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晚期，维也纳的一个花园里，一名老年贵妇让工人捡一些小石头放在桌子上。她则坐在花园的篱笆后面，四处张望着，看有没有骑着自行车的女人。如果有哪个女人敢骑自行车从她的面前过去，这位老贵妇会立刻拿起石头扔过去，边扔石头边骂：“*妇贱**！*妇贱**！”（源自《企鹅欧洲史7》）
早期自行车宣传海报
在那个时代，仍然有很多人认为，骑自行车的女性是“有伤风化”的。
女性地位的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今天这篇文章，我们截取三个时代的故事，看看女性地位在400年间的变化。
英国学者艾琳·鲍尔的《中世纪人》中，提到了一位15世纪的商人妻子，我们就先从她说起吧。凯瑟琳·里奇是个命途多舛的小女孩，她的父亲早逝，母亲带着她改嫁给了一位没落贵族。幸好，继父也很疼爱她，并且给了她相对较好的生活条件。
凯瑟琳还遇到了一个非常爱她的男人，托马斯·贝森，一位15世纪的羊毛商人。1478年，也就是凯瑟琳15岁的时候，她嫁给了这个一直迷恋自己的年轻小伙子——某种意义上说，凯瑟琳算是“下嫁”，因为贵族之间的联姻在那时更为普遍。不过对于凯瑟琳来说，能嫁给年龄不大而且十分宠爱自己的人，就算是地位不高的商人又能怎样？
凯瑟琳的丈夫生意非常繁忙，也赚了很多钱，虽然每年大多数时间都在各地奔忙，在乡间代理人以及港口的羊毛收购商之间周旋，但是他确实赚了足够的钱，能保障凯瑟琳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很不幸，凯瑟琳结婚后一年，托马斯·贝森就患上了严重的疾病，奄奄一息。而此时，她已经怀孕了。
也正是这个不幸的事情，让我们看出了凯瑟琳的地位之高。在中世纪，大多数女性没有法律地位。从简·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中就明白无误的表达了出来：亨利·达什伍德的两个女儿，在父亲去世之后才发现，她们无法继承父亲的遗产，所有钱都归父亲前妻的儿子继承。所以，她们想要从父亲的遗产中获得一些钱，只能靠这位男性继承人帮助她们一些。
早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查士丁尼法典》就明确指出了女性是“脆弱、低能、不负责任和无知的”。女性不可能是财产的第一继承人，就算是没有男性继承人，她们往往也会被其他亲戚所欺负。
读书的女性
然而，商人家庭的情况往往不一样。比如可怜的凯瑟琳，在丈夫极有可能去世的情况下，她立刻开始管理所有的生意——这在15世纪之后的商人家庭很常见。生意合伙人准备处理托马斯·贝森的后事时，曾表示：“……上帝保佑，据我们所见他（托纳斯·贝森）的身影似乎说明他可能在这个世间难再康复……至于如何分割存货，他则闪烁其词，无论是进账还是卖帐他都保密。这两本账目只由他来决断，由我们家小姐、他的妻子（凯瑟琳）保管……（遗嘱）执行人需要三个，我的小姐即他的夫人（凯瑟琳）、伦敦市的法官汉弗莱·斯塔基先生和加莱商人罗伯特塔特先生……他会改变遗嘱，让凯瑟琳小姐成为唯一的执行人，但具体将会如何我尚不能确定……”
在我的另一篇文章《从一位15岁妻子的遭遇，看14世纪欧洲女性地位的提升》中，15岁的梅纳杰夫人也是嫁给了一位商人，她的地位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至少梅纳杰夫人可以管理仆人和家庭事务，并且可以组织一些上流社会的聚会。
100年后的15世纪，凯瑟琳同样身为商人的年轻妻子，她的地位有了更加明显的提升：凯瑟琳不仅可以处理家庭事务，同样可以管理丈夫的生意，在丈夫即将去世的时候，她被支持成为唯一的财产继承人。
这是女性在社会公共生活上的地位提升，也是在法律地位的提升。
幸运的是，托马斯·贝森战胜了病魔，活了下来。6年之后，疾病再次缠上了他，这次他没有逃脱。凯瑟琳在丈夫死后，带着5个孩子改嫁另一个缝纫用品商人。她在快50岁时去世，并且按照遗愿葬在了自己第一位丈夫托马斯·贝森旁边。
凯瑟琳的经历完全可以拍摄一部精彩的电视剧，还原那个时代的商人家庭生活，尤其是她比普通贵族女性“地位”高出许多，很值得让更多人看到。
1703年，另一位女士的生活，更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地位的提升。
18世纪女性
女性提升自己地位的基础不仅有丈夫的支持，更重要就是接受教育，能读会写。实际上，商人家庭的女性之所以地位较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生意人愿意让家中的女性学习读写，以帮助自己管理生意。所以，读写能力在18世纪，成了女性的“最有力*器武**”。
1703年一位名叫玛丽·查德利的男爵夫人，写了一首名叫《致女士们》的诗，开头几句是这样的：“妻子和佣人是一样的/只是称呼不同/命中注定的结打下的那一刻/什么，什么都不能将它解开/她说出服从这个词的那一刻/男人就根据法律成为至高/然后所有的善意都给搁到了一边/什么都留不下，除了身份和骄傲。”
玛丽·查德利显然对女性的附庸地位十分不满，所以她大胆的用文字的方式进行抗争。同一时期一位名叫梅丽莎的女子，更是直接写诗，将男性描述为“傲慢的暴君、自满的伪君子、残暴成性的*兽禽**、放纵的酒鬼……脑袋空空的花花公子或者令人作呕的小丑”。考虑到那个时代的读书热潮，这些争取女性地位的“宣言”，一定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传播。
然而，18世纪的法律已经能保证女性的基本权益，至少不会因为写诗讽刺男性而遭到起诉。所以，那些传统卫道士也用文字回击，开始了一场用“诗”做*器武**的战争。
18世纪女性
一位牧师写诗给那些试图争取更高地位的女性：“你们肤浅的心智别的什么都装不下/你们被创造出来，为的不是脑力劳动/那些富有男子气概的辛苦活儿该由我们承担/我们，像远古巨人一样高高屹立/好像天空都不放在眼里/而你们这些可怜的卑微虫豸在下面匍匐/在我们高尚的理性看来，比螨虫还不如……”
看来，连牧师都毫无掩饰的表达自己的不满，甚至使用一些不太文明的字眼形容女性——当然，这也证明了在传统卫道士眼中，女性确实地位很低，不值得一提。
对于女性读书写诗的看法，英国的约翰·布鲁特爵士则写道：“书是*国亡**的根源，生命的瘟疫/要是被一名妻子学习，它就两者皆是。”
然后，不管是牧师还是约翰爵士，都必须承认一点：识字的女性越来越多，他们不仅用文字来写信，更用来写诗。而且这些诗明显是在挑战男性的权威地位，虽然无法忍受，但这是事实，也是18世纪的趋势。
18世纪那些写诗的女性，和15世纪的商人妻子凯瑟琳相比，不仅仅参与到了公共生活领域，而且大胆的和男性进行“战争”，不论结果如何，这已经是一种地位的巨大提升。
19世纪的女性，把自行车当成了地位提升的重要手段。
骑自行车的女性
奥地利女权主义者罗莎·麦瑞德在自行车发明之后，兴奋的表示：就对妇女解放做出的贡献而言，自行车所起的作用超过所有女权主义者的努力。
罗莎的说法并非夸张，在自行车发明之前，女性必须穿着厚重累赘的连衣裙，这是女性的象征。但是为了骑自行车，女性开始改穿更为方便的“裤裙”，这让她们看起来更加的自由。实际上，穿着一直都是女性地位提高的最大障碍。
巴尔克利（左）与仆人以及狗在一起
詹姆斯·巴里是英国驻开普敦的一名军医，辗转南非、毛里求斯、圣赫勒拿、加拿大和加勒比等地服役，深受士兵欢迎。但是没有人能想到，詹姆斯·巴里医生实际上是一名女性，她的原名是玛格丽特·安·巴尔克利，为了上医学院而女扮男装。在获得医学学位之后，她一直以男性的身份示人，一直到死后才被人发现。为了自己不被发现，她的身边只有一名黑人男仆和一条狗陪伴着——一名女性成了穿着裤装的军医，这让当时的军官们非常尴尬，他们只好把“詹姆斯·巴里”的档案锁起来，隐瞒了这个伟大军医的故事。
在遥远的北美，另一位女性军医的玛丽·沃克，则要“幸运”很多。
玛丽·沃克
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玛丽·沃克作为一名医生，也被招募进了*队军**，但是因为是女性，所以一开始的身份是“护士”。两年后，表现优秀的沃克被任命成为随军外科医生，也正是此时，她开始穿上男裤工作。作为医生，穿上男裤自然工作起来更加方便，但是这让很多保守人士非常不满。
战后，沃克医生继续穿着男裤，结果多次遭到拘捕，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巨大反响。在国会议员们激烈的讨论之后，美国政府终于立法给了沃克医生特权——她可以在工作的时候穿着裤装。
也正是沃克医生的巨大影响力，让更多的女性开始争取“穿裤装”的权利，女性地位提升的新时代也来临了。
从15世纪的商人妻子凯瑟琳，到19世纪的玛丽·沃克医生。从能管理丈夫的生意，到得到法律承认自己的工作和着装。400年的艰辛历程，欧洲女性地位的提升确实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