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知不知

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产生于北宋时期的四川益州（成都），早已为举世公认。但关于交子产生的时间及其意义等，却论说不一。

2023年，学界相继以纪念交子产生千年为契机，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如3月24日在成都召开的“纪念纸币诞生1000年学术会议暨中国钱币学术年会”；5月22日的大金融思想沙龙“纸币诞生千年(1023-2023) 纪念”系列沙龙(第2期 )暨人大财金“云参观”金融博物馆系列第3期讲座；8月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纸币（交子）诞生千年纪念活动数字人民币展”布展服务采购项目成交结果公告（2023-08-04来源：中国邮政网）；8月12日上*党**召开的“纪念纸币诞生一千年钱币实物观摩及学术会议”；9月9日成都“纪念益州官交子发行千年研讨会”等。

此前，纪念交子产生的活动，在上世纪90年代便有开展。如1994年6月1日中国钱币学会在黄山召开“中国钱币学会第五次年会暨纪念官交子发行970周年纸币研讨会”，同年11月16日四川召开“四川省纪念官交子发行970周年学术研讨会”等。

按此，时隔29年后，交子的产生时间由官交子发行千年演变成了交子诞生千年，“官交子”与“交子”名称不同，二者之间是何种关系？这说明钱币学界的一些学者对交子的认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如继2023年3月24日在成都召开“纪念纸币诞生1000年学术会议暨中国钱币学术年会”达成“诞生于北宋成都的交子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是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千百年来，纸币的发明和使用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药火**四大发明一样,在促进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具有划时代意义”，以及“交子诞生日以益州交子务设立的时间为准，即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历1024年1月12日）”等“成都共识”之后，交子诞生千年等之说，庶几定谳。

交子产生的时间、意义等，的确需要认真深入地研讨。

一、私交子与官交子

北宋交子，有官、私交子之分。官交子发行与交子的诞生，显然非同一概念。

北宋时期，产生于四川的交子，最初并没有官、私之分，私交子与官交子之分，是交子由民间发行演变为官方发行、禁止民间私人发行后，为区别二者的不同而名。

交子由民间发行转变为官方发行，经历了三个阶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景德二年二月庚辰条”载：“先是，益、邛、嘉、眉等州岁铸铁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乃诏知益州张詠与转运使黄观同议，于嘉、邛二州铸景德大铁钱”。

但该书卷101“天圣元年十一月丁酉条”又云：“初，蜀民以鐡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後富者貲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一说交子为蜀民私以为市的券，一说这种券是由十六户富民发行的。十六户富民发行交子之前的交子发行于何时，当考。

今天能见到的数十种记述北宋四川益州交子的史籍文献资料，均言四川交子产生于宋真宗时期（998-1022年），产生时间有李顺作乱（993-995年）后、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大中祥符辛亥（1011年）等说；创始者有民间、张詠、十六户富民诸说（关于交子产生的时间及创始者的讨论，详请参阅汪圣铎《两宋货币史》、贾大泉《宋代四川纸币》、刘森《宋金纸币史》）。

交子自四川民间产生到官方设立益州交子务、取代民间交子、发行官交子的演变中，出现有“三年一界”的发行流通兑换制度。

至于交子发行者为何要制定三年一界的规定，尽管学界迄今尚无确诂，但该规定说明，交子显然出现于“界”的出现之前。患铁钱重难用的蜀民，借鉴或仿造当时商贸等活动中使用的券的形式，私自发行一种新券，事先并没有规定这种券的使用时间的必要或设想。“一交一缗”，以钱换券、以券兑钱，各求所需，交易双方没有格外的限制。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1、《鼠璞》卷上“楮券源流”、《宋史》卷181“食货志”、《蜀中广记》卷67引费著《楮币谱》等记载，大中祥符中，交子的发行集中在了十六家富户。《鼠璞》卷上“楮券源流”、《宋史》卷181“食货志”、《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4“楮币”、《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66“财用·楮币”等记载，在十六家富户主持发行交子的同时，还制定有交子三年为一“界”的发行易界制度，但未言“界”的出现原因（《宋金纸币史》对交子出现“界”的制度，有简略的分析，可参看）。

交子由十六家富民主持发行和三年为一界的制度的产生，助推了交子的迅速发展。如果说前期蜀民个人可根据需求发行交子，交子甫跳脱出某种券（或为类似于唐代的汇兑券飞钱）的束缚的话，那么，这种可在市面交易、萌生纸币因素的券，在十六家富户联合发行和采取限定时间易界制度后，便自然地漫步到了向纸币演进的原野--人类最早的纸币随之诞生了。十六家富户主持发行交子，在交子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过记述此后交子发行情形较详的李攸《宋朝事实》卷15“财用”，我们可以了解到十六家富户发行交子的大体情况。

“始，益州豪民十余万(按:“万”字衍)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縻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辅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剩。每岁丝蚕米麦将熟时，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亦有诈伪者，兴行词讼不少。或人户众来要钱，聚头取索印，关闭门户不出，以至聚众争闹，官为差官栏约，每一贯多只得七八百，侵欺贫民”。

李攸《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还记载有天禧（1017-1021年）年间寇瑊论及当时交子流通情形的上奏。

“知府事、谏议大夫寇瑊奏：‘臣到任诱劝交子户王昌懿等，合收闭交子铺，封印卓，更不书放，直至今年春方始支还人上钱了当。其余外县有交子户并皆诉纳，将印卓毁弃讫。乞下益州，今后民间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铺’。奉圣旨令转运使张若谷、知益州薛田同共定夺。奏称:‘川蜀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今街市并无交子行用，合是交子之法，归于官中。臣等相度欲于益州就系官廨宇保差京朝官别置一务，选差专副、曹司、拣掐子，逐日侵早入务，委本州同判(按:即通判)专一提辖。其交子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仍使本州铜印印讫。若民间伪造，许人陈告，支小钱五百贯，犯人决讫配铜钱界。’奉敕令，梓州提刑王继明与薛田、张若谷同定夺，闻奏称:‘自住交子后来，市肆经营买卖寥索。今若废私交子官中置造，甚为稳便。仍乞铸益州交子务铜印一面，降下益州，付本务行使，仍使益州观察使印记，仍起置簿历，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自一贯至十贯文，合用印过，上簿封押。逐旋纳监官处收掌，候有人户将到见钱，不拘大小铁钱，依例准折交纳，置库收锁，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取便行使。每小铁钱一贯文，依例克下三十文入官。其回纳交子，逐旋毁抹合同簿历’”。

据上引本文所谈及的史籍及这两条记载，天圣元年益州交子务成立之前十六家富户发行交子及其流通情况，可概括如下：

1.以户为单位组成交子发行组织，“连保作交子”，承担并负责交子的发行流通，解决处理交子发行中发生的问题。

2.发行者约定时间，用同一色纸印和图案印造交子。交子票面有发行者的“隐密题号”，面额不定，根据收到的钱额多少而书写。在交子需求旺盛季节，“每岁丝蚕米麦将熟时，又印交子一两番”，以满足市场所需。

3.发行者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作为条件，“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縻枣堰丁夫物料”。这一情形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古代中国官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4.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为便于交子的发行流通，成都当地设置“交子铺”外，外县也出现有经营交子的交子户。

5.因交子发行者凭借盈利或动用兑换本金等“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以及发生诈伪问题，造成交子贬值，甚至持有者不能兑换到现钱，并产生官方出面干预之事。

6.出现交子发行者因经营不善而倒闭、逃匿的现象。先前那种“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的局面，因住造交子后，街市无交子行用，造成“市肆经营买卖寥索”。此可见交子对成都市场商贸等活动的影响。

7.废私交子后，官方于天圣元年十一月（1024年1月）建立了益州交子务，取代私交子的发行，并按照薛田等关于“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使益州观察使印记，仍起置簿历，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自一贯至十贯文，合用印过，上簿封押。逐旋纳监官处收掌，候有人户将到见钱，不拘大小铁钱，依例准折交纳，置库收锁，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取便行使。每小铁钱一贯文，依例克下三十文入官。其回纳交子，逐旋毁抹合同簿历”之奏议规划的发行官交子方案，于天圣二年二月（1024年）发行了官方印造的交子，即官交子。

8.交子的票式。早期的交子，无论官、私交子，其票式均为有存根、中缝钤印或书写字号等文字，一纸而分为二的票券，亦即史文所谓“券”、“质剂之法”、“合同簿历”之谓。北宋时期印造的茶、盐引等证券，也使用这种样式。这种情形是中国自古以来以虎符为代表的信物的承继和发展。交子采用这种式样，既是信用的鉴证，也是防伪的措施。就宋金纸币来说，自交子产生至贞祐（1213-1217年）宝券发行之时（金代交钞、贞祐宝券钞版），这一点大概是判定今见宋代诸种纸币钞版真伪的较关键因素之一（请参考后附金纸币钞版图式样）。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包括笔者在内）对此却缺乏必要的认知，以致酿成在无确切的出土实物资料、又不知宋纸币究竟是什么样式的况下，纷纷以“我认为”来论辩其真伪，或苦寻史文有关纸币票面文字、图案的记述，以与所见之出于古玩店的钞版（拓片）相印证，却忽略了当初纸币的基本式样这一基本的辨伪要素。该问题较复杂，容另文专论，兹不赘言。

商贾以商贸为生，交子以“交”“子”名，既蕴含有蜀民的灵气智慧，更昭示着蜀民对交子的美妙寄托。

综上所述，北宋四川交子的发展，经历了私人个体发行→十六户主持发行→官方发行等三个阶段。从交子的流通情形来看，十六家富户主持发行的交子，已从一种券演变成了一种纸币。

二、交子纸币的产生时间及意义

如上文所述，今见所有记述交子产生时间的史籍，均言四川交子产生于宋真宗（998-1022年）年间，这是不争之史实。近来学界关于纪念纸币诞生千年之举，显系以官交子的发行时间为准。对北宋四川官、私交子性质的认知不同，影响到对交子产生的时间、性质，以及作用等评价的不同。

按益州交子务始设置于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即1024年1月12日）有史文可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1“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条”：“诏，从其（薛田等--笔者注）请，始置益州交子务”），且早已为大家共认，无需争论。但交子务成立之日，并非官交子发行之日。交子务成立后，并没有提前印制好的交子可发行。因此，为尽早发行纸币，经过紧张准备，多方筹措，方于天圣二年二月才开始发行官交子。

《楮币谱》云：官交子“自（天圣）二年二月为始，至三年二月终，凡为交子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其后每界视此数为准”。

《宋朝事实》卷15“财用”载：“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准置交子务诏--笔者注）到本府，至二年二月二十日起首书”。

由是可知，交子务设立的时间，非交子的诞生时间。官交子确切的诞生日，是天圣元年十一月诏准设置交子务两个月后的天圣二年二月二十日。益州交子务设置时间及其发行交子时间，史有明载，非后人所能再议定者。忽略或无视官交子发行之前私交子已诞生的历史事实，主观议定一个交子诞生日，不仅“修改”了历史，还会误导对交子及其产生意义的认知或评介。

此外，宋人在记述交子产生的时间及近因时，并未把交子分割为私交子和官交子，而是统一以交子名，这说明时人认为官、私交子乃同一类的东西--楮币。

以官交子的产生作为最早纸币的产生，明确表达了与会者认为此前已产生的私交子非纸币的观点或非纸币的判定。

根据上引文献资料可知，私交子与官交子之间最大的不同，一是发行者的身份不同，即官与私；一是面额不固定（私交子）与面额自一贯至十贯文不等（官交子），但二者都是发行时临时书写的（官交子的面额大概于宝元二年后才改为印制）；一是票面用印不同，官交子钤官印，私交子用私印或隐密题字等字号。其他还可能有图案花纹的大同小异等；私交子的用纸，是购置的同一色纸；官交子用纸，在熙宁五年前，大概是采购的，此后，设立抄纸院（《楮币谱》）造纸，始用特制纸印制；一是官交子有发行准备金，但私交子须有现钱才能得到，如不被挪用，理论上发行额与收到现钱数相当的私交子，较以36万贯准备金而发行1256340贯的官交子，底气（兑换金）更足。然则，这些似乎均不能作为判定交子是否纸币的关键。

交子是由有价证券（或成为代用币）演变而来的。有价证券转变为纸币，其判别标准一般以该券是否具有纸币的流通手段为尺度。从上述史文关于私交子流通使用的情况来看，能在街市流通、“无远近行用”，缺之则“市肆经营买卖寥索”的私交子，如不能识为纸币，它应被视为什么呢？

从交子的流通使用地区来看，私交子仅限于在成都及其周围使用，而官交子可在益州路或四川，以及之外的地区使用（基本在四川使用，偶尔行用于他地）。《宋会要辑稿食货》卷36之18记载有天圣四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0“庆历七年二月乙酉条”、《文潞公集》卷14“乞诸州供钱拨充交子务”记载庆历年间、《宋朝事实》卷15记载皇祐三年等为筹措军需（“入中粮草”等），陕西使用益州交子事。

尽管私交子流通的地域小于官交子，但纸币的性质，不是以流通地域的面积决定的，更何况官、私交子自始至终都有地域的限制。官交子的面额由1至10贯，至宝元二年（1039年）改为5、10贯，说明其一般用于大额交易，多在官、商之间交易。

熙宁元年（1068年）后，规定官交子的面额为500文和1贯两种，说明其趋向日常的交易了，使用范围扩大了。街市交易、丝蚕米麦、市肆经营买卖的私交子提供的是免除铁钱重的便利，而替代它的官交子，在提供商贸便利的同时，还具有为政府财政军事等服务的功能与职责。官交子的这一用途，开启了此后（中国古代）所有纸币发行者均以纸币来应对解决、缓解财政军事以及经济危机的大门，为中国古代纸币最终的消亡，埋下了始料不及的隐患。

此外，官交子可用作租税、茶、盐、酒酤，“关市泽粱之输，皆许折纳”，法偿能力远大于私交子。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下《钱币》：“交子之法，出于民之所自为，托之于官，所以可行”，已表达出国家权力的干预，是交子（纸币）得以兴盛衰败的重要力量的认知。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北宋交子乃至中国古代纸币的发展变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粗略地可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而论之。

纸币是从货币流通手段中产生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指出：“但不妨顺便提一下，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如果我们仅参照今天某种关于“纸币是代替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由国家（或某些地区）发行的强制使用的价值符号”之说来作为判定纸币的标准，一味地强调国家政权和强制使用，无疑会迷惑于纸币起源的复杂阵仗中，以致做出与事实不相契合的判断。

世界最早的纸币产生于千余年前的中国民间，某种证券演化为纸币的内在因素和直接原因不尽相同，纸币可以不是在国家或政府强制使用的情形下产生的，以超发纸币来解决社会经济军事等危机具有巨大的隐患等，大概是交子的魅力，以及它对探讨纸币起源理论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之所在（关于交子的意义，拟另文试述，限于篇幅，兹不赘）。

三、中国古代纸币对世界的影响

毋庸讳言，交子的确是我国的一项伟大发明，在货币发展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自交子产生后至明代大明宝钞退出流通之间，宋、金、元、明诸代，相继出现有宋代的钱引、四川会子、小钞、会子（ 东南会子）、淮南交子（淮南铁钱会子、淮南会子、淮交）、湖北会子（湖广会子、湖会）、见钱关子、关外铁钱会子（小会）、金银会子、榷货务金银见钱关子，金代的交钞、贞祐宝券、贞祐通宝、兴定宝泉、元光重宝、远光珍宝、天兴宝会，元代的博州会子、中统元宝交钞（此前有交钞、丝钞、银钞为名者）、至元通行宝钞、至大钞和至正钞、明代的大明宝钞等纸币，除元代纸币外，所有纸币的制造流通及管理均限于发行者统治的地区，亚洲之外的地区，没有印造纸币的史籍等文献资料，也没有关于纸币的记载。

自交子产生至大明宝钞退出流通，中国使用纸币的时间大约有500余年，这期间发行使用的纸币对该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以及人民生活的影响，迄今少见有系统、完整、详实的论述。因此，探讨纸币的发明“在促进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如暂搁置其对我国的影响的研究，先探讨其对世界的影响，自然当以元钞对世界的影响为切入点。

元代是世界第一个政府强制全国统一流通使用纸币国家（ 尽管政府不能完全禁绝金属币，还曾被迫铸造过铜钱）。因此，元代的货币制度在中国货币制度发展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特殊的地位。同时，随着蒙古大军对西亚等各地的征战，亚欧一些国家间的贸易、物流、交通等，元钞也相继出现于元朝的周边，并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东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也较以前为激烈。在军事、经贸等活动中，元钞流通使用的地域，以及对世界的影响等，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其中，元钞的外流，成为人们探讨元钞对外发生影响的焦点。

在研究元钞对世界的影响时，论者多以《马可波罗游记》关于元钞的记述为例，以元钞曾跟随蒙古远征军到达到所征服地区，伊利汗（ 伊儿汗）曾印造使用元钞等为据，来论证元纸币及其制度对中西文化交流等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最早报道中国使用纸币的欧洲人是法国传教士鲁布鲁（Rubrouck）。1255年，曾于1253年奉法国国王王路易九世之命出使蒙古的鲁布鲁归国后，在给教皇的报告《鲁布鲁克东行记》（ 国内有何高济译本，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中，报告说：“契丹通行的钱是一种棉纸，长宽为一巴掌( 3 x4英寸 = 7.5 x 10厘米 ) ，上面印有几行字，像蒙哥印玺上的一样”。按元宪宗孛儿只斤·蒙哥（ 1209年1月10日—1259年8月11日 ）曾于13世纪50年代西征西亚，鲁布鲁所谓“棉纸”钱，是蒙古建国后至元朝建立之间，蒙古地方模仿金纸币发行的一种地方纸币。以往的研究者多以此报告对纸币的记载，认为这是欧洲人知悉印刷术之始。但王晓燕据报告原文on this they stamp lines like Mangu’s seal的stamp一词被翻译为“印”的考证，此词理解为“印刷”是不确的，正确的翻译应为“捺印”。所以，这个记载不能用作雕版印刷术跟随纸币传入欧洲的史证。

《马可·波罗游记》关于元钞的记述，在见证他确实来到中国外，还向西传播了中国使用纸币的信息，让西方有机会获得元使用纸币的情形。据史载，13世纪，元朝之外仿造元钞者，以伊利汗国最著名。 波斯在伊利汗国乞合都（ 1291～1295年在位）统治时期，因对外战争失利，加之他挥霍无度，面临社会经济危机等，曾仿效元钞推行纸币。

据王永生先生《波斯伊利汗国仿行元朝钞法——兼论中国印刷术的西传》梳理，伊利汗印制纸币的过程为：1294年5月开会决定印制，7月派人到伊朗大不里士开印，9月12日正式发行，从开始印制到发行，大约仅两个月时间。

关于伊利汗纸币的样式，《瓦撒夫书》：“ 这是一种上面写有汉文方形字的矩形纸。在上部的两侧写有任何钱币中都通行的术语‘除了安拉之外再无他神’和‘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在下面是用藏文所写的‘仁钦多吉’（大金刚），用阿拉伯文写作Ayrynhyntwrjy(大通宝）……在矩形的中央依纸币而画的一个小圆圈中，大家可以读到‘1/2迪拉姆’…一直到十第纳尔。其最下面则是这几行文字:世界的帕迪沙（即国王—引者）于693年强行发行吉祥钞。伪造者要株连其妻小一起受刑，然后被处死，其财产被没收。’他们为各地都寄去一张印好的钞票以便鼓吹纸币的好处。我眼下看到了寄往失剌思的一份。我们从中读到当全民族都由于社会制度的威力而均接受这种钞票时，他们立刻就会看到食品价格降低、粮食变得很便宜和贫富变平等等”。

多桑《蒙古史》：“钞以纸制，其形长方，上有汉文数字，钞上两面皆著回教之词，曰‘上帝（即安拉，又译真主—引者）外无他上帝，摩诃末（今译穆罕默德—引者）是上帝之教徒。’钞下著亦怜真朵儿只（Irentchin Tourdfi）之名，盖诸博士所上乞合都之尊号也。钞中有圈，内著钞价，自半答剌黑木（Drachme，冯承钧按：每答剌黑木重约三分有奇）至十第纳儿不等，下住禁令曰‘世界之主在六九三年（1294年）颁发次顺利之钞，有伪造者并其妻子处死，财产籍没’。”同时规定“在各州建钞库，各库各有其库使、书手、出纳员及其掾属，法令禁止全国使用金银，除汗与诸大臣外，不许以金银制器皿及金锦。其因此失业之金银匠由钞库赡给之，凡持昏钞至钞库掉换新钞者，钞库扣收其价百分之十，其赴外国之商人以钞易金者，必须逾境始许使用。”“曾命官吏在诸城宣告，其买卖不用钞而用其他货币者处死，其不以金银送钞库易钞者亦处死”。

伊利汗纸币发行后，遭到了商民乃至统治者内部的激烈反对与*制抵**，仅强制使用两个月左右便被废弃了，只好恢复旧制仍使用白银为币。此后至1661年瑞典发行欧洲最早的纸币，未见有关西方流通使用纸币的记载。此外，由于元朝中统钞发行后，强制推行纸币，禁止金银买卖，曾一度造成了白银的西流（据日本黑田明伸先生研究，元钞导致白银外流，致使亚欧大陆流通的白银较以往有显著增加），但随着元钞的增发和“钞本”白银的不足引起的纸币贬值，原本数量就不足的白银外流现象，很快就受到遏制或终止了。在古代，我国的白银产量不高，自明代实行一条鞭法后至*片鸦**战争之前，中国大体呈现出白银输入超出输出之趋势。

在世界钱币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西方钱币文化圈与以中国钱币为代表的东方钱币文化圈。中国钱币文化的影响，辐射区基本限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南亚，以及中亚的部分国家和地区。万安伦、刘苏、崔潇宇《论元代纸币在中国印刷术外传中的独特贡献》据屠寄《蒙兀儿史记》卷8《忽必烈可汗本纪》第六下，汪大渊《岛夷志略• 交趾》《岛夷志略 • 罗斛》、郑麟趾《高丽史》79卷志第三十三等史籍记载说，东南亚等地区使用元钞，“民间以六十七钱折中统银（钞）一两”，“法以贝子代钱，流通行使，每一万准中统钞二十四两，甚便民”。“高丽、日本、印度杜拉杜克王朝等不仅允许国内通行元代纸币，而且效仿‘中统钞’发行本国纸币”。

13至14世纪前半期，元纸币急速地向西扩张，*疆新**、内蒙古、*藏西**、宁夏，以及处于蒙古人统治时期的俄罗斯，先后曾留下元钞的痕迹，但元代的币制和纸币，并未对元朝之外的地区，发挥重大的影响，这些短期使用或仿造元钞的纸币，不久便随着元钞的衰败和元朝的灭亡而消失匿迹了。是后，自1661年瑞士发行欧洲最早的纸币，美国（1690年）、俄国（1768年）、英国（1797年）、德国（1806年）先后发行纸币，纸币才逐渐蔓延到世界各地。

在人们重钱轻楮、盛行金属币的时代，短暂地强行纸币却不能禁止金属币的元朝，其币制大概不会对使用银币的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等发挥较大的作用。元朝禁行铜钱，虽然加剧了中国铜钱（ 主要是宋钱）向日本等国的输出，致使日本依赖中国输入的货币来维持流通的需要，但东方货币文化圈不仅未能实行纸币制度，反而增强了中国铜钱在该文化圈中的地位。中国古代纸币与金属币同行约500余年后最终消亡的历史，说明该时期东方货币文化圈社会的发展并未有序地进入到纸币时代。

伊利汗发行纸币的尝试尽管很快就失败了，但正如此前罗马金币、波斯银币亦曾跟随东西文化交流或贸易、战争等而流通到中国一样，这种尝试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贡献，绝不可小觑，只是该时期中国没有因此仿造波斯等的银铸币，欧洲也没有因此学会使用纸币，中国纸币的发明和使用不像一些学者推断的那样，能够“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药火**四大发明一样,在促进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具有划时代意义”。

伊利汗国仿造元纸币的另一意义，主要取决于其与雕版印刷术西传的关系。雕版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雕版印刷术的西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我国的雕版印刷术是何时、怎样传入西方的，论者的意见尚有不同。

据美国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关于波斯“这种纸币的发行，也表示大不里士当时已经有一些知道如何印刷的工匠”之载分析，此前雕版印刷术或已随着中国的印刷工匠传入到了大不里士。

另外，受命于合赞汗（1295-1304年）主持（曾有中国学人和蒙古人参与）编纂《史集》的拉施德丁在该书《世界史》中，描述中国雕版印书法云：“当他们想要把一本有价值的书好好写下来，正确无误时，就叫一个书法高手，先把书的一页工整地写在木板上，再令所有有学问的人仔细校勘，并署名于板后，再叫技艺高强的刻工，把字刻出来。全部刻成之板，依次编号，……如有人要这本书，他可到官方付官定的费用。于是他们拿出这些木板，把纸放在板上，就好像用印模来铸钱，然后把印好的纸，给那个要书的人。因此他们的书不可能有任何的增或减，因而他们对它完全信赖。他们的史籍流传，就是这样的”。

据此可知，伊利汗制造纸币时或此前，雕版印刷术当已传入该地。否则，如当时大不里士没有雕版印刷技术或不知雕版印刷为何物，在仅约两个月的时间内便使用“高端”的雕版印刷术印制出仿造元钞的纸币，似乎是不可能的。

关于雕版印刷术传入西方途径的论述，有伊利汗国仿造元钞是雕版印刷术传入西方之始；甘肃西部和*疆新**东部的回纥人（即今维吾尔族人）传播；通过西征的蒙古*队军**中的印刷工匠传入所征服的欧洲国家；元太祖成吉思汗在1221年攻占波斯后，印刷术传到了波斯及阿拉伯等国后再传入西方；俄罗斯处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印刷术可能是先从中国传入俄罗斯，再由俄罗斯传入了欧洲；十字军东征（1096至1270年）把大量中国印刷品带到了欧洲，也带去了有关的技术等不同的说法。

关于雕版印刷术西传的时间，王鹏翥认为，早在唐代，“我国印刷术就广泛流入中亚和阿拉伯地区”，而蒙古西征，则促进了“我国印刷术得以继续西传”。但多数研究者认为，13至14世纪之间，是我国雕版印刷术通过多渠道相继涌入欧洲的高峰时期。王鹏翥认为“我国印刷术在西传中当不是一次，一个渠道，一种方法，而是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多种多样的方法流入世界各地，对人类的知识传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我国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药火**四大发明，“ 在促进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具有划时代意义”。就元纸币的西传对雕版印刷术的影响来看，它与其他外传途径、因素等共同促进了雕版印刷术的对外传播，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但把其作用和影响视同为与“四大发明”一样，则略显偏颇。

再者，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传播与印刷佛经的关系来看，雕版印刷的佛经早在唐朝便已传播到了东南亚和中亚，以致有学者在探讨印度传入佛教密宗的兴盛与雕版印刷术产生的关系时，发表有“ 雕版印刷术渊源印度”的意见，得出雕版印刷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之论。

近代以来，随着唐雕版印刷品《金刚经》等佛经的发现，雕版印刷术通过敦煌、*疆新**向西传播之论，已为学者高度关注。虽然雕版印刷术渊源印度之说值得商榷，但唐朝时期，印度已有雕版印刷术之情形，却打开了探讨雕版印刷术外传的另一途径或思路。中国雕版印刷术是否会通过印度向西传播呢？

13—14世纪，元朝与钦察汗（金帐汗国）、察合台汗、窝阔台汗、伊利汗等汗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往来及其特殊的关系，为元纸币流通使用于这些汗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各方频仍的征战、经贸和人员交流中，包括雕版印刷术在内的工艺技术、工匠等，自然会从元向诸汗国，并通过诸汗国向外传播输送，从而形成了雕版印刷术向外传播的多种途径和渠道。

综上所论，雕版印刷术早在伊利汗国仿造元钞发行纸币之前，已传入西方或西方已有知悉其工艺的工匠，大概是可信的。因此，元钞西传只是起到了助推雕版印刷术在西方的传播作用，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的作用，并不像有关论者说的那样重大。交子产生后的600余年间，除了伊利汗仿造元钞的昙花一现的纸币外，西方没有受其影响而印造纸币的事实，说明中国古代纸币对西方及对世界的影响，非常有限，不可与我国闻名于世的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注释：

王晓燕《关于中国印刷术西传问题的商讨—“中国造纸和印刷技术在欧美的传播”校勘》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第一期。

王永生《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2月第一版，188-196页。后引伊利汗印造纸币的情形，以及其纸币的样式等史文，除注明外，所引《瓦撒夫书》《蒙古史》等史文，均转引自该书。

王永生先生原文有注：转引自〔法〕阿里·玛扎海里著《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第349页。按：书中误将元廷丞相孛罗记成了明代出使中亚帖木儿帝国的陈诚。耿昇译，中华书局，1993年6月第一版。

多桑《蒙古史》，第248页。

阿不法剌治《世界史略》，第600页。转引自多桑《蒙古史》，第249页。

《出版科学》，2019，27（1）：121-125。

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钱存训著）第89页注①

周爱萍《宋明时期中国铜钱大量流入日本的原因初探》，《中州学刊》1996年第三期。

美国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吴泽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47页。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789页。

张树栋《印刷术西传的背景、路线及来自欧洲人的记述》，《固原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1999年 第 l期。

王鹏翥《关于我国印刷术西传的几个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二期。

辛德勇《印度传入佛教的兴盛与雕版印刷术的产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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