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先是一种常见的思维定式。
“痴迷三国的女生是什么心态？”，我看到了三层意思：
- 这样的讨论本身是有倾向性和潜台词的，但不能否认题目本身比较吸睛；
- 虽然不掌握具体数据，单从三国历史的受众数量的日常观感上看，可能确实女性所占的比例和总数是较少的；
- 但反过来，比例和数量并不等同于质量，我坚持认为所谓“痴迷三国的女生”不足以成为一个奇观——这也是我选择回答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
我想把这个问题拆解，从题主所谓的“特殊性”和更具普遍意义的“一般性”角度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特殊性：从“共情力”到“戏剧化”
既然问题把焦点放到了女性群体，那就首先从两性心理中女性的特点入手。
英国剑桥大学学者Baron-Cohen在1997年对男女在心理上的差异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女性更擅长语言、社会判断、共情与合作等，而男性更擅长数学推理、数据任务和空间技能等（Baron-Cohen&Hammer，1997）。简而言之，女性大脑更倾向于“共情”，男性大脑更倾向于“系统化”（曹漱琴&曹颜颜，2015）。所谓“共情”，是识别他人情感和想法，并对其作出恰当情绪反应的驱力，个体可以通过同情预测他人的行为，共享他人的感受（Baron-Cohen，2002）。事实上，无论是“共情”还是“系统化”，在男性和女性人群中，都呈现正态分布，而“共情”和“系统化”的性别分布也大多是重叠的，只不过女性和男性的“共情”水平和“系统化”水平普遍上高于对方（Baron-Cohen，2004）。我们姑且可以把这种“共情”水平称之为“共情力”。
不难发现，女性在读历史时，更容易关注到更多的情感和细节。历史上许多大人物往往都有真性情，这种真性情对于女性而言，更容易被感知和放大。
这个角度可能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女性读三国往往是从人物cp入门。这其中固然有许多过度想象和夸大其词的嫌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诸多浩如烟海的同人创作在无意间也打开了另一个解读角度：因为女性更擅长语言、社会判断、共情与合作，所以女性也就更擅长把这种“共情力”转化为“戏剧化”的想象，而“戏剧化”正是三国这段历史巨大的魅力之一。
从古到今，三国题材从来都是戏剧舞台上永远的大热IP，《三国演义》本身就是一个极为成功的戏剧化演绎范本。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三国历史的悲剧内核。
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多夫》中写道：
我写下了快要消灭的一代的悲剧。我毫无隐蔽的暴露了它的缺陷与德性，它的沉重的悲哀，它的混混沌沌的骄傲，它的英勇的努力，和为了重新缔造一个世界、一种道德、一种美学、一种信仰、一个新的人类而感到的沮丧。——这便是我们过去的历史。
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悲剧，前提是人们各自都在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过程中所有人努力到极致，结果却无力回天。三国这段历史，就带有这样深沉的悲剧感。“它的沉重的悲哀、它的混混沌沌的骄傲和它的英勇的努力”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悲剧链条。所谓“是非成败转头空”，是许多个鲜活个体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悲剧。
悲剧的魅力是普适的，戏剧本身就代表了对现实社会的反应和升华，人们不仅在戏剧中重复着已发生的事实，还不断地尝试改变。因此，三国历史适用于每一个曾经或正在“重复”与“改变”中不断交替和挣扎的普通人。所以在读到类似“自古名将如红颜，不教人间见白头”时，真的很难不心有戚戚焉。
一般性：关于庙堂与江湖的永恒想象
如开篇所言，从这个问题引申开来，我还想谈一些“一般性”的东西：三国到底是给谁看的？
颜渊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 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只是人类思想无形的变化造成的有形的后果而已。——《乌合之众》
根据唯物史观的观点，历史就是每一个客观实在的映射和总和，我们才有可能对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发生的事件有“亲切的熟悉感”。
我想三国的受众大体上跑不出两类人：
第一类 本质事业粉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
这一点不难理解，各路英雄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带三尺之剑，立不世之功”，所谓“天下之大势，兴亡之大略，一时之得失”尽在一处，在人类天然慕强的心理驱动下，三国历史自带事业外挂。这一点不做过多展开，我想重点讲的是第二类人。
第二类 某种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
首先是对理想时代的向往。
三国是不是一个好时代？
我想三国时代的普通老百姓应该没有一个人想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每日朝不保夕，动辄屠城吃肉。但关键点在于，作为受众的我们并非那个时代的亲历者，这些具体的生命体验都会被忽略，我们会自带上帝视角地做评语。
所以我们最常说的不是三国是一个苦难的时代，而会说三国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作为参照系，我们的时代是不是一个好时代？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先于评价，更多地想到信息社会的无孔不入、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带来的精神物化，尽管我们的生活是如此富足、科技是如此发达。在现代主义的解构下，如何抵御现代社会中无孔不入的空虚和无意义感，是全人类共同的命题。
于是三国的“英雄辈出”与我辈“边界的坍塌和消弭”形成鲜明对比，毕竟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能选优的时代，肯定是好时代”（徐皓峰）。
三国这段历史，在遥远的时代滤镜下，就变成了杜拉斯笔下那种“不死的欲望”，那种“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说一句三国是中国人永恒的精神故乡都不为过，其样本之丰富、体例之庞杂、涵义之深厚使得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在三国中找到自己的参照系和指明灯。
由此也引出了第二种理想主义：对理想人格的向往。
庙堂之上，朽木为官，遍地之间，*兽禽**食禄；致使狼心狗行之辈，汹汹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变为丘墟，苍生，饱受涂炭之苦。——诸葛亮
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是中国人一对永恒的“古难全”之事。
中国人对于“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绝对是有执念的，其实这份执念的本质就是一个个体如何进行自我要求和愿景构建，是一个整体在千百年来如何平衡庙堂与江湖的选择。
中国文化讲究层次，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准则，完成这些准则就是所谓的责任。
站在“天赋*权人**”和“社会契约”的角度，现代社会追求的是个体，是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
但站在“修齐治平”的角度，儒家社会追求的是整体，是责任，是家、国、天下，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因此读三国，并非单纯地在读“是非成败”的表象，更是在读身处乱世的人如何平衡他们的理想与现实。既有“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也有“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所以我们不仅能看到“官渡”“赤壁”，还能看到建安风骨；不仅能看到乱世的残酷，更能看到多少人为了结束这乱世甘愿“士为知己者死”。
归根结底，我们迷恋的是一份对理想人格的向往，是一种极端状态，是如何在乱到不能再乱的时代实现责任价值，这份迷恋根植于我们文化基因。
由“来路”而望“归途”，历“过去”而鉴“未来”，人类社会需要永远警惕责任感的迷失。
就如曹植笔下的“仰彼朔风”，遥望永恒的精神家园，郁郁乎文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历史是一门被建构的艺术，历史亲历者、写历史的人和看历史的人缺一不可。所谓“痴迷三国”的必要条件，一方面有赖于亲历者的作为，另一方面有赖于历史的记录者，我相信任何一段历史都不是孤本，而中国史学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史学中独树一帜，就是因为很幸运地从一开始就被厘清了最关键的问题：历史是写给谁看的？
司马迁已经给出过标准答案了：俟后世圣人君子。
我想圣人君子，应该没有性别限制吧。
最后 说说我自己。
我个人读史时有两个特别欲罢不能的点：不经意间改变历史的细节和“是非成败转头空”的结局，所谓“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这样的历史段落其实很多，但为什么我独爱三国呢？
直到我学习了著名的枚举法：
瑜长壮有姿貌。 策为人，美姿颜，好笑语。 彧为人伟美。 容止可观，望之俨然。 亮少有群逸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
我似乎是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