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临朐师范情结
作者 | 马玉宝
每每想起临朐师范一九七六级，心里总是啥滋味都有……苦闷、落魄、遗憾；但收获、快乐、希望也并存。
要写临朐师范一九七六级，必须先写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所以，动笔前先征询了几位同学，对当时上临朐师范的感想，一致的看法是学制太短，一年的学习时间，同学们还没深刻了解和深入交往，转眼间就毕业了，各奔东西南北回原籍，失去联系不相往来。但心里隐藏的核心东西，也是最大的“心病”都回避没说，也许是不好意思说。我今天在这里替大家掏出心里话吧，实际就是毕业分配去向问题没着落，事关人生前途的头等大事，一直缠绕在同学们心里。我觉得，尽管学习时间很短，师生之间，同学们之间，没有充足时间相处，又加之前程大事未定。但细细回忆一下，还是有一些点滴片段，印在脑子里，成为今生的美好回忆。
一九七六年，正是*革文**的第十个年头，国家指导思想之混乱，左得不能再左了，也就是说到了极“左”的地步。这年春天，我所在的本村小学，接上级通知指示，倒出一口教室，把门窗堵好，组织师生在教室等候，公社教育组领导率领县电影放影队，来龙岗公社各联中和小学，巡回放映刚刚拍完的彩*电影色**《决裂》。看完这部电影，给人的印象就是一部极“左”思潮的影片，是配合当时的国家形势而摄制的。影片中大学招生考试，一个女学生在试卷上只写了“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十个字，就被录取了；那个男生靠一手“硬茧”就上大学了。人们对毛主席怀有深厚感情我不否认，这种感情我也有。但是这种招生办法，是不是也太荒唐了？心中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国家选拔培养人才的政策办法到底咋了？舆论导向究竟要向何处去？
回想一下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党**中央下达《五一六通知》后，接着六月份国务院又下达通知，全国大中专学校暂停招生，紧接着八月份推出《十六条》，*革文**开始，学校停课，一片混乱。直至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毛主席总结推广上海机床厂培养人才的经验批示下达后，全国大中专又开始招生，但只是基层领导推荐选拔，取消了应有的文化课考试。到一九七六年夏季招生，这种招生办法已经严重地变味走样了，什么“推荐”“选拔”？已经成了基层领导干部，为自己和亲戚朋友子女，脱离农村的“渠道”，真正有才干的农村回乡青年，有很多人捞不着去上大学和中专，有多少学霸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而某些学渣却通过关系，堂而皇之地走进大学或中专大门“深造”，无非是把农业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脱离农村罢了。辽宁舰航母副总设计师孙光甦曾无不感慨地说过，那个推荐上学年代我挨不上号去大学，是恢复高考，我才有机会去上大学，才与辽宁舰结缘，否则我会下一辈子农业“修理地球”。一九七六年真是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时期，特殊的背景，特殊的政策，造就的一种奇怪的选拔人才办法。临朐师范一九七六级八十名同学，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造就的一个特殊群体。
一九七六年八月底，龙岗公社的大中专新生推荐选拔，已经进入尾声，我已经第二次“落榜”，对这种推荐选拔招生彻底产生绝望。让人想不到的是教育助理李兴福，力主将临朐师范扩招又追加给龙岗的一个名额给了我。那个年代不像当下，学生考完试发榜后，可根据自己的考分和个人特长，填五六个志愿，选择心仪的学校和专业，个人的志向和愿望可以公开吐露表白。那个年代有一句领导口头禅，叫做：人选工作是私心杂念的表现，工作选人是革命的需要。上学选择学校和专业，你自己说了不算，所以我们自已没有选择学校和专业的自由和权力。在李兴福助理办公室填表时，只见表格中有一栏是填个人特长，至于入校后分什么班，学什么专业，一概不知，也没法问，就填了个爱好理科，交表了事。再一个印进脑海里的，就是山东省教育厅一九七六年招生简章中那几句刺眼的话：“今年全省师范类学校招生，一律实行社来社去，不转户口，不包分配，毕业后回原籍。上学一年期间，国家补助每人十二元生活费，三十六斤商品粮指标，原村队给补助同等劳力一半工分。”看完这几行字，心里就像灌满了水银，头上就像压着铅块，身上就像背着大石头，整个人就像处在一种无形的阴影里，说不出的难受。
一九七六年九月下旬（具体日子忘了），我按通知要求，自带行李到临朐师范报到。进大门后在新生报到处交上入学通知，又看到墙上贴着两张大红纸，上面写着临朐师范一九七六级文史和数理两班分班名单，看完才知道自己被分到一九七六级数理班。记得当时是巨同勤老师接待的，他领着把行李放到宿舍里，然后又领着进了教室，教室门口西侧贴着一张小红纸，上面写着“七六级数理班”。进了教室，看到已经从全县各公社早来报到的同学们了，全是陌生的新面孔，俺就顺便找了个位子坐下了。然后和早来的同学就互相自我介绍开了，不外乎都来自全县十八个公社。稍坐一会儿，巨同勤老师又来教室喊：“王传宝、王国芬、马玉宝三同学跟我来。”我们三人立即起坐，跟着巨老师进了他的办公室。我们三人落座后，巨老师说：“根据入学档案情况和学校了解，指名你们三人组成临时班委。”王传宝和王国芬入学前都已是*党**员，王传宝任班长，王国芬任团支部书记，安排我仼副班长和副团支部书记，协助王传宝和王国芬，干好班务和团的工作。接着，巨老师就给了几张学生花名册表，让我们三人散会后到教室开始逐人登记，一式三份交学校。填完表数了一下，全班四十名同学，十三名女同学，二十七名男同学。看看年龄，数我最大，一九五二年出生二十四岁。全班最小的是马世堂，来自杨家河公社，当时才十六周岁，还是个小毛孩。最小的女生张振华，才十七岁，也是个小黄毛丫头。从此，我俨然成了数理班的老大哥，后来王国芬带头叫我马哥，我也高兴地答应着。新生入学花名册登记结束后，我和王传宝去教导处交表，学校只收了一份退回两份，我和王传宝就各自留了一份。这份花名册登记表，我一直保留到二零零九年五月十日，临朐师范七六级数理班第一次大聚会，每人又发了一本新通讯录后才撕毁了。
巨老师把班级安排好后，又向全班宣布，何清吉老师给我们当班主任，还给我们担任物理课老师，巨老师担任政治课，齐森老师担任数学课（下学期换成吴维成老师），郑玉晋老师担任化学课，马学俊老师担任音乐课，谭维成老师担任体育课。何老师担任班主任不久，为加强班委力量，又吸收张召录、王兆吉、侯瑞玲、王端华、付忠春五位同学为班委委员，分别负责生活，劳动，体育，文娱，卫生。从此，我们八人团结一心为全班同学服务到毕业。
班委团支部合影：前排中为何清吉老师，前排右二为马玉宝，左二是班长王传宝，后排左一为团支部书记王国芬。
开学之后，正好遇上以*国锋华**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人帮四**”的重大事件，根据上级要求，学校师生先参加了一些社会政治活动，然后就开始了正而八经地教与学。学校和任课老师，根据学制一年的时间限制（实际上只十个月）情况，作出了这一学年的教学安排，要求是前半年把初中数理化复习一遍，后半年包括实习在内，把高中数理化复习一遍。十个月把初高中三门课程复习一遍，时间相当紧张。开始上课后，又发现一个最大的现实问题，摆在师生面前。这就是因为入学前，国家没有进行统一的文化课考试按分数择优录取的弊病。所以全班四十名同学，文化课基础底子不尽相同，有的是高中起点，有的是初中起点，个别甚至是上联中（那时初中叫联中，是几个村联办的初中）也是走过场。班里出现了个别同学，学习数理化吃力，也可能是不爱好吧，有的同学私下对我说，学数理化简直就是听“天书”听不懂。当时何老师分工我负责交送发放学生三门课程作业，虽然作业量不大，次数也不多，但个别同学还是不能独立完成。我负责交发作业，从完成作业情况看，我对全班四十名同学们的文化课底子，看得一清二楚，心里自然有个“降幂”排列，也真为个别同学担心，一年毕业后怎么登讲台教学生？这是不是：看古书掉眼泪——替古人担忧啊！
我们数理班，由于时间紧课程重，学习很紧张，每天上课都是“白加黑”，早上一节，白天八节，晚上一个长自习。每天都是全勤，几乎没有请假的旷课的，晚上都趴在课桌上，聚精会神地复习功课，天天夜晚到十点才熄灯休息。高中起点的相对容易一些，初中起点的累一些，还有几个实在不爱好数理化的。这时有几个同学就直接找班长王传宝，找团支书王国芬，还有找我的，让我们三人去何老师那里反映情况，要求调班到文史去学习。一九七七年元旦前，何老师把这几个想调班的学生请求，反映到学校领导，领导批准了这几名同学的调班请求。本着自愿原则，喜欢文史地去了文史班，喜欢数理地来了数理班。从此到来年七月十七日毕业，数理班一直保持三十七名同学，十一名女生，二十六名男生。
单从文化课学习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七六级数理班，在这仅有的十个月的紧张学习时间里，洒下了汗水，也有了颇丰的收获，学了点真本事，至少是把初高中数理化系统地复习了一遍。俗话说，一遍生，两遍熟。为毕业后回原籍教学，打下了坚实基础。打铁还须自身硬！对数理班和文史班，两个班级的晚自习情况，我曾暗中作了个察看比较，也和王传宝王国芬两同学私下议论过，文史班的同学在晚自习上，相对于数理班轻松许多。学习压力不同，后来的结果也截然不同。
我们数理班同学，尽管在文化课学习上很自觉又很努力，学习劲头也很足。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老有一个阴影在笼罩着大家心头。我也和说上话的同学交过心，都感觉当时确有种阴影在笼罩着我们，每天都感到很压抑。特别是和七五级两个班同学的学兄学姐比，总有种低人一头，很不自信的感觉。说到家，就是当时的国家阶段性政策给造成的。七五级也是推荐上学，不管是学霸精英，还是学渣熊罴，入学时就户口转非，毕业国家包分配，端上铁饭碗。而我们七六级，国家政策大变，入学时就说得很明白：全部社来社去，不转户口，国家不包分配，毕业一律回原籍安排。七五级和七六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天壤之别，我们怎么会不为自已的毕业去向着想呢？有时候课外活动没集体活动，我自己会独自一人去爬朐山散心解闷，有时也约几位好友一同去爬朐山。当时朐山顶上几乎光秃秃的，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棵松树和酸枣树，什么建筑物也没有。爬到山顶坐下俯视弥河水从南向北而下，波涛滚滚，此时的心潮也与弥河一样，难以平静。又忽然想起了毛主席一九二五年写的*园春沁**长沙词中的诗句：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伟人站在橘子洲头是忧国忧民，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我呢，坐在朐山顶上，忧心忡忡得是自已的毕业之后的前途。这就是伟人和凡人的区别吧。
回顾上师范一年，最大收获是认真刻苦学习文化课，没有虚度年华；然而同时最让人睡不好觉的，是为自己毕业后的去向冥思苦索而发愁。为这事也曾经迷惘过、彷徨过、担忧过、苦闷过、失望过……那么，是不是就没有快乐和希望呢？当然，也是有的：在这一年里，我遇到了很好的同学；我遇到了很好的老师；我遇到了超过生身父亲般的好校长，更是我今生可遇而不可求的伯乐。
上片为物理实习组，前右二为何清吉老师，右一为马玉宝。
下面听俺细说——
临朐师范一九七六级开学后，我遇到了一群很好的同学，分到了一个很好的班级。我们这一级这一班同学，虽然都是当时按国家现行办法推荐上的学，尽管有个别确实文化课底子差，但从整体大面上而言，还是素质比较高的，也可以说是比较优秀的，是一个很好的班集体。
先说王传宝同学，这是我上学以来遇到的最好的同学之一，他不仅仅是我的好同学好兄弟，还是我们班的好班长，更是我的好搭档。传宝论年龄比我小两岁，但是从开学初相识，他给我的印象是，成熟老练，稳重大气，而且思想品德很端正。在这一年里，我俩互相尊重，团结合作，为全班同学服务，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合作非常愉快。上学时期传宝的未婚女友，在农业学大寨工作队驻龙岗公社龙岗村，传宝写给未婚女友的信，信封口都不封，就交给我“鸿雁传书”，足见同学关系之铁。老班长后来到政界干过乡镇长、书记、在县农机局长位上退休。毕业至今，一直保持个人联系未断。
再说王国芬同学，她是我上学以来遇到的女同学中的佼佼者，她岁数比我小五岁，但很老成大方，不像某些女孩，扭扭捏捏拿不成块。在一年的学习工作中，她挂帅，我打旗，在研究讨论工作中，她特别尊重我，都是先问“马哥有何意见？”当然，我也是全力支持她的工作。亲们有所不知，临朐师范七六级开学不久，王国芬的父亲王延泽，奉教育局之命来临朐师范任校长。直到一九七七年七月毕业，还有很多同学不知道王国芬是王校长的“千金”，可见她是多么低调！毕业以来，个人联系始终保持。
我们七六级数理班优秀同学很多，限于篇幅，下面简述一下吧：聪明善良正直的张立忠，后来考取潍坊医学院，退休前是临朐县人民医院著名的脑外科大夫，硕士生教授导师，曾任过副院长。理科男王法海，是我的左侧同桌，数学解题速度特别快。吴维成老师写满一黑板数学题，吴老师写完他解完，老是比我快半拍，真是山外青山楼外楼，更有好手在前头，他后来考取长沙中南矿冶学院。高玉波、徐元信、王学平、付忠春、张宝元，都先后考取大中专。还有铁笔杆子肖永利，文章多次见诸国家正规报纸。活泼帅哥侯瑞玲，他入学前的女友给他的信，他都拿出来给我看，足见关系之信任，他后来是昌乐县卫生局长位上退休。风度翩翩的赵玉国，一副绅士模样。幽默风趣，搞笑活宝王玉山。聪明伶俐的小毛孩马世堂，心里有事就来找“马哥”……等等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七六级数理班的女生们，是一个特别优秀的美女群，一九八零年招录考试，录取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如果不是一位女同学发挥失常（当时听着说后，我和同学们都感到很意外），将达到百分之百，比男生高出很多。总之临朐师范七六级数理班，是一个比较优秀的班级和团体，当时在四个班中，各项工作都跑在前头，多次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一九八零年招录考试，全级参加考试者七十余众，三比一录取，总共录取二十余人，数理班占了百分之八十的名额，足以说明问题。
在师范学习的这一年里，我幸运地遇到了很好的老师。班主任兼物理课老师何清吉，高高的个子，四方大脸，文雅正派，和蔼可亲，知识丰富，讲课启发式运用炉火纯青，紧紧抓着学生的求知欲走，你想开小差都不能！政治老师巨同勤，说起来怪不好意思，他还比俺小一岁呢！小老师大学生，在那个年代也很正常，俺叫着“巨老师”同样很亲切。他上的政治课，语言简练，条理分明，重点突出。俺还没毕业，巨老师就被教育局调到尧山公社去任教育组长了。后来又升任临朐县府副秘书长，在县统计局长位上退休。我与巨老师的大学生小老师之间，不论是在师范期间，还是离校之后到至今，关系都很密切。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决定退出龙岗教委时，在县城民主街碰上巨老师，俺俩在大街一侧啦了好久。巨老师对我的工作和前途非常关心，问得很详细，他曾提出引荐我到南部某乡镇教委去任职。我因当时受家庭计划生育影响，对政治前途不再抱有幻想，因此，谢绝了巨老师的一片真心好意。但对巨老师的关心，我永远不会忘记！还有，上师范时的数学老师、化学老师、音乐老师、体育老师，印象也都很深，不再细述。
在师范学习的一年里，我最幸运的是遇到了伯乐——我最敬爱的王延泽校长。记得一九七六年九月开学后一个来月吧，听说又调来了一位新校长，就是我们后来的王延泽校长。他个子挺高，长四方脸，说话文质彬彬，具有儒雅风度。第一次相识聊天，还是从办壁报栏写文章开始的。当时，学校教室东头山墙上，有个壁报宣传栏，根据巨同勤老师的安排，编写张贴这个壁报栏的任务，交给了我和张立忠、肖永利同学。利用课余时间，根据当时形势，自已编写一些学习文章，再从报刊上摘抄部分现成的。另外，每期的左上角，要写一个简短的“社论”，对本期内容作一概括和提示。记得一九七七年元旦这期壁报栏，我们三人正在张贴，王校长百忙中走过来，站在山墙下看着我们三人，直至张贴完内容，又镶上花边后，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边看边和俺交流，提一些中肯的建议。最后，王校长问，这报头“社论”是谁写的？张立忠和肖永利说，是马玉宝写的。我急忙插了一句“写得不好，请王校长多指导。”王校长笑着说：“写得还行，挺有力量，不过以后还要再提高，一定要求真务实，抓住重点和焦点问题，开门见山，让大家一看就得到要领。”从此之后，我们三人每次去贴壁报栏，王校长总是抽出时间去陪着，一边看一边聊，渐渐的我对王校长的拘束感一点也没有了，竟成了王校长办公室的常客。有时在饭后，或是下午上课外活动，在学校南北俑道上，只要碰上王校长，他总是像位慈爱的老人，笑着对我说：“马玉宝，没事到我办公室坐坐？”我也爽快地接受王校长邀请，到他办公室坐几分钟，顺便聊聊啦啦近来的学习和心里的想法。王校长总是嘱咐，你们年轻人正是学知识长本领的好时候，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求真务实，不能耍花架子。我从内心里非常感激王校长的关心和教育。在师范学习一年的下学期，学校*党**支部报请教育局*党**委批准，在四个班级中发展四名*产党共**员，数理班发展的就是我。期间，王校长和我谈过好几次话。但是遗憾的是临近毕业，学校工作千头万绪，入*党**宣誓时间没及时进行，直到毕业也没补上。毕业后，入*党**材料转到龙岗教育组，当时龙岗教育组还没有*党**支部，更没有发展户口在农村大队的民办教师入*党**的先例，结果是不了了之，入*党**材料也不知弄哪里去了。直到一九八零年底招录分配，户口转非后，于一九八五年四月，在龙岗教育组重新写入*党**申请书，成了中国*产党共**的一分子。
时任临朐师范校长王延泽
一九七七年六月，实习结束返校后，在总结大会上，王校长亲点，让我代表俺赴城西月庄联中实习小组发言，并给于较高评价和肯定。临近毕业，因我们七六级在入学前，省教育厅有明文规定：全部实行社来社去，不转户口，国家不包分配，一律回原籍（村队）。看得出，王校长对我就像自己亲手从小拉扯大的孩子一样，有所不舍分开。王校长曾为我的去留问题，找过县教育局领导，县局领导表示，对七六级一律按入学前政策规定办理，县里无权开口子。王校长为我尽力了！我永远想着您！
毕业离校之前，学校决定吃了散伙饭后，还要放映一场电影，欢送七五和七六两级四个班的同学。我问王校长，您想放块什么电影给我们看啊？王校长说我想放《大浪淘沙》，怎么样？我说太好了！太有针对性了，毕业后我们就到社会的大风大浪里去锻炼，去淘沙取金！王校长笑了笑说，你说得对，是金子是沙子，大风浪里见分晓吧！
俺临朐师范毕业后第七个年头，即一九八四年十月，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鬼使神差地进了龙岗乡教育组，王廷甫组长和窦学朴副组长，分工我负责办公室这一摊子兼小学业务。因工作需要，每周要去县城教育局和下设机构办事一至两次，有时办完事早，就绕个圈到朐山前师范学校王校长办公室坐一会，续续师生情。有一次去招办开会，发现师范王延泽校长已调到县招生办当主任，俺师生二人聊了很长时间，看时间不早了才恋恋不舍离开。从此，每次去教育局办事，都去县招办老校长办公室坐坐啦啦。
上世纪八十年代某一年，我去县招办参加招生会议，散会后其他乡镇的都走了，老校长示意我住下。我到老校长办公室，师生二人啦了很久很久。原来，王校长要向某主管部门领导，引荐我去干办公室主任。并考虑到我离开龙岗后，老婆孩子的谋生吃饭问题都想到了，让我回家商量一下。我回家和老婆商量，因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决定放弃这次发展机会，老校长听后表示很遗憾！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某一年，在兴隆大桥西头，遇上老校长和师母从潍坊乘车回来，在此下车等人来接。又和老校长聊了会之前和当时的情况，老校长听后，还是流露出了遗憾的心情。我劝老校长说，有舍才有得啊，不必遗憾。人生之路就是这样，一顺百顺者极少，人生不顺者十之八九。当自己年轻需要发展机会时，却因一个农村户口，被挡在大门之外；当自已户口已经解决，正好年富力强，发展机遇敲门来临时，又因其它条件拖住后腿，认命吧！我哪里想到，这次在兴隆桥西头和老校长的巧遇，竟是我和老校长见的最后一面。后来听说老校长不幸逝世，我也没机会去送他最后一程，感到没法原谅自己。我只好在电话和短信微信里，委托王国芬老同学，到老校长墓前祭扫时，替我多烧一柱香、多烧一片纸，告诉老校长，您的学生今生今世，永远铭记您的教育和栽培之恩，永远缅怀您老人家对学生的好！愿您老人家在天堂安息！
亲们！临朐师范这所教师的摇篮，已经完成历史史命，按国家规定撤消多年了。但是临朐师范在我心中凝成的情结，却永远不会了结，成了不了情！情未了！未了情！
我相处一年的同学们那张张笑脸，教我做人又学知识的老师那和蔼面孔，待我如父子般的老校长那慈祥面容，都将永远印在我的脑海！永远！永远！！
写于2021年5月28日
马玉宝 ，一九五二年出生，籍贯临朐县龙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张家辛兴村。高中毕业后回村任民师，恢复高考后又考取临朐师范，分配龙岗任教至退休。自1973年始，多次借调公社（乡、镇）通讯报导组、材料写作组工作，曾任《大众日报》社通讯员，新闻报道多次见诸临朐县广播站（电台），山东省广播电台，《大众日报（农村版）》，《科学与无神论》杂志，以及《求是》杂志内参。教学论文被全国十多家省级教育刊物发表。现已退休赋闲，有时灵感来了，也写点小诗小文解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