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活120岁。”
医院的白墙上，几个金色的大字熠熠生辉，散发着些许生机。
但来到这里的大部分人都知道，自己生命的终点，已经不远。
建院30年，这里送“走”了近4万老人。平均每天，有3个人离世。死亡在这里，似是常态。
这，就是坐落在北京的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松堂临终关怀医院。
这里面的很多人，可能挨不到2021年的到来。
1987年，世界人口达到了惊人的五十亿，而在中国，当年的死亡人口达到了722万。
死亡，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常态。但如何面对死亡，却很少有人关心。
人们谈死色变，战战兢兢。
同年，李伟在北京的香山脚下开办了松堂临终关怀医院。
院长李伟
临终关怀作为一个名词，源于中世纪，是指为患病的朝圣者或者旅客修建的庇护所。
现代临终关怀运动则将它引申为对垂死病人的一种照护，使病人有尊严地离去。
在医学上，临终有着严格的定义：
“指人在医学上已经被判明无法治疗，将在3～6个月内死亡的一段生命旅程。”
来松堂的，就是这样一群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
这里的第一个病人是院长李伟的邻居。这个42岁的乳腺癌晚期患者，因为化疗倾家荡产。
李伟劝她说，到松堂医院来吧，这里能有她需要的心理关怀和生活照顾。
在这里，她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四个月，最后在爱人怀中平静地离去。
之后，住院的患者越来越多。
他们中的95%，是被各大医院定性为“生命末期”的人，平均年龄82岁，年龄最大的是109岁，最小的才刚刚出生......
“几乎是每天都有（人死亡）吧，每天都会面对死亡。”
在松堂医院，死亡从来不会显得突兀。这么多年，松堂医院的老人一直维持在300多位，最长的一位出出进进陆陆续续地住了15年了，最短的搬进来3个小时就断气了。
不经意间，你会发现某个床位突然被搬空了，不久，又会有新来的老人住下。
生的希望与死的绝望，在这里变得模糊。
松堂的序幕，由此缓缓拉开。
1992年，李伟的医院因租金问题第一次搬家，新地址位于一个社区内。
社区上百个居民堵在医院门口，不让搬来的老人入住。老人们被迫坐在马路边，护士们则抱在一起痛哭，问院长：
“我们是好人吗，做的是好事吗，为什么人们都反对我们？”
居民们则群情愤慨：
“你们是 死人 医院，是八宝山前一站，小区里会晦气死的。”
这场战役持续了4个多小时，老人们直到半夜才住进新病房。而类似的反对，松堂医院在之后的搬家中经历了4次。
“死亡和濒死，在中国文化中被视为晦气。”
我们惧怕死亡，也害怕被人说闲话。
从小就被灌输“好死不如赖活”的道理；但却从没有人教育我们，要如何面对死亡。
松堂的中场，满是荆棘。
每到春节临近，当团聚的气氛开始洒遍大地，医院里，就显得愈发地凄凉。
年底，不到一周的功夫，病房里又多了两张空床铺。
两张床挨着，右边曾经躺着的是一位北大毕业的老人，左边则躺着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
同一个病房里，两个天差地别的的老人有了两天的交集。
两天后，左边的老人去世了，床铺空了出来。
等护工更换完床铺，又有新的老人躺了上去。又过了几天，两张床铺都空了......
农历新年将近，每天都有三四位老人去世，有时会有七八人。
老人来了，没两天又走了，护工们有时感到恍惚，甚至记不清一张空病床在过去几天里究竟一直是空的，还是有人睡过。
他们总能看到盖着白布的老人遗体从东边的电梯被推出来，穿过大厅，送去火化。
第二天，又会有新的老人走进大门，穿过大厅往东，坐同一台电梯去往病房。
空床铺上的被子整齐叠放在床头，套着花纹被套，白床单上铺了崭新的尿垫。
死亡的痕迹随着床铺的更换被不断地抹去，生命在这里，终于还是走到了尽头。
一位新来的家属指着空床铺问，“出院了？” 旁边的老人回答她：“没了。”
老人们在走向生命尽头的最后一程，会慢慢失去对身体的控制，坠进轮椅，坠进病床，最后慢慢坠进死亡的深渊。
这无疑是让人绝望的，但老人们并不甘心如此，他们用自己生命最后的火光，抵抗着衰老和病痛的侵袭。
王凤龙是松堂医院的抗癌模范，她像个孩子一样得意地向视察的领导介绍着自己的抗癌经验：
“我就是不吃好的，我就饿着癌细胞，它吃不了好的，它就不发展了，我也就死不了。吃好的，它长了，我也就死了。”
后来她听人劝说：营养好了才能抵抗力强，才能抗癌。
于是她决定跟癌细胞和解，躺在床上叫外卖，想吃什么吃什么。
腊月初八，她还不忘喝上一碗腊八粥。
但四天以后，2019年1月17日，腊月十二这天，住院一年半的王凤龙去世了。
去世前一天她突然想吃梨，别的都吃不下。她吃了一个梨，第二天又吃了一个。
那几天她一直咳嗽，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依然相信“吃”的功效，相信梨能治愈自己。
85岁的刘国英，则在医院多了一个“母亲”。
她说自己只有六十多，母亲八十多岁，就住在走廊那头。她总是蹒跚着走过长长的走廊去找她脑海中的“母亲”，经过每间病房，都扶着门框探头看。
有时，她也会问问身边的人，你看见我母亲了吗？她还没回来？
以前做记者的杜惠住院半年已经多了，却总以为自己刚来不久，一会儿就可以回家了。
儿女把来探望她的情况记录在一个本子上——某天带了酸奶水果，某天交了住院费。
她以为这是她写的日记，指着本子上2018年开头的日期说：“随便记的几句，你看，都很早很早”。
本子里面夹杂几行明显凌乱的笔记，那是她写的：
“最近有一个长时间以来一直是糊糊涂涂的过日子。从现在起，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就像延安开始，从北山坡往北，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是自己的一种想象。”
2019年1月初，她中风卧床，再也不能散步运动，再也不能开始自己心中那种新的生活.....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老人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努力证明着自己活着的价值，也努力追寻着生而为人最后的尊严。
在医院专门准备的“人生纪念册”里，有一个已经去世的患者在最后一页写道：
“有生便有死，人活着一天，就要快乐地活着，死亡要来就来，不要怕。但现在生活这么好，还是留恋活着吧，希望多活一天是一天。”
2004年春节前夕，歌手关牧村收到了一封来自松堂医院的贺卡。
在贺卡里，几位老人代表一百多位住院老人，向关牧村发出了邀请，希望能在医院听到她的歌声，还有几位不能提笔的老人，按下了自己的手印。
这一切，只为完成74岁的贾胜义最后的愿望：
“我现在也不知道还能活几天，如果在有生之年，如果再能听到她唱歌，那该多好啊。”
这是关牧村第一次听说北京还有这样一家医院。
第二天，她推掉了所有的演出，到医院，看望老人，在春节以前，为老人们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演唱会。
不久，贾胜义离开了人世，走的时候，非常安详。
在松堂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弥留之际的老人除非有亲人在旁，否则在走的那一刻，一定要有医护人员或志愿者握住他们的手，有佛教信仰的老人还会有助念团诵出的声声佛号相伴……
这些，都是为了让历尽人世沧桑的老人们知道：人生最艰难的一刻，有人陪你们一起超越……
（图片来源：综艺《奇遇人生》）
生命也许即将离去，但是对情感的渴望依然存在，被尊重和关爱，也许就是他们最后的请求。
于丹第一次来医院做志愿者的时候，当老人伸出手时，于丹下意识的害怕了：
“那些老人一看到我过来，非常高兴就伸出手要握我，犹豫了又犹豫，没敢握。因为我觉得手全是褶，就不太敢去握。”
但当于丹鼓起勇气握下去的之后，她的手，就再也没松开。
“即使是一个握手，我也能感觉到他们脸上挂着的那种幸福。”
这些可爱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这里找到了最后的爱。
而越来越多像于丹和关牧村这样的人，开始加入这场与“死亡”有关的送别。
2003年，松堂医院迎来了自己的第七次搬家，也是这家医院最后一次搬家。
这天一大早，医院里就挤满了来帮忙的志愿者，平均每个老人，都有四五个人陪伴他度过这段搬家之旅；而在医院的门口，则停满了出租车和急救中心的救护车，义务提供免费的运输服务。
如今，松堂医院已拥有30万人次的志愿者，成为了全世界拥有志愿者最多的医疗机构。
这个春节，很多老人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但松堂的終幕，还远未到来......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崔红：《全国首家临终医院松堂医院院长：30年送“走”近4万老人》，北京晨报
[2]于蒙、戴敏洁：《走向生命尽头：临终关怀医院里的30000名老人》，GQ报道
[3]《将至的离别：临终关怀在中国 ｜ 数据新闻作品系列》，RUC新闻坊
[4]周有强：《医生创办临终关怀医院 呵护死亡的尊严》，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