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悟道123
谈及孔祥熙，若以当代的流行语言形容，堪称“顶级富豪”。在那个时代，他被冠以“中国首富”之名，而他个人资产的具体数额至今仍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之下，无人知晓。
累积巨大财富的人，无疑都具备着非凡的智慧和能力，同时，他们也往往有着坚实的社交网络作为支撑。孔祥熙便是这样的例子，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广泛的人脉关系，实现了从无名小卒到显赫一时的华丽转身。然而，也正是这两大优势，让他在人生的巅峰之后遭遇了巨大的挫折。可以说，孔祥熙的兴衰荣辱，都与政治紧密相连，他的命运与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紧密相连。
在商业中建立自己的版图
尽管孔祥熙因政治地位的提升而跻身首富之列，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然而，在他涉足政坛之前，他也并非一无所有，他的背后同样有着强大的支持力量，那就是教会。教会在他的人生轨迹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他带来了丰富的利益，同时也为他展现出了商人的敏锐和智慧。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这段时期，山西的太谷县因其繁荣的票号业而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众多的票号与商业活动使得这里商贾云集。身为孔子第七十五代后代的孔祥熙，正是在这样一个票号世家降生。他的父亲在太谷经营着义盛源和三晋源两家票号，而他的母亲庞氏则出身于儒商世家，是一位典型的大家闺秀。追溯孔家的历史，他们在票号行业也有着辉煌的发展历史。
尽管孔祥熙未曾亲历票号业的辉煌时期，因为他的诞生恰逢近代银行逐渐崭露头角的时代，此时票号业已开始逐渐衰退。虽然一个人的命运并非完全由童年决定，但童年的经历无疑会对个人的成长轨迹产生深远的影响。孔祥熙出生于一个充满商业氛围的世家，且身为孔子后代的身份也为其增添了一抹儒家文化的底蕴，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他身上独特的儒商气质。
然而，相较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在孔祥熙身上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记。九岁那年，他因病与基督教结下了深厚的缘分。此后，他不仅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信徒，还加入了由教会创办的“华美公学”，在那里，他全面而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知识。
在那个封建社会逐渐走向崩溃的时代，许多受到西方文化思想启迪的年轻人，都怀揣着重塑社会秩序的梦想。孔祥熙同样也不例外，他在政治上一直将孙中山先生视为自己的导师。在“华美公学”毕业后，孔祥熙在太谷创办了文友会，并以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为楷模，遥尊其为总会。这一行动，不仅标志着他与孙中山先生之间缘分的开始，也彰显了他对于革新社会的坚定信念。
1894年，孔祥熙借助基督教会的支持，踏入了潞河学院的大门。如果说孔祥熙进入华美公学是因为受到了外国传教士的启示，那么他选择进入潞河学院则是孔氏父子经过深思熟虑的决策。他们将外国教会视为暂时的避风港，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扬帆起航，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
孔祥熙在历经义和团运动的混乱和八国联军侵华的风波后，即将从潞河学院毕业。毕业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赴美深造。令人惊讶的是，这次留学的费用竟然无需他自己承担。
在孔祥熙所生活的清朝末年，对于青年知识分子而言，出国留学成为了最为理想的归宿和时尚潮流。不论个人的学术造诣如何，只要能够前往海外“镀金”，一旦回归，便能立即获得人们的瞩目与尊重。在那个时代，留学主要有三种形式：官费留学、自费留学以及公派留学。
孔祥熙在各方面都具备着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优势。他起初渴望获得官费留学的机会，因此找到了李鸿章。在解决“山西教案”的过程中，孔祥熙与李鸿章曾有过短暂的接触，而他在那次会面中给李鸿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鸿章不仅亲自接见了他，还与他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当孔离开时，李鸿章赠予他一包银子，作为他继续学业的资助，并致电驻美公使，请求其对孔提供额外的关照。尽管孔在学校的日常表现并不突出，但他在毕业考试中却表现出色，最终成功获得了学校提供的公派留学资格，这也得益于他在教会中的受欢迎程度。
在美国逗留期间，他得以与孙中山先生会面。孙中山先生的智慧和理念为他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和影响。在耶鲁大学顺利毕业后，他决定回到太谷，并创办了“铭贤学校”。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的支持和资助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对孔祥熙而言，“铭贤学校”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正是通过创建这所学校，他不仅成功吸引了美国欧柏林大学的资助，更是赢得了众多政界人物的信任与支持。这所学校成为了他与美国之间直接而紧密的桥梁，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当地社会的地位。
这所学校的存在，使他开始在中国旧政权的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并逐渐受到军阀和政客们的瞩目。他与太谷商会、警察局及诸多权势人物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甚至在他后来身居南京国民政府高位时，这所学校仍然备受青睐。
至关重要的是，他通过建立学校，成功地培养了一批忠诚的亲信，为他日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中掌握部分权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辛亥革命爆发后，孔祥熙有幸在1912年9月再度与孙中山先生碰面，这次重逢使得两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随后，孔祥熙开始筹划成立“中美同盟会”，并在与外国传教士的交往中，敏锐地捕捉到了潜在的商业机会。
孔祥熙被告知，有英国商人计划在山西大量销售煤油，于是他与五叔联手创建了祥记公司。他们向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支付了2.5万英镑的保证金（相当于当时的40万银圆），从而获得了在山西省独家代理亚细来壳牌火油的权利。
孔祥熙通过祥记公司的商业活动，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而中美同盟会则未能取得显著的成果。
至今，我们已经揭示了教会的秘密。华美公学，孔祥熙少年时期所就读的学校，其核心目标是培养服务于教会的知识分子，通过这些学生与中国上层社会建立联系。在孔祥熙因长期疾病无法康复的情况下，他选择前往由教会开办的医院接受治疗。当医院得知这位患者是名门望族的后裔时，他们感到十分振奋。他们意识到，孔祥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与中国上层社会沟通的桥梁。因此，当孔祥熙回想起童年时期的这场疾病时，他将其称为“因祸得福”。
在教会的扶持下，他踏上了赴美求学的旅程，从欧柏林大学到耶鲁大学，他的每一步成长都伴随着教会的影子。学成归国后，他创办了铭贤学校，继续传承着教会的理念。长时间浸润于美式教会学校的环境中，他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呈现出鲜明的西化特征。
在踏入政治领域之前，孔祥熙因其与教会的特殊联系，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收获颇丰。同时，正是因为这种与基督教的深厚渊源，他与宋耀如之间建立了共鸣与默契。
孔祥熙成长的三大关键因素
1913年，孔祥熙受人之托前往日本，并在那里担任了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因此受到了外界的广泛赞誉。然而，他此行最大的收获并非这一职位，而是在无意中结识了对他政治生涯起到关键引导作用的王正廷。
最初，王正廷担任了当时的总干事一职。然而，因其在政治上的某些错误决策，他遭到了学生的激烈抗议和*攻围**。面对这种情况，王正廷选择承担责任，主动辞职。随后，孔祥熙便踏上了东渡日本的旅程，开启了他的人生新篇章。
可以说，孔祥熙的这一行动实际上为王正廷化解了困境，因此王正廷对孔祥熙充满了感激之情。随后，这种感激之情促使王正廷采取了回报行动。他之所以承担了这一重要职责，是因为有人委托他，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与王正廷建立了联系。
王正廷亦曾前往美国耶律大学深造，与孔祥熙共同度过了一段宝贵的校园时光。学成归国后，他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任职，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此后，王正廷始终站在革命的前沿，积极参与各类政治活动。1919年，他更是身先士卒，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和会”，充分展现了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与才华。
孔祥熙的仕途发展，王正廷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四十岁时，他仍然在山西经营着进出口贸易公司，尚未涉足政治领域。然而，自从他选择追随王正廷后，便踏上了仕途之路。孔祥熙对王正廷忠心耿耿，尽心尽力为其效力，最终成为了王正廷得力助手，在旧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王正廷和孔祥熙在鲁案善后督办公署和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均有深厚的工作背景。王正廷在这两个机构中担任了督办，而孔祥熙也曾在这两个机构工作。之后，王正廷的权力逐渐减弱，而孔祥熙则逐渐崭露头角，继承了王正廷的地位。孔祥熙的团队成员大多来自于这两个公署，这也体现了这两个机构在权力交替过程中的重要性。
在袁世凯窃取了孙中山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孙中山进行了第二次革命尝试，然而却迅速遭遇了失败。由此，孙中山及其家人和宋耀如的家人被迫*亡流**日本。这一事件导致了中国政治的动荡和社会的不安。
在日本期间，孔祥熙频繁出入孙中山在东京的住所，积极协助处理中华革命*党**的*党**务工作，并承担经费用捐献与劝募的责任。此外，他还参与了处理孙中山的机密文书工作。
在那个时期，众多革命领袖齐聚日本，孔祥熙在其中并不显眼。然而，经过时间的磨砺和考验，许多人都纷纷败退，唯有孔祥熙坚守阵地。因此，他赢得了孙中山的高度评价和赞赏。
从上述情形可见，孔与孙之间的关系远非一般的亲家所能概括，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可以说是共渡时艰的莫逆之交。这种特殊的关系为孔祥熙日后在国民政府中步步高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丰厚的政治资本。
孔祥熙前往日本的原因除了担任总干事这一职务外，还涉及到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方面，他因参与“二次革命”而陷入生死危机，这迫使他选择加入*亡流**日本的行列。另一方面，孔祥熙也是为了缓解自己丧偶后的孤独感而东渡日本的。
在日本之行之前，他并未抱有太多的期望，只是随波逐流地踏上了那片陌生的土地。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他的预料，意想不到的好运接连而至，仿佛命运之手在暗中相助。在这众多的收获中，最为珍贵的莫过于与宋耀如的大女儿宋霭龄结下了不解之缘。
宋家，这个被誉为中国的非官方王朝，通过两代人、六个子女的努力，对中国政治以及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那三位闻名遐迩的宋氏姐妹的婚姻选择，无不令人叹为观止。然而，所有这一切的辉煌成就，都源于一个人的付出与努力，他就是宋家王朝的核心人物——宋耀如。
宋耀如是一位具有传奇经历的旅行家，他从小就有游历美国和探索世界的梦想。尽管他拥有雄厚的财富，但他选择将大部分资金投入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成为了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经济后盾。他的这一行为不仅展现了他的爱国情怀，也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宋耀如扮演了为宋霭龄和孔祥熙牵线搭桥的角色。当孔祥熙在日本逐渐崭露头角，引起了宋耀如的注意。于是，在某个时刻，宋耀如也亲自上山拜访了孔祥熙。他们见面后，彼此间的交谈非常愉快，仿佛早已经相识多年，对彼此的才华和理念深感钦佩。
在一次随意的闲聊中，孔祥熙偶然提及了1906年在美国与宋霭龄的短暂相遇。这次偶然的邂逅给宋耀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此事念念不忘，有意想要促成二人的重逢。于是，他热情地邀请孔祥熙到家中做客。就这样，在分别了8年之后，孔祥熙和宋霭龄再次有了相见的机会。
孔祥熙对宋小姐赞誉有加，称赞她性格温和、举止文雅，处理事务果断明快，是一位令人钦佩的女性豪杰。而宋霭龄则对孔祥熙的赚钱能力大加赞赏，认为他具有独特的理财才华和天生的经济头脑。这次会面让他们彼此倾心，相知相爱，最终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铸就了百年的和谐。
在孔祥熙的政治生涯中，宋霭龄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她的存在似乎不言而喻，对于塑造他的政治命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作为妻子还是合作伙伴，宋霭龄在孔祥熙的生命轨迹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集财权与一身的时代
在民国时代，孔祥熙担任了众多政府高级职务，涵盖了金融与财政等多个关键领域。他曾在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农民银行担任过行长职务，同时还担任过实业部和财政部的部长。他的一生可以说都与财政金融紧密相连，因此，他在国人中获得了“财神爷”的戏称。
国民政府的财政主要依赖于关税、盐税和统税的收入。但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沿海地区，占据税收收入80%的重要地区，被日军占领，这使得国民政府的税收来源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尽管战争期间税收收入锐减，但国民政府为了战争的持续进行，军费开支却大幅增加。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每日的军事开支至少需要500万，一整年的军费则高达18亿元。然而，1937年度的实际财政收入却远远未能达到这一数额，仅为5亿元左右，这意味着仅军费一项就已经超出了当年实际财政收入的3倍以上。
孔祥熙为了维持战时的财政状况，实施了四项关键措施：
首先，孔祥熙颁布并实施了《公库法》。根据该法，政府各机关的所有收入必须统一汇入公库，禁止各自为政的行为，旨在消除贪污腐败的现象。通过实施这一法案，孔祥熙进一步巩固了对财政的掌控力。
另外，为了增加税收，我们需要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包括但不限于举债、提高税率、发行货币、组织募捐活动、使用战备储备金、出售资产以及实施征收等手段。
虽然增加税收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孔子提出的新三税——货物税、直接税和食盐战时附加税，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紧张，却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以四川为例，当时连一只鸡、一枚蛋、一棵白菜、一根葱都需纳税，且后续新税持续加码，使得百姓生活倍感艰难，怨声载道。
第三点，孔先采取了大规模举借外债的策略。他发行了大量的公债，以筹集资金。以1937年为例，南京民国政府推出了5亿元的战时救国公债。尽管在战前，公债的发行并不受欢迎，但孔先仍成功吸引了认购者，使得公债得以售出半数。然而，这些公债在后期却逐渐失去了其应有的信誉。
同时，孔还积极推进了对外借款的行动。在那时，主要的债权国包括美国、苏联和英国。除此之外，他还向法国、比利时等国家寻求借款。这些外债的总金额高达10.5亿美金。
第四点，是大量印制纸币。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只能通过印制更多的纸币来应对。1938年的发行额是23.1亿元，但到了1945年，这一数字已经飙升到惊人的10319亿元。这种通货膨胀的政策，给广大的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经济负担，而四大家族却从中牟取了巨额的社会财富。
孔祥熙为解决军粮民食的紧张状况，引入了田赋征实制度。虽然该制度原本应由土地所有者承担，但地主阶级往往巧立名目，使这一负担最终落在劳动者身上。因此，劳动人民最终成为了这一制度下的牺牲品，承受着沉重的经济压力。
孔祥熙作为掌握财政大权的政府要员，在民族危机和战争压力之下，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缓解财政紧张局势，但这并不能掩盖其贪婪敛财的丑恶行径。他的斑斑劣迹无法被简单地掩饰或忽视。
在四大家族中，孔祥熙以其卓越的敛财能力而著称。在抗战时期，尽管孔祥熙和他的妻子宋霭龄为国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他们也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巨额财富，这一行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批评。
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掌管了行政、财政和金融的重要权力，同时，他经营的企业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他的企业版图涵盖了金融、工业、商业以及文化事业等多个领域。
在金融领域，孔祥熙在山西的老家设立了一家名为“山西裕华银行”的私人金融机构，其低调运营了长达30年之久。尽管该银行的所有权属于私人，但其实际运作更偏向于商业银行的模式，并在不同时期根据需要扩展了多家分行。
孔祥熙在中央银行为裕华银行设立了透支账户，至1941年，该账户的透支额度已攀升至三千万。在当年的黄金抛售风潮中，裕华银行积极购入大量黄金，随后在西安分行将其售出，从而实现了可观的盈利。
虽然孔祥熙最初对工业领域并无太大兴趣，但在抗战时期，他凭借对四*总联**处的掌控和信用膨胀的权力，开始涉足工业领域。在那个时期，四大家族中的宋子文、陈果夫、陈立夫都纷纷争抢民营企业，孔祥熙也不甘落后，加入了这场商业争夺战。
举例来说，他曾一手主导了“华西”公司的合并。当时，华西公司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向孔某寻求*款贷**援助。尽管孔某表示*款贷**存在困难，但他提出了一个合资经营华西的提议。孔某注入资金后，对华西进行了重组，更名为中国兴业公司。到了1943年，孔某在中兴公司1.2亿的总资本中占据了高达95%的份额，华西公司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他的私有财产。他在担任该公司董事长的十年间，所获得的利润数字也是巨大的。
在商业领域，他早已游刃有余，并且相较于工业，商业的利润更为丰厚，也是他深深热爱的领域。孔氏家族早期的企业是祥记公司，作为美孚煤油在山西的独家代理商。此外，他还涉足医药行业，开设了自己的药店。当他向宋霭龄示爱时，他曾自豪地表示，他的恋爱资本正是这家药店。在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开设了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恒义公司等多家企业，同时他的子女也创立了不少公司。这些企业的建立不仅为孔家带来了丰厚的财富，也让他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虽然孔祥熙涉猎了众多行业，但要想积累起亿万财富，另一个不可或缺的途径就是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在国民政府中，他手握重权，为贪污腐败提供了众多机会。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三千万元*私走**案”。在这个案件中，孔家试图通过林世良的包庇进行*私走**活动，但最终被军统揭露。1937年底，中央信托局（理事长为孔祥熙）迁往香港后，孔家的大公子孔令侃为了方便*私走**活动，在中央信托局内设立了一个运输处。他派遣孔家的忠实管家林世良负责这个运输处，专门负责私运孔家所需的所有物资。尽管这个运输处挂着国有资产的运输通道的幌子，但实际上是孔家进行*私走**活动的工具。
1942年，缅甸遭受日军的侵略。鉴于滇缅公路是当时国统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重要交通线，老蒋委派其表弟俞飞鹏前往负责统一调度。俞飞鹏上任后，为确保*用军**物资的顺利运输，颁布规定，所有车辆均须承担运输任务，除非持有他的特别命令，否则不得放行任何车辆。
尽管如此，林世良非但没有执行上级的命令，反而为*私走**价值三千万的物资提供了庇护，使这些物资得以从滇缅公路顺利运往重庆。随后，俞将此事上报给了老蒋，老蒋在得知真相后，果断下令逮捕了林世良，并最终判处其死刑。然而，在这起事件中，林世良实际上只是一个替罪羊，真正的幕后主使却仍然逍遥法外。但从这件事情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老蒋对孔家私下谋取私利的纵容态度。
孔祥熙的另一桩腐败行径，即广为人知的侵吞美国公债案件，为避免冗长，此处不再详细阐述。
孔祥熙一家通过不正当手段掠夺民财，这一行为不仅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和反抗，同时也在国民政府内部引发了诸多不满之声。许多人对他的恶行感到愤怒，纷纷向蒋介石举报。最终，在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下，孔祥熙被迫辞职下台。
人生落幕
1941年12月22日，《大公报》披露了孔家牵涉的“飞机洋狗”丑闻，矛头直指孔祥熙。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国民*党**内部高层矛盾激化，蒋介石逐渐对孔祥熙失去信任。与此同时，四大家族开始分裂，蒋、宋、孔三家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剧。
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孔祥熙的地位逐渐变得岌岌可危，他的名声也从内部到外部逐渐恶化。与此同时，美国官员们毫不留情地对孔祥熙进行了公开批评，使他不断受到来自美国政府官员的指责。最终，罗斯福总统提出了更换孔祥熙作为财政部长的要求，这使得孔祥熙深感内外交困的困境。
在抗战的尾声阶段，几位心怀爱国的志士积极收集了有关孔祥熙侵吞美国公债的全部证据，并计划向国民参政会提交一份议案，旨在追究孔祥熙的责任并进行严厉的惩罚。尽管他们的努力最终被蒋介石所压制，但他们仍然坚持提出了一个质询案，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揭露事实真相。
1944年初，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质疑行政院长孔祥熙，揭露他在发行美元公债过程中的不正当行为。不久后，孔祥熙的财政部长职务被解除。进入1945年上半年，孔祥熙的丑闻接连不断，他深感自己在旧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难以为继。在种种压力之下，孔祥熙于1945年5月辞去了行政副院长的职务，7月又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的职位，到了10月，他还辞去了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的职务。
1947年，孔祥熙以寻求医疗为由，从上海启程前往美国，自此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国大陆。他在1967年8月16日在纽约辞世，享年87岁。
审视孔祥熙的一生，我们可以洞察到他成功的三大关键：其一，他依靠外国教会的支持；其二，他与众多名流的交往；其三，他与宋家小姐的联姻。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他庞大的人生棋局。然而，最终他还是因为失去道义和人心支持而在政坛上跌落，这恰好应验了历史的无情规律。
注：文章作者 读书悟道123
图文来源：老家太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