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历史人物 红顶商人 杭州“万承志堂”创始人
万启琛（1817~1878），字玉芳，号篪轩，江西省丰城三江口后万里（今南昌县三江镇后万村）人。晚清政治家，湘军财务重臣，赣商代表人物之一。
清咸丰四年（1854）投入曾国藩幕中，在军费筹饷和主持盐务方面屡有佳绩，深得曾国藩信赖，遂奏保朝廷，历任湖北督粮道、安徽按察使、江苏布政使和江宁布政使，官至正二品，顶戴花翎。
万启琛父辈以药材发家成为“江右商帮”巨贾，受此影响，其在亦官亦商的职业生涯里展现出商业才能，涉足盐运、棉花等行业，积累丰厚家底，曾国藩在日记里感叹：“渠家百万之富”。清光绪元年（1875），万启琛承接父辈开设药馆济世救人遗志，在杭州创建“万承志堂”，与同城同期胡雪岩开办的“胡庆余堂”瑜亮一时。
万启琛祖居地系江西省千年古镇三江，人杰地灵，族人后裔有新中国第一位女省委书记万绍芬同志。现今万启琛直系后人分布于浙江、江苏、四川、台湾等省和海外地区，多从事医卫、文化、艺术、教育领域工作，有颇多建树和成就。
江西南昌县三江镇后万村位置（来源：百度地图）
后万村俯拍图（来源：“江西风景独好”公众号）
人物生平和功绩
富商家庭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万启琛出生于江西省一个富有的药商家庭。父辈受“樟树药帮”、“建昌药帮”浓厚氛围影响，投身传统中医药行业，经营有方，获利巨大。后在南昌城高升巷（今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附近）购置大量土地，修建公馆、园林，形成“万家花园”。据后人万德菊回忆，直到抗战爆发前，该处仍存留有深宅大院，“院门像北京王府大门一般，房屋高大宽敞，内有酒窖，还能找到百年陈酿，香浓醇厚，另有银窖，但已无银子”。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来源：干部培训网）
万启琛在这样的富商家庭中成长，衣食无忧，接受良好教育，按部就班参与科举考试，先后获得监生、举人功名。虽在其后未能考取进士，幸而家族产业日益壮大，慢慢跟着学习经商门道，逐渐成为此中行家里手。
入幕从仕
清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太平军一路北上，席卷长江中游流域，江西罹于兵燹之灾，特别是南昌守城战况之惨烈，触目惊心。在坚守的三个月时间里，楚勇湘兵的无畏表现给万启琛留下了深刻印象，促使其人生也发生了重大转折。
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适时。清咸丰四年（1854），饱读诗书的万启琛在“治国平天下”儒家传统观念引领下，毅然投入新崛起的湘军阵营曾国藩幕中，践行报国之志。曾氏作为地方武装出身，长期掣肘于粮饷军费困局，此时万启琛的到来，无疑为其增添强军之翼。随后在湖北等地的劝捐工作中，万启琛发挥早年经商中建立的人脉商脉优势，为劝捐工作立下汗马功劳，成为曾幕中财务经营的核心人物。
劝捐作为湘军早期一种筹饷方式，得到官员士绅们的支持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收效不佳，湘军军费缺口一直较大。随着战局进一步紧张，曾国藩和万启琛等幕僚利用厘金、盐税方式自筹资金，最终基本解决了军饷急需。在曾国藩幕僚中，筹饷人员是最能得到他大力奏保朝廷的对象，因此万启琛凭着出色的财务能力得以平步青云，从仕登阶：
清咸丰五年（1855） 湖北督粮道
清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初八日 署理安徽按察使
清同治二年（1863）正月初一日 任安徽按察使
清同治二年（1863）三月十八日 任江苏布政使
清同治二年（1863）十二月初九日 任江宁布政使
清同治四年（1865）八月初十日 因病卸任
从清咸丰三年（1853）到同治三年（1864），前后十二年的时间内，湘军从无到有发展成为十二万人的庞大队伍，消耗军费据申报户部数据显示“前后用饷银三千万两”，如此巨额资金远超曾国藩个人能力所及，筹款成了比打仗更重要的头等大事，其幕府中三分之二的属僚均直接参与筹款工作，而万启琛又是其中佼佼者。据清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奏折：“六年，（万启琛）委赴浙省招商督运，先后运盐三万五千余引。嗣经浙江抚臣晏端书奏准留浙差委，又筹运饷盐六万七千余引。统计浙西两局，该员经手征收饷盐银八十余万两”，从该折可看出仅一个“浙盐运西”差事，万启琛就为曾国藩解决近百万款项，力度之大，贡献之多，堪称曾国藩“钱袋子”。
创设药馆
在督办“浙盐运西”过程中，万启琛与杭州结缘，卸任后便有迁居杭州的想法。曾国藩知道后，将当时杭州城内东抵佑圣观路、西达义井巷、北接长乐里、南至柴木巷的一处豪宅慷慨赠之，以回馈这位老友对自己多年的鼎力支持。
杭州自南宋以来，传统药业十分繁庶，药材丰富,药市红火,药店林立。在这样的氛围中，万启琛承接父辈利济苍生开设药馆之夙愿，于清光绪初年（1875）创建“承志堂”，因是万家人创办，世称“万承志堂”。万承志堂始建于杭城清泰街附近（即柴木巷到义井巷一带，佑圣观路和九曲巷的中间位置），药馆门面高广气派，整个占地面积约有3000平方米，馆内后堂还设有自己的养鹿场。
万承志堂在传承中注重慈善，注重社会责任。万启琛立下规矩：“药馆必须昼夜配方卖药，对贫困病人一律免费送药；同时对贫穷危难之人另布施钱财，以表慈善之心。药馆的盈利，除维持本馆日常开销外其他均用来布施贫病平民，同时支持教育公益事业，不准挪作他用。”万承志堂每年对“宗文义塾”（今杭州市第十中学）都有不少数目的捐助，相关情况在《武林坊巷志》和《杭十中（宗文）历史印谱》中均有记载。这种慈善诚信的做法让万承志堂在杭城口碑越来越好，名誉威望高企，生意兴隆。
近代百余年风云变幻，万承志堂也随波起伏，一度湮没于历史岁月中。2004年，浙江省、市政府部门批准恢复百年名馆“万承志堂”，2011年3月，国家商务部授予其“中华老字号企业”称号。百年名馆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以严格的药材品质标准，赢得客户广泛美誉，并打造出多项特色专科品牌。2015年8月13日，万承志堂在新三板挂牌上市，代码833263。
万承志堂（来源：百度百科）
传闻轶事
清光绪初年某日深夜，万启琛家人突发急症，于是赶快派佣人去胡雪岩的庆余堂配药，谁料伙计以夜间不营业为由不予售药，争吵中仗着财大气粗还嘲讽：“你们万家有钱有地，有本事自己开药铺去。”佣人立马跑回去诉苦，万启琛听后正准备发火，但转念一想：“莫非真的看我万家开不起药店？家传手艺可不能白白荒废了。”这一激，使万启琛有了开设药店的打算，这便是传说中万承志堂的由来。
与曾国藩交往的部分记录
清咸丰五年（1855）七月初六日曾国藩奏折《万启琛留办饷盐局片》：“再，新选湖北督粮道万启琛，上年随同在籍刑部侍郎臣黄赞汤劝捐炮船、军饷，最为出力，曾经奏奉恩旨交部议叙。本年三月，臣国藩奏请借行浙引，拨盐抵饷，派万启琛协理西省盐运事件，旋经户部议复，奉旨允准亦在案。兹接据部文，万启琛新选湖北督粮道，例应即赴新任。惟查浙盐充饷，事属创举。该道廉明详慎，办理易于就绪，欲改行奏派，一时实乏得力之员，相应请旨敕下吏部查照，留万启琛在樟树镇总局协理盐饷事件，暂缓赴湖北粮道之任。谨会同侍郎臣黄赞汤附片奏闻。谨奏。”（万启琛甫一进入曾国藩幕中，就在劝捐筹饷过程中展现出突出能力，因此曾国藩为进一步解决军费紧张的问题，于清咸丰五年提出“以盐抵饷”新举措时，首先想到的得力人选正是万启琛。）
清咸丰九年（1859）三月十一日《与万篪轩》：“尊体违和已逾年余，人言阴阳俱亏，须施峻补之剂；鄙意阁下春秋方盛，当非纯补所能奏功，恐有风寒忧郁，夹杂其中，久病之后，自未可用克伐寒凉之品，何不概停百药，静养数月，徐察端倪，宜占勿药之喜。贱躯近服补剂，幸托安适，惟目光眵昏，未易调理耳。”（曾国藩崇尚“不信医药”家训，力避过度医疗，在与万启琛交流病理调治时，也不忘推广此理念。曾氏家风影响甚广，如四川作家艾芜家族也同样依循“早起、务农、疏医、远巫”四宝家风。）
清咸丰十一年（1861）六月十一日《复万篪轩》：“春间蒙惠手缄并赐参枝珍药，少荃于四月之杪乃行寄到。旋又以蒲节远辱瑶简见逮，阙然不报，内疚无似。盖不欲以记室泛辞上尘清听，而贱躯为湿热疮疥所困，终日奇蛘，不克执笔。公私废阁，弥月于兹。自今春以来，艰难万状。逆*党**之救援安庆，其取势乃在千里以外。江西被陷一郡五属，湖北被陷二郡十一属，皆所以掣官军之势，解安庆之围。论者多思撤皖围之兵，回顾腹地之急；又有谓宜弃皖南祁、黟等县，敛兵退保江境者。鄙意皖围弛，则江北之贼一意上犯鄂境；祁、黟退，则江南之贼一意内犯抚、建，故始终仍守原议。今幸徽州已复，安庆贼粮垂尽，可望得手。惟瑞、奉、武、义毗连，鄂南诸县一片逆氛，生民涂炭。鲍军人援，屡催不到，水深火热，惭无以对珂乡父老耳。”（安庆之围是曾国藩一生中最关键的战役，尽管局势极不明朗，他仍然坚持己见锁定安庆，并在此信中将战略考虑和盘托出，与万启琛推心置腹，阐明其中思路要义。）
清同治元年（1862）九月十八日《曾国藩日记》：“午刻，万篪轩来，久坐。”（时局已进入攻坚阶段，两人久坐长谈，离不开关心的话题。）
清同治二年（1863）正月初四日《致万启琛》：“*药火**库即借用贡院砖瓦，赶紧兴造。”
清同治二年（1863）二月初六日《致万启琛》：“安庆城内外防守，祈诸阁下及早布置。国藩亦迅速归省。*药火**最为行军根本，各库须赶紧修造，派委妥人守之。”（前线耗费*药弹**巨大，曾国藩有意在安庆兴建*药火**局，重任自然落在安徽按察使万启琛的肩上。）清同治三年（1864）三月《致万启琛》：“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知人之道，总须多看几次，亲加察看，方能得其大概。凡有缺有差之员，尚可因事考成，若无缺无差者，非常常接见，何由识其短长？”（向万启琛亲授识人用人之道。）
清同治四年（1865）三月十六日曾国藩批牍《批江宁万藩司启琛等禀缕陈善后局前后报销由》：“据禀已悉。嗣后按月造报，则眉目易清，应省之处，亦可随时裁减。凡治大事，以员少为妙。少则薪资较省，有专责而无推诿;少则必择才足了事者，而劣员不得滥竽其间;少则各项头绪悉在二三人心中手中，不至丛杂遗忘。多则反是。总之，为事择人，则心公而事举，为人谋事，则心私而事废。该局冗员稍多，以后大小事件，须各有专责，一一吹竽，则渐有起色矣。缴。”（湖湘学派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贯穿于曾国藩的经营之道，人事、财务无一不是严苛要求，万启琛在这样的环境中所学良多）
清同治六年（1867）十一月十七日《曾国藩日记》：“与篪轩偶谈家常，渠家百万之富，而日用极俭。其内眷终年不办荤菜，每日书房先生所吃之荤菜，余剩者撤下则内室吃之；其母过六十后，篪轩苦求，始准添荤菜一样。今乱后而家不甚破，子孙俱好，皆省俭所惜之福。余有俭之名而无俭之实，深为愧惧。”（万启琛家族世代重视门风，俭以养德，经历大乱之世不仅能守住祖业，还开创出福泽四方的著名药馆“万承志堂”，正应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句古话）
挽曾国藩联
清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曾国藩病逝于南京，万启琛撰送挽联，收录于《曾文正公哀荣录》：
系安危之重 为社稷之臣 功名百世 将相一家 接轸起群英 幕下同僚多节钺
出大贤之门 许急流之退 忧患相从 勘平亲睹 骑箕惊此日 风前老泪满江湖
对南昌地名的影响
万启琛家族在南昌居住地旧名为“高升巷”，相传此地“原为明朝太师严嵩府邸的后门，为求高升，下属官员从后门给严府送礼，来者络绎不绝，因此得名”，实则从严嵩得势的嘉靖年间到清朝末年，期间已逾三百年，南昌各处房产早已查封改造，修作他用，历史面貌难寻其踪迹。倒是“高升巷”一名始见于同光之际，此时正是万启琛炙手可热的高光时刻，作为当时该区域走出来的官衔最高者，影响力正适合“高升”二字，其读书就仕的文化内涵甚过于严府卖官鬻爵的消极意义。“高升巷”附近的“友竹花园”，原本是“万家花园”遍种修竹形成的竹园，这也是万启琛表字“篪轩”的由来。南昌城里旧地名“高升巷”和新地名“友竹路”，两个源自“万家花园”的街道名称折射出彼时南昌城里一代望族的内敛光芒。
关于万启琛个人生平的考订
一、万启琛又被称为“万嗣轩”，实际是其自号“篪轩”的近音，进而出现讹写。在清宫档案和曾国藩日记信札奏折中，均写为“篪轩”。
二、万启琛出生年份，官方记载为嘉庆二十二年（1817），有资料写作1822年，实则是把嘉庆二十二年误为公历。
万启琛去世年份没有官方记载，不过在晚清丁福保著《六道轮回录》中有“江西万篪轩方伯，寓居杭州，光绪四（一八七八）年，以病卒”记录。丁福保作为晚清江浙地区藏书大家、书目专家，相关记载具有一定权威性。另根据曾国藩信札记载，万启琛清咸丰七年（1857）就患病未愈，一直拖延数年，至同治元年（1862）仍在服用补剂，最终于同治四年（1865）不得不因病离开工作岗位，终止仕途，因此其去世时间定为丁福保所载光绪四年（1878）是合乎个人身体健康状况的。个别资料将其去世时间写作1898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应是光绪四年的讹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