官员认为过度投入的文事行政固然可以促进朱友贞符合儒家君主的形象，却可能毁掉整个王朝。宰相敬翔就批评，末帝仅能“儒雅守文”，却无法统帅*队军**。相对地，李存勗经常亲冒矢石，参加战斗，使得后梁在战场上很难取胜[37]。后梁末帝不能亲自带兵，就需要资深的将领指挥大型战役。但是，把为数庞大的*队军**交给老将，又使没有经验的皇帝对潜在的叛逆感到忧心。因此，末帝派遣使者到各处监军，干涉军事指挥。915年，指挥对李存勗作战的后梁大将刘鄩就曾对部属抱怨说：“主上深居宫禁，未晓兵机，与白面儿共谋，终败人事。”[38]刘鄩的推断不久即成为事实，末帝对作战策略的干涉导致了916年2月梁军的大败[39]。
后梁末帝在军事上的无能，导致李存勗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其政权的心腹大患。朱友贞无法通过军事力量压制对手，只好以文事来巩固其地位。917年，末帝最信任部属的赵巖进言：“陛下践祚以来，尚未南郊，议者以为无异藩侯，为四方所轻。”[40]宰相敬翔从现实的考量，强烈反对南郊祭天的建议；他指出，与李存勗的战争已使政府和人民在财力上感到匮乏，若再行南郊大礼，其花费将造成财政的重大负担。礼仪的实施或许满足了末帝对虚名的追求，却使国家蒙受现实的损失。敬翔坚持，举行南郊最合适的时间是在平定李存勗之后[41]。末帝不顾敬翔的反对，仍满怀热情地赴洛阳准备南郊。就在典礼开始前，李存勗进逼汴梁的消息迫使末帝取消了典礼，并马上折返首都[42]。梁末帝充分准备了大礼所需的用具，做了各项准备，但什么也没有得到。
在郊祀问题上的争议，体现了后梁的政治菁英对礼仪功能的观点分歧。对朱友贞和赵巖来说，通过礼仪来巩固皇权可以有效解决政权合法化问题。但如敬翔所见，礼仪可以改善王朝的形象，但却加剧了现实的危机。他坚信，郊祀仅能在军事成就达到高峰后举行。考虑双方相异的文化背景，可以看出对儒学素养对政治决策有显著的影响。出身士族的敬翔自幼耳濡目染于儒家文化传统，但长期的文化教育，并没有使他对礼仪难以获得的东西抱有幻想。与敬翔相比，朱友贞和赵巖都是将家子[43]，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却都坚信礼仪的象征力量可以加强权威。这反映出刚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武人对礼仪有更多非现实的期待。一开始这些军事强人都是只依靠军事*力武**来建立自己的政权，其后基于合法化的理由转而关注于文治行政。他们接触儒学文化的时日短浅，导致对文治的意义有所误解而对礼仪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不幸的是，这些期望无一实现。
四、重建唐朝
正当后梁的统治者将礼仪作为巩固政权的工具之时，李存勗也尝试宣称自己的行动和地位具有合法性。不同于李克用的专注军事，李存勗拥有更多文化知识，懂得文治行政的重要性。继统之后，他注重行政和法治，成功重建了对人民和*队军**的秩序，这一点为其父亲所忽略。[44]随着地盘的持续扩张，李存勗作为唐朝节度使的身份与其拥有的实力已不相称。为了实现*翻推**后梁的野心，李存勗需要塑造自己成为国家统治者的形象。因此，李存勗决定宣称自己是唐朝的继承人，并重建唐朝的统治机构。李存勗登基的准备工作始于921年，他在这一年宣称遗失多年的唐朝玉玺在魏州被奇迹般地发现，并归为己有。随后他依照唐制，以中央官职，积极招纳拥有唐朝世族血统的人为官。大多数新进官员都是士族出身的唐廷旧臣。通过招集文人菁英，李存勗试图使天下人相信，他所建立的唐政府即为李唐政权的延续。
经过两年的准备，李存勗于923年四月，通过登基仪式成为皇帝。至此，重建李唐王朝的程序正式完成[45]。不过，皇帝的名分没有给李存勗带来任何即来的助益，与后梁的战争已持续了十数年，并形成僵局，使双方皆蒙受大量的伤亡和损失。在这场消耗战中，形势越发对李存勗不利，因为他的地盘较小而难以维持如此长时期的战争。不利的处境促使李存勗采取孤注一掷式的突击。藉由降将提供的情报，李存勗率军绕过敌方主力的防线，直逼防卫空虚的后梁首都汴梁[46]。
李存勗的大胆行动出乎后梁的意料之外，此时黄河阻断了梁军主力回援京师。由于缺乏作出正确军事判断的能力，朱友贞拒绝接受率领宫廷卫队抵挡李存勗的建议。他向敬翔询问对策，敬翔回答：“欲请陛下出居避狄，陛下必不听从；欲请陛下出奇应敌，陛下必不果决。”在君臣对话结束后，朱友贞只是面对其臣下放声号恸而已[47]。在后唐*队军**抵达汴梁的前一天夜晚，无计可施的后梁皇帝命令身边的将领把自己杀掉[48]。朱友贞的作为清晰地反映了倾向文治的结果，他在军事上的无能，造就了李存勗戏剧性的胜利。得知末帝的死讯，后梁的将领和地方官员大都归顺了李存勗，使他成为中国北方的新统治者。
李存勗在军事上的胜利拓展了领土和军事上的实力，但在政权合法性上仍嫌不足。为巩固自己的皇位，李存勗在占领汴梁的四个月后，于洛阳举行郊天大礼，完成原由朱友贞准备但未能执行的仪式。自唐室衰亡以来，已有五十馀年没有举行这样的盛礼。显然，李存勗企图证明，自黄巢起事以来的长期乱局业已告终，正统的唐王朝复临[49]。因此，李存勗下令废除后梁的法令，被后梁更改的地名也要改回唐代的旧名[50]。唐朝旧士族出身的官员则被擢升为*官高**，因为李存勗认为他们熟知唐朝的典故[51]。在唐代政治传统复归的同时，李存勗还模仿以往唐帝的形象，例如：他喜欢附庸风雅，向臣僚宣称自己能手抄《春秋》的经文，尽管在实际上他拥有的儒学知识相当有限[52]。
这些努力反映了李存勗意图通过改变自己政权的军事倾向，来取得政权的合法性。他推行礼乐仪式，恢复文治传统，强调自己遵循儒家政治道德理，以仁政取代*力暴**。李存勗派出使节到各个独立的政权，宣扬唐室的政绩和道德。通过夸大李存勗的道德和军事才能，这些后唐聘使试图说服南方诸国的君主，正统王朝已然建立，中国复归统一是大势所趋[53]。显然，李存勗希望这些外交手段可以将后唐的影响力扩及尚未被*力武**征服的南方诸国。
李存勗的野心得到了其臣僚的支持，尤其是最受信任的郭崇韬。郭崇韬一直是存勗倚重的僚属，于923年被任命为枢密使，主持朝政[54]。尽管郭崇韬并非士族非身，文化素养也有限；但他相信，正统政权必须像唐朝一样，由士族来统治。郭崇韬既手握大权，便努力重建由士族领导的官僚体系。因此，在选任*官高**时，家世背景成为其首要考虑的因素。郭崇韬有计划地任命具有家世与学养者为官，而阻碍建立军功者取得高位[55]。由于郭崇韬企图强化文治，他也支持皇帝藉由提升唐朝的传统，建立国家统一的基础，而非以军事手段进行征服。
后梁的突然灭亡，使南方诸国的统治者感到惊恐。他们大都遣使至洛阳进贡，以博取新皇帝的好感。[56]通过交换礼物和外交对话，南方的统治者希望收集到这个新王朝的信息，借以调整政策来遏止李存勗未来的扩张行动。李存勗在没有弄清这些割据政权真实意图的情况下，将这些使者的到来当成称臣服的信号。自认为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名义上已归自己管辖，导致李存勗的自大与怠惰，遂无意于进一步的军事征伐行动[57]。荆南节度使高季兴的来朝更是加深了李存勗对时局的的误判。
高季兴曾担任朱温手下将官数十载，907年，后梁奖赏其忠诚与功勋，封他为荆南节度使。在朱温死后，高季兴开始建立其独立政权，并与吴、蜀等国结为同盟。后来他重新臣服后梁，并上缴赋税[58]。后梁灭亡后，高季兴害怕李存勗入侵荆南，遂在923年末至洛阳朝见李存勗，假意显示臣服。作为首位亲自入朝的南方独立诸侯，李存勗慷慨地接待高季兴，以酬谢其忠诚。朝臣们认为高季兴的来朝提供了强化中央权威的机会，建议将其羁留在京城，另派官员统治荆南。这个建议遭到郭崇韬的极力反对，他对庄宗说：
天下既定，四方诸侯虽相继称庆，然不过子弟与将吏耳，惟季兴能躬自入觐，可谓尊奖王室者也。礼待不闻加等，反欲留縻之，何以来远臣？恐此事一行，则天下解体矣。[59]
由于各地独立政权的统治者虽派遣使者来朝，但只有高季兴入朝，表达对皇帝的忠诚，若将其软禁在京城，将导致朝廷失信，有损皇帝的道德名声，会使各路诸侯重新考虑是否臣服。李存勗试图向高季兴表明，自己是依靠诚实来统治，他允许高季兴回到荆南，继续行使统治权[60]。李存勗和郭崇韬显然希望通过这一宽宏的处置可以巩固高季兴的效忠，同时向其他地方独立势力树立榜样：只要向后唐表示臣服，他们既有的权力和地位便可以得到保全。
对于后唐来说不幸的是，高季兴回到自己的领地后，并未感激李存勗的决定。高季兴凭借亲身的观察，发现了李存勗及其政权的弱点。在政治领域，李存勗重建政权与之前的唐朝，只有表面上的相似。李存勗以唐朝正统继承人自居，热衷于模仿唐朝的皇帝。自豪于自己的成就，李存勗开始模仿前唐诸帝奢靡的宫廷生活。他甚至召集上千名宦官，作为象征唐室中兴的一部分[61]。在宦官的怂恿下，李存勗不顾国家财政的窘迫，在洛阳建立新的宫殿[62]。皇帝的后宫也需要充实，宦官被派到各地替访求民女作为妃嫔、宫女，人数达数千[63]。李存勗的生活遂被歌舞酒色所占据，国事自然荒废。
由郭崇韬领导的后唐官僚系统同样陷入混乱中。由于缺乏文化知识，郭氏不能有效分辨官吏的才能与平庸。高阶官职皆由士族出身或有声望者担任，而不问其实际施政材能。这些*官高**对于行政规章与政治传统所知有限，不能够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只以逢迎奉承为能事[64]。后唐政府因缺少能胜任的官员而显得没有效率，而宦官群体的扩张更加速行政体系的衰败[65]。宦官倚仗皇帝的恩宠，从中央到地方大肆干政，引发与文官们的斗争，恰如8、9世纪唐政府的宦官与文臣之争。在宦官的建议下，皇帝将各地节度使的进献多数置于宫廷的内库，供其个人挥霍，严重地侵蚀了政府财政的基础[66]。尽管财政官员向百姓加重征税，但官员和士兵仍得不到足够的薪俸。军人和低阶军官成为政府破产下的主要受害者，他们几乎难以生存[67]。败坏的道德风气开始蔓延于军事与行政两个领域。宦官也妒忌郭崇韬享有的大权，挑拨其与皇帝的关系，严重破坏两人原有的亲密关系。高季兴认识到后唐的统治危机，他决定不理睬后唐政府的命令，继续加强在其地盘上的军事力量[68]。其他的独立政权领袖，在他们的使臣归来后，得知李存勗统治下的乱局，也采取同样的策略[69]。
意识到宣传自己的圣德和正统的作法，无法使独立的政权臣服，深受挫折的李存勗转而动用军事力量，来建立正统王朝。郭崇韬支持此一政策转变，因为宦官势力的膨胀已严重威胁到他的权力和地位，他需要立军功来遏制此一趋势[70]。李存勗的首个目标是位于四川的前蜀政权。925年9月，皇子李继岌被任命为西川四面行营都统，而以郭崇韬为副手。在郭的指挥下，唐军迅速瓦解了蜀军的防守，迫使蜀主投降[71]。征服前蜀后，郭崇韬采取进一步措施来扩大后唐的权威；他遣使往南诏诸部，播谕唐廷威德，希望得到对方的臣服[72]。在他想来，唐室中兴依旧可得，而欲达此目的，首先要做的便是政治宣传。不幸的是，他没有完成这个愿望，就被敌对的宦官害了性命。
因为郭崇韬总揽远征军的一切事务，他与主帅李继岌之间产生了嫌隙，继岌周围的宦官乃趁此机会除去心腹大患。926年1月，宦官编造谣言，指郭崇韬独揽大权，势将威胁继岌的性命，并劝继岌诛杀郭崇韬[73]。郭崇韬的死亡引发了一连串的残戮，李存勗决定要将郭崇韬及其亲友统统族诛。河中节度使朱友谦因与郭崇韬亲近而被诛，其亲族故旧数百人同被斩首[74]。李存勗的残酷和不公引起将领和军人的恐慌及愤怒，他们起而保卫自己的权益，对抗中央的权威。叛乱在河北地区爆发，并旋即扩大到其它区域。926年2月，李存勗派大将李嗣源带兵*压镇**，但李嗣源转而成为叛军的首领。叛乱在短时间内扩大到朝廷无力控制的地步，甚至禁军也抛弃了对皇帝的忠诚。926年4月，禁军发动*变政**，结束了李存勗的性命和他的短暂统治。
李存勗死后不久，李嗣源进入洛阳自立为帝。李嗣源是拥有丰富军事资历的沙陀人，戎马半生。与李存勗相比，李嗣源更缺少中国文化的素养，对唐朝的传统也不太在意[75]。虽然继续以“唐”作为国号，但李嗣源并无意以恢复唐朝传统为己任。尽管在即位之始，即遭遇到地方叛乱的挑战，但李嗣源并不想通过兴修文治来巩固权力。例如：他在即位四年之后才祭天，这一点既不似朱温，也不像李存勗[76]。李嗣源为了重新恢复中国北方的安定，小心翼翼地使用*力武**，以严酷的手段来制止叛变[77]。他的施政很有效率，使后唐境内很快恢复安定。在此之后，李嗣源无意重新统一中国，只是小心地治理中国北方。由于缺乏文化知识，李嗣源也无意建立由士人菁英控制的政府[78]。这些事情显示，李嗣源并未延续唐朝的传统；而他实行一些胡人礼俗的行为，更说明他的政权与正统王朝之间的分歧[79]。尽管李嗣源未能使后唐具有正统王朝的外观，但他的统治维持了七年，中国北方人民得以享受自黄巢之乱以来较为和平的状态[80]。另一方面，从文化的角度看，李嗣源对于正统漠不关心，不利于官僚文化的发展。从理论上讲，李嗣源所造就的安定环境，将对文化的发展起到间接的推动作用。但李嗣源对此不甚关注，这就使他的政权在文化上无所建树。李嗣源的政策在五代史上是一个分水岭。在其之后的的君主，对于正统性的追求也缺少兴趣。在他统治结束之后，中国北方经历了约三十年政治的动荡，其间有三个朝代相交替[81]。当政治人物努力维持不稳定的政权时，往往诉诸赤裸裸的*力武**更甚于正统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0世纪的后半叶，直到后周建立，建立正统王朝的努力才再次出现。
结 论
后梁立国仅十六年，其统治者试图建立正统王朝的努力显然是失败了。后梁君主对官僚系统的努力很少保存下来，这是由于李存勗，他广泛地清除其所谓的“伪朝”法律和统治机构，这恐怕是史学家很少提及后梁正统问题的原因。但是，史学家不应当忽视，朱梁政权的合理化过程及其造成的显著影响。由于合理化的因素，以军事为目的的政权逐渐变为倾向文治，其统治者越来越倾向于儒家文化的价值系统。在这样的过程中，朱温需要文官来合理化其政权，文官的地位和影响遂得到恢复。更令人吃惊的是，同样的现象也出现于同朱梁敌对的后唐政权中。后梁与后唐在中国历史上提供了一个可供说明的例证，即军事菁英尝试将其军事力量转变为合法化的权力，并且将他们的形象从英勇的将领转化为一名理想的君主；在这点上，他们需要与文官合作并遵循儒家传统。这是为何文官在缺乏主要力量的情况下依旧可以保持地位的原因，亦使儒家传统得以在10世纪早期的乱世中得以保存。
因为两个王朝统治者接触文化知识的时间不长，他们对文治传统的理解十分肤浅，以致对礼仪的实际功用与力量存有错误的理解和不切实际的期待。事实上，*队军**在战场上的失利无法透过举行典礼得到弥补。因此，礼仪虽然使得其政权拥有正统王朝的外貌，但两个政权都并未因此解决政治上的困境。当朱温耗费时间、精力与金钱来从事文治事业时，其好战之敌仍旧致力于军事扩张。正因如此，后梁君主对文治事业的强调，反而损害了其政权的发展。当朱友贞把政权的重心转向文治时，危机变得更为严重。朱温对合理化的追求，为其子提供接受文学教育的机会，但朱友贞的尚文最终成为导致后梁军事崩溃的一大因素。从这一点来看，朱温在有效掌控整个中国之前，便去关注缔造王朝的正统性，实际上种下了王朝短命的因子。
李存勗的短暂统治正如其宿敌朱友贞，也是由于关注于建立一个正统王朝。借着“唐室中兴”的号召而取得扩张其力量的合法性，此一要求注定李存勗及其官员必须遵循唐朝遗留的惯例。在后梁灭亡后，李存勗停止了军事扩张，并有意模仿以前唐朝皇帝的生活与形象；郭崇韬也试图重建一个由文官领导的政府。李存勗与郭崇韬只有很有限的文化知识，导致他们对唐朝旧章的模仿只限于表面。最终，李存勗沉溺于宫廷中的娱乐享受，忽略了行政与国事，郭崇韬也重蹈旧日文官与宦寺斗争的旧辙。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为后唐政招致了灾难。显然，雄心勃勃的军事统帅，试图通过宣称不成熟的正统来扩张影响力，但他们对空虚标签的追逐，使他们从实际需求的取径中分心。李嗣源有鉴于李存勗的失败，对追求政权的合法化罕有兴趣，而是全力在统治疆域内建立有效的控制。这成为他在中国北方创造七年稳定和平局面的主要原因。
后梁和后唐皇帝对合法化的努力，在五代时期造就了首批崇尚文治的军事强人。这种文化倾向改变了这些皇帝的武人形象，也有助于文治传统的延续；却使他们付出了高昂的政治代价，以及政权的衰落。基于这个原因，后来的皇帝从朱友贞和李存勗的失败上学到了教训，造成10世纪中国北方政权在文治转向上的进程并不顺利。文治政府的恢复要等到10世纪下半叶才出现。
译者附识：本篇原文系英文，发表于《台大历史学报》第35期（2005年6月），2008年秋初译。今以陕西师范大学胡耀飞先生之介，得原作者俯允发表并亲予审读修订译文。胡君又为推荐发表。附声纸尾，用志高谊云。
[①]这种对五代时期的印象自11世纪以来被中国的历史家一再重述。参看理查德·戴维斯对欧阳脩《五代史记》的导言，参见戴维斯译：《五代史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5页。
[②]关于朱温的早期生涯，见罗伯特·萨摩斯《唐朝的灭亡》，载《剑桥中国史》第3卷，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781-782页。
[③]关于朱温扩张地盘的过程，参见（新）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48-84页。
[④]（日）堀敏一：《朱全忠政权の性格》，载《骏台史学》第11卷，第44-46页；毛汉光：《五代之政治延续与政权转移》，载氏著：《中国中古政治史论》，台北：联经出版社，1990年，第412-424页。
[⑤]（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5，台北：华世出版社，1987年，第8644页。
[⑥]（宋）陶岳：《五代史补》卷1，《丛书集成续编》本，第1-2页。
[⑦]（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0上，台北：鼎文书局，1985年，第740页。
[⑧]（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4，台北：远流出版社，1983年，第108页。
[⑨]被朝廷任命者为孙储（生卒年不详），见《通鉴考异》，《资治通鉴》卷259，第8442-8443页。关于张廷范，见《通鉴》，第8455页。
[⑩]分别见《旧唐书》卷179《张濬传》，第4657-4660页；卷177《崔胤传》，第4583-4586页。
[11]《通鉴》卷262，第8534页。
[12]《通鉴》卷265，第8862、8865页。
[13]（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60，台北：鼎文书局，1985年，第802-804页。
[14]《旧五代史》卷18，第246-248页。
[15]《通鉴》卷265，第8650页；卷266，第8668页。
[16]朱温的僭位是出于节度使罗绍威（877-910）的劝进，罗建议朱温取唐而代之，以杜绝唐室中兴的可能。见《旧五代史》卷3，第45页；卷14，第190页。
[17]《通鉴》卷265，第8651页。
[18]《旧五代史》卷3，第45-48页；《通鉴》卷266，第8669-8673页。历史学家们通常把朱温建立的朝代称为“后梁”，以区别于早先6世纪的梁朝。
[19]（宋）王溥：《五代会要》卷2，台北：世界书局，1970年，第19页。
[20]《旧五代史》卷3，第49页；卷142，第1893页。
[21]《旧五代史》卷147，第1961-1962页。
[22]《旧五代史》卷3，第55页；卷17，第235页。赵匡凝原为割据襄阳的将领，以富有藏书闻名于时。
[23]《旧五代史》卷5，第81页。
[24]王溥《五代会要》卷4，第41页。
[25]《旧五代史》卷6，第99页。
[26]（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193，台北：中华书局，1967年，第14页。
⑪ 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第90-92页。
⑫ 《通鉴》卷266，第8675-8676页。
[27]罗伯特·萨摩斯：《唐朝的灭亡》，第774-776页。
[28]《旧五代史》卷26，第350-353页；《通鉴》卷260，第8481页。
[29]《旧五代史》卷26，第360-361页；《通鉴》卷266，第8675页。
[30]《旧五代史》卷27，第368-369页；《通鉴》卷266，第8694页。
[31]朱温至少四次亲自指挥与李存勗的战斗，见《通鉴》卷267，第8704；8725-8726页；卷268，第8746、8752页。
[32]参见王赓武：《五代时期中国北方的权力结构》，第121-124页；毛汉光：《五代政治延续与政权转移》，第442页。
[33]《旧五代史》卷8，第113-115页。
[34]朱友贞统治期间，史官编成《太祖实录》。见《旧五代史》卷18，第250页。对五代时期史书撰述的深入讨论，见王赓武：《<旧五代史>和五代时期的史书撰作》，《亚洲专刊》第6卷第1期（1957年），第1-22页。
[35]《旧五代史》卷10，第145-146页。
[36]几次重大的内变，包括：915年，魏博军哗变；918年，兖州守将叛投李存勗；920年，河中节度使叛乱；921年，陈州刺史谋反。见《通鉴》卷270，第8834页；卷271，第8854、8865页。
[37]《旧五代史》卷18，第249页。
[38]《旧五代史》卷23，第311页。
[39]《旧五代史》卷23，第311-312页；《通鉴》卷269，第8800页。
[40]《通鉴》卷270，第8822页。
[41]《旧五代史》卷9，第132页。
[42]《通鉴》卷270，第8822页。
[43]赵巖是后梁大将赵隼（824-889）之子，娶梁太祖之女。见《旧五代史》卷14，第195页。
[44]《旧五代史》卷27，第366、370页。《通鉴》卷263，第8572页。
[45]《旧五代史》卷29，第403页。
[46]《旧五代史》卷10，第151页；卷29，第407-408页。《通鉴》卷272，第8893-8894页。
[47]《旧五代史》卷10，第151页；卷18，第249页。
[48]《旧五代史》卷10，第151页。
[49]《旧五代史》卷31，第428页。
[50]《通鉴》卷272，第8908页。
[51]《通鉴》卷272，第8906-8907页。
[52]《旧五代史》卷133，第1752页。
[53]《旧五代史》卷70，第929-930页。
[54]《旧五代史》卷57，第766页。关于后唐时代枢密使权力的进一步讨论，见苏基郎：《五代的枢密院》，《食货》（复刊）1980年第10卷第1-2期，第5-8页。
[55]《旧五代史》卷56，第766、772页；王钦若：《册府元龟》卷314，第15页。
[56]《旧五代史》卷132，第1740页；卷133，第1757页；卷134，第1783、1792页。
[57] 924年2月，左拾遗赵都上疏李存勗，认为不可“有威以自大”。两个月后，右谏议大夫薛昭文批评皇帝漠视征伐的计划。他认为通过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庄宗可以震慑各路诸侯，使其归顺。见《册府元龟》卷547，第12-13页。
[58]（宋）欧阳脩：《新五代史》卷69，台北：鼎文书局，1985年，第885-886页；《旧五代史》卷133，第1751页。
[59]陶岳：《五代史补》卷4，第7页。
[60]《旧五代史》卷133，第1751-1752页；陶岳：《五代史补》卷4，第7页；《通鉴》卷272，第8910页。
[61]《通鉴》卷273，第8912页。
[62]《通鉴》卷273，第8934页。
[63]《通鉴》卷273，第8932页。
[64]例如，李存勗任命的宰相豆卢革、韦说和卢程，都是不学无术之辈。其人平庸无能之举，见《旧五代史》卷67，第883-888页。
[65]对李存勗政权的进一步研究，见毛汉光：《五代政治延续与政权转移》，第401-403页。
[66]《旧五代史》卷57，第766页；《通鉴》卷273，第8914页。
[67]《通鉴》卷274，第8949-8950页；《旧五代史》卷73，第965页。
[68]《通鉴》卷272，第8910页。
[69]《旧五代史》卷135，第1808页；《通鉴》卷272，第8909页；卷273，第8931页。
[70]《旧五代史》卷57，第768页。
[71]后唐*队军**用了75天便拿下四川，见《旧五代史》卷33，第460页；卷57，第769页。
[72]《新五代史》卷12，第251页。
[73]《通鉴》卷274，第8952-8955页。
[74]《通鉴》卷274，第8956-8957页。
[75]李嗣源在讨论自己政权的国号上，表现出对唐朝传统的无知，他继续以“唐”为国号，仅仅是因为要延长李克用家族的统治。见《通鉴》卷275，第8982-8983页。
[76]930年2月，李嗣源南郊祭天，但也仅行此礼一次而已。见《旧五代史》卷41，第560页；《新五代史》卷6，第61页。
[77]例如，926年5月，三千士卒被阖家诛杀于汴梁。11个月后，又有三千五百人被杀于邺都。见《通鉴》卷275，第8986-8987页；第9004页。
[78]李嗣源告诉自己的儿子，他不通什么儒家经典。见《北梦琐言》卷19，第133-134页；《新五代史》卷15，第163页。
[79]《新五代史》卷6，第58页。
[80]《新五代史》卷6，第66页。
[81]李嗣源死于933年，此后后晋于936年代唐。946年12月后晋为契丹所灭。947年2月，后汉建立。950年，一场军事*变政**结束了后汉的短暂统治，缔造了新朝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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