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海洋商业文化”

“泉州的海岸线曲折，得天独厚的海港条件为其对外发展提供了可能。泉州优良港湾的代表是三湾十二港，三湾指的是位于泉州市东部的“泉州湾”、位于晋江的“围头湾”以及位于石狮、晋江之间的“深沪湾”。十二港指的是三个名海湾的十二个支港，即泉州湾的后渚港、洛阳港、石湖港;围头湾的围头港、安海港、金井港、石井港;深沪湾的深沪港、祥芝港、宁定港、福全港。

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得泉州地区很早就形成“海洋商业文化”，泉州港兴起于唐末五代时期，外国商旅自唐代就来泉贸易，历经唐、宋、元，泉州的海外贸易传统未曾中断，而是呈阶梯形向上发展。郑侠说泉州“民数倚于商”。刘克庄在《泉州南郭二首》诗中写道:“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唯有桐城南郭外，朝为原宪暮陶朱。海贾归来富不费，以身殉货绝堪悲。”《泉州府志》还描写了泉州人从事海外贸易，无惧大海风浪的精神，称其:“探珠而从海贾游者，经鲸波蜃浪之险而心无畏惧。”“濒海之民多以鱼盐为业，而射贏牟息，转货四方，罟师估人高帆健脯疾榜击汰，出没于雾涛风浪中，习而安之不惧也。”

二、泉州港海陆交通发达

元代泉州港海上交通发达，泉州船只向北可达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向南的贸易范围包括整个东南亚地区，最远可达波斯湾、东非沿岸及非洲北部地区。元代泉州港已形成五条成熟的海上交通航线。

(1)泉州发舶沿海行驶，经西沙群岛，越南南部，到达三佛齐、阁婆、渤泥等地。

(2)泉州经南海，三佛齐，印度。在印度故临换乘小船向西北方向航行，到达波

斯湾。

(3)泉州船到波斯湾后沿阿拉伯半岛向西南方向行驶,过亚丁湾,到达东非沿岸。

(4)泉州出发，北向航行。经东海、黄海到达朝鲜半岛。

(5)由泉州先到越南占城，再转往渤泥、苏禄和三屿。

陆路交通方面，元朝的驿站交通发达，泉州土产的货物及一些海外舶货在中国内地销售极广。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政府在泉州到杭州之间建立了15个海站，在“防御海盗”的同时还负责专门运输贡物及舶货中的奇珍异宝。福建地区除山脉外还有众多河流阻隔交通，所以宋元两代桥梁的建造是货物得以便捷流通的一大基础。

宋代是福建修建桥梁的高峰期，泉州桥梁最为著名的是洛阳桥和安平桥。洛阳桥又称万安桥，北宋泉州知州蔡襄修建，因其位于洛*江阳**上而得名。洛*江阳**是泉州港的海陆交通要道，万历《泉州府志》称:“晋江潮汐出入，经行之大者曰洛*江阳**”田。因洛*江阳**从后渚港注入大海，故而下游海潮汹涌，过往摆渡有一定的危险性。洛阳桥建成后大大方便了来往商旅。

此外,洛*江阳**还是沟通福州和泉州的交通要道，洛阳桥未建成时，泉州到福州须从城北的朝天门出发，经泉州西北的朋山到仙游，再达福州，道路比较曲折。洛阳桥建成后，朝天门经朋山、仙游到福州的道路废弃,可以直接横跨洛*江阳**，北上福州。安平桥是建于北宋绍兴八年(1138年)的一座跨海湾石桥,是中国现存最长的古代石桥，又名五里桥。它位于南安水头镇和晋江安海镇之间，安海从唐*开代**始就是海贸重镇，当时许多海外船只先停泊在安海，再由陆路转向泉州。

安海也被称为泉州港的南港。《晋江县志》称安平桥未建成之前“晋江南安之界，旧者以舟渡。”“安平桥的建成打通了南安与晋江之间南北互市的交通要道。除洛阳桥、安平桥外,还有晋江上的笋江桥，九龙江的虎渡桥。这些桥梁的兴建大大改善了泉州港与经济腹地的陆地交通。元代泉州在宋代的基础上又修建了金鸡、南召、相额、营头、下辇、金溪六座桥。根据乾隆《晋江县志》记载，元代时期泉州主要有以下几条南北陆路交通要道。

(1)从泉州城西的义成门出发,经南安汰口驿、永春的桃林驿,北向至德化，再抵达尤溪、延平，进入闽北的剑州路。这条路虽然迂回，但却可以“避福州大义江之险”。

(2)取道洛阳桥，由泉州直抵福州。

(3)出泉州城向南方的道路是先至安海,通过安平桥到南安水头镇，由此可以继续南行沟通闽粤。此外，由“安平铺”还可以直达金门和厦门两岛。元代泉州港便利的海陆交通不仅便于本地瓷器、丝布等商品向海外出口,同时，省内经济腹地的商品乃至国内其他省份的商品也能通过泉州港远销海外，如《岛夷志略》所载的“海南布”、“苏杭五色缎”、“建宁锦”、“海南槟榔”、“处州瓷器”等货物。

三、泉州港对比同时代其他港口的优势

元代中国国内三大代表性贸易港口为泉州港、广州港和庆元港(即宋代明州港，今浙江宁波)。三大港口都有相当优良的港湾条件和航海经商的传统，元朝在三大港口均设市舶司。同是元代繁荣港口,但泉州港还拥有着广州、庆元不可及的优势。首先，风向对木帆船时代的古代航海而言至关重要。泉州夏季刮东南风，海船可趁风向北上明州或朝鲜、日本。

冬季盛行东北风，商旅可扬帆南下东南亚。广州港的地理位置在泉州之南，北风季节可以向南航行，与东南亚的交通虽然便利，但东南亚商船在南风季节回到广州后，就难以再次出船北上。庆元港比泉州位置更靠北，在东北亚贸易上有优势，但难以直接与东南亚进行航海贸易。明州与东南亚的贸易大多需要通过泉州港等候风向。浙江的处州瓷器和苏杭锦缎在元代不是通过庆元港，而是通过泉州港外销海外是一明证。与同时代的庆元港及广州港相比，泉州港可以同时兼顾东北方向和东南方向的贸易。

其次，从宋末元初战争对港口发展的影响来看,1276年元军攻破南宋都城临安南宋小朝廷南逃入闽，节节败退后，宋军到达泉州城。当时泉州的最高统领是“擅蕃舶利者三十年”的蒲寿庚，宋军欲入城利用蒲寿庚的海军力量抗元，蒲寿庚不允。在“继而舟不足”的情况下，宋军大将张世杰*力武**掠夺蒲寿庚的船只“掠其舟并没其赀”，蒲寿庚大怒之下杀宋宗室大夫，投降元朝。)蒲寿庚降元在客观上保存了泉州城，使得泉州地区的商贸发展不致遭受战火摧毁。

虽然元初福建地区的起义纷起，但泉州城始终未被战火波及。根据《元史纪事本末》记载，福建地区几次重要起义有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十二月，漳州民陈桂龙及其兄子陈吊眼起义。至元二十年(1283年)十月，建宁路总管黄华反叛“聚众十万，号头陀军”田。黄华之变史称“福建归附之民户几百万...去四五”。至元二十六年(1289)十一月，“漳州贼陈机察等八千入寇龙岩”。“可见，元初的福建的反元起义多集中在汀州、漳州一带及闽北地区，且无-不以失败告终。

蒲寿庚的拒城不纳及泉州地区未被反元起义波及，二者都保证了泉州社会环境的相对安定，有利于港口贸易的持续发展。相比之下，同为繁荣商港城市的广州，在宋元之交历经战火。宋元*队军**在广州城持续作战，最后于1279年在广州崖山海战一役彻底灭宋。广州港的海外贸易在战争中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甚至中断。元《大德南海志》描述元灭宋战争中的广州人民“兵革之间，或罹锋镝，或被驱掠，或死于寇盗，或转徙于他所，不可胜计”。

而庆元所处的浙江地区,是南宋政府的经济政治中心，更是战争频发的重灾区。三港之中，只有泉州港受战火影响最小，贸易不曾中断。最后，在贸易货源方面，元代泉州港的主要出口商品有瓷器、丝布、白糖等。广东的丝绸、铁器、瓷器与泉州相比都更为逊色。庆元港所处的浙江地区不产白糖,且铁、棉布都不如福建。四另外，在地理位置上，泉州相比广州距离元代政治中心大都更近，南海舶来的奇珍宝货从泉州港转运大都，更为便利。

泉州港得以繁荣的原因有许多。泉州港自身具备的优秀海港特质是先决条件。同时，福建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及丰富的资源是其物质保障。元代航海技术的发达是泉州港海外贸易的技术支撑，而元代大--统的历史背景及元朝对海外贸易事业的支持则给泉州港的全面兴盛提供了历史机遇。综合以上因素，泉州港才得以在元代超越同时代其他港口，成为中国海上贸易最大的中转站“东方第一大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