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8日一部叫《穹顶之下》的纪录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网络蔓延开来，很快微信朋友圈、微博、各大视频网站、门户网站都在转发这一纪录片。
在纪录片中，柴静以冷静平稳的语言从“雾霾是什么？从哪儿来？该怎么办？”三个问题切入，深入浅出地向观众讲解了雾霾的危害、产生原因、治理困难以及经验教训等等，伴之以大量的现场采访和数据分析，其中的复杂数据往往用简单通俗的话来总结，甚至采用了动画的形式向公众传达，如此低门槛的纪录片，让人不再觉得晦涩难懂。
当晚20点30分，该纪录片在各网络平台已累计*放播**超过3500万次，第二天《穹顶之下》的*放播**量已经破亿。与之相伴的是对雾霾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全民大讨论。
柴静以一己之力，改变了过去大家对雾霾不痛不痒的讨论态度，让全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足够的重视，在此之后，政府对雾霾相关的问题投入了足够的资源着手解决，2017年冬生活在北京的居民惊喜的发现：相比于往年，北京的雾霾已经减少很多，被雾霾困扰多年的空气质量问题终于迎来了解决的希望。
柴静，这位著名的前央视记者，用自己的力量参与了中国社会进步。这正是中国当下精英发挥社会影响力改变世界的一个缩影。
在当下的中国，许许多多我们知道的不知道的、看见的看不见的精英都在以他们的方式在改变我们的世界。精英作为社会的意见领袖、潮流引领和规则制定者或颠覆者，以他们独有的方式来推动社会发展。我们的世界是精英主导的——无法否认，这是事实。
我们当下的社会对于各行各业精英是推崇的，他们占据头版头条，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对于精英成长背后的最重要的教育方式，我们的思考却并没有更加深入。
我们一直以来的教育所倡导的是集体主义，不突出个人英雄主义，我们赞赏的是甘做“社会主义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钉子精神。而长期以来通识教育的缺失，导致认识的片面化极端化，对于教育考核的标准就是“唯成绩论”。
造成这样的教育理念的背景是建国之初，我们将前苏联的一切照搬，包括教育制度。1952年6月至9月，政府大规模调整了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把中华民国时期效仿英式、美式构建的高校体系改造成效仿苏联式的高校体系。
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正是由此发端。早在1952年之前，中央政府就开始逐步取消教会大学，并改造和限制私立大学，这些高校退出历史舞台。1952年院系调整时，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全部被裁撤。一大批知名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全国所有私立高校在院系调整中被裁撤，分别并入其他公立高校。
如在解放前燕京大学已经是知名学府，由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合作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英文全称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研究中美双方互派学者，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国大学与美国大学交流的典范，院系改革后不复存在，这样的文化交流就此中断。
再比如清华大学，以清华大学为例，院系调整前，清华各院系不设专业，重视外语、基础理论和人文知识的学习，学生在一、二、三年级重在学习基础理论，四年级着重学习专门知识，它的文科和理科一样突出。
院系调整后，按照苏联工科大学教育模式按系设立专业，有计划、分专业培养技术人才。学生在修业期间必须按照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完成和通过每学年所规定的学习课程和教学环节，不能自由选课，一般也不能转系或转专业，在某些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个人兴趣和特长的发挥。教学计划成为学校组织教学过程的主要依据。全国高校学习苏联，开始制定统一的教学计划，用苏联教材。这样就彻底变成了一所以工科而闻名的大学，它曾经知名的国学院、曾经的历史系、外文系都因此随风而逝。
而对于人文社会学科来讲，院系调整不啻为一场灾难。
作为“英美模式”影响下天然容易成长的人文学科，在民国期间，中国的这些学科的发育程度已经相当不错，产出了一批有相当影响和水准的学者，历史学、哲学、社会学都不乏人才，比起当时中国理工科学者在世界上的地位要高得多。但在此次院系调整中，因为种种原因，再加上苏联顾问不认可，1953年底，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学在中国大陆上彻底消失。而这对于全社会人文精神培养，这就是灭顶之灾。
院系调整从短期看，按照苏联工科大学教育模式按系设立专业，有计划、分专业培养技术人才，满足了国家工业建设的人才培养需要。但从长期看，这样的人才培养视野短浅、知识面窄，表现在建国之后再无大师。像季羡林这样的研究梵语的专家变成了国学大师，而像南怀瑾这样游走江湖的术士也被尊称为国学大师。
于是我们常说起的就是“钱学森之问”了。
2005年，*家宝温**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对钱老的问题，至今并没有看到令人满意的回答。
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过了40周年了，经过2000年世纪之交的以“建设世界一流名校”为目标的中国高校合并*跃进大**，经过教育产业化的助力，我们的高等教育已经走向了大众化，1978年全国高考录取40万人，录取率是7%，到了2017年这一数据已经突破了700万人，录取率已经达到了74%。
上大学已经是中国高考历史上迄今最容易的事情了，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上大学会更加容易。高等教育已经从大众化走向了普及化。
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后果是什么呢？不难想象，当几乎绝大部分适龄年轻人都可以读大学后，那大学毕业生将变得同质化，批量生产的大学生将在毕业后竞争陷入白热化。
不能否认的是我们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改革开放之初的大学生可以被称为天之骄子，因为确实稀缺，他们在毕业后进入工作岗位面临的是*革文**造成的人才断档，他们的机会前所未有的多。可以看到如今在社会占据最有利位置的就是当年的这批人。但现在每年700万以上的毕业生，他们还能拥有像40年前、30年前的发展机会么？
很显然，这样的机会再也不会有了。如此庞大的规模的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人才竞争。对很多人来说，毕业即失业。当硕士多如狗，博士满街走的时候，本科生就站在了鄙视链的最底端。大学再也不是就业的必然保证。而且我们传统高等教育的教学与实践的脱节造成了普遍的对高等教育的不信任，眼高手低、华而不实、动手能力弱、适应能力差，这样的标签司空见惯。
在这样的条件下，选择什么样的教育资源？如何通过教育提升自己就成为关键。越来越多的人将精英教育的理念视为追求方向。
教育是个极其个性化的问题，没有适合所有人的教育方式。即便是精英教育对其理解不同，让其实现的路径也有很大差别。于我而言，我更倡导博雅教育。
所谓博雅教育是以素质教育为根本的通才教育。
我们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基本是沿袭了前苏联的教育体制，片面强调专才教育。如果从找工作难易、见效快慢来说，作为社会底层出身的人来说，专才教育更有优势。但专才教育只能培养出来具有很好执行层面的专业人才，但却难以培养拥有广阔视野的领袖及实业家。
而如果是来自中产阶层或更好家庭背景的家庭，以成为社会精英为目标，如果缺乏博雅的素质教育，路就很难走的远。只有拥有广阔的视野、服务社会的情怀、扎实的基本功才能适应如今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成为社会的潮流引领者。
这样的博雅教育并不是凭空想象。在近百年前的民国时期，我们的大师层出不穷，他们学贯东西才富五车，审视他们的成长之路会发现，他们走的就是博雅教育之路。只是这样的历史传承中断了。以至于我们现在哪怕发现了一部民国时的小学启蒙语文教材，都会觉得编的用心，都会出现大批拥趸，在市场上热销。
这样的博雅教育在当今的美国同样一直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一直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一直在引领全球风气之先，因为那里的大学有最优秀的理念，最优秀的大学，最优秀的师生。
民国我们是回不去的，美国也不是说走就走的。但他们的理念、方法一直都在，都可以为我所用。基于对民国和美国教育的研究和个人的经历感悟，我更倾向博雅教育。
正如我所之前所说过的，教育是个非常个性化的话题，每个人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角度会有不同的思考，没有统一绝对的答案。我只是就我的理解去谈这个话题，希望能对那些对教育有更深认识、对自己有更高期待的、对人生有更高目标的人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