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大家解读的书是《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如果问过去100年来世界上发生的最严重的经济灾难是什么？经济学家会毫不犹豫地回答1929至1933年大萧条。大萧条重创了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造成的经济损失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高。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大萧条的冲击波同样重创了处于世界经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更加脆弱，经济衰退的程度更严重，持续时间更长，普通民众遭受的苦难也更大。只不过由于这些国家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而已。它们的困境很大程度上被历史学界所忽视，只有少数历史学者注意到大萧条对非西方世界的影响。
本书作者城山智子就是其中一位。城山智子是日本汉学家，东京大学教授。他师从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孔飞力，专攻中国近代经济史。这本《大萧条时期的中国》是城山智子的学术代表作，研究的是大萧条对中国的影响。大萧条发生时，中国正处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大萧条带来的通货紧缩，让全世界的农产品价格暴跌，中国农村地区首先遭到重创，农民收入急剧下降，失去了基本消费能力，对棉布等工业品的需求大大萎缩。当时80%以上的中国人是农民，农民需求的萎缩就代表着整个国内市场的萎缩，这给刚刚兴起的民族工业造成了打击。
紧接着，西方各国为了走出泥潭。纷纷放弃金本位制，让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国际银价随之大幅上涨。这个时候，中国作为唯一实行银本位制的大国，汇率急剧攀升，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下降，出现了巨额贸易逆差。更要命的是，高涨的国际银价意味着出口白银能够获得暴利，这加剧了白银外流的速度，导致中国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上海金融市场崩溃，上千家企业一夜之间倒闭。为了应对危机，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紧急推行币制改革，废除银本位制，发行统一货币法币。要注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政府垄断货币发行的情况。国民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管理和控制能力由此大大加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成山智子认为，大萧条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被严重低估了，它其实是近代中国形成过程中的分水岭。
顺便提一句，这本《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可以算是学术写作的典范之作，无论是宏观层面的理论构建，还是微观层面的典型案例选取，都显示出了城山智子过硬的学术训练功底，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这样一个宏大主题，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这本书的实体书现在已经绝版了，幸运的是电子书还可以找到，我强烈建议你找来读一读。
下面我就分两个部分来介绍这本书的内容。首先来看大萧条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怎样的冲击，然后来看国民政府是怎样推行币制改革的。要说清楚大萧条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中国当时的货币体系。我们知道，从明朝开始，白银就取代铜成为了中国的本位货币。但是中国并没有丰富的银矿，流通所需要的大量白银是从哪里来的？当时全球主要有两大产银地，美洲和日本。据估算16到18世纪，美洲共产出了12.9万吨白银，日本产出了9000吨白银。这两个地方产出的白银总量中，有将近一半流向了中国。这是为什么？原来当时的中国和现在一样是全球的制造业中心。中国生产的瓷器、丝绸和茶叶都是畅销古代世界的奢侈品。西方人用美洲白银大量购买这些产品，但是却没有值钱的产品可以卖给中国，于是中国保持了巨大的贸易顺差，白银也就大量流入中国，支撑了中国的银本位货币体系。但是要注意，这种货币体系是自发形成的。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并没有对白银在中国的流通进行管理。直到19世纪末，清政府都还没有发行自己的银币，市面上流通的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外国银币。有西班牙银元被称为本洋，由墨西哥银元被称为阴阳，还有英国银元、日本银元等等。这些银币都是随着贸易顺差而留在中国，并被作为通货来使用。
直到1889年，张之洞才在广州开设了第一个铸币局，这里铸造的银币被称为龙阳。民国早期有一种俗称袁大头的银币在中国广泛流通。但这时候仍然是各省用进口银条自行铸造银币，中央政府既没有统一的铸币管理权，也没有一个中央银行来协调整个货币体系。在20世纪初，欧美各国甚至拉丁美洲国家都是由政府统一发行和管理货币，中国这种完全放任自流的货币体系就显得非常特别。当时来中国考察的美国货币专家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货币体系一说。此外中国的货币制度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在1850年代之前，欧美各国都是采用金银互本位置，而1850年代之后，欧洲各国、美国、日本陆续开始实行金本位制。中国在20世纪初是唯一采用银本位制的大国。也就是说白银在中国是通货，而在其他国家只是一种普通商品，价格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
所以当时中国的货币体系处于一种什么状态？第一，政府不能控制货币的发行数量。市面上流通多少货币完全看中国的国际收支情况，如果国际收支有盈余，白银流入，那么货币数量就会增多。而一旦出现严重的国际收支赤字，白银大量外流，就会引发通货紧缩。第二，政府也不能控制货币的价格，也就是汇率。白银在国际市场上只是一种大宗商品，它的价格由远在伦敦和纽约的交易所决定，中国政府无力掌控。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这样的货币体系有着致命的缺陷。政府对本国货币的数量和价格缺乏最基本的管理。国际上对白银供需情况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扰乱中国的货币体系，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只不过比较幸运的是，从19世纪末到1930年代初这段时间，国际白银的走势对中国经济是有利的。当时世界主要国家都改为金本位制，对白银的需求量下降，国际银价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缓慢下跌。这就意味着中国货币的汇率在缓慢贬值，这促进了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国的国内经济也出现了比较理想的温和通胀的状态，这让刚刚兴起的中国民族工业有了快速发展的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国时期有一批民营企业家成长起来，包括有实业大王之称的张謇，有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之称的荣氏兄弟等等。
根据经济史学家罗斯基的估算，在1912年至1934年的22年中，中国工业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4%。超过了当时日本、英国和苏联的工业增长率。城山智子认为国际银价缓慢下跌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工业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好运气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引发的世界性大萧条，就像一副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很快传递到了中国。中国的农村地区首先遭到冲击，国际上大米、小麦、茶叶、生丝等农产品的价格暴跌，拖累中国的农产品价格也连年下跌。1933年，中国农民出售小麦的价格只有1931年价格的2/3，大米价格只有1931年价格的59%。蚕茧跌得最狠，1934年的价格只有1930年的30%。农产品价格暴跌导致中国农民现金收入急剧减少。而农民需要用现金购买的工业必需品，比如棉纱、棉布、煤油等，价格在同一时期还有轻微上涨。这一跌一涨，导致农民的实际购买力在1931年至1933年间下降了60%。当时的一项调查显示，大量农民再也买不起棉布，很多家庭都是几个人共用一件衣服。
以往农民碰到天灾，至少还可以依靠短期借贷来设法撑过这段时间。但这一次大萧条的冲击，不但直接减少了农民收入，还摧毁了能够给农民提供最后保障的农村金融系统。原因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白银流动被阻断，农村的白银枯竭了。在正常情况下，一年中每到农产品的收获季节，城市的白银会流向农村，用来购买大量农产品，而其他时间，农民需要用白银来购买必须的生活用品。白银又会逐渐地流回城市。但是在大萧条时期，农产品价格暴跌，再加上国外低价农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倾销，白银不再从城市返回到农村。相反，白银越来越多的像上海等中心城市汇集。这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畸形的繁荣，二是农村金融系统的崩溃，农民很难再贷到款，当铺拒不接受衣物、农具等物品作为抵押，甚至以土地做抵押都不行，因为农村土地价格也在急剧下跌。有的地区跌去了50%以上。当时英国经济史学家理查德托尼考察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她说：“那儿有些地区农民的处境就像一个人一直站在齐颈深的水里，甚至一个小小的涟漪都足以将其淹没。”农村的凋敝很快影响到了刚刚兴起的民族工业产品，很难找到出路。
雪上加霜的是，英、美、日等国为了尽快走出大萧条的泥潭，纷纷放弃金本位制，让本国货币大幅贬值。比如1933年美国放弃金本位之后，中国货币对美国的汇率上涨了66%，这严重打击了中国产品的出口。1933年，中国生丝的出口额比1930年暴跌88%，上海107家丝厂中只剩下26家还在营业。在国内市场萎缩和汇率升值的双重打击下，中国民族工业长达20多年的高增长戛然而止。工业陷入全面萧条，中国棉纺织业的龙头老*荣大**氏兄弟的申新纱厂也在1934年资不抵债，被债权人组成的银团接管。而当银团试图拍卖沙场时，竟然找不到一个买主，可见当时的工业萧条到了什么程度。在农村凋敝和工业萧条之后。
大萧条的冲击波最终重创了上海的金融中心。前面说了，1929年之后农村白银大量流入中心城市，造成了上海房地产市场的畸形繁荣。其实这段时间白银除了流向上海，也在悄悄地流向海外。因为西方国家放弃金本位之后，国际银价上涨，把国内白银卖到国际市场就有利可图。只不过当时白银外流的速度慢于白银从全国农村像上海汇集的速度，暂时造成了上海金融市场繁荣的假象。但是从1934年年中开始，中国的白银外流开始陡然加速。1934年6月，在美国白银生产集团的游说之下，美国国会通过白银收购法案，要求持续增加白银储备，直到白银储备价值达到黄金储备价值的1/3为止，白银收购法案急剧推高了国际白银的价格。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完全放任自流的货币政策暴露出了严重缺陷，根本无法控制白银的大量外流。在白银收购法案颁布当月，中国一个月的白银出口就接近之前一年的白银出口总量。据估计，1934到1935年的两年中，中国白银净流出4.3亿盎司。
急剧的白银外流，让上海金融系统出现钱荒，房地产泡沫破灭，金融市场崩溃，银行纷纷紧缩银根以求自保，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工业的萧条。1935年3月，上海总商会代表20个行业分会，请求国民政府拯救上海金融市场。他们报告说已经。1000家企业倒闭，失业人数已经达到50万。到这里，始于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经过多米诺骨牌的层层传递，最终引爆了1935年的上海金融崩溃。那么国民政府是怎么应对这次危机的？
我们接着往下聊。面对白银大量外流，国民政府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对白银出口征收重税，让出口白银无利可图。但是这个政策效果适得其反。加税之后，官方记录的白银出口数量确实少了，但是*私走**出口的白银数量却暴涨了十倍，白银净流出额比加税之前还要多。眼看着上海金融系统的资金即将枯竭，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从海关税中调拨2500万元给当时的三大政府银行注资，也就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再由这三大政府、银行把资金贷给急需救助的几十家钱庄，暂时阻止了金融机构的大规模倒闭。但是国民政府也意识到，只要中国还坚持银本位制。并且只要国际银价继续上涨，那么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白银外流和通货紧缩问题。国民政府不是没有想过废除银本位制，但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国民政府早在1928年就成立了中央银行，但这个中央银行并不是真正的央行，他没有独家发行货币的权利，其他银行也不必向他存缴法定准备金。当时一共有28家商业银行和省级银行可以发行钞票，各式各样的钞票在市场上相互竞争。那么怎么保证这些发行机构不会滥发钞票？
答案是这些钞票都实行银本位，都承诺公众可以随时把钞票换成白银，如果谁做不到，那么公众就拒不接受这种钞票。所以，在当时的混乱局面下，银本位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金融稳定器的作用。如果贸然废除银本位制，那么新货币该以什么为锚定价值？公众拒不接受新货币怎么办？会不会引发更大的金融混乱？一切都是未知数。这也是国民政府迟迟没有进行币制改革的原因。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新货币该以什么为锚定价值。想要公众接受性货币就必须为新货币找到一个价值之锚，保证币值的稳定性，不能够大起大落，更不能急剧贬值。当时西方各国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制，中国当然也不可能实行金本位。剩下的选择似乎只能是锚定一种外国货币，美元、英镑或是日元。当时，美国、英国和日本是主宰东亚局势的三巨头，他们都强烈要求中国的新货币与本国货币挂钩。原因很简单，中国货币和某个国家的货币挂钩，中国就需要大量这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外汇储备。比如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全世界的货币与美元挂钩，那么全世界都需要把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美元就可以在全世界收铸币税。所以英、美、日三巨头展开了复杂的博弈。无论哪一方向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表示支持，另外两方就会跳出来横插一杠子。
国民政府后来宣布，新发行的货币不与某一国货币挂钩，而是同时与美元和英镑维持固定汇率。只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国民政府先后向美国出售了1.8亿盎司的白银，用来换取1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样看来，新货币实际上还是锚定美元的。但是要让公众相信新货币的价值，光有锚定汇率还不够，国民政府还需要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新货币能不能自由兑换。在当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过度的国际资本流动是造成大萧条的重要因素之一，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出台了加强外汇管制措施。但是国民政府认为，一旦实行外汇管制，会立刻动摇公众对新货币的信心，进而引起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更何况，当时中国有巨额的贸易赤字，主要依靠海外华侨汇款和外国资本的输入，才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如果进行外汇管制，会阻断这个资本回流的过程，给中国经济造成更大的混乱。出于以上这些原因，国民政府认为，维持新货币的可自由兑换是币制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最后国民政府还需要解决第三个问题，就是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在进行币制改革之前，国民政府有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庞大的外债规模。公众普遍担心，国民政府会不会大量增发货币来平衡财政预算。对此国民政府承诺严格按照准备金比率来发行货币，并且专门成立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来对新货币的发行进行监督。在财政预算方面，规定在新货币发行的第二年，政府的经常费按上年度核定预算数一律不加，新增机关非必要者缓设，临时费非必要者不列。也就是说国民政府通过严格财政纪律，增强公众对币制改革的信心。确定了锚定汇率、自由兑换和财政平衡这三个问题。
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3日发布公告，正式启动币制改革。公告规定：自11月4日起，以统一的法币取代所有流通中的白银、银币和纸钞，并且只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三家政府银行有发行法币的资格，其他所有机构及个人持有的白银银币和银本位钞票，必须限期到银行兑换成法币，民间不得私藏白银。公告特别规定可以用法币无限制买卖外汇，保证法币的可自由兑换。政府还反复强调，法币有足够的准备金支撑，流通上不会有任何问题。这反映出来，国民政府对币制改革能不能真正落地执行，其实心里是没底的。实际上币制改革想要成功，国民政府还要面对三大挑战。
首先，政府要求私人银行交出白银换取法币。但是当时美国的白银价格比中国高出2/3，也就是说，如果私人银行把白银*私走**到美国换取美元。比用白银换法币再用法币买美元，所得收益要高得多。这种情况下私人银行怎么肯乖乖交出白银？而且，就算中国的私人银行愿意配合政府，但当时在中国还有大量的外商银行。一方面这些外商银行享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另一方面他们拥有中国储户的大量资金，还有很大比例的外汇业务。如果他们拒不交出白银，那么币制改革不可能成功。为了让私人银行和外商银行愿意上交白银，孔祥熙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就是私人银行和外商银行只需上交法币面值60%的白银，其余40%用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来冲抵，并且这些银行还可以继续收取有价证券的利息。这就相当于国民政府以很大的折扣卖给他们法币，但即使是这样外商银行也不愿意。
直到1936年出事情才出现了转机。当时美国银价大跌30%，*私走**白银变得无利可图，大部分外商银行才终于答应交出白银。紧接着国民政府还要面对第二个挑战，就是投机商对法币的攻击。由于法币并没有盯住日元，这让日本政府大为光火。日本银行不但拒绝交出白银，而且在法币改革的第一个星期就抛售了几百万元法币，试图扰乱汇率，瓦解公众对法币的信心。对此国民政府不得不紧急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向美国出售更多白银，以换取更多的美元外汇储备来抵御汇率攻击。二是接管民间投机者囤积的大量外汇。从1935年抵到1936年底的一年中，法币先后遭到了投机商的三次大规模抛售。好在中央银行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美元外汇，成功抵御住了攻击，保证了法币汇率的稳定。这几次汇率保卫战也增加了公众对法币的信心，公众开始乐于接受法币作为流通货币。
不过当时的国民政府不可能意识到，他们还面临第三个挑战，叫做蒙代尔不可能三角。这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提出的一个理论，意思是一国政府在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这三者当中，只能够同时实现两个，而不能够三者兼得。也就是说，国民政府为了保证法币的汇率稳定和可自由兑换，那么就不得不牺牲第三个目标经济政策的独立性。面对大萧条，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振兴经济，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比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而国民政府为了保证币制改革的成功，却不能够通过增发货币和财政赤字的办法来为企业纾困。有实业家曾经批评国民政府在大萧条中无所作为，对民族工业见死不救。其实面对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即使国民政府想有所作为，也是有心无力。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梳理一下1935年法币改革的全过程。在法币改革之前，中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白银、银币和各种银本位钞票在市面上同时流通。大萧条之前的30多年里，由于国际银价缓慢下跌，给中国创造了有利的汇率条件，中国民族工业有了一段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但是，大萧条的冲击让西方各国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贬值，导致国际银价大幅上涨。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农村凋敝，工业萧条，上海金融市场崩溃。为了应对危机，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于1935年11月废除银本位制，推行法币改革。国民政府设法保持了法币汇率的稳定性和可自由兑换，但代价是牺牲了经济政策的自主性，中国经济只能从大萧条中缓慢复苏。客观来说，国民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是基本成功的。中国实现了从银本位制向主权信用货币的平稳过渡，成功解决了通货紧缩问题，没有引起公众恐慌和经济混乱，是重要的经济成就。但是1937年日本发起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难以维持汇率的稳定和严格的财政纪律，货币发行开始失控，最后演变成臭名昭著的恶性通胀事件。到1945年底，中国的物价水平已经上涨到了1937年之前的1632倍啊。
至此，《大萧条时期的中国》这本书就解读完了，感谢大家的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