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1:10左右，41岁的乔恩·克拉考尔（Jon Krakauer）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站在了星球最高处。

珠峰顶部的氧气含量，仅为海平面的三分之一，减压舱里的试验证明，将人体从海平面猛然拉至珠峰峰顶，将在几分钟内失去知觉并死亡。

在这个“死亡地带”，即便经过适应性训练的登山者，登顶后的智力、反应力、判断力也将急剧下降，往往只剩下残存的意志与本能。这位《户外》杂志的专栏作家，他带着记录的使命上山，给我们留下了当时第一视角的感受：

“迈出一步后，不得不停下来喘上三四口粗气，再迈开一步，又不得不停下来再喘上几口，这是我所能达到的最快步伐。”“当我步履沉重地缓慢登上通往山顶的最后几级台阶时，突然有一种沉入水中、生命正缓慢前行的错觉。”“我已经连续57个小时没有合眼了，唯一一次进食是三天前强迫自己咽下去的一碗面汤和一把花生巧克力豆，每一阵干咳都像是有人在肋骨之间猛敲，每次呼吸都如同受刑般痛苦。除了寒冷和疲惫，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克拉考尔在峰顶停留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作为纪念，他从一块被风蚀的页岩上抓起一把小石子，塞进口袋，1:17开始下山。

峰顶景色

当他回头看上山的路线，一片片云雾，笼罩了整个山谷。这片凶猛的雷雨云，看起来是如此平静，仅仅是因为，克拉考尔是站在8844米的世界之巅俯瞰，他看到的只是雷雨云的顶部。

在这个位置，雷雨云也意味着暴风雪。

变天了。

此时，他和队友们在这次珠峰中真正的故事篇章，才刚刚开始。过去六个星期艰苦卓绝的攀登，仅仅是序曲。

珠峰堵车

我已为这座山峰付出太多，我欲罢不能了，我要为它付出我的全部。——道格·汉森，1996年5月10日登顶珠峰后遇难

克拉考尔下到了海拔8810米的位置，再往下就是“希拉里台阶”。它的名字来自第一个通过这里的埃德蒙·希拉里（他也是首位登顶珠峰的人）。这段山脊上的岩石断面高12米，几近垂直、需要攀登技巧才能通过，是登顶过程中最后一大危险挑战关卡。（在2015年尼泊尔地震时，它被震碎，如今他。）

可是，来自三支探险队（新西兰冒险顾问探险队、美国疯狂山峰探险队、中国台湾探险队）的十几位登山者，正拥挤在这个位置，一个接一个地缓慢移动着。

珠峰上出现交通堵塞，“堵车”了。

1996年5月10日等候登顶的队员们

克拉考尔不得不停下等候大队人马通过。残存的理智告诉他：氧气瓶快用完了。凌晨从4号营地出发冲顶时，他携带了两个3公斤重的氧气瓶，以每分钟2升（保守估计）的速度计算，这两瓶氧气只能撑到下午四五点的时候。

“希拉里台阶”再往下的南峰位置，有一个氧气瓶储备点，克拉考尔必须尽快赶到那里，拿到第三瓶氧气。

此时，也从峰顶下来的向导、新西兰人哈里斯也来到了克拉考尔身边。克拉考尔便请他伸手将自己的氧气瓶流量调节阀关小，以便节约氧气，可是，此时的哈里斯已经处于很迟钝的状态，他反方向将进气阀开到了最大位置。克拉考尔在氧气在10分钟内就消耗完了。“感觉就如同服用了大量的镇静剂，本来因缺氧而变得笨拙的判断力立刻好转。”

但接下来，在这个海拔8810米的地方，他不得不在没有氧气补充的状态下等候一个小时，直到“堵车”结束。

克拉考尔渐渐头晕目眩、几乎失去知觉，他小心翼翼地沿着路绳往下走，到了距离氧气瓶储备点15米处，不敢前进了，因为已经没有了路绳，而自己也没有氧气。他看见哈里斯正在那里整理一堆橙色的氧气瓶，便喊到：“嗨，哈里斯！能给我送一瓶氧气吗？”

“没有氧气了！这些瓶子全是空的！”哈里斯晃着氧气瓶回复说。（这个细节后来在电影《绝命海拔》中有还原。）

恰好这个时候，向导格鲁姆也从峰顶下到了这里。格鲁姆是一个对队友非常热心的猛人，见此情景，他仗着自己三年前曾无氧攀登过珠峰的资历，将自己的氧气瓶让给了克拉考尔。

两人抵达氧气储备点后，检查发现还有6瓶氧气瓶是满的。但是，哈里斯却坚持认为，这都是空的。

检查氧气瓶氧气含量的办法，是将它接到氧气面罩的流量调节阀上看气压表。后来复盘分析认为，当时哈里斯的流量调节阀很可能被冰堵住了，导致哈里斯固执地认为这些瓶子没有氧气，而一直没有氧气支持的他也处于判断力极为低下的状态。

这一个细节，将在后面对领队的生命形成致命影响。

队员汉森与领队霍尔之死

我向下望去。下山的路让人了无兴致……我们付出了太多的努力、太多的不眠之夜和太多的梦想，才走到这里。我们不可能再下周末返回然后再来一次。如果就此下山，那我们今后将会被一个巨大的问题所困扰：那上面会有什么？——托马斯·霍恩宾《珠穆朗玛峰：西山脊》

这一天的珠峰，和克拉考同行尝试登顶一共有33人，出发前，领队强调2点是必须返回的“关门时间”。这不仅是因为氧气不够用，还因为，珠峰的气候，2点之后往往要变天。

然而，两点之前到达峰顶的只有6人（布克瑞夫、克拉考尔、哈里斯、贝德曼、亚当斯、舍宁）。两点之后陆续还有一些人拼到山顶。

而最后面的，是道格·汉森，一位来自西雅图的美国邮政工人，下午4点才爬到最后一个山坡。

去年的同一天，2:30时，汉森在距离峰顶垂直距离只有90米的位置，被领队霍尔强行带下山。一年来，那个离开的时刻一直在困扰着他。这一次，他已经有了拼死的决心，他咬着牙，誓死不放弃。

汉森是一位满怀梦想的人，在大本营时，他在给一位叫做瓦内萨的小学生寄的明信片中这样写道：“有些人拥有宏大的梦想，有些人有着微小的梦想，无论你有怎样的梦想，最重要的是你从未停止梦想。”这次，他带上华盛顿州一所小学——日出小学的校旗，想把它带上峰顶。

如果普通工人如汉森，都能实现如此伟大的梦想，将给学生们多大激励？

然而，这时，已经耗尽了最后了一点力气，氧气也用完了。

留在峰顶一直等他的，是他的领队、新西兰人罗布·霍尔。过往的一切都证明，霍尔是一个幽默、坚韧、热情饱满且富有同理心和超强组织力的领导者。这位卓越的登山家在1990年至1995年之间做到一项前无古人的成就——将39名登山者送至珠峰峰顶。

霍尔拖着汉森走完了最后的12米，让他把小旗子展在峰顶。

此时，翻滚的云团向顶峰包围过来。死神的利剑，已经举在了霍尔等人头顶。

下午4:30，霍尔通过对讲机求助说：汉森很危险，急需氧气。此时，南峰的氧气瓶储备点还有两瓶氧气，如果霍尔快速下行去取，再返回峰顶带给汉森，那么，汉森可能得以恢复一些力气。可惜，最先听到呼叫的是向导哈里斯。于是，和克拉考尔一样，霍尔得到一个阴差阳错的回答：南峰所有的氧气瓶都是空的。

在“希拉里台阶”上方，汉森栽倒在地。

霍尔决意将汉森活着带下山，虽然，在无氧条件下，强如霍尔，将汉森从落差高达12米这个断面带下去也是不可能的；虽然，他知道这个决定很可能将自己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快到5点，哈里斯终于明白，这里还有两瓶氧气，他也意识到了领队霍尔和队友汉森正处于怎样的绝境。于是，5:30，他带着这两瓶氧气，向霍尔和汉森爬去。然而，此时的哈里斯，早已是泥菩萨过江，在几个小时前他的境况就已糟糕异常。在这段英雄般的爬行后，他找到了霍尔，但自己失踪在暴风雪中，只留下一把冰镐，以及无线电呼叫记录，至今未见遗体。

大本营通过对讲机恳求霍尔放弃汉森，自己下山。他们判断，霍尔的体力足以回到营地，但如果带着汉森，两人都将失去性命。

倔强的霍尔不愿意放弃队员。从希拉里台阶到南峰氧气储备点，平时半个小时就可以走完，带着汉森的霍尔，花了十几个小时才走到。

或者说，是爬到。

凌晨4:43，霍尔和大本营通话，他终于找到了这两瓶氧气，但是，面罩上的流量调节阀被冰冻住，无法吸氧。

随后，大本营通过卫星电话帮霍尔接通了在新西兰老家怀孕待产的妻子阿诺德。阿诺德在三年前和丈夫一起登顶珠峰，尽管努力鼓励丈夫，但她知道生机已去。“霍尔和我曾讨论过，在峰脊上被救援是不可能的，他曾经这样说过：你好像是在月球上。”

霍尔夫妇

霍尔告诉大本营：汉森死了。

就这样，霍尔独自一人，在珠峰上海拔8750米处，在零下几十度的狂风中熬过了一个晚上，又熬过了一个白天。次日一早，两名队员冒着极大风险从4号营地出发去营救霍尔，他们在下午3点走到了距离霍尔还有210米的地方，但终于还是扛不住狂风和严寒，不得不放弃。

大本营记录下了霍尔最后的信息，次日下午6:20与妻子的通话（通过对讲机中转卫星电话）：

霍尔：“嗨，亲爱的。我希望你已躺在温暖的床上了。你还好吗？”阿诺德：“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我是多么地想你！你听起来比我想象的要好……你感觉暖和吗，亲爱的？”霍尔：“在这种高度上，我还算比较舒服吧。”阿诺德：“你的脚怎样？”霍尔：“我没有脱鞋看，但我想可能有些冻伤吧……”阿诺德：“等你回家后，我会好好照顾你。我知道你就要得救了。别觉得自己是孤独的，我正把我的力量传给你呢！”霍尔：“我爱你。睡个好觉，宝贝。别太担心了！”

此后，再无霍尔音讯。

12天后，当有人再次登顶时，在南峰发现霍尔遗体：他躺在一个冰洞里，上半身埋着一个雪堆。

珠峰上，有数以百计的登山者遗体，这些遗体之所以没有得到安葬，甚至成为“路标”，就是因为把它们从珠峰带下去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韦瑟斯死里逃生

如果困难出现，就要战斗到底。如果你训练有素，你将生还；若非如此，大自然将把你收为己有。——大卫·罗伯特《犹豫的时刻》

霍尔的另一个队员，49岁的病理学家，来自美国德州达拉斯贝克·韦瑟斯，也遇到了麻烦。

攀登到海拔8410米处时，他一只眼睛失明，便与霍尔商量在这里等候。此后，他的眼力进一步下降，不得不与其他登顶后下山的队员一起，在向导格鲁姆、贝德曼的带领下撤退。

可是，在距离4号营地垂直距离只有70米的地方，暴风雪变为强飓风。冰雪粒砸在脸上，足以划破眼睛。寸步难行的他们决定绕道，避开风口，向东走一条比较平缓的坡路。

只是，这也意味着离营地更远了。当时是晚上7点左右，天已经完全黑了，气温降至零下73度，韦瑟斯没人搀扶根本无法行走。

他们走到了与营地同一高度，距安全地带的水平距离仅300米，但是，他们迷路了。于是，没有氧气的他们，在一片光秃秃的开阔地，蜷缩在一小块石头边，试图通过相互击打拳头在呼啸的寒风中保持体温。

在他们西边300米，先行回到营地的队员们开始回头寻找队友。队员哈奇森6次离开营地去搜寻，每次走出一段路后，都被又狂又冷的大风给吹了回来。向导布克瑞夫往上方寻访了210米垂直位置后也退回了。在这个能见度只有1米的特殊夜晚，在珠峰面前，从世界各地聚集在这里的登山家们都倍感人类之渺小。

在风稍微小一些后，迷路的小队中，几位仍然有行走能力的队员先行往营地走寻求救援，把韦瑟斯，以及另外4名无法自理的队员留在那里（其中一位男队员仍然自理，但选择留下照顾奄奄一息的女友）。

困境中，韦瑟斯忽然对大伙说到：“嗨，我都想通了。”他往前滚了一小段，蹲上一块岩石，伸开双臂迎风而立，一阵狂风吹来，韦瑟斯向后翻倒。

第一次来救援的队员将另外三人带走了，但是，他们以为韦瑟斯和康子已经遇难，便把他们放弃了。

第二次救援则试图来寻找他们的遗体，他们发现了两人。但他们身上、脸上都盖满了雪，只有双手、双脚伸在外面，被大风呼啸地吹着。韦瑟斯脸上盖着霜壳、眼睑挂着葡萄大小的冰球。当清除脸上的冰渣后，大家惊奇地发现，韦瑟斯还活着，已经失去手套的他冻伤了，即便用力扶，也无法坐起。“除了还有呼吸，和死人没有区别。”

这一次，因为没有条件，救援人员仍然不得不把韦瑟斯留在原地听天由命。

一个夜晚之后，到第二天下午4:35，一个以敬礼姿势行走，将满是冻疮的右手裸露在寒风中男人，像恐怖片里的僵尸一样，蹒跚地向营地走近。

这是韦瑟斯。原来，长久昏迷的他，大脑中感觉到了一缕光线，恢复了直觉。他的右眼仍然失明，但他用视线范围只有1米的左眼，摸索着走了一个半小时，来到了帐篷。

这个时候的他，几乎摸不到脉搏。

他被安顿在帐篷里，然而，这个帐篷当晚又被刮塌，他又暴露在零度以下的寒风中，韦瑟斯呼号了几个小时，但是，暴风雪中没有人听见，直到次日早上克拉考尔发现。

但，他又熬过了一个晚上。

随后，队员们拼尽全力将数不清已经几次死里逃生的韦瑟斯送到了2号营地。在霍尔的一位好友以及韦瑟斯家属的不懈努力下，美国大使馆施加了特殊的影响力，让尼泊尔军方派出直升机，冒着撞机的风险，前往救援韦瑟斯。

这次救援创造了在海拔6030米高度救援的记录。（稀薄的空气无法为直升机的螺旋桨提供着陆和起飞所需的支撑力，在空中盘旋也是危险的。）

当直升机尝试了三次才摇摇晃晃地停在冰川时，飞行员表示最多只能载重一人，韦瑟斯，这个德州汉子，二话不说，将这个宝贵的机会先让给了同样冻伤但伤势更轻的台湾探险队队员高铭和。

好在，直升机第二次又回来了，并再次成功降落。

韦瑟斯获救了。他的鼻子，以及双手双脚都严重冻伤，不得不截肢，以及进行整形。

硬。

印度人和日本人

人们之所以总在悲剧里扮演角色，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现实生活里存在着悲剧，然而悲剧却真的在文明世界里上演。——奥尔特加·加塞特

也在5月10日，在珠峰的中国*藏西**北坡一侧，一支由印度边境警察组织的探险队也出发了，三名队员在下午4点认为自己到达了珠峰封顶，留下纪念品后自豪地向时任印度总理报告喜讯。

实际上，真正的峰顶在云团上方，这三位队员在云团中迷惑了视线和判断力，他们抵达的是海拔8700处，距离峰顶还有两个小时路程，垂直距离150米。

这个时候在峰顶的，是霍尔和汉森。

不幸的是，这三位印度登山者也被困在了暴风雪中。

第二天凌晨，一个日本登山队从印度登山队的高山营地出发，尝试冲顶。他们在途中发现了三位可怜的、没有氧气和遮蔽的印度队员，但是，《金融时报》采访这些日本队员后报道说：“日本人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给他们水、食物或者氧气。走出50米后，他们休息了一会儿，并换了氧气瓶。”日本队员对此解释说：“我们不认识他们。是的，我们也就没有给他们水，也没有跟他们说话。他们的高山反应很严重，看起来处境很危险。”“在8000米的山峰上，人是无法顾及道德的。”

这个日本登山队冲顶成功。当时，霍尔在半小时路程下的南峰苦苦挣扎。

7天后，印度队再一次冲顶，他们发现了那三名队员被冻僵的队友的遗体。其中一位在临死前几乎扯下了所有衣服（这是一种高海拔病症表现，在电影《绝命海拔》中，这一细节安排在了哈里斯身上）。

“绿靴子”,1996年丧生的印度登山者 Tsewang Paljor遗体现在还在山上

印度队也登顶了。

在另一侧的大本营，许多人参与到救援韦瑟斯、霍尔等人的志愿工作中。比如，带着拍摄目的的IMAX探险队，二话不说把本队氧气捐献出来，冒着使他们耗资550万美元的拍摄计划前功尽弃的风险（他们最终还是搜集到足够的氧气，并成功登顶）。

1996年5月10日的珠峰山难，有12人遇难（也有说法是9人），这是自人类首次登顶珠峰以来，最惨痛的登山季，实际上，相对于当天的登山人数而言，这样的比例并不算最高。在这场山难之前，从1921年到1996年5月，珠峰被攀登过630次，144人死亡，大约是每4次攀登有1人死亡。

登山如同生活本身

登山如同生活本身，只是以更尖锐的方式表现出来罢了。

2019年8月25日20:00，一个24人的户外探险队在广东惠州白马山，出现了意外，一位女性驴友坠崖受伤，困在溪谷无法移动。深圳蓝天救援队的尹起贺、许挺秀等人就近赶往义务救援，并主动殿后。当时，台风“白鹿”正在沿海登陆，尹起贺、许挺秀遭遇山洪牺牲。

遇难前最后照片。最高处两位上为尹起贺，下为许挺秀。下方两位为获救人员。

事件发生后，因为尹、许两人属于自带干粮类型的民间草根志愿救援者。舆论反应并不热烈。我连续写了《公正的代价》《深圳英雄》《人中之盐》《这是鲁直》等6篇两万多字文章，反复呼吁：给他们英雄称号，给他们烈士待遇，但是，直到今天，11月24日，深圳市某区有关部门，仍然拒绝接收尹起贺家属申报烈士的材料。

之所以有不同声音，是许多人认为并公开表示反对：尹起贺、许挺秀是在救援驴友中牺牲的，这些驴友对生命不负责任，并不创造社会价值，浪费社会资源，不值得为之牺牲，社会不应鼓励倡导这种救援，所以，称呼尹起贺、许挺秀是英雄，评选他们为烈士，不合适。“英雄要救美才是英雄，他们救的不是美，所以不是英雄。”

这场不大不小的“论战”之后，我一直为之困惑，很难想象社会共识如此缺乏，于是，一直在上溯：这种价值观上的分歧从何而来？

然后一直找到登顶珠峰这里。

写作这篇文章之前，我阅读并参考了《走进空气稀薄地带》（乔恩·克拉考尔的经典，这是本文前面几部分96山难故事的主要信息来源）、《The Climb》（阿纳托列·布克瑞夫回应乔恩·克拉考尔之作，另外，中国台湾队队员也有相关著作，回忆同一山难）、《珠穆朗玛峰史诗》（弗兰西斯·杨赫斯本的经典）、《生命的边缘——站在珠穆朗玛峰之巅》（吉姆·惠特克著）、《一次未公开的珠峰探险》（翁庆章著）、《珠峰简史》（徐永清著）；纪录片《攀登梅鲁峰》（2015）、《徒手攀岩》（2018，这两部纪录片都是华裔金国威作品）；半纪录片《绝命海拔》（2015）、《冰峰168小时》（2003）；剧情片《绝岭雄风》（史泰龙1993）等等。（（汕头大学出版社2007出版的翻译版《珠峰幽魂:揭开马洛里与欧文珠峰失踪之谜》竟然被炒到数百元一本））

而离我最近，而且直接触动我的，是一册未公开的221页《拍摄手记》。

它来自余非。1996珠峰山难发生的时候，余非才18岁，为这个故事所震撼的他开始认真地产生了兴趣并跟踪相关的报道。

20年后，2016年，他已经在法国游戏公司Gameloft公司工作16年，并担任全球副总裁职位，负责管理大中华区团队。

也是这一年，他辞职，游历了南极，在阿尔卑斯山脉参与技术性攀岩训练登顶欧洲最高峰勃朗峰，并飞往喜马拉雅，最终攀登了喜马拉雅山脉8163米的玛纳斯鲁山峰，手指因此被冻伤，险些被切掉末端，半年后才得以恢复。（当然，他已经算是幸运儿，在他登顶的后一天，一个日本团队的年轻人刚刚登顶就被飓风吹下峰顶，至此再也没有找到遗体。）

这部电影投资超过一亿元，一个原因是余非坚持大量镜头用实景拍摄，而不是像某些电影一样只在影棚完成。于是，他卖掉了在三亚的公寓，然后抵押了在北京的房子，再后来，爸妈的全部房产也抵押了。他身边的一位朋友感叹说：“一个独立导演，或者说不太考虑商业回报的导演，抵押自己的房子是早晚的事——如果他有房子的话。不过一般是在电影后期，像这样筹备项目时就抵押了的实在少见。（苦笑）”

他拍成了。电影《冰峰暴》，主演役所广司、张静初，在今年上海电影节曾经露了一个小脸。我看了，拍得很好，上乘之作，值回票价。

等过一些天电影在院线上映后，我准备去二刷。

一个人因了20年前的一场山难激起的兴趣投入全部身家，乃至身体力行去攀登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趣味。那些说救援牺牲者不是英雄不配烈士的人，实在是无趣，实在是阴暗。

正如世界首位珠峰登顶者埃德蒙·希拉里说过的一句话：“人们不会决定变得非凡。他们决定去完成非凡的事情。”是啊，登山如同生活本身，只是以更尖锐的方式表现出来罢了。正是那些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如作品一般的人，那些身体力行的人，仿佛一盏盏明灯，对抗这个世界的无趣与阴暗。人的一生，就如同一场漫长的攀爬，这个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各种挫折，我们会痛，会老，会死，会犯错误，甚至会失去一切，但是，一旦我们将最高处选为目标并拼力向前，日拱一卒，我们依然可以称为一个英雄。

在用一周时间看了许多资料后，我最后选择将开头1996年这场山难中几个真实故事整理下来。以下，是我这次上溯分歧后试图作出的回答：

攀登，这种看似没有“好处”“价值”的疯子般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对美好的一个渴望与实践。这里的美好，包括忍耐、高度自律，超越自我的美好；包括目光越过群山、仰望星空，超凡脱俗的美好；包括与自然共同呼吸，体会深刻的美好；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生死与共、简单纯粹的美好。当救援者去救援一个人，他并非仅仅是拯救被救者，也是拯救自己，拯救自己与这个世界的非凡联系。当被救者终于获救，这个故事的结束，只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这其中的很多体验，具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神秘天性，正如我们生而好奇，正如我们生而喜欢仰望苍穹，大概是无法为外人道的。

冰封记忆计划

在看完余非的《拍摄手记》之后，我立即想到，他这么用力的一个人，在攀登完8163米的玛纳斯鲁山峰之后，一定会再返喜马拉雅地区的。一问，果然，他原本在2018年5月就准备去登珠峰，只是被影片合作方强烈反对，“万一出事谁来剪辑和后期”，便被拉回来了。“我确定会尝试登顶的，当然没有保证一次就能登顶。”

接着，我向他提出了一个小小的想法——“冰封记忆计划”：我们的朋友们，写一句自己觉得过去的人生中需要留存下来的一句话（一段话），我们搜集起来，做成一个时间胶囊，请他带到珠峰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冰封起来。余非欣然答应。

我们这个时代如此风云变幻，那么，我们将存下什么，留给未来？同样的，我们的人生已经走过了这么多故事，我们选哪一句话存下来，留给未来？再也没有比珠峰更适合担任这样一个冰封存放处的角色了。

请朋友们在本文评论区留言。我会一并搜集。（内容如不愿意公开，请私信给我，我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