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徐璇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Freeman经济学讲席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稻葵获得第二届“京华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侃侃而谈，对问题一概不拒。其中很多敏感的话题，他也坦诚布公。
这可能与他对经济学者在公共空间中角色的理解有关，“经济学者就是要面对媒体和公众，由此更好地沟通民众与政府，已协助政策制定者作出更好的公共政策。”他在采访中对记者表示。
在中国农村接受经济学第一课
1963年，李稻葵出生在北京，但幼儿园还没有毕业，伴随着“向贫下中农学习”的热潮，他跟随父母去了湖南农村。
他坦承，农村生活很艰辛，但也成为他观察人类社会的开端。“城市的小孩不懂死亡，但那时在中国农村，死亡太常见。我家的一个房东就突然去世，对我的生死观有很大的冲击。”李稻葵说。
农村生活也帮助李稻葵形成了他对经济学最初的直观理解。“经济学一般被认为是经世济民的学科，是面向社会、面向政府、面向决策者的学科。但事实上，经济学首先是面对选择、研究选择的一门学科。”李稻葵说。而经济学中“消灭选择”的第一课就是在湖南农村生活时获得的。
上小学的第一天，同学们课间把当时还叫“李小葵”的他叫到操场。李小葵以为同学们要欢迎自己，但刚过去还没站稳，一个同学悄悄跑到他身后，把他的裤子扒了下来。“幸好那时候没有手机，但对我而言，已经是我人生的“*片鸦**战争”，奇耻大辱。”他笑着说。
当时，李小葵的第一选择是找班主任，“我向班主任告状，班主任讲的是方言我没太听懂，大概的意思是说，’你小子真笨，连自己的裤子都保不住，还有脸找我，你靠自己吧’。”
然后他就回家，“按理说应该向我的父母求救，但是我心里非常明白，假如我告诉我的父母，他们会觉得别人不会无缘无故打我。”李稻葵讲道。
后来，他想自己是没有选择，必须靠自己。怎么靠自己？李小葵想到了三件事。第一件事要保底线，他找到妈妈，要了绳子，把裤子扎紧。第二件事他意识到自己要跑，”打不赢我要先学会跑。学校离食堂大概有两公里，我害怕别人打我，每天放学都是第一个从课堂里跑出来，跑到我们食堂”。第三件是他得学，“我观察别的孩子们怎么打架，怎么一个打法”。
后来，李小葵终于获得了一次机会，尝到了胜利的甜头，自那以后，再没有人敢随便欺负他。“那是我’抗美援朝’的胜利。”李稻葵说。
在他看来，这件事情更像是经济学的启蒙：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人才能够被激发出来，才能够真正地自救。“现在年轻人的问题，在我看来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选择太多了。”李稻葵说。
在经济改革热潮中学习经济学
李稻葵真正开始学习经济学是1981年入学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后。而他最终选择经济学作为专业得益于家庭教育的影响。“我初中时，我父亲认为年轻人去认识经济管理这门学科很重要，因为当时正好是改革初期。他的想法也影响到了我。”
父亲对经济管理学科的重视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所关心问题的体现，而李稻葵本人生活变迁和人生选择也是那个时代变革的缩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大潮席卷中国，人们对未知世界充满着无限激情和好奇，各种思想进行着碰撞。当时，年轻经济学家们怀抱济世热情和新知识，勇敢走在改革第一线。为了让普通老百姓接受在今天已是司空见惯的经济学的观念，比如“物以稀为贵”这种最基本的概念，他们付出了很大的艰辛，没有他们桥梁的作用，背负着巨大历史包袱的中国经济改革很有可能会出现挫折。
李稻葵也受到这种大氛围和当时经济学者精神的影响。“很受前辈们的鼓舞。”他说。在他看来，中国现在的经济学家传承了经济学界前辈的精神，但这一代人又有自己的特征。
“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都有海外留学与工作的经历，所以他们更能见到并深入了解不同制度和经济学学派的优劣，再回头看中国时，观点和思路会和当年的经济学者们有所不同。”李稻葵说。
在他看来，就可能像郎平与*伟民袁**的关系，两者精神一脉相承，但郎平在国外学习与执教的经历，让她在训练方法上有了更多的创新。
中国情怀难以割舍
受改革开放初期的留*潮学**的影响，李稻葵奔赴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并在1992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至1999年，他在美国安娜堡密西根大学经济系担任助理教授。
尽管在国外求学并且执教，中国的问题一直是李稻葵的研究兴趣，中国情怀难以割舍。也正是因此，他才放弃了纽约大学金融系的高薪工作，选择了密歇根大学。
“找工作时，第一个去面试的是纽约大学金融系，面试成功以后不久，另一所大学，密歇根大学经济系，很快也给我打电话，要请我去经济系工作。”李稻葵说。
此时，他面临着选择：纽约大学金融系，在华尔街隔壁，金融研究水平非常高，而且工资整整是密歇根大学的两倍。”纽约大学的系主任是李稻葵博士期间一个同学的父亲，他直接对我说：’我给你付的工资是别人的两倍，你来我这专门研究金融问题。我不想用我的高工资，补贴经济学研究，所以别搞你的中国经济研究了。’”李稻葵回忆道。
在他做决定时，这句话反复回响。李稻葵想到，当年自己出国，选了经济学，关心的是中国的问题，想的是中国的事情。“我当时就在思考，如果我去了纽约大学，只让我研究金融的问题，跟中国不直接搭界，我的未来会是怎么样呢？我会高兴吗？所以后来我决定去密歇根大学经济系。”李稻葵说。
在他看来，这也可以用经济学的道理解释，“我想的是未来，想的是所谓的人力资本。这里的人力资本，就是你未来获得幸福、获得快乐的能力”。
不做在象牙塔中的经济学家
怀揣对中国的感情和对中国经济社会智性的兴趣，1999年李稻葵回到中国，担任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2004年离开香港，回到中国大陆，此后工作重心进一步转向中国。
对于李稻葵而言，与美国趋向于成熟与稳定的经济制度相比，中国的很多经济制度仍在讨论与形成过程中，经济学者可以扮演一个更具有影响力的角色。“当时回国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在我看来，华裔经济学者应该回到中国，参与社会经济变化的过程。”
在他看来，经济是一个各方博弈的过程，最终是各方立场与利益相碰撞和妥协的结果。而经济学者在此过程中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首先，经济学家可能比其他人对人类经济社会历史多一点长线的观察。而且，与政策制定者相比，学术讨论的空间和尺度都更大，“这对于充分考虑公共政策的方方面面大有裨益。”
李稻葵自认为自己作为经济学者，在公众与政策制定者之间充当着信使的角色，“提前跟社会各方打好招呼，以便制定出更加合理有效的公共政策，以及推动它的落实。”
出于这种对自身角色的认知，李稻葵经常通过媒体对公众发声。李稻葵还开通了微博，他在上面分享自己的观点，目前微博拥有三百多万的粉丝。
同时他也积极对决策者提供建议，本人也在公共领域担任职务。
2011年9月至2012年12月，李稻葵担任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一职。当时，他在微博中表示，大学出去挂职的不少。这次是学研挂职：即学校工作不丢，挂职期间不负责具体工作，但必须认真学习研究有关工作。力求研究解决一两个问题，推动相关改革。
不惧做可能令人讨厌的信使
李稻葵也自知，信使是令人讨厌的，可能两面不讨好。有时公众出于短期利益考虑，会忽视公共政策的长期效应。
2006年中国成品油价格水平首次上调，同时，政府也建立对部分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给予适当补贴的机制，并对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国产原油征收特别收益金。
李稻葵是这一政策强有力的支持者。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对石油进口具有极大的依赖性，石油市场的波动对中国经济社会影响重大。
当石油价格继续高涨时，世界石油市场的运行会在某些节点上出现停顿，即很多国家会要求本国内或者本国可以控制的石油公司，不按石油期货市场的价格供给石油，而是采取一种协商性的价格购买。但中国本国石油资源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毫无疑问将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中国在世界上所能控制的石油资源和石油公司有限。
“试想，当美国、法国等西方石油公司在本国政府的要求下以低价提供原油时，市场的缺口就全部抛给了中国，而中国的石油储量又相对非常低，因此，中国经济将可能出现有需求、无供给的尴尬局面。这无疑会对中国的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李稻葵说。
因为这个具有经济学家视角的理性立场，他招致了诸多来自公众的批评甚至是谩骂。
但他不认为决策者和公众利益对立。“决策制定者当然也希望老百姓长居久安，只是双方的视角不同，时间窗口不同，所以经济学者要沟通双方。”李稻葵说。
他对公众非理性的谩骂也有自己的应对之策，“有道理的我当然要听，而且经济学者本来就需要了解大众的声音，同时传递给决策者，这个沟通渠道要保持畅通。但不对的太激进的我就选择性忽略，不然也无法保持一个理性、平和的态度。”
关注中国社会公平问题
作为一个积极推动更好公共政策出台的经济学者，中国的社会公平一直是李稻葵关注的重点，因此在2012年个税修正案征集公众意见时，他对个税修正案草案进行了“炮轰”。
当时他在微博上表明自己的立场：个税设计上简陋，累进率高达北欧水平，没有社会基础，部分人理直气壮*税漏**，事实上演变为工资税。
后来，李稻葵又在《新财富》杂志上发布署名文章《个税必须全面系统改革》。在该文中，李稻葵指出，“个税体制设计极其简陋，甚至’弱智’。他的观点一经发布，立即引发强烈反响。
“中等收入人群是应该被呵护和培育的。但在当前国内收入差距主要来自于财产性收入所得的背景下，这种税制毫无疑问打击了劳动所得，使得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与GDP相比差距更大。个税是在专门打击这个群体。”在采访中，李稻葵依然坚持自己四年前的立场。
在他看来，任何税收都是强制没收，因此存在政治成本。其他税收也有政治成本，比如企业税，但它是双向的，在企业式微时，政府会反过来提供相应的支持。”再比如，房租税只有5%，但房主不需要付出太多的额外劳动。但个税征收的政治成本太高，因为当个税缴纳者陷入困境时，目前的社会福利体系不够完善，并不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李稻葵说。
李稻葵对另一个影响中国社会公平的问题－－房价上涨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大城市像北京，要长期发展，就需要解决年轻人事业发展中的问题，进行精准调控，对人才进行适当政策倾斜。”李稻葵说。
他的建议是，北京政府拿出一部分土地，请开发商进行开放，但北京市持有，然后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租给青年人才。
但李稻葵同时也认为，年轻人可以把重点先放在工作上，不一定要赶上房地产上涨的大车，“年轻人最大的股票是自己，要想去哪个城市更适合自己发展，生活更充实，而不是过多考虑房价。”
而在今年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开幕式结束后，李稻葵接受采访时也建议，暂时由政府的某个基金将房子买下来，租给农民住，使房子先用起来，不要空置。切不可为了短期去库存“饮鸩止渴”，采取零首付、场外配资等方式，这样会埋下房地产泡沫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