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但是到了晚年，特别是进入70年代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毛主席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

为了保障毛主席晚年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中央为他成立了一些提供专门服务的“秘密小组”，这些小组承担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任务，直到80年代以后，才逐渐为人所知。其中一个“找电影”小组曾披露，毛主席看李小龙在电影中痛打外国佬，高声喝彩“打得好”！

透过这些“秘密小组”，我们可以一窥毛主席晚年生活和精神世界。

第一个秘密小组：医疗小组

如今，我们都知道像毛主席这样的中央领导人都有专门的保健医生，甚至是一个保健小组，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都是高度机密的存在。

当时，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毛主席的身体健康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更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可以说，毛主席的健康不仅是他个人的事，更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不可能让外国媒体完全洞悉毛主席的健康状况。

正因为如此，毛主席的保健小组成员身份都是保密的，除了他们本人，很少有人知道。

到了晚年，毛主席的健康状况恶化，普通的日常保健已无法满足需要，于是中央成立了专门为毛主席服务的医疗小组，这个小组比保健小组更加神秘，因为他们掌握着毛主席最新的健康状况，这些信息属于高度机密。

中央先后两次给毛主席成立过医疗小组。第一次是1971年至1972年，第二次是1974年到1976年毛主席病逝，期间组长和组员多次变更，但无一不是来自国内各专业科室的顶级专家，如吴洁、周光裕、吴阶平，等等。

1975年，毛主席因严重白内障左眼失明，中央决定成立专门眼科医疗小组，为毛主席实施白内障手术，实施手术的眼科专家唐由之在第一次参加集体会诊时，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病人就是毛主席，可见保密工作到了何种程度。

然而，再顶级的医疗小组也无法挽回毛主席的生命。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与世长辞，永远离开了我们，医疗小组随之解散。

但是我们仍然感谢医疗小组作出的贡献，因为他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最大程度地延长了毛主席的生命，减轻了毛主席的痛苦，已经足够让我们欣慰。

第二个秘密小组：“大字本”小组

这个小组的故事，其实和前一个小组有关联。

毛主席一生有众多爱好，最大的爱好莫过于读书。

都说“活到老，学到老”，毛主席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这句格言，他曾说过：“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毛主席嗜书如命，可以说是时时读书，处处读书，终生读书。吃饭睡觉在读书，行军打仗在读书，休息之余在读书，坐车坐飞机在读书，他的书架上、饭桌上、睡床上、办公桌上，到处都摆着书，外出考察时，行李中最多的东西就是书。

毛主席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读书的一生。

到了晚年，毛主席的视力一天不如一天，仍然不顾劝告，每天读书。

为了满足毛主席看书的需求，同时防止他的视力进一步下降，*党**中央于1972年秋成立了一个“大字本”小组。这个小组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把毛主席要看的书进行特别注释，并排成大号字体后编辑出版，可以方便毛主席阅读。

这个“大字本”小组的成员主要是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教授专家，因为只有他们才懂毛主席爱读的古籍，并且注释出来。由于读者面很窄，这种“大字本”印量非常少，每次只印15本，专供毛主席阅读。后来，毛主席为了节约成本，就要求只印5本。

1973年以后，毛主席的老年性白内障病情持续加重，视力不断下降，但他仍然读书不辍，“大字本”小组只好进一步加大字体，印成了“三十六磅特大号”，当时印刷厂根本不用这么大的字号，“大字本”小组只得请印刷厂专门赶制了一批字模。

在第一个小组的故事中，我们讲到1975年唐由之负责的眼科医疗小组给毛主席做白内障手术。这次手术成功后，毛主席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尽快解开眼睛上的绷带，因为他急切地希望恢复视力，尽早能自己读书。

据记载，毛主席人生最后一次读书的时间，是1976年9月8日5时50分，他在全身布满多种监护仪器和抢救器械的情况下，坚持读了7分钟的《容斋随笔》。

在他的心脏即将停止跳动的时候，毛主席才结束了一生从未间断的读书生活。十多个小时后，一代伟人与世长辞，“大字本”小组随之解散。

第三个秘密小组：“找电影”小组

这个小组的故事，其实和前一个小组更有密切关联。

晚年的毛主席，视力严重下降，却仍然坚持读书。为了毛主席的视力着想，医生和工作人员都劝他减少读书看报，但毛主席不听，依旧我行我素。

为了转移毛主席的兴趣，工作人员建议他多看一些电影，少看书报，恰好毛主席确实喜欢看电影，便在一定程度上听取了大家的建议，看电影的频率明显增加。

中南海西楼有一个内部电影院，定期放映电影，有时*放播**工作片、纪录片，有时播艺术片、娱乐片，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如*少奇刘**、*小平邓**、李富春、*尚昆杨**等等，都喜欢在这里看电影，有的同志几乎每场必到。

毛主席也喜欢看电影，早在五六十年代，他就经常在一墙之隔的含和堂看电影。

毛主席不只看中国电影，也看外国电影，包括美国电影，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基督山复仇记》、《血海飞雷》、《苏伊士》等经典影片。在观看电影时，毛主席的考虑总是比平常人多，不仅看电影情节本身，会有与众不同的思考。

但是在毛主席晚年时，那些经典片子已经看了很多遍，失去了新鲜感，他迫切想看一些新电影，于是“找电影”小组应运而生，组长是分管电影文化工作的刘庆棠。

对于毛主席看电影的需求，*国锋华**也很关注，既然中外经典电影都看过了，他便安排刘庆棠想办法弄一些香港电影回来，看毛主席喜不喜欢。

香港号称“东方好莱坞”，上世纪70年代，港片盛行，称雄亚洲，但当时内地和香港没有文化交流，内地从未引进香港电影，毛主席自然也没看过。

该怎么找香港电影呢？刘庆棠找到时任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国清韦**。

广州距离香港最近，也是最能接触香港文化的地方，但想搞到香港电影一样很难，*国清韦**很想给毛主席效劳，但没有门路，只好转而求助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

那个时代，新华社香港分社大概是唯一常驻香港的机构，梁威林在香港也有一些人脉，他有一个朋友在香港做律师，恰好是邵氏电影老板邵逸夫的好友，梁威林便尝试走这个律师朋友的门路，向邵氏电影公司“借”影片。

这位律师很仗义，拿着对方开列的一张电影清单，找到邵逸夫借电影。

邵逸夫当然一口允诺，让对方在片库里随便挑，但后来一听说内地要借影片，顿时大吃一惊，以为要批判他的电影，显得十分紧张。

这位律师朋友眼界非凡，安慰邵逸夫说：“你怕什么呀？现在尼克松都到了北京，中美都开始邦交了，你为什么不能以电影为纽带，和北京搞好关系呢？”

邵逸夫一听，恍然大悟，要是能借此机会打开内地市场，岂不是意外收获？于是爽快地答应把清单所列的影片借给了内地。

在开列的电影清单中，有李小龙主演的三部电影：《精武门》《猛龙过江》《唐山大兄》。

这三部电影是“找电影”小组特别强调的，因为他们知道李小龙的电影在香港和全球都很火，但内地没听说过，很有新鲜感，所以想借来让毛主席欣赏。

影片借到后，从香港到北京，一路快件绿灯，谁都不准拦。到了北京，刘庆棠先审看，过审后，马上送给毛主席观看。

后来，刘庆棠问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香港电影怎么样？毛主席爱不爱看？”

张玉凤高兴地说：“喜欢，当然喜欢！这批香港电影很好看，一看来了好电影，毛主席连书和文件都不看了，马上看电影。”

“毛主席最爱看哪一部电影？”刘庆棠问。

张玉凤认真地回答说，毛主席特别爱看李小龙主演的影片。有一次，他看到李小龙和一个外国人格斗，打得非常起劲，一边看一边鼓掌： “功夫好！打得好！”

由此可见，毛主席确实很爱香港电影，特别是李小龙主演的功夫电影，这跟他的爱国情操是分不开的，特别是看到李小龙摇着手指说“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痛打嚣张的外国人时，毛主席的爱国情绪被激发起来，才高声喝彩“功夫好！打得好！”

据刘庆棠回忆，毛主席每次借香港的电影，都要看十几天，不会一次性看完，断断续续看，每次看几分钟；而李小龙的电影，毛主席都要留下一个月，反复观看，不厌其烦。

如同那位律师所言，毛主席的这一爱好，成了香港电影打入内地市场的契机。

1976年春，刘庆棠以文化部的名义向中央打报告，希望邀请邵逸夫来内地考察交流，由于毛主席观看过邵氏出品的李小龙电影之故，很快就获批准。

在这种情况下，邵逸夫秘密到访内地，先后在大庆、大寨和上海等地参观，对内地的印象有了很大改观。改革开放以后，邵逸夫回内地积极捐资办学校，遍及全国各省，与毛主席先前观看邵氏电影并颇为欣赏，应该说不无关系。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病逝，“找电影”小组随之解散。

第四个秘密小组：雪茄特制（132）小组

就生活嗜好而言，毛主席除了吃辣椒、吃五花肉，就是喜欢抽烟，他抽烟最“凶”的时候，一天能抽上五六十支烟，一支接着一支，几乎是烟不离手。

毛主席知道抽烟有害身体健康，曾多次尝试戒烟，但最后都是失败而告终，抽烟的习惯也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老人家的晚年。

毛主席原本是抽上海“中华”牌香烟的，这是我们的民族品牌。

有一次，贺龙（一说是*先念李**）在和毛主席聊天时，夸耀说自己抽的雪茄味道很好，毛主席被挑起了好奇心，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点了一支，结果发现味道还真不错，立即改变了对外国烟的“偏见”，对清凉香醇的雪茄味道产生了兴趣。

当然，这种雪茄并非进口，而是产自四川什邡烟厂。

起初，中央没有惊动什邡烟厂，只是每月派人到成都军区取烟。所以，什邡烟厂只知道雪茄的供应量增加了，不知道其中有些烟是供应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

到了70年代，出于安全考虑，从什邡到北京的雪茄烟被暂停，毛主席又重新拿起了“中华”。

这期间，中央有关方面派人到什邡烟厂“取经”，希望能在北京烟厂制作雪茄，以方便供应，但没想到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现场学习，也学不来对方的技术。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决定把什邡烟厂的师傅请到北京来做烟。

1972年3月，什邡烟厂的几名技术骨干举家搬迁到北京，秘密成立了一个“雪茄特制小组”，中央警卫团的危德纯同志作为小组负责人，选择一处僻静的地方制作雪茄。

出于保密和对外联系的需要，这个小组的通讯地址对外叫“360信箱”，对内则称“132”，故而又称“132小组”，因为这种雪茄有两种型号，分别为13号、2号，故有此名。

1974年，病情严重的毛主席终于戒除了数十年的烟瘾，不过这个“雪茄特制小组”仍然继续给*国锋华**、*先念李**等领导人供烟，只是产量已经锐减。

1976年底，“132小组”停止生产，直到1984年10月正式宣布解散。

第五个秘密小组：“古诗词吟唱”（戏曲）小组

从文化角度而言，看书、看戏、看电影，堪称毛主席的三大文艺爱好。

戏曲小组与“大字本”小组相关，因为毛主席爱读书，尤其爱古诗词，当时中央成立了“古诗词吟唱小组”，在专门设置的录音房内“秘密”录制成曲子，播给毛主席听。

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是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参与录制的吟唱者、乐曲演奏家都是当时名流，如岳美缇、姚炳淑、刘德海、闵惠芬、张晓辉等。

据不完全统计，这个“古诗词吟唱小组”为毛主席晚年录制了大量磁带，保存至今的至少有59盒之多，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1975年毛主席接受白内障手术时*放播**的曲子《满江红》，这跟第一个医疗小组的故事又关联上了。

当时，毛主席要做白内障手术，年迈的他第一次接受手术难免紧张。为了缓解情绪，毛主席让张玉凤在手术期间为其*放播**录制的《满江红》，在铿锵激越的旋律中，毛主席反而放松下来，顺利完成了手术，不得不说有这个“古诗词吟唱小组”的几分功劳。

这个“古诗词吟唱小组”后来演变为戏曲小组，除了录古诗词，还录制一些传统剧。

1974年，毛主席在长沙休养期间，*国锋华**应毛主席的要求，安排当地湘剧院、花鼓戏剧院的演员，为毛主席演出了《生死牌》《讨学钱》等旧剧目，可见毛主席并非只看“革命样板戏”，他对中国传统戏曲还是很有兴趣的。

通过上述5个秘密小组的故事，相信大家对毛主席的晚年生活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其实，毛主席虽然是伟人，却也是普通人，越到晚年，毛主席的心理需求越像普通人一样，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这才是他最真实生动的一面，是他返璞归真的精神世界。

谨以此文，致敬并缅怀一代伟人毛主席。吃水不忘挖井人，忆苦思甜感*党**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