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金庸先生写了十五本书，家喻户晓：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还有一本《越女剑》。
对于《越女剑》，大多数读者是不认同的，一是因为短，只有一万多字，不够看，没过瘾。再是有续貂之嫌，十四本正好是一首诗，为啥非要弄个十五本。而且这一本还不能算作“一本”。
其实不认同源于看不懂。大家都不知道金庸写这本书意图何在，金庸为何念兹在兹的非要说我写了这么一本书。任何作者的创作都有其创作意图在，只要是严肃认真的创作。哪怕只是商业行为，亦如是。何况金庸这本小说并不是为了圈钱。
那么金庸为啥要写这么一本不能称之为“书”的书呢？
《越女剑》的大意是这样的。勾践卧薪尝胆，图谋复国，可惜士兵们战斗力太差，心急如焚，让范蠡想办法。范蠡在一次偶然之中遇到牧羊女阿青，被阿青高超的剑术折服，于是把阿青带入宫中，教授士兵剑术。阿青为此和自己相依为命的白猿公决裂。
阿青进宫并非为了荣华富贵，而是爱上了范蠡。结果勾践复国成功，范蠡带着西施泛舟五湖，把阿青甩了。理由是从来把阿青当哥们，当同事，没有当恋人。阿青一气之下冲入范府，将西施用剑气击伤，而后不知所终。
故事很简单，情节很一般，文笔也泛泛，反应也很滥。但是金庸说，反复地说，如祥林嫂念叨阿毛的故事，如唐僧哥哥说我从中土大唐来，我写了十五本书，还有一本《越女剑》。不管你们承认我承认，反正我写了十五本。
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得明白《越女剑》的中心思想。小时候学课文，两点很重要，一是生字生词，一是中心思想。《越女剑》的中心思想是：范蠡在事业上得到了女汉子阿青的帮助，最后却跟女神西施走在了一起。
其实这是他对前妻虔诚的忏悔之作。
金庸一生有过三段婚姻。
第一任妻子名叫杜冶芬，杭州人，二人于1947年相识并相恋。那时金庸在《东南日报》工作，主编幽默副刊。1948年3月，《大公报》要派金庸到香港工作，金庸不是很乐意，写信征求杜冶芬意见，她的答复是短期可以，长了不行，所以报馆高层同意他的要求：只去半年。赴港前杜冶芬送他到上海，临别前交代他一句话：“我们每人每天做祷告一次，不要忘了说，但愿你早日回到上海。”
当年10月他们在上海举办了婚礼，许君远是证婚人。
杜冶芬随金庸去了香港，住在摩里臣山道。金庸曾以“林欢”的笔名写过影评，编过剧本。这个笔名的来历，他本人没有作过任何说明。杜冶秋说，“林”是因为他们夫妇两人的姓氏“查”和“杜”中都有一个“木”字，双“木”成“林”，而“欢”是他们当时男欢女爱、生活幸福的写照。
杜冶芬在香港的几年，金庸忙于工作，没时间陪她，她一个人在家寂寞无聊，生活过得不愉快。最后独自回了大陆，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金庸在《大公报》的同事说，“杜冶芬是杭州人，不懂粤语，在香港感到生活苦闷，加上当时查良镛收入不多，她在吃不了苦的情况下，离开了查良镛。”
74岁时回忆这段不愉快的婚姻，金庸依然眼含泪光地说：“是她背叛了我。”
金庸自认是个感情重于理性的人，他对记者说：“我是离过婚。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她很爱我，我很爱她。但事后离了婚，你问我后悔不后悔，我说不后悔。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大家好真心真意的。事后变故，大家没办法知道。”
他们没有子女。杜冶秋（杜冶芬弟弟）回忆：“有些报纸说查、杜分离是因为查欲求职‘外交官’遭妻子反对，迫不得已才分手的，实际上是无稽之谈。”他认为：“后来离婚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爱尚且存在不足’”。
金庸对于第一段婚姻态度很明确：不后悔。二人真心相爱，但是有缘无分。金庸的事业尚在起步阶段，未来遥遥无期，小杜对他不看好，或者说小杜不喜欢这种生活。小杜要的是一个温驯的丈夫，一个温暖的家。金庸不是这样的人，也给不了小杜这样的生活。
至于杜弟说的“爱尚且存在不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爱无力，或者累觉不爱。因此金庸忏悔的人不是她。虽然她是杭州人，是名符其实的“越女”。
金庸第二任妻子名叫朱玫，新闻记者出身，美丽能干，懂英语，比他年轻11岁。他们相恋时，他还在《大公报》工作。当时同事高学逵的孩子高洁曾目睹这位“查叔叔”带了一位文静窈窕的女朋友。“朱漆九曲桥畔，相依相偎。我们还是头一次见识什么叫热恋呢。”
他们的大儿子查传侠出生之后，正是《明报》草创之际，金庸备尝艰辛，手下七八个人，三五支笔，缺钱，缺人，缺资源，啥都缺，没有一样不缺。妻子朱玫与他患难与共，成为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记者。
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相濡以沫的历史。《明报月刊》初创时期，金庸全力以赴，日夜忙个不停，那时他们已有二男二女，朱玫除了照顾孩子，每天还要给他送饭。
1968年的《明报》编辑会议记录表明，朱玫常以“查太”身份出席，有时称“查社长夫妇”，有时“查社长、查太”。《华人夜报》创刊，她担任社长，之后还是《明报晚报》的采访主任。
1976年1月《明报月刊》十周年，金庸写下《“明月”十年共此时》，回忆“明月”初创，“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笔下充满绵绵温情。此时，《明报》已稳居香港大报地位，《明报》王国颇具规模，但是他们的婚姻却出现了裂痕，最终走向离婚。
朱玫很能干，对工作很认真，甚至有点固执，两人时常因为工作大吵，或许伤了金庸的自尊心，于是出现了婚外情。
当时《明报》社址在北角英皇道，附近有家茶餐厅，金庸在报馆做得累了，常去喝咖啡。于是遇到一位年轻貌美的女侍应。结账时金庸给了这位女侍应十元小费。结果女侍应没要，还说，金庸是文人，靠写稿为生，赚钱是相当辛苦的（这话从何说起。笔者倒是觉得写字赚钱比起饭店服务员还是比较轻松的。笔者写一篇文章挣五百块钱，饭馆服务员累死累活一天才挣几十块，还得受各种气），所以那十元小费，她一定不要。金庸听罢，满心欢喜，想不到这位女侍应年纪轻轻，却说出这番话来。
这位女侍应后来成了金庸的第三任妻子。
朱玫发现此事，二人感情破裂，于是协议离婚。有传说指是金庸主动提出离婚，但朱玫也提出两大离婚条件：一是金庸付一笔钱作为补偿；二是该女侍应要去扎输卵管，才可与金庸结婚。
朱玫要这位女侍应扎输卵管，是为她的孩子着想。因为朱玫跟金庸已生了数名子女，若女侍应又有孩子，她的子女一定会被忽视，所以金庸与女侍应，一定不能有孩子。据说金庸答应了这两个条件，之后便与朱玫正式离婚。
金庸的老同事罗孚说，“朱玫协助他创业，尽了很大的力。她人很能干，帮他做了很多事情。跟他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就不是很清楚。”“他与朱玫离婚，得不到好朋友们的谅解。”
林燕妮在《香江第一才子--查良镛》一文中写到朱玫"也属性刚之人"，《明报周刊》总编辑雷炜坡结婚时，在郊外举行婚礼，她也到场祝贺。金庸问："要不要我送你回家？"朱玫只回以淡淡一句：“不用了。”
朱玫在孤独和凄凉中度过后半生，有时会到英国去住，据说那里有她的亲戚。1995年前后有人看见她在港岛铜锣湾的街边卖手袋。有人告诉金庸，他表示不至于。他说，“我一直想接近她，想帮助她，她拒绝，她不愿意见我。我叫儿子去照顾她，她也不愿意见到，她情愿独立。”
1998年11月8日，倔强的朱玫因肺痨菌扩散病故于香港湾仔律敦治医院，享年六十三岁，身后还有相当多的财产留给了子女。替她拿死亡证的，既不是她的前夫，也不是她的儿女，竟然是医院员工。晚境之凄凉令人唏嘘，与金庸晚年的风光更是构成了巨大的反差。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金庸脸带愧色地说：“我对不起朱玫……” “我作为丈夫并不很成功，因为我离过婚，跟我离婚的太太有一位，我心里感觉对不起她，她现在过世了，我很难过。”
一目了然，金庸《越女剑》写的越女阿青就是朱玫。
为何要上一张孤独的玫瑰，聪明的读者你们知道吗？留言必回复。
金庸第三任也是现任妻子名叫林乐怡,她认识金庸时才十六岁，比金庸小二十多岁。
在《明报》女编辑欧阳碧的印象中，林乐怡很直爽，没有老板太太那种骄横和颐指气使。有一次她到七楼的老板办公室，林乐怡也在，两人正在谈论去英国旅行的事，金庸交代了一句，有事先出去了，这时林乐怡竟跟她说：“我说去伦敦应该去看看朱玫，他不愿意。人家其实人挺好的，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口气中带着一些埋怨。现任妻子不满丈夫不去看前妻，这样的事她还是第一次见识。她认为这只能说明林乐怡性格爽朗，毫无心机。
当记者问及金庸和现任太太林乐怡“怎样维系良好的夫妻关系”时，金庸坦言：“也没什么。平时她什么都很迁就我，到她发脾气时，我便忍住不回嘴。跟她的关系不算特别成功，又不算很失败，和普通夫妻一样啦。”
很显然，林乐怡就是西施，她是最后跟金庸泛舟五湖，共享荣华富贵的女人。金庸把明报卖了以后，一直过着隐士的生活。金庸年少时为侠士，中年为国士，晚年为隐士，真是不枉一生。
《越女剑》最后以“西子捧心”结束。“西施眼中闪出无比快乐的光芒，忽然之间，微微蹙起了眉头，伸手捧着心口。阿青这一棒虽然没戳中她，但棒端发出的劲气已刺伤了她心口。两千年来人们都知道，西子捧心是人间最美丽的形象”。
这段暗指什么，也是不言而喻，那就是朱玫让林乐怡结扎一事。
《越女剑》全文不长，半小时就能看完。大家看看范蠡和阿青、西施的故事，和金庸与朱玫、林乐怡的故事何其相似乃尔。
最后以李太白一首《越女》作结：东阳素足女，会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堕，白地断肝肠。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本人是资深金庸研究伪专家，欢迎不耻下问。如果有值得长篇大论的问题，一定专开一篇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