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连，华东局有一个搞经济工作的机构叫大华公司，后改组为华顺商行。主持这个经济工作的同志，都是原来新四军后勤部的负责干部，如朱毅、李竹平、曹鲁，他们在大连都有日常工作。
我到大连以后，住在岭前，这是日本人的一个住宅区。日本人遣返后，空房子很多。有一路有轨电车通到市区，所以交通也方便。其他撤退到大连的病员和妇女都在大连闲住。烟台属于山东，大连属于东北，他们无论在烟台、在大连，都是客人，我也不例外。
既然我在大连没有工作任务，闲住在大连，实在无聊。我估计不会有什么新的任务，还不如趁这个间隙到哈尔滨去看看。因此我向华东局提出一个报告，说我要求去哈尔滨，得到批准。同时也把这个要求通知了东北局。
国民*党**当时尚占有安东（今丹东）、沈阳，我们无法从大连经过沈阳去哈尔滨，只好绕道朝鲜。11月7日，我与宋之的同路，从大连上船，去朝鲜的南浦（大同江口）。南浦城里有大连大华公司一个办事处，但因为当时朝鲜查鼠疫这个传染病查得很厉害，只准我一个人进城，其他的同志要到一个免疫站住三天，没有病情才能出来。我又只好在城里等了他们三天，然后坐火车去平壤。我们在平壤设有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朱理治任东北局派驻朝鲜的全权代表。我到了平壤，就去办事处找他。办事处在平壤大同江西岸钗贯里一○四番地。因为我们是过境，没有什么具体事情，也不懂朝鲜话，无非去看一下大同江，上一次牡丹台，也看了一次朝鲜的歌剧。奇怪的是，大同江岸侧的石壁上，有些游人的题记，署年都作崇祯几十年，已经相当于清代的顺康之间了。牡丹台上有一个叫锦绣山的山顶上建一座高大的亭子，挂有一个红底金字的大匾，题"乙密台"三个字，书法作黄山谷体，非常飘逸，印象很深。"乙密"是人名。传说古代有位"乙密仙人"在此游览过；还有一说*句丽高**时代有位"乙密将军"坚守此地抗敌守土。不知应从何说。经过朝鲜战争，又经过恢复和建设，今天的平壤当然大不一样了。当时，我注意到朝鲜绵纸即所谓高丽纸的贵重，我想买一点也没有买到。既然是过境，我们就急急忙忙买几张车票，一直由平壤向北到图们，过江后进入吉林，改乘东北的火车，走黑龙江的牡丹江到哈尔滨。战争时期，火车上也没有什么软硬卧，更没有餐车，能够维持通车就很好了。
后来（1948年），我又一个人去过一次平壤。因为李富春到平壤召*会集**议，讨论中朝贸易项目，把一部分进出口项目给大连。那次是从大连坐苏联的*用军**飞机去的，在飞机上没有什么困难，我不会讲俄语，就不讲，它飞它的。到了平壤以后，飞机场上全是苏联士兵，我又不会讲朝鲜话，那些士兵也不管我，弄得我在飞机场不知所措。大概有一个多钟头，在苏联士兵面前，全靠手势表达意思。他们恍惚了解到我要找中国人，才打电话给东北局办事处。这样，朱理治才派人来把我接去。这是我生平坐飞机最尴尬的一次。
到了哈尔滨之后，当晚我就去见了李富春。华东局也派了一个搞经济的小组，作为华东局办事处，驻在哈尔滨。我就暂时住在华东局办事处。宋之的被东北文联的塞克接去了。塞克即陈凝秋，会写歌词。延安那个《生产大合唱》就是他写的词。他们原来就是朋友。过了一两天，李富春把我安排住在一个犹太资本家的住宅里。可能就是俄国侨民会会长拉宾的住宅，和俱乐部在一条街上，现归松花江地区公安局使用。
哈尔滨有很多*亡流**的白俄资本家，其中有犹太血统的人，他们大概垄断着哈尔滨啤酒酿造业、*草烟**工业和皮毛市场。我住的这家主人，年岁很大，成天在三楼上不下来，子女大概都在欧洲，一幢临街三层楼的洋房里空无一人。那时已是冬天了，东北局给他的条件是，房子的暖气全是我们负责烧，我们住他的房子都暖了，他也就能够过冬了。我们住在二楼。他对我们也有一个要求，就是一楼的大客厅我们不能去。为着好奇，我们曾经打开看过一次。客厅很大，可以开一百人的舞会，最显眼的是一架表演式的三角大钢琴，其他陈设、家具等，已经拉得乱糟糟了，即或他让我们用，我们也未必用它。这幢房子是很豪华的，带有俄国地主、贵族、老式资本家夹杂起来的味道。一间房子包括墙壁、灯饰、家具、窗帘是同一种颜色，另一间又是另一种颜色。我记得我住的那间就是全天青的。还有全粉红的、全浅黄的等等。东北局派了一个大师傅给我烧饭。我同两个警卫员就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后来张平化生病到哈尔滨休养，也同我住在这一幢大房子里。
大连这个城市日本味道很浓，哈尔滨这个城市则俄国味道很浓。房屋外墙的颜色差不多都是粉黄颜色，这可以说是俄国城市的标准色调。有些房子用木栅栏围起来，结构样式也是俄国式的。那时哈尔滨唯一的百货公司秋林，是俄国人的资本。有许多东正教堂，偶然遇到一些宗教节日，都是属于东正教的。中国老百姓有些口语，如铁桶、面包之类，都直接用俄语发音，如喂得罗、列巴。把一个城分为道里道外，俄国人大体都住道里。当时还有一个白俄侨民组织的俄国俱乐部，在商务街，即现在的上游街，为哈尔滨市科学宫。
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有舞会，去跳舞的已经很少有俄国人了，绝大部分都是那时哈尔滨各机关的中国男女同志。似乎已不是俄侨俱乐部，而是中国人的俱乐部了。去这个俱乐部总要有些花费，如一杯茶、一个蛋糕之类。我们很简单，不管刘澜波跳舞不跳舞，都把他拉去当主人，由他请客。他那时正当哈尔滨市长，这是一个很宽宏、很正直的同志，我就是在哈尔滨认识他的。正因为有这段来往，到了北京以后，虽然各不相关，他搞电业，我搞外事，但我们却成了很好的朋友。
平时也没有什么地方好去，我就到哈尔滨图书馆去借些书。根据这些资料，我编过一个颜真卿碑帖的统计表。如这个碑原在何处，是哪年写的等等。但后来嫌资料不全，也就放手了。又借到过一本有名的劳伦斯（ P . H . Lawence ）的小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 Lady Chatterleg ' s Lover )，这是一本已被删节过的 Pure Edition 。我不过是拿来练习英文的阅读兼消遣罢了。哈尔滨这个城市是汉文化比较落后的地方。在旧书市场上，完全没有什么孤本、善本。我看过有一部汲古阁的《十三经》，就算了不起了。但对于这类书我也没有什么兴趣。那时刚把"满洲国"*翻推**。还有一些这个小朝廷的文献流传在市场上，我曾经想收集这类东西，但是想来想去，也没有多大意思，只买了几本康德年间的历书，要了一些"满洲国"的纸币。除此而外，没有再扩大搜求别的什么东西了。
宋之的在哈尔滨同一些搞文化工作的在一起，因为他是剧作家。由于没有什么话剧团，他临时也难以写出新的剧本。哈尔滨有个京剧团，演出水平还好，角色也很整齐，但都是演的传统京戏。宋之的根据老川剧《九件衣》的情节（这是一个昏官搞冤案的悲剧）编成京戏，交给这个京剧团排演。演出效果很好，演出时几乎场场满座。宋之的也因为这个新编京剧，在哈尔滨各方面都得到很好的评价，甚至东北地区*党**政军的许多领导干部，都到剧场看过这场戏。这个剧团现在不知怎么样，当然演员已经换了两三班了。后来四野很看重这个剧团，辽沈战役以后一直到南下，四野曾带着这个剧团，在长春、沈阳演过，也长期在武汉演过。但究竟还是哈尔滨的剧团，最后还是让它回到哈尔滨了。
当时东北分成好几个小省委。苏北三师黄克诚带到东北的干部，也分管一个省委，就是佳木斯省委。这些干部都是原来华中苏北区的，如佳木斯市的书记、市长、公安局长等等。1948年春节的时候，他们就邀请我到佳木斯过年。佳木斯市长是朱光，公安局长是黄赤波，还有其他的同志，他们把我安置在市委机关里面。由于我单身在哈尔滨，到了佳木斯同他们共度这个春节，对我来讲，很难得了。
东北这个地方，京戏很盛行。佳木斯也有个京剧团，当然水平赶不上哈尔滨，但他们特别为我安排了两个晚上的京戏。我要感谢他们，在佳木斯过了这样一个很热闹的春节。但他们有工作，我住在那里也妨碍他们，所以过了春节我就回哈尔滨了。
为着对付火车的简陋条件，东北干部搞了个特殊发明。做上四块每块一尺宽的木板，搭在两个对坐的硬席座位的两边，拼成一个硬卧。自带卧具，很可以不理别人高枕而卧了。因为是军事情势，铁路局也管不上。到了目的站以后，就由警卫员取下来，捆在一起，寄留在火车站，回程再用。看那个样子，每个机关的领导干部都备有一套这样的用具。我就是这样在朱光的陪同下回哈尔滨的。后来从哈尔滨到大连又另是一种办法了。这可算是东北铁路史上的一些非平常的情况了。
回哈尔滨以后，算来我到了哈尔滨已接近半年。这时东北局已开始酝酿大连工作的调整，征求华东局同意，要我去大连工作。不久我就和伍修权同志由哈尔滨回到大连了。
我在哈尔滨住了半年，东北和华东局商量，决定要我去大连接替刘顺元的工作，担任旅大地区*党**委副书记。
那时大连、旅顺是苏联武装部队的军管区。苏军是1945年8月8日宣布对日作战后，8月22日以空降兵三百名占领旅顺和大连的。到8月底，苏联空军、陆军、坦克兵，约计一万人进驻旅大地区。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苏军在旅大地区驻军三十年。
这时国民*党**已经在大连公开成立国民*党**市*党**部，并且不断地要求国民*党**委任的大连市长沈怡到大连上任。1945年10月东北局才派韩光到大连当市委书记，但韩暂时先以*共中**大连工委名义工作，后扩大为旅大地委，韩光任书记，刘顺元为副书记。对这个地区的行政机构，相应地成立了关东行政公署，选大连的资本家迟某为主任，刘顺元为副主任。同时旅大地委与苏军协商，除海港、铁路、自来水由苏军代管外，将大连的造船业、电业、渔业、石油工业改成中苏联营企业，由我方管理。当然那些已被苏军拆散的工厂，也就无从说起了。
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的军事优势还没有建立起来，苏联不大相信中国*产党共**能取得最后胜利。它当面的对手是美国和国民*党**，当时美国在大连还有领事馆，国民*党**在大连可以公开活动。苏军提出过*产党共**也应该公开出来和国民*党**一样在大连活动。韩光同志主张*党**在大连暂不公开，以便于对付国民*党**的时候，不至于影响我们。东北局也就同意了韩光的意见。所以旅大地委，一直处于非公开状态，当然中苏双方内部是保持了经常的接触。同时苏方不反对在农村搞土地改革，但坚决反对开群众大会斗争地主，戴高帽子游街，扫地出门等，认为有点像中世纪的味道。当然以后在这方面，我们也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我们的同志都是从解放区来的，不大了解在对外关系上苏军决不让我们影响它在旅大地区的占领军的形象和地位。在对内问题上，虽然遇事和我们协商，但他保有最后决定权。
苏军在进驻旅大以后，军纪实在有些问题，这就引起了两方之间的一些摩擦。对此，刘顺元的意见特别大。加上他本人有不修边幅的习惯，在社交场合，苏联人甚至对他穿布鞋、不刮胡子等等都不满意，认为他是有意的。这种情形甚至反映到斯大林那里了，传出大连有这么一个反苏分子。最后苏方向中方提出，要求把刘顺元调离旅大的工作岗位，中国*产党共**也只好顺应苏联的要求。这件事情一直影响到刘顺元同志的工作。全国解放后*少奇刘**还说，刘顺元的工作要安排在一个没有苏联顾问的地方。
刘顺元是华东的干部，我也是华东的干部。当时大连的经济力量尤以华东的为最大。东北局认为拿我去顶刘顺元这一角色是适当的，华东局也同意了，中央也批准了。
那时哈尔滨不能直接到大连，沈阳、长春都是国民*党***队军**。1948年春，我跟伍修权就在哈尔滨挂了一辆车开到图们，过江进入朝鲜到达平壤，又从平壤到新义州，再过江到安东。那时火车冬天没有暖气也没有餐车。我们在车上搞个火炉子自己烧饭。过安东以后，就改坐汽车到了大连，这已是东北解放区了。
伍修权所以到大连，是东北局让他当东北局的代表，去解决一下大连的问题，同时视察大连的兵工生产。他当时是东北局的委员和东北军区的参谋长。他到大连后开了一两天的会议，征求*党**员干部的意见，最后他根据东北局的意图发了一次言，事情就顺利地解决了。刘顺元离职，行政公署副主任由韩光兼，分工我当副书记兼一个财委书记。不久东北局又派欧阳钦来当旅大地委书记，韩光改为副书记，其他不变。
1948年11月2日，通过辽沈战役，我军最后占领沈阳，取得全战役的胜利。这个战役的某些指挥员都是我所熟悉的苏北同事，我想他们的战利品很多。大概在11月5日，我就派一个同志去沈阳找第十四兵团第三十九军的刘震、钟伟他们。主要我是想要一辆好轿车、一辆小吉普和一支全新的带*弹子**带的左轮枪。他们那时虽然占领了沈阳，但已做入关的准备，对于战利品也带不走，因此很慷慨地就答应了，给了我一辆1946年的福特汽车，一辆小吉普车，并一支带一百发*弹子**的左轮枪。当然，我非常感谢他们。
这辆轿车是黑色的，还很新，油漆很亮，样式照那时来讲是很摩登的了，特别是一辆美国车，运到大连以后，行驶在街上，颇有招摇过市的味道。因为车子比大连所有的车子都要新，自然，我们的同志也非常羡慕。但也引起了苏军最高指挥员的兴趣。他就派翻译到区*党**委，要求把这辆车子借用一天，作郊外的野游之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真正缴获了国民*党***队军**使用的美国车子，我们乐得借给他们去玩一天。这辆车子1949年我到北京的时候还带到了北京，1951年我离开北京出国的时候，就把它交给外交部了。至于那辆小吉普，就由大连一个同志开去使用了。那支左轮枪，按照规定进北京城的非军事干部，不能保有任何枪支*药弹**，也就由公安部接收了。
大概11月下旬，在沈阳开了一个东北的经济会议，也涉及大连，我就代表大连去沈阳出席。沈阳才被克复，市面还比较萧条，也没有什么可以去娱乐的地方。沈阳同志就自己找一个地方，晚上开舞会。但也不一定都跳舞，有的人打麻将，有的人打扑克，还不是打桥牌那样的水平，也有的人什么都不玩，只是到场助兴。这好像是形成一派和平的气氛，但实际上在这个所谓俱乐部的屋顶上、阳台上就架有好几支轻机关枪。才进沈阳，对沈阳情况不熟悉。现在说起来可算是一种奇谈，但当时不能不做一点军事准备。一晃就四十年了，那时在场打麻将的、打扑克的、跳舞的同志们，要点名的话，现在在世的人恐怕也不多了。
1948年夏天，胡愈之从香港到大连，准备去河北平山的*党**中央驻地，我接待了他。就在他等待机会有人送他去河北的时候，他同我谈起战争形势时说：毛*东泽**估计的胜利时间从现在起还要两年，这未免太长。在他看来，胜利时间不需要两年，大概再有一年就行了。我问他是怎么估计的。他说除军事形势外，还有一个人心向背问题。国民*党**不仅军事崩溃了，经济崩溃了，政治也崩溃了，因而人心亦崩溃了。在国民*党**区域，没有哪个阶层不希望解放军胜利，没有哪个阶层不希望蒋介石垮台。现在统治阶级已经到了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时候了，革命正在走向质变，只需对国民*党***队军**稍微增加一点压力，它必然很快地就会被彻底消灭。因此对胜利估计为还要两年时间，可能长了一些。国民*党**区域的广大人民已经等不及了。被他这一说，我大为欣喜，完全相信他的看法有道理。而这个有道理的看法必须早日要*党**中央知道。我们原来安排是有方便的人同路时，才送他去平山，经他这一说，我报告了旅大区*党**委，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解，建议应该立刻送他去*党**中央所在地见毛*东泽**同志。临走时我还着重提醒他，到平山后，一定要把这个看法告诉毛*东泽**同志及*党**中央。
"今后我军占地日广，国民*党**军兵源粮源日益缩小，估计再打一个整年，即至明年春季的时候，敌我两军在数量上可能达到大体上平衡的程度。我们的方针是稳扎稳打，不求速效，只求平均每个月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八个旅左右，每年消灭敌军约一百个旅左右。事实上，从去年秋季以后，超过了这个数日；今后可能有更大的超过。五年左右（1946年7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毛*东泽**选集》第1197页，《关于情况的通报》〔1948年3月20日〕)
"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倒打**国民*党***动反**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动反**政府从根本上*倒打**了。至于在全国一切地方消灭*动反**势力，完成人民解放，则尚需较多的时间。"(《毛*东泽**选集》第1253页，《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1948年11月14日〕)
这两篇文章写作的时间，先后相距约8个月。我军的胜利时间，依前一篇的估计，从1946年7月算起，需要五年时间，则要到1951年7月去了。但后一篇以中国军事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为根据，估计为从现在起，再需一年的时间，则为1949年11月。后来军事形势急剧发展的结果，完全证实了毛*东泽**同志的这一预见。
1948年11月新华社的社论，特别提到："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动反**政府从根本上*倒打**了。"这一估计的正式宣布，振奋全国、全军的人心，使全部事态按照这个进程取得胜利。显然毛*东泽**同志吸收了胡愈之的意见，又根据自己掌握的双方军事的形势，作了更为准确的分析，把胜利时间缩短了一年。
毛*东泽**把这个缩短一年的估计，称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对这一变化最初提出很有意义的分析的，我以为是胡愈之。这是他平生对*党**最大的贡献。我不是说没有他，毛*东泽**同志就不会逐渐发现这个变化，我只是说他起了他应有的积极的一定的作用。
【李一氓（1903—1990），四川省彭州市人。1925年加入中国*产党共**。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科长、南昌起义参谋团秘书长，后在中央特科工作。参加过长征，并先后任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新四军秘书长。抗战胜利后，先后任苏北区*党**委书记、华中分局宣传部长等职。1990年在北京因病逝世，终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