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建军
今年初二，有闲暇，到我插队的村子……桃田看看。阔别40年了，村子的模样依旧，只是进村的路更宽了。
1974年，我插队的那个村子，叫“桃田”、当时叫桃田大队”，属闽候县，现荆溪镇，当时叫公社……荆溪公社。出福州西，往洪山桥，上甘洪路到厚屿，在厚屿的公路边，有条进山的山道，径直往山里走，步行40分钟就到。
洪甘路厚屿路口，右转弯进山
洪甘路，厚屿进山的路（龙山路）
桐口林场桂阳工区。74年，汽车只能通到这里，再往前行进村只能步行
进村的桥。74年前，架在溪山的是三根杉木铺成的简易木桥
桃田大队，四周都是高山，是高山环绕的一个盆地，仅一条村道进出，如果没有这条便道，可以说，桃田大队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子。
桃田村全貌
通往龙山会议纪念馆的便道
龙山会议纪念馆
村部
到了这里，就到了村子的最末端，再往前是高山挡道，没有出口
74年，首批知青暂时居住的民房，周围是知青点的菜地
第一批知青住的干打垒土楼
75年第二批知青住的砖木结构的二层楼
76年第三批知青住的砖木结构楼
第二批、第三批知青住房相邻
知青点的猪圈还在
知青点的食堂还在
知青点的篮球场，盖上了民居
知青点的菜地荒芜了
柴火收购点的破庙修葺一新，堆放柴火堆场建成村民的休闲场所了
桃田村的地势，就如一个平放着的猪肚子，进村的道路就是猪肚子前面那段细细肠子。肠子与肚子之间，是一条潺潺的溪流。溪上架着四、五根杉木段，那是进村的“桥”，过了“桥”算进了桃田大队，地势也开阔了，继续前行，道路左边是山，右边是稻田、庄稼地，庄稼地右面有条溪，溪的右面还是山，到了村子的最里面又是高高的山，高山挡道，没有出口。
知识青年要来桃田，得到消息的村民们，在村支书的率领下，早早到村头那座“桥”边，敲锣打鼓，热列欢迎。把知青安置在溪北岸的一座古老的大院里。大院有厅堂、天井、分楼上楼下、多间住房，40多名知青完全容纳的下。知青绝大多数是军区后勤部直属团队：永丰412仓库，、甘庶779仓库、七四二七厂的子女。是后勤部的一个知青点。
安顿好知青，村支书，召集知青们，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7月底，正值盛夏，天气非常炎热，我给书记捧上一杯凉茶水，书记打住话题，看了我一眼，只这一眼，他似乎记下了我。村支书，个子不高，五十多岁，清瘦清瘦的，额头很宽，下巴稍窄，腮帮少肉，双眼明亮有神，威严、干练、机敏。姓“阮”，村民都喊他叫“依派”当权派的派，（yi、puai）。我也跟着这样喊他。
村支书讲完话后，农会主席向支青们发放了农具：斗签、蓑衣，锄头镰刀，柴刀，篇担，担绳，麻袋。
临了，村支书又说：“你们集体办伙食。这两天，先让农会主席给你们做饭，你们推举一个知青负责做饭，学会了，再自己做，村支部还要从你们中间选出三个负责人来，组织你们日常工作和生活，开展各式活动。村里有三个生产小队，你们分别分配到三个小队去，生产活动随三个小队，平日生活，学习由你们自行安排，你们这座院子就是个知青点，生活由知青点集中；劳动随生产小队，听小队长安排。
初到桃田，知青们在一起生活，集体办伙食。开始几天，吃的蔬菜都是农会主席自家种的，或是他从农民家要的。在后来的日子里，吃菜的问题就要我们自己解决了。在*革文**，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里，村民没有自留地，菜只能种在房前屋后的地角旯旮里，收成少之又少，更不能养猪、养鸡、养鸭。吃菜成了初来窄到时，知青们遇到的最严峻的问题，那天，不知是谁，在哪弄了条小丝瓜，几个要好的知有把它煮了，烧了一大脸盆汤，说是汤，其实就是一盆寡水上浮着几片丝瓜片片而已，七八个知青围着那汤，仍喝得十分满足。
村支部，在知青中指定：肖华，徐道昕，我，三人为青年点负责人，由我负责青年点的行政事务和生活后勤。我在知青中选出两人，专司生活后勤工作，加上我共三人，煮饭、养猪、养鸡，买菜，三人包圆。国家除每月按城镇居民标准，定量给每位知青粮、油外，还每月发给每位知青7元津贴。这些都由知青点统一管理。
那时实行计划经济，不允许小商小贩。买菜，要到最近的地方……洪山桥国营蔬菜店。我和后勤的两位知青轮班，每三天一次，天一亮，就挑一根扁担，两个麻袋，两根担绳，走40分钟山路到厚屿，找一自行车修理店，把扁担暂存在那，，再在店里租辆自行车，骑车到洪山桥，买了菜驮到厚屿，还了自行车，取上扁担，挑上菜，再爬40分钟山路，回青年点。
轮换几回后，我觉得这样不行，既累又得不到确切的供应保障。得自己种菜，彻底解决吃菜问题。我找到村支书，向他说：“依派，我想要些地，知青点自己种菜”。书记是个开明的人，和我很对脾气，在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农民都不允许有自留地。书记竞然没一丝犹豫就答应了：“行、可以、给你，要多少？”，我说：“最少三亩”，“可以、三亩就三亩，想要哪一块地？”，我说：“离青年点近些的。”，书记说：“行”。菜地的事，定了下来。村里给的菜地一半是山坡旱地，一半是稻田地，我组织知青，修沟造渠，将山泉水引到地边建造的储水池里，方便浇灌。
有了菜地，我把后勤的两人分工作了调整，一人专门煮饭，另一个和我负责喂猪、养鸡、种菜。种菜得从刨地开始，山坡上的旱地，好弄，挖松，刨深，整成一畦一畦的，不太费劲。水稻田就难了：面积大，泥土粘，一锄头下去，粘得锄头都是泥，叩掉泥，还要费劲。“找牛，用牛犁”，我找到村民阮秀灯，他牵来了牛，犁好了地。下种后，就等发芽，几天后，菜籽发芽了，山坡上的苗苗茁壮成长；稻田里的苗苗，大多断了根，倒伏在地上，死翘翘了。从山坡菜地里，移些苗栽上，没两天照样，死翘翘。依派听说，青年点的地，种上菜了，便来“巡视”，来到稻田，看到死翘翘的苗苗后，拍着我的肩头，乐得真打哆嗦：“我说呀，建军，真是城里的娃，这稻田要种菜，翻了后要暴晒，晒它十天半个月，把蝼蛄，地老虎，病虫害晒死。刚翻的地，种上菜，易得病、蝼蛄、地老虎会咬断所有的菜根”。掌握要领了，从此以后，蔬菜自给有余，还能满足一些村民。吃不了的，豆角，晒干了，做豆角干，红烧鸡肉；芥菜，晾干了做酸菜，配早饭。当时知青点，煮饭用的米，是村碾米站碾的，要先从大队保管员那把谷子挑出来，再挑到碾米站碾成米。碾米，不是天天碾每月只一次，但对知青点：特殊；随来随碾，“依派有交待。”。
我们知青是7月份到的，正好遇上双抢、抢收、抢种。过后就比较闲了，厚屿到桃田的那条路，汽车只能行驶至桐口林场的桂阳工区。桂阳工区到桃田，或从桃田村口到桂阳工区，只能走人，不能通汽车，进村得从桂阳工区步行两三公里路。那天我找到支书说：“我们村原本就闲塞，汽车进不来，不是个事，桂阳工区到咱村的这段路要拓宽，宽到能走汽车才好，现在是农闲，天又不太热，我想组织知青做这事。”，书记说：“拓宽路，这事有困难，村口溪上要架上钢筋水泥桥，从村口到工区这段路况很不好，大岩石很多，有的都延伸到路中央了。水泥和钢筋都是计划调配的；岩石要炸掉，*药炸**是管制物资，弄不到。”，我对书记说：“依派，你把我忘了”，“什么意思？”，依派没回过神，“我爸是驻军*长首**呀。”，书记拍拍脑门，乐了：“找你爸，哈、哈哈、哈哈、对、对，找你爸、找你爸”。
说干就干，一场拓宽道路的战斗打了。知青，村民，男女老少同上阵。挖土方时，很多知青手上都被锄柄磨起了血泡，裤兜里虽然装有手套，但看见村民们都赤着手，也就不好意思掏出，“向贫下中农学习嘛”，于是都强忍着痛，支书见状，特别心疼，问：“你们没手套吗”？“有”，我回答，“那就快戴呀，”，书记心急地催促。两三公里的路，村民知青齐心协力，两天就拓宽了，余下的就是炸石，架桥了。我爸：驻军永丰，与桃田一山之隔，就在现淮安大桥边上。在驻军的协助下，桥架好了，路面岩石炸平了，通车了。
当时养猪，养鸡，不像现在，有精饲料吃。那时养猪喂的都是剩饭剩菜和野草，猪也很难吃上顿饱饭，养猪的那位知青姓高，叫高闽欧，身高1米8，是个兰球健将，遇事好动脑筋，见猪难以吃饱，就有了野外放猪的想法，早上吃饭前，他就赶上猪，上到知青点后的山上，那里野草多，日子久了，猪认得道了，只要打开圈门，便跟着闽欧走。冬天，野草少了，猪饿，我就去找依派，依派说：“去大队领点糠吧”。年底或节假日杀猪，每只都有三百斤左右，村民啧啧称奇，大队里养的猪，最大的，才能养到百来斤。
养鸡就更简单了，到国营养鸡场买几只雏鸡，公母搭配，丢进猪圈，猪吃食时会摇头甩掉沾在嘴上的残渣，掉在地上，正好成了鸡的饭食，鸡再大一点时就会自己飞出猪圈，四处讨食，那时再在猪圈边上搭个大大的鸡窝，不用圈，鸡便有了住处，进出随意，纯散养，下蛋，孵小鸡都在那里。也有性子野的，把蛋下在荒山的草窝、坑、洞里，稍不留神，就会带着几个鸡崽崽回来，没到半年就繁殖出一大群，到底多少只，没人有数，反正很多。若有剩饭时，集中起来，倒在一个平整的地方，用勺子敲打盆底：哐、哐、哐、哐、哐，听到盆子的响声，满山的鸡都会，飞也是也聚来。
想改善伙食，杀几只鸡，用干豆角红烧，味道好极了。散养的鸡，又肥又大每只都有七八斤，百十来人，一次十只鸡，顶够。
我们这帮知青，大多都才十六七岁，少不更事。每到傍晚饭后，村里的帅哥，会洗理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往女知青宿舍跑，一天下午有位知青找到我说：“xx女知青说有一条沟里有很多鱼，”约他一起去捉，他邀我一起去。捉鱼，我当然乐意，到了晚上，我又叫上了另一位男知青，随那男知青去了，到了那地儿，见没沟，更没鱼，便问：鱼？哪有鱼？女知青见多来了俩男的，还是那知青领来的，瞪了那知青一眼，一跺脚，转身走了。那知青楞是不知就里，我俩个哈哈哈，大笑。那天收工后，我正倚在床头看书，平时要好的一位女知青，进来向我借杯子，我说：杯子我喝茶要用，不借，她说刷牙用的杯子也行，我说更不能借，她没再吭气，转身离去。隔天我问她，那天你借杯子做啥？她说，抓了只山鸡，煮了，想分我一羹，我说：怎不直说呀，她哀怨她冲我说：“傻”。弄得我莫名其妙，现在想来，是错失了良缘。
那年春节，我没回家，在青年点守门，村会计的儿子，见我无聊，建议我和他一起挖笋，挖冬笋。从未挖过笋，我随他进了竹林，一上午几乎翻遍了竹山，才挖到半根，下了山才知道，冬笋不是谁都可以挖到的，要看门道，懂门道。
插队的第二年，1975年，村里迎来了第二批知青，加上我们，有一百多人了。再后来，又到了第三批，加上先前的有近三百名知青了。上级有关部门拨款，先后建了两座知*楼青**。先建的是干打垒的二层土楼；后建的是砖木结构和二层楼，干打垒的土楼是知青和村建筑队一起建的，土楼建好后，利用挖土留出的空地，劈了个兰球场，知青中不乏兰球爱好者，男、女知青都有。劳作之余，打打蓝球在当时算是最好的娱乐活动了。常常是男知青占了场地，女知青旁观；女知青先到，男知青无奈，但多数时候还是男知青占着场地。有女知青就想了馊主义：“把蓝球藏着”。那天傍晚，男知青打蓝球，找不着球，便四处寻找，一个叫孔德的知青，推开女知青宿舍，瞟见球在床底，黑灯瞎火的，他眼也尖，兴奋地喊着：找到了，找到了，伏下身子，钻到床低，两手捧着，趴着*退倒**出床底，立起身，惊叫一声，松开双手，甩着手叫着：哎呀，我以为是兰球，大家一看，哪里球呀，是女知青尿尿的盂盆。
村里没有小学，孩子们上学要到洪甘路边上厚屿村小学就读，每天上学时，孩子们都要挑担柴火顺带到厚屿公路边卖，在那计划经济的年代，柴火也要凭票供应，很是稀罕、抢手。支书找到我，说：我们能不能搞个柴火收购点，把孩子们砍的柴收下来，由村里统一卖，有利于村里的经济，还方便孩子们，我说应该可以，“那就这样办吧”，支书说：“就由你做这事”。我立马到村出纳那支了三百元现金，去仓库拿了杆大称，走马上任，当上了村柴火收购点的负责人。没几天，收的柴火就堆成小山了。我和支书商量后，找了个与我关系很铁叫阮秀灯的村民，当队长，又选了13个知青当队员，组成了一个板车队。7辆板车，两人一辆，往处运柴火卖。效益还不错，打那以后，村里的一些日常开支大多从这支出，买化肥，种籽，再也不用村财政开支了。一天支书找到我说：公社来话了，说我们私卖柴火，属违反国家统购统销政策行为，得取缔，村里不打算一撤销这个收购点，你怕不？我说：听你依派的，支书又说：闹大了会影响你的前途；我说：我还是听你依派的，支书很满意说：“没看错你”。
75年福州遭遇了一场很强的强台风，市区内很多民房，屋顶的瓦片都刮飞了。瓦片成了那段时间的紧缺物资，那几天市民们暂时用木板、纸皮，塑料布，铺在屋顶临时应急。台风过后的第三天，我带人，开着手扶拖拉机，进市区，到北大西洪商场采购生活日用品，寻机回 溜回了家，想看看母亲，母亲住军区印刷厂宿舍大院，是简易平房。刚进大院，就见母亲和几个阿姨，站在屋顶，用塑料布遮盖屋顶，母亲见我回来，直起腰，叉着兰花指，冲我直吼：“独种呀独种，你还知道回来呀，家成这样了（我是独子，母亲才这样叫我）。”，我安慰了母亲几句，说：“我来市里采购，拖拉机还在等我，我要马上回去”，共和母亲呆了不到十分钟。
第二天，我母亲带了厂里的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来了，说是受厂领导委派，来商借瓦片的，依派书记接待了她，了解情况后，书记说：“正好，在建的第二座知青住房，还没上瓦，你们先拉回去救急，缓过劲了，再买了还给我们”，母亲当即借用村部的电话，向厂部作了汇报，没过一会，厂里又调来一部大卡车，购买了一整车柴火，我收购点里的柴火，算是答谢，也算是对村里副业的支持。
书记依派，是个性情中人，那天不知是哪家私自偷养的几只鸭子，不知死活地溜出来，跑到大队的稻田里。“资本主义尾巴出来了，”要严肃对待，割！二小队队长阮贤亮，挽起裤腿，就要下田，依派路过、见了，厉声喝止，“依亮，你要做啥，不会没看见呀！”。
有一回，我在宿舍烤烟丝，就是六七十年代，福州老汉、老婆婆用作抽水抽袋的那种，呛得很。书记正好路过，问：“抽这？”，我说：“是”。“别再抽这了，我交待一下。”。我赶紧说：“谢依派。”。*革文**时期每个村都有供销社，或大、或小，村民的副食、日用品也是凭票供应的。自有了书记的交待：别人抽9分钱的“丰产”都是奢望，我却3角6分一包的“海堤”不断。“海堤”，在那年月档次很高了，即使在省城，没票、没关系、没派头、也根本弄不到。
当时村财政紧张，为增加收入，村里在水稻收割后，把稻草拉到山外卖，洪山桥，有个造纸厂。每天一大早，我们会用扳车往那拉，为多装些，村民们会砍来毛竹，五六米长，靠车轮两边一边绑一根，这样板车身加长了好几倍，往高再堆，一板车能拉不少。早晨出发，二十多公里路，到地儿，卸完车，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去洪山桥边，国营饭馆吃碗煮粉干，1角7分钱一碗，那味道，香呀。
桃田村，虽然闭塞，却是福州近郊著名的革命老区，红色基点村，“龙山会议”是土地革命时期，福建省委召开的一次具有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式的会议，会议召开后，当时的福建省委确立了崭新的城市革命斗争的方针。据桃田龙山会议纪念馆介绍：龙山会议是在桃田内，北面一座名叫龙山的山坳里召开的，当时出席会议的代表，人人都头蒙面罩，互相不许相识，只认代号，其重要意义可见一斑。桃田出过两位新中国的第一任中级法院院长，阮秀中、阮秀山；一位在上海市；一位在福州市。现在桃田村，己被福州市规划为福州市的后花园，今后几年将打造成：集避暑、休闲、观光为一体的旅游集散地。
在桃田我生活了2年半，1976年十二月，招工离开，40多年来，对依派的思念依旧。
2022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