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3年夏天，法国学者桑志华、德日进在银川市灵武市水洞沟发现了史前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和动物化石。这一事件也拉开了宁夏现*考代**古的序幕。
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今年恰逢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7月19日，宁夏举办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暨新时代宁夏考古工作新闻发布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荣誉主席高星介绍了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年来的考古发掘历程、考古研究成果及重要意义。
水洞沟：“中国史*考前**古的发祥地”
7月19日，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暨新时代宁夏考古工作新闻发布会在银川举办，著名考古学家高星指出，水洞沟遗址发现和发掘是中国旧石器时*考代**古的开篇，纠正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水洞沟遗址也被誉为“中国史*考前**古的发祥地”。
水洞沟遗址。
水洞沟遗址位于银川市东29公里的灵武市临河镇，黄河支流边沟河两岸，于1923年被发现并首次发掘，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1923年，法国学者德日进和桑志华在宁夏灵武水洞沟发现5个地点，并对第1地点和第5地点进行初步发掘，这也是水洞沟遗址的首次发掘，共进行了12天，发掘的石器总量超过300公斤，还发现了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包括鬣狗、羚羊、牛、犀牛和马等。
1960年，中国和前苏联古生物考察队联合对水洞沟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这也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发掘水洞沟。1963年，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开拓者、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带队对水洞沟遗址进行又一次发掘。此次发掘首次发现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包含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组不同的地层。
1980年，为进一步探索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的文化内涵，宁夏博物馆和宁夏地质局区域地质考察队对第1地点进行了联合发掘，此次发掘历经38天，发现了6700余件石制品和古生物化石标本。
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
一个世纪以来，水洞沟遗址共进行了6次大规模发掘，共计发现12个旧石器遗址点，构成了分布于边沟河两岸的水洞沟遗址群。在跨越距今4万年至1万年的漫长时间里，水洞沟的古人类留下了大量不同时代、不同技术风格的石制品，其中以采用勒瓦娄哇技术生产的石叶，以及带有人工刻划痕迹的石制品最为重要。同时还发现了用火遗存、装饰品、骨器、动物骨骼化石以及火塘等数以万计的遗物、遗迹，建立了该地距今4万至1万年左右的文化发展序列。水洞沟遗址因其特殊的石器技术，不同时期的人群变化，复杂的环境演化背景，成为中国北方乃至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对解决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东西方文化与人*交群**流以及农业起源等一系列国际重大课题有着重要的作用。2021年，水洞沟遗址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2年，又成功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随着宁夏*物文**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考古队的六次大规模发掘与研究，水洞沟人类文化及与其相关、相近的科研课题已逐步深入。遗址的发现表明，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群有很强的适应生存能力和特定的行为方式，为我国古人类本土连续演化、交流与融合外来人群提供了生动的案例，是探索华夏民族和中华文明远古根系的线索之一。同时出土的石叶和勒瓦娄哇技术的石制品组合，揭示出东、西方人群迁徙的证据，对现代人起源和扩散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高星指出，水洞沟遗址考古发掘的百年历程也是中国旧石器考古产生、发展、壮大的过程，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旧石器考古学家孜孜不倦的探索之路。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数字化发掘流程，被其他地区多个发掘项目采用、借鉴，也为中国旧石器考古人才队伍培养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一批又一批年轻学者从水洞沟走向全国，乃至世界。水洞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一度也被中国黄土研究之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称为“中国旧石器时*考代**古学的文艺复兴”。
站在考古人的角度，复原宁夏的历史脉络
7月19日，宁夏*物文**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马强站在考古人的角度，复原了宁夏的历史脉络。
马强介绍，水洞沟遗址自发现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宁夏考古人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经过几代宁夏考古人的不懈努力，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揭示了宁夏地区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也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
安西王府城廓遗址
距今4万年的灵武水洞沟遗址和距今约1.3万年的青铜峡鸽子山遗址，构建了宁夏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约距今4万年至1万年的文化演化框架。隆德页河子遗址、周家咀头遗址等代表了仰韶文化在宁夏区域内的传播，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海原菜园遗址、隆德沙塘北塬遗址、彭阳打石沟遗址等代表了宁夏齐家文化的发展规模，且宁夏南部地区是齐家文化的重要起源地，年代距今约4300年至1600年左右。
历史时期的遗存见证了文明的互鉴交流融合，姚河塬遗址是目前西北地区首次发现的西周诸侯国都邑城址，表明宁夏南部处于周王朝的管辖范围。
春秋战国时期，宁夏南北地区普遍以北方系青铜文化人群为主，如宁夏北部的中宁倪丁村墓地、中卫狼窝子坑墓地，宁夏南部固原地区的杨郎墓地、于家庄墓地、王大户墓地等皆是典型的西戎人群的遗存。出土物中既有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遗物，又有定居农业人群的遗物，表现出很强的文化交融。这些北方系青铜文化人群在秦长城南北两侧与战国秦人杂处，共同演绎出丰富多彩的文化。
固原北朝、隋唐墓地
秦统一六国后设三十六郡，宁夏全境属北地郡；汉初，匈奴势力壮大，占据中国西北地区，此时的宁夏地区为汉族、匈奴族和羌族等杂居，汉王朝在此设置属国都尉来管控。同心县发现的倒墩子墓地、李家套子墓地，就是内迁的降汉南匈奴人墓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宁夏北部因羌族之乱，建制废除，形成汉、匈奴、鲜卑、羌、氐、羯、敕勒、柔然等众多部族错杂居住的复杂格局。吴忠北魏墓印证了北魏薄骨律镇所在地人们的生活日常；固原北魏漆棺画墓，道教*天升**、佛教护法、孝子图等丰富多元的漆棺画，显示出汉文化对鲜卑贵族的深刻影响；北周李贤夫妇墓出土了来自伊朗高原的萨珊玻璃器，以及属于萨珊时期巴克特利亚制品的鎏金银壶，反映出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融合。
固原李贤夫妇墓壁画
到了隋唐时期，突厥、敕勒、回鹘、吐蕃等部族活跃在宁夏地区。固原南塬隋唐墓地、彭阳海子塬隋唐墓地等出土的遗物，证实了原州与西域的密切关系，拓展和延伸了丝路贸易、丝路文化、中西文化交流等丝绸之路文化的内涵。
宋元时期，经考古发掘的固原开城安西王府是元世祖忽必烈三子忙哥剌在六盘山的避暑官邸。考古发掘揭示了宫殿建筑基址，除大量精美建筑构件外，还出土景教铁十字架等珍贵*物文**，彰显了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包容性。
“宁夏考古是中国考古百年历程的缩影。”马强表示，“这些考古发现犹如文明的涓涓细流汇入中华文明江河之中，为实证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做出了‘宁夏贡献’。”
灵武水洞沟遗址、青铜峡鸽子山遗址……
新时代宁夏考古重要成果，你了解吗？
7月19日，在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暨新时代宁夏考古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宁夏*物文**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马强介绍了新时代宁夏考古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
彭阳姚河塬遗址。资料图片
*党**的*八大十**以来，宁夏考古工作者积极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项目，相继开展了灵武水洞沟遗址、青铜峡鸽子山遗址旧石器时代遗址，隆德沙塘北塬、周家嘴头新石器时代遗址，彭阳姚河塬遗址，盐池张家场汉代城址，贺兰山苏峪口西夏瓷窑址，固原开城安西王府元代遗址等考古发掘项目；开展了彭阳红河流域、六盘山东麓、罗山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石窟寺专项考古调查研究项目。2个项目同时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2个项目入选“中国考古新发现”，2个项目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在考古发掘研究的基础上，建成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水洞沟遗址获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立项。
持续推进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先后出版考古报告、学术论文集40余部。其中，《西夏六号陵》荣获2013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水洞沟：2003—2007年度考古发掘与研究报告》荣获“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研究成果金鼎奖；《彭阳海子塬墓地发掘报告》等多部报告和论文荣获宁夏社会科学著作类优秀成果奖；《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荣获全国文博考古最佳论著。
青铜峡鸽子山遗址。资料图片
持续加强出土*物文**保护，相继组织开展同心倒墩子、王大户青铜器修复保护项目，固原南塬M1401墓葬出土壁画和固原城西墓地出土金属质*物文**等文保修复项目，修复保护了一批珍贵*物文**。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发现获国——宁夏彭阳姚河塬西周城址考古成果展”在固原博物馆正式开展，这是2017年至今宁夏*物文**考古研究所对于红河流域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姚河塬西周城址考古发掘成果的首次全面呈现。
马强介绍，在新时代宁夏考古取得的重要成就中，灵武水洞沟遗址、青铜峡鸽子山遗址、彭阳姚河塬遗址、盐池张家场汉代城址、贺兰山苏峪口西夏瓷窑址、固原开城安西王府元代遗址因其多样的文化遗存和独特的学术价值闻名于考古学界，对于深入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丰富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具有重要意义。
宁夏境内主要遗址
水洞沟遗址：中国史前人类考古的发祥地
水洞沟遗址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被誉为“中国史*考前**古的发祥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水洞沟遗址记录了远古人类繁衍生息、同大自然搏斗的历史，是丰富而珍贵的史前资料。它向人们展示了距今4万年前古人类的生存画卷，是迄今为止我国在黄河流域正式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鸽子山遗址：西北地区史前遗址的远古遗珍
鸽子山遗址出土各类文化遗物数万件以及数十处结构性火塘遗迹，更为重要的是在距今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20余处柱洞建筑类遗迹，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建筑类遗迹，在整个东亚地区也十分少见，对于研究旧石器时代末期人类的居址形态和生存模式具有重要意义。鸽子山遗址还出土较多鸵鸟蛋皮装饰品和复杂纹饰鹿牙装饰品，反映了万年前古人类的审美和精巧的钻孔工艺技术。该遗址是西北地区史前遗址的远古遗珍，入选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获2017年“田野考古一等奖”。
姚河塬遗址：周人经略西北地区的前哨基地
姚河塬遗址是西北地区首次发现的西周封国都邑城址，面积92万平方米，有城墙、城壕、建筑基址、铸铜作坊、制陶作坊、诸侯国君大墓、渠池、道路等遗迹。出土的甲骨有“入戎于获侯”的刻辞，表明姚河塬城址是西周分封、史籍失载的获国都邑城址，是目前发现的周人经略西北的军事前哨基地。通过近年来持续进行考古发掘，明晰了姚河塬获国城址从西周早期延续到春秋早期，是具有连续性的周文化在西北地区拱卫周王室的桥头堡。该遗址获评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田野考古二等奖”“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张家场汉代城址：汉代西部边城遗址
张家场汉代城址是目前河套地区一座规模较大、出土*物文**丰富的秦汉时期古城遗址。作为汉代西部边城，其历史文化内涵的发掘，对探讨秦汉时期王朝管理下的西北边地城邑格局、功能，中原王朝与西北边地的关系，探索秦汉以来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内在动力、形态、特征，研究西北边地考古学文化、民族关系及其与中央政权的关系等问题，是珍贵的考古学实例，为研究秦汉文化交流、民族融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苏峪口西夏瓷窑址：西夏宫廷用瓷烧造地
苏峪口发掘的两座西夏瓷窑址首次揭示了西夏高超的瓷器烧造技艺，其产品均为不施化妆土的精细白瓷，与西夏陵、贺兰山东麓的西夏离宫遗址等出土的精细白瓷基本一致，可确定这是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另外，其以煤为燃料和河北定窑等窑场同步，用玛瑙、石英入釉和河南汝窑技术相关，同时吸收了南方景德镇窑等先进技术。苏峪口西夏瓷窑址反映出两宋时期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证实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因此，苏峪口西夏磁窑址被评为“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水洞沟人”到底是什么人？
高星：尚未发现人类化石，有待未来发掘
1号地点发掘现场。
“水洞沟人”到底是什么人？是我们本土的人，还是有一定的混血，甚或是由外来人群迁徙而来共同演化成我们今天的人类？他们从哪里来，后来又去了哪里？……7月19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荣誉主席高星表示，这些可以称得上“未解之谜”的重大问题，都有待未来发掘、研究，从而阐释这些问题。
发掘现场。
“水洞沟是一个遗址群，目前，我们发掘的面积非常有限，地点也非常有限，都是在一些沟隘的边边角角做一种抢救性发掘。因为这些位置假如不发掘，它也会坍塌破坏。”高星介绍，之所以不大面积挖掘，一方面是要把更多的遗产保存下来，留给后代学者，留给子孙后代来进行发掘研究。因为到那个时候他们会有更好的科技手段和研究能力。另一方面，当前力量有限，虽然每次相对来说队伍比较大，但因为这种精细的发掘，进展会非常缓慢，假如发掘面积很大，根本做不过来。留下大量空间，也是为未来的发掘研究奠定基础。同时，目前，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人类在水洞沟生存演化的许多细节没有被捕捉到，在不同部位、不同地层里可能还会保留一些不同时段人类活动的细节。
“当时的人因为不定居，所以他们的遗物遗迹会以分散的方式来分布，那么我们发掘的面积越大，可能得到的材料和信息越多，会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解决。”高星表示，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迄今为止在水洞沟还没有发现人类化石。
发掘现场。
高星介绍，虽然在发掘第一地点、修路的过程中发现过一块人的头骨片，但不是正式发掘出来的。由于时代不是很清楚，再加上这块头骨片比较小，不能对它的形态，包括遗传信息很好地提取和分析，所以未来假如能够在不同的时代地层里找到人类化石，对他们的形态进行研究，对遗传信息进行提取和分析，那么就可以明确知道，“水洞沟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从哪里来，后来又去了哪里。
出土石器。
据了解，21世纪以来水洞沟的考古发掘一直由高星主持。水洞沟是他回国后选择的第一个主动发掘的遗址，也是他培养学生最主要的野外课堂。2002年4月与2003年4月，高星带领团队先后两次在灵武边沟河流域及彭阳地区开展考古调查，新发现20处旧石器时代地点；此后，高星多次带领团队走进水洞沟遗址进行发掘，并且在多个学术研讨会上，对水洞沟遗址的发掘收获与研究进展作详细介绍，组织“旧石器时代遗址保护、研究与利用专题研讨”等。2008年4月9日，“水洞沟遗址研究院”成立，高星被任命为院长。同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宁夏工作站”在水洞沟挂牌。
“学无止境，研无止境，我们肯定会继续发掘研究。”高星表示。
■延伸阅读
中外专家共同“发掘” 水洞沟遗址
“水洞沟遗址的发掘与研究，离不开中外学者的合作与交流。”7月19日，高星介绍，水洞沟遗址从发现之初就受到国际上的关注，一方面，因为它是中国最早发现并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翻推**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另一方面，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发现的勒瓦娄哇技术的石制品，对探讨东西方文化和人群的交流，探索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模式等重大国际学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其构建起了水洞沟遗址距今4万—1万年左右的文化发展序列，为中国现代人起源“本土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理论提供了支撑，在“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农业起源”等一系列国际重大学术课题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际上享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1960年，新中国成立后对水洞沟遗址开展的第一次发掘，就是由中国和前苏联专家合作进行的。进入21世纪以后，水洞沟遗址的发掘由中国科研机构主持，期间有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的学者来到水洞沟遗址，一起参与田野发掘和学术研讨，他们也为水洞沟遗址的研究提供了必要帮助。2013年举办的水洞沟遗址发现90周年纪念大会及相关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来自13个不同国家的学者参与，探讨了东亚和欧亚大陆地区旧石器晚期人类之间的关系。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发表的关于水洞沟遗址的研究成果亦不胜枚举。
专家揭秘：4万年前的“水洞沟人”是这么生活的
“夕阳西下，河滩上一簇篝火在跳跃，远处山峦若隐若现，藏匿着冷峻和巍峨，天地间此刻只有静谧和安详。微风渐起，火苗随之扭曲身体，火焰犹如甩出的长鞭，舒展出优美的弧线。一个沧桑老者，一手握一件石核，另一只手拿着石锤。端详片刻，粗壮的手臂开始挥舞，火光微照着他坚毅的目光和棱角分明的眼眶。石片渐次落在他的脚旁，那声音如金属碰撞般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之后，又是一片寂静……”这是山东省*物文**考古研究院专家李罡在3次踏访水洞沟遗址后，为我们描绘出的4万年前水洞沟的场景。
水洞沟遗址公园。
今年是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经过多年系统考古发掘和研究，“水洞沟人”的生活场景和生活状况是怎样的呢？7月19日，在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暨新时代宁夏考古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荣誉主席高星为我们揭秘。
“考古工作尤其是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就是从非常厚的地层里发掘出遗物和遗迹，就像读一部‘地书’。层层叠叠的地层就像一张张书页，而上面的文化遗物和遗迹就是我们书写历史的文字。”高星表示，“从水洞沟遗址发掘出土的石器、动物骨骼、火塘等遗迹、遗物，结合古环境研究成果，可以窥见‘水洞沟人’的生产生活场景和生活状况。”
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出土的石器（存在较多的端刮器、雕刻器等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类型）。据《化石》杂志
水洞沟地处毛乌素沙地边缘，周边有很多沙漠、荒地、草原，同时，水洞沟处在黄河边上，这里有很多湖泊湿地，水资源、动植物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古人类主要通过狩猎采集来获取食物。“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破碎的哺乳动物骨骼，骨骼上有切割和敲骨吸髓的痕迹，可以判断这是古人类狩猎、肢解、敲击所产生，并且食用、利用了这些动物资源。从出土的尖状器、边削器、端刮器等石器的功能分析，可以推断出古人类猎杀、屠宰、肢解动物的行为，大量的火塘则说明古人类用火加工食物的行为。对植物资源的考古发现，在此地有二三十种可食性的植物食材。有证据表明，他们的工具上留下了加工动物或者植物的残留物。同时，因为这里有河流，有丰富的原始人类制作石器的原料。”高星说。
高星介绍，“水洞沟人”在不同时期制作了不同技术特点的石器，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的古人类为了更好地打制石器，用火来加热石器原料，使其更利于加工出锋利的边缘。除此之外，他们还利用鸵鸟蛋壳制作各种装饰品。通过一系列考古发掘，可以看出，水洞沟遗址的古人类选择水洞沟湖泊连片、水草丰茂的地方作为栖身之所。在第2地点和其他地点发现了密集分布的火塘，这表明“水洞沟人”已经开始集中、聚落式居住。“水洞沟人”在用火等方面是“非常出彩”的，比如将石头用火烧烤后制作出规整的锋利石器，这是用火来改造原料的一个发明，后期人类制作陶器、金属器物都是对这种技术的延续。
此外，在距今1.2万年左右，“水洞沟人”发明了特殊的用火方式“石煮法”，就是将石头烧热后放入水中，达到将水中食物煮熟的目的。他们在这里制作石器、猎捕动物、采集植物，熟练掌握了用火技能，并开始产生原始的审美观念。
（新消息报记者 张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