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天这篇文章是“中国经济大危局”系列的第二篇。我们承接上一篇的内容，继续探讨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上一篇文章《中国经济大危局，资产负债表衰退：全民举债、城投违约、企业破产》我们提到，政府、非金融企业、居民这三个社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皆出现了程度不一的衰退迹象，原因也都分析透彻了，想了解的读者朋友可以移步前往阅读。

接下来，我们沿着社会结构的特点，从“三大产业、三驾马车、四大市场”的角度切入，深度探究宏观经济有着哪些风险和挑战。

（本文字数12000字，建议先收藏再阅读，感谢分享）

首先是三大产业：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其中又可分为传统农业、机械化农业、高新技术农业；传统制造业、高端制造业、精密制造业；传统服务业、生产*服务性**业、制度*服务性**业。

大疫三年，传统农业受到的冲击和影响有限。

毕竟粮食自给自足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无论经济基本面遭遇多大挫折，国家都会尽力确保产粮区主粮的种植和收获，恪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让十四亿人口都能吃饱饭。

既然粮食安全属于国家安全范畴重中之重的环节，那么对该产业的统筹调度自然不在话下，不存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力量参与其中，计划经济思维直插到底，国家农业部和粮食安全署亲自下场管辖，国企负责经营和分配产业资源，安全性大于收益性，使粮食收成始终保持增长区间。

我认为，传统农业的生产值，是疫情期间乃至后疫情时代，所有产业里为数不多处于正增长的。

至于机械化农业和高新技术农业，要么受制于复杂多变的地理环境，要么因为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使得该产业内的资源调度和要素流动不够充分，导致生产增加值始终停滞不前。

说完农业，我们来着重分析制造业和服务业： 前者是我国融入国际贸易分工体系，成为世界工厂的基础；后者则是我国迈入中等发达国家时必然要大力发展的标准产业。

分析这两大产业目前的运行情况，以及它们的结构性变化，既是这篇文章想要重点阐述的内容，也是其价值的精髓所在。

所谓的传统制造业，即工业和加工业，前者又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而中低端制造业属于后者，是我国自从加入WTO以来，过往二十多年发展经济的支柱型产业之一， 其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高达50多种，包括但不限于上游的建材、水泥、钢材、冶金、化工、林木、机械、建筑设备、仪表、地暖安装、塑胶件、不锈钢窗等等；中游的金融信贷、资产质押、房屋中介、商业配套经营等等；下游的装饰、装修、电气、家具、家电等等。

除此之外，传统制造业还关联了大基建和外贸出口这两大行业。

与大基建相关的行业有建材水泥、交通运输、城际铁路、电力设施、水利工程等等。

而与外贸出口相关的行业有钢材、玩具、灯具、纺织服装及衣着附件、箱包及类似容器、钟表、集成电路、液晶显示板、陶瓷制品、塑料制品、化工制品、消费电子元器件及组装产品等等。

我国一直致力于将基础产业结构和经济质量底色，从中低端制造业往高端制造业和精密制造业上引导并最终成型。

所以， 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精密制造业，是我国得以实现自主创新、经济转型，乃至产业升级的重中之重。

高端制造业包括但不限于新基建、新能源、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模型、云计算、量子计算、电子研发技术、先进军事技术等等。

其中的新基建，包括但不限于工业机器人、大数据处理中心、新一代通信技术及其设备、特高压、光伏太阳能板等等。

而新能源并非等同于如今市面上的由电力驱动机动车在马路上驾驶这么简单，是区别于蒸汽、火力产生的化学能，以及电力产生的电磁能，高效获取而又无污染的清洁能源。

目前已知的新能源，包括但不限于风能、水能、氢能、太阳能、潮汐能、地热能、可控核能等等。

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精密制造业。

其包括但不限于工艺制程摆脱了传统物理世界的摩尔定律，从而往量子世界狂飙的线性图形处理器（CPU）或堆栈式图形处理器（GPU）的半导体芯片；

数十个国家共同研发出来的极紫外线光刻机（EUV）；

诸如国际空间站和空天飞机的航天工具；

诸如国产C919大飞机、波音和空客等民航客机的航空工具；

诸如和谐号、复兴号这类国产高铁动车的超高速交通及运输工具；

诸如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研发的重型猎鹰这类商用可重复式回收大火箭；

诸如冷冻电镜这类的先进光学实验设备；

诸如核磁共振这类的先进医疗技术及其设备、器械等等。

与高端制造业不同的是，精密制造业可以通过技术积累、效率改进、产能升级等一系列手段，顺理成章地从中低端制造业过渡或晋升至此形态。

而高端制造业通常属于基础科研和学术研究，通过理论和实证手段得出来的产物。

对于我国而言，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精密制造业无疑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侧重点。

高端制造业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资金，注重相关人才的培养，积累起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必要时做出制度上的变革去适应它的产学研环境，甚至还需要开放思想市场、转变国际贸易分工体系的角色定位才能达到其充分条件。

可是一旦实现了，那便是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高端制造技术既具有颠覆传统产业的破坏性能力，又有重塑整个社会形态、使新技术得以大规模落地应用并形成经济良性循环的创造性能力。

所谓的弯道超车，就是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并最终成型的结果。

而发展精密制造业，可以不用像高端制造业那样，投入大量的研发资金和人才，力求研发环节的零度创新，而是只注重制造生产环节的灰度创新。

就像日本人对待燃油发动机一样，做到持之以恒、精益求精地改进现存技术和既有工艺的每一个细枝末节。

然而这么做，实际上是违反人性的。

因为它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不断试错、反复验证。

运气好的话或许可以看到对手的车尾灯，但概率是一视同仁的，你在努力的同时，对手又何尝不在努力呢？

除非像龟兔赛跑这则寓言故事那样，兔子跑到一半就窝在树底下睡大觉，而乌龟打破芝诺的预言，冲过终点线，赢得比赛的胜利。

但在现实中，没有人甘愿做那只兔子，而寓言故事的警示性就在于此，那只乌龟永远也追不上已经跑在前面的兔子，顶多能看到兔子的背影，或远或近，仅此而已。

所以说，如果只注重发展精密制造业，是无法实现弯道超车的。

我国想要实现科技创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伟大目标，就必须在引导中低端制造产业链往精密制造业过渡的同时，还需注重高端制造业的健康发展。

说完制造业，终于轮到服务业了。

先来说说我个人的感受。

近些年来，无论是国家决策层面，还是社会舆论和风气，都透露出一种过度贬低服务业的氛围：要么嫌弃服务业的产业附加值和利润率太低了，要么认为只需稳住制造业份额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我认为， 这种氛围非但没有必要，反而容易误了大事。

试问当今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哪一个三大产业中比重最高的不是服务业？

就拿美国来说好了，服务业占比高达80％，制造业和农业各占比10％左右。

结果有人跳出来，信口雌黄地说： 这就是美国产业空心化、制造业衰落的体现！

殊不知， 服务业占比升高，可能不仅是出现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自然现象，还具有经济学原理的底层逻辑：

亚当·斯密的精细化分工理论。

为什么我国的服务业附加值和利润率普遍较低？

答案是我国人口基数大，从各个产业利润中获得的人均收入较少，加上部分国策使然。

除了国情以外，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因素了吗？

当然有。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现代化的进程步入后半段，服务业和制造业一样，内部会分出不同类别的行业，而且还会更新迭代，比如传统服务业会过渡至生产*服务性**业，所占份额也会此消彼长。

服务业甚至还可以与先进制造业，也就是高端制造业和精密制造业相结合，或是与传统制造业（中低端制造业）相配套，前者正好造就了生产*服务性**业，后者则是国家层面频繁提及的产业数字化。

于是乎，我们回过头来，可以看到美国的服务业居然还能再细分出三个子类别，其中传统服务业占比最低，而生产*服务性**业和制度*服务性**业各占比一半。

这时，有人恍然大悟： 原来美国并没有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产业空心化到极端严重的程度，而是它把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重叠的那部分给统计进了生产*服务性**业这一类别。

所以说，如果只是一味发展制造业，从而忽略服务业可以带动制造业发展的特点，那么结果只有两个：要么制造业得不到服务业的加成，升级势头缓慢，从而被牢牢锁在全球供应链或消费巨头企业生态的底端；

要么始终无法解决劳动力配置的问题，导致社会资源错配现象越发严重，从而引发信任危机。

现在从一些社会事件里已经可以看出有些许征兆和苗头，这可是误了大事儿啊！

回到正题，我国服务业占三大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一半，其中传统服务业占总服务业的比重较高，生产*服务性**业和制度*服务性**业占比较低，不过增长势头较快，这很符合我国作为后发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基本特征。

传统服务业分为手工类、技能类、生活类这三种。

手工类服务业指的是具有匠心精神的传统手艺人或手工作坊，包括雕塑、作画、陶艺制作等等。

它与中低端制造业及贸易出口行业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一些钟表、灯具、箱包款式等制品的设计和制造，需要这类手艺人或手工作坊的加持，将产品打造成差异化、个性化的，放在市场竞争时有更大几率可以吸引顾客的眼光，然后脱颖而出。

技能类服务业指的是其劳动行为需要从信息交换、知识传递、情感咨询当中实现价值，比如育儿、养老、医疗、教育、心理、保险、理财、房屋中介等这类服务。

而生活类服务业就是从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接触到的服务行业，比如餐饮酒店或文娱场所的服务人员，旅*行游**业的导游人员、住宿行业的前台管家，以及零售行业的导购人员等等。

说完传统服务业，我们来重点说一下生产*服务性**业和制度*服务性**业，尤其是生产*服务性**业，真的太重要了。

生产*服务性**业，顾名思义就是为制造业提供服务配套的行业，它既可以是为现有制造业提供商业性质的服务， 比如中低端制造业的人力资源整合和管理， 也可以为现存技术提供具有经济规模效应的应用式服务， 比如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即互联网，为其提供相关配套的服务，从而新增就业岗位。

在Web1.0时代，生产*服务性**业为平台互联网提供游戏开发工程师、网站制作工程师、专门写代码的程序员等职业岗位；在Web2.0时代，其又为移动互联网提供软件应用开发工程师、UI设计师、网络安全工程师、产品经理等职业岗位。

而在即将到来的Web3.0时代，生产*服务性**业将为数字互联网提供软硬件开发一体化的相关配套服务。

生产*服务性**业还能为制造业提供强大的赋能， 比如互联网技术使得传统制造业往数字化转型，诞生出网购、电商、外卖、网约车、直播等诸多新兴行业，而生产*服务性**业可以为其提供网店个体户、电商客服、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直播博主、内容博主、带货达人等诸多职业岗位。

除此之外， 生产*服务性**业可以为先进制造业提供专业的赋能配套方案， 比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等让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技术，使得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皆可数字化，打造物联网（IoT）和数字经济，使先进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更上一层楼。

至于制度*服务性**业，就是为政企主导的生产活动提供有关金融、法律、商务咨询等专业*服务性**。

关于这一细分领域没啥好说的，之所以把它单拎出来，纯粹是因为它的特性既不属于传统服务业，又不属于生产*服务性**业，仅此而已。

综上所述，针对三大产业的运行情况，以及它们的结构性变化，笔者给出的总结是：目前我国的农业整体发展稳定，制造业以中低端为主，精密制造业发展稳定，而高端制造业发展动力稍显不足、短板较多，可能跟制度体系的变革与否有关。至于服务业，虽然发展势头强劲，但却是最不受官民所待见的。

三大产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正是造成当前宏观经济下行的长期主导因素。

我相信，只要妥善解决掉这些风险和挑战，我国围绕科技创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除了三大产业以外，“三驾马车”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不容忽视。所谓的“三驾马车”就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个领域，分别为投资、出口、消费。

我们先来看投资的情况。

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国投资的形式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以证券资产和产业资产投资为辅。

比如房地产和大基建这类传统制造行业，就属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项目。

房地产以1998年取消福利住房和2003年国有土地拍卖入市开始，经历三轮城镇化建设的浪潮，最终以债务积压的方式拖累目前的宏观经济；

而大基建则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四万亿财政计划”的重头戏，大量高速公路、铁路、城轨交通、高铁、市政工程等项目，就是在这一时期以后建造完成的，带来工业现代化显而易见的成绩，与此同时也让各地方城投公司的债务累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过往十多年来，我国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要扩张社会信贷的方式，驱动经济产值快速增长，但也因此将债务规模推到了悬崖边缘，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也出现了边际递减效应，往后如何节制信贷扩张、化解债务总量，已经成为宏观经济的一大风险和挑战。

目前看来， 我国扩张信贷的方式必须从固定资产投资转变成证券资产或高端产业资产投资，以传统制造业为存量项目，以先进制造业为增量项目，稳步使投资扩张信贷的边际效用再次提升上来。

紧接着，我们来看出口的情况。

由于外部政治因素的干扰，我国产业结构迎来深度调整。虽说经济发展的模式以双循环为驱动力，但总是有侧重点的，以前注重外循环，现在则开始注重内循环。

一直以来，外贸出口都是我国经济对外发展的支柱型产业，而对内发展的支柱型产业则是房地产。

外贸出口为我国早期积累起原始资本，通过大规模生产中低端制造业的廉价商品，将它们卖给欧美地区消费力旺盛的中产阶层及以上群体，以此赚取大量外汇，除了扩大粮食和能源进口以外，形成巨额外汇储备以充实国储，彰显主权货币信用。

放眼如今，欧美地区不再是我国外贸出口的第一大输出地，这也意味着过往经济全球化的贸易分工体系受到冲击，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出现了松动，还因为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生产供给能力而反噬自身，造成产能严重过剩的局面。

虽然外贸出口形势看起来危机重重，但也不至于沦落到没有任何办法解决的地步。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为完备的制造业供应链优势，可以将原有的出口对象所需的廉价商品视为存量，确保相当数量的订单维持住现阶段从业人员的生计即可，然后将构建“一带一路”的第三世界国家视为新的出口对象，把过剩的产能转化为增量，实现对外输出。

当然，只做到以上这一步还远远不够， 必须要将传统制造业过渡至先进制造业，从原有的生产者手里抢夺市场份额，或是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行业，比如说新能源汽车这块巨大的蛋糕，从中分得一大块，让新产能替代旧产能之后，再实现对外输出。

说完投资和出口，我们重点来说一下消费。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条件和结果的不充分乃是客观事实。

不仅从地域上呈现出南北、东西两地的空间差距，还从经济结构上呈现出城乡、所处行业利润附加值多寡等若干差距，导致我国劳动力需要时刻面临失业危机带来的风险。

除此之外，长期内需不振、居民消费力不足、货币购买力不足，还与我们是“世界工厂”的角色定位有关。

总需求不足、产能过剩是全球贸易分工体系里生产者的必然宿命，其企业所处于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地位较低，赚取的营业利润也较少，再结合人口基数大、空间维度大等国情特征，呈现出一种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由于国情使然，各行各业长期深陷马尔萨斯陷阱的发展悖论，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生产出来的商品必须薄利多销才能卖出去，社会物价长期涨不上去，货币购买力每况愈下地缩水，变相*压打**企业利润，由此形成经济系统的恶性循环，导致民众趋向于高储蓄、低消费，勤俭节约的价值观念越发根深蒂固。

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相关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有六亿人月收入不足一千元。

这不单单反映出我国中低收入群体基数十分庞大的客观事实，更是构成我国民众的基本底色。

由于财富分配不均、货币传导不畅，导致这群人的抗风险能力非常脆弱，信用扩张能力也很有限。

受到疫情影响，叠加经济增速下滑，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资产负债表陷入衰退，或是他们此前采取过度扩张信贷的方式维持收支平衡，如今收入的不确定性打破了这种平衡，迫使他们以去杠杆的方式，降低偿还债务的压力。

至于我国的中产阶层，不光数量上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就连他们的价值资产，实际上也要大打折扣。

由于我国房地产的金融投资属性比较强，规模也远超诸如股票、债券、汇率等其他资本市场，占据我国金融的半壁江山，说是一家独大也不为过。

过去二十多年来，跻身中产阶层的人群只能将资金配置于不动产这一类实物，形式过于单一化，况且并非其真正可裁决之资产，各种限售、限价等政策层出不穷，使他们无法对房屋财产进行自由交易。

不仅如此，其中大部分人通过住房*款贷**协议，将房屋抵押给银行，加杠杆配置不动产，属于有息负债。

购房者为了偿还债务，长期净支出。此时具有抵押性质的房屋并不属于个人所有财产，因为所有权归属及衍生权益掌握在银行手上，只要购房者敢断供，房屋便沦为负资产。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遭遇的问题，并非全然由现金流不足、内需不足、消费和购买力不足所引起。

所谓的现金流不足，只针对特定部门或群体，本质上是旧有的财富分配、货币发行，以及传导机制出现问题，或针对当下问题，将流动性注入商业银行，再扩张社会信贷的方式已然过时，有效性呈边际递减。

而所谓的内需不足、消费和购买力不足，本质上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衡的问题，比如存在各种垒高市场参与主体交易费用的行为，针对学历、性别、年龄、地域等方面的劳动就业歧视，财事权责不匹配导致多劳多得的原则被破坏，制度、法律层面针对劳资双方权益保障的不对等。

除此之外，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也有待完善。

疫情期间，欧美地区的中产阶层之所以敢花钱，原因就在于其福利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维持民众的基本生存需要，起到了很好的托底作用。

所以说， 当前经济不景气，本质上是制度未能充分考虑到基于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或是未能兼顾效率与公平，使其达到均衡的问题。

社会是一个相对完整的集成系统，整体效用均衡得如何，要视群体基数和改善情况而定。

占据人口基数最大的中低收入群体，以及为他们创造最多就业岗位的中小微民营企业，包括数千万个体工商户，长期处于货币供应的弱势地位，诸如信贷、专项资金等社会资源未能重点且优先倾斜于他们，还要受到诸多政策的“合成谬误”所害，更是通胀或通缩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的最大承担者。

他们并非因为疫情而不敢消费，长期的弱势，导致他们的劳动议价能力和消费购买力严重不足。

面对当下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巨大风险和挑战，笔者认为解决办法有三个，且缺一不可：

第一、短期内，按照国家官方标准去定义和划分，然后将流动性精准发放给中产阶层及以下的人群，帮助他们修复资产负债表的同时，也能改善他们处在社会资源弱势的地位，从而有效提振经济。

如果向中产阶层人群发放现金补助，他们会率先拿来偿还债务，修复资产负债表。

由于人数不多，不必担心他们的还贷行为会触发流动性陷阱或金融杠杆断裂，只需短期内保障银行机构的流动性不受影响。

长期来看，反而有利于整个社会的信用持续扩张。

对个人来说，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加强；对企业来说，充沛的消费需求被释放出来，可化解产能过剩，扩大利润空间；对债务驱动型经济体来说，建立并健全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信用体系成为可能，并且有望壮大中产阶层群体。

第二、建立并完善居民基本收入保障体系，其可行性和实操性详见这篇文章《中国发挥制度优势给老百姓发钱，短期解决通缩，长期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放眼未来，从传统债务驱动型投资扩张的行为转变成由国家资产储备兜底、外汇储备扩张信贷的社会民生工程和福利保障项目的开发；产业资本金融化并于海外布局；有效投资高新技术及其人才培养，促进产业升级，提升资源有效利用率；构建高水平博弈均衡的顶层制度和社会形态。

如果只注重以上行动中的其中一环，不注重其他环节的话，那么日本的今天，大概率就是我们的明天。

尽管产业升级、科技创新、自主研发、社会转型全面成功，仍难逃资产负债表长期衰退的厄运，这个时候非常考验政府的决策、管理，以及落实效率的能力。

说完三大产业和三驾马车，我们来探讨四大资本市场的运行情况，以及它们由来已久的结构性问题，对于宏观经济来说，到底酝酿出怎样的风险和挑战，我们又该如何面对。

所谓的四大资本市场，就是房地产（楼市）、股票、债券、汇率。

我们先来分析房地产市场。

前面或多或少也都提到过房地产了，因为这是我国经济始终绕不开的一个行业。

作为对内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它创造了数十个上下游供应链行业，关联着数千万户家庭的生计，对国家经济产值的贡献一度超过10％，属于当之无愧的巨无霸行业。

对于人们来说，房地产既有刚需属性，又有金融属性，拿来投资是再好不过的了。

由于我国特殊的财产所有权和经济基本制度，以资本市场为主的市场经济体制只是作为非公有制经济这类补充型角色的存在，而非似公有制经济这般占据国家主流地位的存在，所以我国资本市场始终处于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去全面落实的历史阶段。

对于房地产市场也是一样，1998年房地产市场试点改革只是作为地方非税收入的一个补充，直到2003年实行国有土地拍卖入市政策，以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为主要手段，土地财政模式才算正式开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家推出“四万亿计划”，大量资金流入基建领域，还有一部分资金支撑楼市价格企稳，也正式将房地产作为对内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进行投喂，与对外发展的外贸出口行业形成互补。

前者成为我国主权信用货币的“蓄水池”，而后者将赚取的大量外汇储备注入这个蓄水池，共同壮大以主权货币计价的资产及资本量，再由此形成国有资产储备和民间资产储备，打造出一个完美的货币信用闭环。

而房地产这个“蓄水池”里的大量货币，造就了全世界最大类的主权信用资产，那就是商品房和国有土地。

2015年，宏观经济全面走弱，导致房地产市场下行，国家出台史诗级救市政策：棚改货币化安置。叠加住房*款贷**利率有史以来最大幅度下调，出现了全国楼市普涨的惊天行情。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房价呈直线上涨的态势迅速飙升，无论是居民的生存成本，还是企业的经营成本也都随之攀升，在社会物价和工资收入都没有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只有具备金融属性的房产价格升高了，导致信用货币的底层大类资产价格也随之升高，最可怕的是它使国有土地这项属于源头的生产资料一并上涨，不仅推高全体社会成员的融资成本，还为资产经营债务化埋下了伏笔。

在那几年里，不只有地方行政主体、开发商、建筑公司、炒房客这类利益相关群体赚得盆满钵满，就连银行也在躺着赚钱，让无数的刚需购房者背负长达三十年的住房*款贷**，相当于半辈子都在偿还房贷，替银行打工。

打着为了老百姓都能够住上房子的旗号发展房地产市场，结果到最后还是普通老百姓承担了所有风险。

如今，房地产市场再一次遭遇下行，无数专家学者又似曾相识地纷纷跳出来，扬言必须全力拯救楼市，打着各种幌子想要将既得利益延续下去，却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房地产市场运行的底层逻辑，以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发展而言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除了楼市发展自有的周期性，以及康波周期这类中长期经济周期的因素以外，房地产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只能是权宜之计，不可作为长久政策反复刺激，否则对整个社会造成一系列的消极影响，比如人口负增长、购买力不足、内需不振等等。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遵循经济规律，该出清的出清，该调整的调整。

如果继续放任行政以各种理由干预市场，那么只会导致价格机制失灵，届时我们将迎来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席卷欧美地区的滞胀危机如出一辙的惨剧。

说完房地产市场，接下来就是股债汇这三个资本市场，把它们合并在一起探讨。

前面提到过，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资本市场建立的初衷就是服务于主流的公有制主体。

我国的股票市场，即证券交易所，其初始功能就是让国有企业和地方行政主体能够从中获得融资，是为了国有企业上市后可以将信用资产或实物资产以证券化的方式流通于这类交易便利性平台而创建的。

另外，国有资产储备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正是国有企业流通于股市的股权及盈利所得。

而我国的债券市场，起初是为了中央和地方能够快速融资，以行政绩效为背书，使货币信用等同于行政主体的信用，把未来一段时间的税收作为担保，发放债券并流通于这类交易平台，国有资产储备里也有一部分是该市场内流通的国债和地方债。

至于汇率市场，我国的资本管制和金融监管等措施相对较严，加上主权货币不可自由兑换的特性，在岸市场规模一直不是很大，而离岸市场规模则较为可观。

该市场交易的行情是主权货币及其资产价格的反映，以美元、欧元、日元等一揽子货币为锚，旨在于稳定其币值。

目前看来， 除了楼市以外，其他三个资本市场的兴衰，主要与金融体系、资本管控、机构及制度改革的延续性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比如实行结汇制度，壮大楼市的同时，其他三个资本市场的资金流动性几近枯竭，而这也是上证指数大盘长年徘徊在3000点的一大原因。

还有就是货币、财政，以及利率政策，对于资本市场扩张信贷的可行性始终存疑，从而绕开股债汇的基本盘，尤其是利率政策一直带有明显的偏向性，向公有制主体释放借贷便利（MLF、SLF），或是向金融机构参与的资本市场实行逆回购，再不济也只是下调*款贷**市场报价利率（LPR）。

而其他两项政策宁可通过旧有路径，将货币流动*交性**到国有商业银行这类金融机构手里，再以债权投资的方式注入到国有企业和房地产市场里头，以此扩张社会信贷，也不愿意壮大资本市场里各个参与主体的交易量。

最关键的是，以股票交易市场为主的资本市场里头，有一半的上市民企是从事与实体经济相关行业的，说好的大力扶持实体经济呢？

除此之外， 四大资本市场与金融机构的关系，既是造成金融制度体系逐渐僵化，亟待变革的一大因素，也是拖累宏观经济恢复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更是我国实现科技创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等伟大目标的实质性掣肘。

金融机构只是化身债权人，把房地产作为购房者变成债务人将房贷抵押出去的理财项目，再来把股市当做资产证券化的赚钱项目，然后把债市当做机构信用资产的融资项目，最后把汇市的交易行情当做资产价值的体现。

金融机构只注重资本市场的工具理性，从而完全忽略了它们本身提供的价值理性。

此举不仅让我国无法彻底实现市场经济现代化，还会将行政主体与资本无节制扩张权力的行为合理化，必将导致灾难性后果。

写在最后

今天这篇文章就写到这里，字数已经超过一万字了，能看到这里的都是厉害之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三大产业、三驾马车、四大资本市场的运行情况，以及它们的结构性变化，总结出当前宏观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无外乎是以下六点：

第一、高端制造业发展动力稍显不足、短板较多，可能跟制度体系的变革与否有关；至于服务业，虽然发展势头强劲，但却是最不受官民所待见的。

第二、我国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要扩张社会信贷的方式，将债务规模推到了悬崖边缘，如何节制信贷扩张、化解债务总量，已经成为宏观经济的一大风险和挑战。

第三、欧美地区不再是我国外贸出口的第一大输出地，过往经济全球化的贸易分工体系受到冲击，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出现了松动，还因为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生产供给能力而反噬自身，造成产能严重过剩的局面。

第四、长期内需不振、居民消费力不足、货币购买力不足，财富分配不均、货币传导不畅，导致中低收入群体的抗风险能力非常脆弱，信用扩张能力也很有限。

至于当前的经济不景气，本质上是制度未能充分考虑到基于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或是未能兼顾效率与公平，使其达到均衡的问题。

第五、如今房地产市场再一次遭遇下行，除了楼市发展自有的周期性，以及康波周期这类中长期经济周期的因素以外，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只能是权宜之计，不可作为长久政策反复刺激，否则对整个社会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第六、货币、财政，以及利率政策，对于资本市场扩张信贷的可行性始终存疑，从而绕开股债汇的基本盘，尤其是利率政策一直带有明显的偏向性，而其他两项政策宁可通过旧有路径，将货币流动*交性**到国有商业银行这类金融机构手里，再以债权投资的方式注入到国有企业和房地产市场里头，以此扩张社会信贷，也不愿意壮大资本市场里各个参与主体的交易量。

如何应对以上宏观经济的风险和挑战？

针对三大产业： 必须在引导中低端制造产业链往精密制造业过渡的同时，注重高端制造业的健康发展。

除此之外，不能只是一味发展制造业，还得重视服务业可以带动制造业发展的特点。

针对投资： 我国扩张信贷的方式必须从固定资产投资转变成证券资产或高端产业资产投资，以传统制造业为存量项目，以先进制造业为增量项目，稳步使投资扩张信贷的边际效用再次提升上来。

针对出口：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为完备的制造业供应链优势，可以将原有的出口对象所需的廉价商品视为存量，确保相当数量的订单维持住现阶段从业人员的生计即可，然后将构建“一带一路”的第三世界国家视为新的出口对象，把过剩的产能转化为增量，实现对外输出。

除此之外，我们必须要将传统制造业过渡至先进制造业，从原有的生产者手里抢夺市场份额，或是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行业，从中分得一大块蛋糕，让新产能替代旧产能之后，再实现对外输出。

针对消费： 短期内，按照国家官方标准去定义和划分，然后将流动性精准发放给中产阶层及以下的人群，帮助他们修复资产负债表的同时，也能改善他们处在社会资源弱势的地位，从而有效提振经济。

中长期，建立并完善居民基本收入保障体系，从传统债务驱动型投资扩张的行为转变成由国家资产储备兜底、外汇储备扩张信贷的社会民生工程和福利保障项目的开发；产业资本金融化并于海外布局；有效投资高新技术及其人才培养，促进产业升级，提升资源有效利用率；构建高水平博弈均衡的顶层制度和社会形态。

针对房地产市场： 认真思考房地产市场运行的底层逻辑、其对宏观经济的发展而言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然后让它遵循经济规律，该出清的出清，该调整的调整。

针对股债汇市场： 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放松对资本的管控，保障相关机构及制度改革的延续性。

最后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迎来重大的转机，只要妥善解决掉以上这些风险和挑战，我国的科技创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宏大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不出十年，咱们国家必定能够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还能实现共同富裕，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我相信： 中华民族必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傲然屹立于世界之巅！

作者：@邹狂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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