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共品之《乡土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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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好书推荐
上次给大家推荐费老的《生育制度》，这次继续推荐费老的《乡土重建》。费老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由于时代局限，有些内容免不了过时，但是作为聪明的读者，不是要对前人的著作里“挑骨头”，而是要从书籍里涨智慧。个人觉得，通过读费老的书，能够激发对农村问题的思考，对于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往往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这应该也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担当的使命吧。
二、作者简介
费孝通（1910一2005），江苏吴江人。1920年进入苏州振华女校读书。社会学家。1924年考入东吴大学附属一中。，1928年就读于东吴大学医学预科。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成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及人类学系研究生。1936年获公费留学资格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院学习人类学。1938年获哲学博士（社会人类学）学位。
回国后，先后在云南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授。1942年加入民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政协常务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副院长，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第六届政协副主席，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国家民委顾问等。
三、内容简介
《乡土重建》共十六篇专题文章（包括一篇后记）对农村经济政治文化方面进行重建。很多新语词透出自己对农村重建的洞察与思考，值得我们回味。
最近看书有一种心得，观个人，看到的更多的是个性，观历史，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性。人性这东西，无所谓好坏，都想做好人，但都是凡人，能够集众人之私以成众人之功真的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能力，在乡土重建问题解决上更是如此。
首先是文化问题。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最持久的。正是各种文化固话，价值观念僵化，使得几千年的农村很难有大的变化，无论朝代怎样变化，农村面貌依旧。“认识局限限制人们选择”，认知就达到那种地步，孙悟空为什么翻不出如来的五指山，眼界问题，自己认为飞的够远，但是在如来看来，还没飞出五个手指之外。记得考研英语讲师陈正康说过一个笑话：同学们，等你们考研成功了，以后兴旺发达了，豆浆一下子买两杯，喝奶再也不用*奶舔**瓶盖。好滑稽的段子，但是在贫穷拙劣之人看来，这就是富裕生活的样子。农村讲究知足常乐，好事就称为有福，坏事就说是时运头不好，就该倒霉，谁也没办法。农村人信天信神，以此来摆脱对不可预测灾难的恐惧，更是当成一种寄托。谁有不说是受到伦理文化的影响，让人做好人好事，说什么“好人好报，坏人坏报，不是没报，时机未到。时机已到，坏报必报。”农村人总爱给自己创造一个神，什么“人在做，天在看”，人头上的青天成为无所不能的神，好事在于它，坏事还在于它。正是这种心理，也很方便统治者的管理，只要有田地，不至于饿死，就会安分守己。
其次关于农村政治，特别是基层行政的僵化，费老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费老认为民国期间，基层行政僵化源于破坏了原有的绅士制度，造成“*轨双**制”的破坏。*轨双**制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政治运行模式，*轨双**制的破坏最重要的是对自下而上反馈机制的破坏。确实，行政效率提升在于上下内外联动，一味的只关注上而没有考虑到下边的情况和问题，就会造成基层政府办事效率低下，甚至是行政僵化。农村再也没有三老豪杰，现在稍微有能力的人都会出去，在大城市发展。费老提到城市对农村的人才冲蚀作用，好多农村走出的知识分子都走了，回不来也不愿回来。原先知识分子在农村的崇高地位、社会教化作用大大降低，社会风气也发生了变化，恶风陋习也有回升。现在别说留不住年轻人才，老龄人士也不会待在农村，或许只有百年之后才能让自己骨灰回家乡安葬。
最后是经济。经济是国家的命脉，农村经济更是农村的命根子。但是农村只是一味的种庄稼，仅凭卖农作物发家致富很不现实，至少以现在每家每户小块经营很难。费老提出要振兴农村工业，个人觉得这个工业应该是农产品加工产业以及其他小投资的轻工业，最好是单个家庭或者单一家族可以办的起来的工业产业。村集体企业很难有大的突破。不是说农民没有钱的问题，关键在于人才与参与热情的问题。对于村民来说，家庭才是他们最信任可靠的单位，乡村对于他们没有太大吸引力，他们对乡村的依赖也越来越小。
基层问题是矛盾最尖锐，涉及利益最多，稍有不慎，就会增加干群矛盾，甚至引发冲突。要想实现乡村振兴，文化价值观念是关键，文化下乡势在必行，不断唤醒人民当家做主意识；*党**的领导是核心，理论学习必须深入，不断加强*党**员理想信念教育。中国不仅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还需要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农村建设需要的是情怀，也离不了奖励。
四、名句荟萃
费孝通《乡土重建》摘抄笔记
1.任何对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总难免流于空泛和偏执。空泛，因为中国具有这样长的历史这样广的幅员，一切归纳出来的结论都有例外，都需要加以限度；偏执，因为当前的中国正在变迁的中程，部分的和片面的观察都不易得到应有的分寸。
2.成套的原因是在：团体中个人行为的一致性是出于他们接受相同的价值观念。人类行为是被所接受的价值观念所推动的。在任何处境中，个人可能采取的行为很多，但是他所属的团体却准备下一套是非的标准，价值的观念，限制了个人行为上的选择。
3.位育是手段，生活是目的，文化是位育的设备和工具。
4.中国传统处境的特性之一是“匮乏经济”（ economy of scarcity）正和工业处境的“丰裕经济”（ economy of abundace）相对照。我所说的匮乏和丰裕，并不单指生活程度的高下，而是偏重于经济结构的本质。匮乏经济不但是生活程度低，而且没有发展的机会，物质基础被限制了；丰裕是指不断的累积和展，机会多，事业众（我在初访美国》中有较长的说明）。
5.知足是欲望的自限。
6.中国人口的庞大实在是农业经济所造成的，在利用人力和简单的工具去经营农业的时代，这也许是不能避免的现象。
7.生产是季候性的，消费却是终年的事。
8.农业里所应用人力的成分愈高，农闲时失业的劳力也愈多。这些劳工自然不能饿了肚子等农忙，他们必须寻找利用多余劳力的机会。人多事少，使劳力的价值降低。劳力便宜，节省劳力的工具不必发生，即使发生了也经不起人力的竞争，不值得应用。不进步的技术限制了技术的进步，结果是技术的倍顿。技术停顿和匮乏经济互为因果，一直维持了几千年的中国的社会。
9.尊荣享受所给的对象是个人，幻灭是社会的混乱。这史实，这教训，这领悟，凝成一种态度，知足安分；一代又代，知足安分的得到了生存和平安，谁能否认这不是处世要决？
10.社会结构本是人造的，人造的东西都可以是一种艺术。社会也可以是一种艺术。身份安排定当，大家安分地生活下去，人生的兴越就在具中一“吾兴点也。
11.快乐是人生的至境，知足是达到这境界的手段。
12.我所想的是指出知足、安分、克这一套价值观念是狈传统的匱乏经相配合的。共同持着这个技术停顿、社会静止的局面。
13.礼，依我以上的注释是依赖着相关各人息动地承自己的地位，并不是法。法是社会加之于各人使他们遵守的轨道。
14.用普遍社会学的名词来说：积极的和自动的合作需要高度的契治，契治是指行为前提的不谋而合，充分的会意；这需要有相同的经验，长期的共处，使各人的想法、做法都能心领神会。
15.我在论匮乏经济时曾指出一种循环：劳力愈多，技术愈不发达，技术愈不发达，劳力也愈多；在丰裕经济中也有一种循环；科学愈发达，技术愈进步，技术愈进步，科学也愈发达。到现在至少已有一部分人感觉到，科学发达得太快，技术进步得太快，人类已不知怎样去利用已有的科学和技术来得到和平的生活了。这两种循环比较起来，前者已造成人类的贫穷，后者已造成了人类的不安全，都可以说是恶性的。
16.我在上面已说过社会完整的意思。在完整的社会里社会所要个人做的事，养孩子，从事生产，甚至当兵打仗，个人会认真地觉得是自己的事。这就是我所谓“个大觉得和团体相合”的意思，要使人对于社会身份里的活动不感觉到是一种责任，而是一种享受孔子所谓“不如好之者”的境界一一至少要先使人对于他所做活动和自己生活的关系有认识；活动、生活、社会三者要能结合得起来。这里，在我看来，必须要一个完整的人格，就是个人的举一动都得在一个意义之下关联起来，这意义又必须要合于社会所要求于他的任务。
17.自给自足得到的固然是安全，但是代价是生活程度更没有提高的可能。回复到原始的简陋生活，自然不是解決中国经济问题的上策。
18.中国的经济决不能长久停在都市破产、乡村原始化的状态中；尤其是在这正在复兴中的世界上，我们的向后转，可能在很短时间里造成经济的陷落，沉没在痛苦的海底。
19.乡村和都市应当是相成的，但是我们的历史不幸走上了使两者相克的道路，最后竟至表现了分裂。这是历史的悲剧。我们决不能让这悲剧再演下去。这是一切经济建设首先要解决的前提。
20.“城”墙是统治者的保卫工具，在一个依靠*力武**来统治的政治体系中，“城”是权力換象征是权力必需品。
不论附属于“城”的工商业怎样发达，在以地主为主要居民的社区里，它的特性还是在消费上。这些人口之所以聚集的基本原因是在依靠政治以获得安全的事实上。
21.要中国的经济霍然崩溃我想是不太可能，但是拖却拖不出繁荣倒是一定。小农经济不会崩溃只会瘫痪。瘫瘓是慢性的，逐渐声加深的。慢性和逐渐加深的病并不是轻症。医生和病人都最怕这种深入每个细胞的瘫痪。在病人说，急性的病，就是不治，痛苦也受得少；瘫痪才是活受罪。在医生说，急病一定求治得早，开刀上药还来得及，慢性的瘫痪要使病人了解非求医不成时，大概已深入膏育，不能治了。
22.在这种小小的生产细胞中，不但消费可以自给，生产要素也是高度的自给。劳力是靠自已下田，必要时和别人换换工。劳力的自给更加强了农业经济的韧性。
23.农民可以黏紧在土地上，以降低生活程度为手段去开垦不太有利的土地，还是以能免于一死为条件的。我充分承认在中国人命确已如草芥，但是求生的努力还是一切活动的动力。如果这一点都不能给他们，他们并没有理由真的爱土如命，还是不背放弃土地，不让土地荒废的。
24.这沉疴是愈拖愈深了。眼看一个一个细胞在破坏，眼看生产部门，一门一门在封闭，而大家还是在拖，一直要拖到没有了健全的、生产的细胞为止，那时候：即使有机会改弦易辙，想走上建设的路，每一个零件都已经腐败了的机器是用不成了的。瘫痪是在腐蚀生产的能力，比了生产停顿的经济崩溃严重得多。
25.不论任何性质的政府，也不论政府有任何政策，如果让贪污和无能腐蚀了行政效率，一切都是落空的，国事只有日趋恶化，这一点已没有人否认。
26.如果政府里的负责人真挚地觉悟这有关国家生存的严重暗疾是一个社会和文化问题，他们就应当明百，一两道命令决难见效，必须准备痛下决心在社会和文化各方面力求适当的改革。
27.不论任何统治如果要加以维持，即使得不到人民积极的拥护，也必须得到人民消极的容忍。换句话说，政治绝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人民的意见是不论任何性质的政治所不能不加以考虑的，这是自下而上的轨道。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轨双**形式。这在现代民主政治中看得很清楚，其实即是在所谓*制专**政治的实际运行中也是如此的。
28.我们以往的政治一方面在精神上牢笼了政权，另一方面又在行政机构的范围上加以极严重的限制，那是把集权的中央悬空起来，不使它进入人民日常有关的地方公益范围之中。
29.自治团体是由当地人民具体需要中发生的，而且享受着地方人民所授予的权力，不受中央干涉。于是人民对于“天高皇帝远”的中央权力极少接触，履行了有限的义务后，可以鼓腹而歌，帝力于我何有哉！
30.皇帝无为而能天下治的原因是有着无数这类团体遍地地勤修民政，集权的中央可以有权无能，坐享其成。
31.政治是生活的一部分，政治单位必须根据生活单位。生活上互相依赖的单位的性质和范围却受着很多自然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所决定。我们绝不能硬派一个人进入一个家庭来凑足一定的数目。
32.乡村里有声望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放弃地方立场加入行政系统，较为合算。他当了保长之后还是可以支配地方自治事务。但是事实上，他的地位改变了，因为他不能拒绝上级命令，不能动用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这类地方也就完全成了下情不能上达的政治死角。受不了时只有草命了。
33.而事实上新的机构并不能有效地去接收原有的自治机构来推行地方公务，旧的机构却失去了合法地位，无从正式活动。基层政务就这样僵持了，表现出来的是基层行政的没有效率。
34.依我在上边的分析，也许可以看到，基层行政的化是因为我们一方面加强了中央的职能，另一方面又堵住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把传统集权和分权，中央和地方的调协关健破坏了，而并没有创制新的办法出来代替旧的。我们似乎有意无意地想试验政治单轨制。一个历史上从没有成功过的方式，目前所遭遇的政治上的严重局面，也诉值得我们彻底自省，及早改变这企图了罢。
35.如果要用这些名词，我还得先加说明：宪法是限制政府权力的契约，订立这契约的是人民和政府两造。民主是表达人*意民**见的方法和代表*意民**的机构。在这样的定义下，我可以说加强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来防止权力的滥用就是民主和宪法了。
36.我很羡慕英国乡村里有这些退体回村的专家们，和不在麻将桌上消耗时间而愿意在乡间做“义务车夫”的太太们。这些人物如果允许我把他们包括在“绅士”一类中，我愿意把地方自治的前途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37.我并不是个迷信“人民”的人我承认经过几千年*制专**政治压迫下来的中国老百姓，政治程度是极低的。他们怕事，他们直从，这些都可以是事实。中国现代化的需要不是基层老百姓所自*党**，即使觉到了生活不能这样下去，也不事实中得出来的结论却不是加强远离老百姓的中央权力，而是，相一定知道怎样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些我也充分承认，但是我从这些反的，应该在基层自治事务中去加强启发和领导作用。
38.在这现行的机构中，中央尽管有良法美意，一到最后执行者手上，就会变成扰民的举动。即使假定创立现行保甲制的用意是为了要增加行政效率，结果却是欲速不达，反而使基层行政沦于僵化。
39.中央集权并不是说地方上的事由中央代办，真正做地方上事务的还是地方上的人，中央不信托原有在地方上办事的人，而要自己去挑选执行法令的人，结果这些人只会传传命令，事情办不成；或是借着中央所授的权力在没有乡谊的人群中为非作恶。
40.如果真的想推动老百姓向现代化生活迈进的，在我看来只有把人オ渗透到和老百姓日常生活有关的地方自治事务中去。
所以我说如果真心要改革社会，只有从民间的自治机构入手。
41.人和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感情的联系，一种桑情谊，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中所培养出来的精神。
42.循环愈大，水准愈高；但是能维持任何水准，必须有个循环。采矿式的消耗，性质上是自杀的，自系可以慢性，但终必有枯竭的时限。一个健全的和能平衡的文化必须站在有机循环的基础上。
43.中国落叶归根的传统为我们乡土社会保持着地方人オ。这些人物即使跃登龙门，也并不忘本；不但不损蚀本乡的元力，送往外洋，而且对于根源的保卫和培养时常看成一种责任。因之，常有一地有了一个成名的人物，所谓开了风气，接着会有相当长的时期，人才辈出的。循环作育，蔚为大观。人才不脱离草根、使中思文化能深入地方，也使人才的来源充沛浩阔。
44.燕先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地方权力变质的经过：最初是贡老爷，继之是洋秀オ，最后是团阀。为什么会这样变质的呢？那就引到了我在本文中所提到的损蚀和冲洗过程了。以前保留在地方上的人才被吸走了；原来应当回到地方上去发生领导作用的人，离乡背井，不回来了。一期又一期的损蚀冲洗，发生了那些渣滓，腐化了中国社会的基层乡土。
45.他们“已经回不了家”是不愿，也是不能。在没有离乡之前，好像有一种力量在推他们出来，他们的父兄也为他们想尽方法实现离乡的梦，有的甚至为此卖了产业，借了债。大学毕业了，他们却发现这几年的离乡生活已把他们和乡土的联系割断了。且不提那些正在被战事所蹂躪的区域，就是在战区之外的地方，乡间也是容不下大学毕业生的。在学校里，即使什么学间和技术都没有学得，可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却必然会起重要的变化，足够使他自己觉得已异于乡下人，而无法再和充满着土气的人为伍了。言语无味，面目可僧。即使肯屈就多里，在别人看来也已非昔比，刮目相视结果不兔到家里都成了个客人，无法住下去了一这是从个人的感觉上所发生的隔膜。城乡之别在中国已经大异其趣，做人对事种种方面已经可以互相不能了解，文化的差异造下了城乡的解组。
如果有大学生真的回乡了，他向哪里去找可以应用他在大学里所学得的那一套知识的职业呢？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可以，大才无法小用也可以，事实上，大学并不是为乡土社区造人才的。现在的教育是传授新知识的，所谓新知识，其实就是从西洋来的知识。这本来是可以的，知识不应分国籍，我们目前正应当赶快现代化，要现代化就得输入西洋文化M乡间的传统正待改良。新知识正是改良的方案。但是一个乡间出来的学生学得了一些新知识，却找不到一条桥可以把这套知识应用到乡间去；如果这条桥不能造就，现代的教育，从乡土社会论，是悬空了的，不切实的。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
46.从这方面说，现在这种教育不但没有做到把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反而发生了一种副作用，成了吸收乡间人オ外出的机构，有点像“采矿”，损蚀了乡土社会。
47.都市和乡村是必须来回流通的。美国都市的工业依靠广大农村作市场。农村的损蚀固然乡下人先遭困乏，但是困乏的乡间也会引起都市的恐慌。
提倡都市化是不错的，但是同时却不应忽视了城乡的有机联系。如果其间桥梁一断，都市会成整个社会机体的癌，病发的时候城乡一起遭殃。中国却正患着这病症，而且，依我看来，目前正在病发的时候了一表现出来的是乡间的经济瘫痪和行政僵化，都市的经济恐慌和行政腐败。
48.社会性的损蚀作用同样会引起类似冲洗的人口*亡流**。损蚀作用中所带走的还有选择：最早离乡的多少是自动的，在经济地位上说是较富的，在教育程度上说是较优秀的。财富和人才离了乡，再加上了都市工业势力的压迫，农村开始穷困，小康之家降而为穷户，穷户就站不住脚，开始离乡；但是在乡间至少还有个中坚阶层足以维持一两极的移动多少是都市化过程中对农村所发生的一般影响。这两极也就是都市中劳资阶层的来源。
49.可是由这种人物所激起农民的仇恨，却逐渐形成一片火海。虽则明知这火海里并没有人得到便宜，但是到这程度，好像泥土里没有了草根，水愈聚愈多，最后必然会造成决堤的洪流。
50.历史并不常是合理的，但是任何历史的情境中总包含着一条合理的出路，历史能不能合理发展，是在人能不能有合理的行为。一个被视为“书生”的人，有责任把合理的方向指出来，至于能不能化为历史，那应当是政治家的事了。
51.如果特权阶层不自动的放弃特权，在和平的情势中获取另外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就将被迫放弃特权，在*力暴**的运用里，损失最大的也就将是这个阶层。
52.中国地主阶层踟不进，因循苟且，不能毅然在工业里自谋合理的出路，有外在的原因是西洋雄厚的工业势力和复杂的国际政治，这方面已经受到注意，我不必在这里多讲。我在本文里想提出来的将偏重于内在的原因，那是地主阶层的生活方式、理想、抱负和知识所给予他们的東缚。
特权所给人的享受会向灵魂深处索取它的代价。它腐蚀握有特权者的个人的志气，它也腐蚀维持这特权的社会的活力。这可能说是上帝的公平，也可以是历史的公律。特权阶级的生活只要现状不变就能维持，因之在心理上憎恶变革，保守是他们根据阶层利益而养成的精神，在土地制度里获得特权的阶层保守的精神更是牢固。
53.当我着手分析社会上寄生性的特权阶层时，也不免常引起这种感觉；他们的生存和紧荣不是靠他们个体的能力，而是靠着微妙的制度上的搭配。因之，他们对制度上的变革必然是厌恶的，保守性也特别强。
54.厌恶及贱视和具体事物的直接接触和运用，使这种人对自然现象缺乏感情上的爱好。中国的文人特别不惯用手去抚弄物件高贵的姿态是把双手放在袖子里。
55.西洋的所谓享受是以能使用的物资的多少来衡量，而中国传统却以使唤的人数作标准。
56.技术的改变，不但会影响工业的区位，而且会改变工业组织的结构和财富的分配方式。新技术常会成为少数人的特有机会，造成社会新的分化形态。
一个技术如果不能配合在人民的需要里，作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之用，被冻结还算是幸事。
57.技术上的可能并不就等于经济上的值得。
58.数千年来没有受教育机会的农民和现代技术之间必须有一个桥梁，这桥梁不能被利用来谋少数人的利益，而必须是服务性的技术专门学校可能是最适当的桥梁，
参加该省农业改良工作；设立乡村服务站供给当地农民的咨询和研究各地的改良方案
59.饥寒线之下进节约是残酷的。
人类承受痛苦的能力，往往超出人类自己的想象，尤其是这种忍受是在有一种光明的希望作支持的时候。
60.在不饥不寒的水准之下要求人民节约是对不起人民，在不饥不寒的水准之上生活是对不起国家。
61.我们得承认人基本上是自私的，在达到了不饥不寒的水准之后，他们的欲望并不会就满足的，达到了这水准还有余力时，自然有一个趋势就是要增加享受。
62.我并不是愿意低估我们农民的政治程度，但是比较现实的说，因为曾经有几千年*制专**政治的传统，一下子就希望他们担负现代国家公民的责任，去监督政府的行为，似乎是不近于事实的。在人民尚没有能力来控制政府的时代，把政府的权力扩大，必然会引诱获得权力的人，濫用他的权力。所以在我看来，如果中国有一天真正走上民主的道路，使个政府能向人民负责，受人民控制，在早期，还得设法减轻这政府的事务，减弱这政府的权力。减轻事务和减弱权力并不是说社会上的事情停顿，而是说让出很多事务和权力来给各种非政府的，直接由地方人民经营的团体去做，去负责。这个广泛的基层民主才是民主政府不致变质的保证。
63.所以为了要保证一个权力不能不向人民服务，还得先由人民控制住这权力，这才是政治上的常轨。
64.动态的看法必须记住生产和消费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是有动机的，也就包括汪先生所谓“光明的希望”。动机决定生产的效率和储蓄的速率。
65.中国乡土社会中，一直到现在，最有力的动机是“创立家业”。在一个天灾*祸人**不断的生活中，安全是主要的企求。中国的农民是现实的，不轻易信任人的；他们把安全的基础筑在自己能力所及的家园。他们为了要得到一方比较可靠的土地，可以劳苦终身。经济剩余的微小，又奖励了他们世代间的累积，一个勤俭起家的农户经常是要几代不懈的努力。
66.集体性的生产和经营还得从每个人体悉了它的利益之后才能有基础。集体生产有了基础，乡土经济才能迈进步。
67.思想这个东西是社会性的，不但得之于社会，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成长，并不能关了门让它坐大。
68.我不是个宗教家敢于承认自己在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启示中得到了真理；我不过是个摸象的瞎子，用自己有限的手掌去摸索我所要知道的对象所不同的是并不敢自以为见了全象而排斥别的瞎子在同二对象上摸索所得的知识，我所希望的是许许多多瞎子所得片面的知识能加得拢来，使我们大家共有的知识能更完全一些，更丰富一些。
我认为应当鼓励的是每个人根据他自己所看得到的说话，各人都能这样，则经验可以加得起来，使每个人都能在讨论中增加他的知识。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看得到全局的，重要的是在不要排斥任何现实的材料，把部分的能逐渐综合起来。
69.文化是一种手段，它的价值在它是否能达到求生的目的、所以文化一离开人使用它的处境也就不发生价值问题，自身没有所谓好或是不好。
70.这也是说，文化的批评必须是相对的，必须从一定的情景中去说的。
71.相反的，这是一切有效改革所必须根据的知识，文化的改革并不能一切从头做起，也不能在空地上造好了新形式，然后搬进来应用，文化改革是推陈出新。
72.于是在《乡土中国》里引申出四种不同性质的权力来：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教化权力和时势权力。民权的意思应当属于同意权力的性质，但是在中国基层的宗族和地方组织中，同意权力的活动极有限，主要的却是教化权力。（段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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