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燮元法书
某天接一快递，拆视之，乃是沈燮元老先生书法作品一张，内容是一首诗：
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余。
白酒酿来因好客，黄金散尽爲收书。
然而其中并无信函，快递封面亦看不清地址。沈老先生年愈九五，想来不是他所寄下者，于是便问与老先生有交往之朋友，有朋友提醒我说，说不定是马骥先生代寄。于是微信马兄，其称非他所寄，马兄又建议我去问国图出版社的南江涛先生，因为南先生编纂了沈老的文集。微信问之，南兄也称非其所寄，然沈老先生没有手机，不知接下去再如何问之。
半个月后，马骥先生告诉我说，他已问过沈老，乃是沈老让儿媳寄出者，并且此字乃是年前所写。
闻听此讯，让我猛然想起得此法书之缘由。大概在一年前，某次开会时得遇沈老，我提起在平江华府曾经看到他的书法作品，颇为喜爱，于是向其求赐墨宝，老先生漫应之，之后杂事忙乱，我早已将此忘记，未成想一年多后，得此法书。沈老先生的言必信令我感动。虽然我自己心中也有这样的好品质，但可惜记性略差，时常忘记满口答应之事。而今面对此书法作品，心中不免检讨一番。
本法书的内容原本出自东坡先生的一组诗题：《回先生过湖州东林沈氏，饮醉，以石榴皮书其家东老庵之壁云：“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余。白酒酿来因好客，黄金散尽爲收书。”西蜀和仲，闻而次其韵三首，东老，沈氏之老自谓也，湖人因以名之。其子偕作诗，有可观者。》
东坡称这首诗乃是回先生用石榴皮写在墙壁上者。东坡在此诗题中仅谈到东老乃是沈氏之老的自称，却没有说出沈氏之老是谁，不过《吴兴掌故》有载：“沈东老，名思，隐居东林山。郡守秘阁陈诚，以东老名其所居之庵。”
然而回先生是谁，东坡更是只字未提。《侯鲭录》载：“熙宁中，有道上过沈东老饮酒，用石榴皮写诗于壁上，自称回山人。东老送出门，至石桥上．先渡头数十步，不知所在。或曰：‘即吕先生也。’”看来回先生姓吕，一念即此方明白，“回”双口，“吕”亦双口。《吕帝圣迹纪要·长沙警释》曰：“吕帝游长沙，托为回道人。”而该书所称之吕帝，乃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由此可知，该诗的实际创作人乃是吕岩吕洞宾先生。东坡何以和吕洞宾此诗，《侯鲭录》卷四又称：“七年，坡过晋陵，见东老之子能道其事，时东老已殁三年矣。坡为和其诗。”
此诗是否真为吕岩所作，文献中未见其他资料考证。然该诗的最后一句向为我所喜，二十年前我即请天津篆刻家赵光先生刻过一方“黄金散尽为收书”，这岂止是夫子自道，几乎是爱书人不能逃过的宿命。沈燮元老先生果真是业界老法师，其未曾问过我喜何字句，径直以此书赠，其灵犀一点，令我大喜不已。
林庆华法书
林先生的法书“夫子韦编三绝，先生力护万春”，乃是将贱名嵌入联中，然如此夸赞，实在愧不敢当。
我与林先生至今未曾谋面，只有微信上的偶而交往，知道他现在揭阳某中学担任教师，教授语文课，对于诗词颇有研究，为潮州诗社副社长、汕头市岭海诗社社刊《岭海诗词》副主编，可见他在这方面造诣之深。
为了感念林先生之谊，故写文鸣谢之，而后向其了解一些情况。林先生却说，他更为感念者，则是他的老师黄万伟先生。对于黄老先生的情况，林庆华在微信中告诉我：“先师系清季拔贡乡贤黄铭初先生（1868－1945.12）之幼德嗣，老*派右**，八十年代方得由青海回乡，恢复名誉后为学校教员，愚因机缘谒之而亲近之，时已退休。”谈到当今的师友，林先生又称：“孔夫子说‘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现职于广东崇正拍卖公司的许习文大兄于80年代末即相识相知，文兄于愚识学之进之导引，亦难尽言者也！”余外，林先生还讲到了多位对他有帮助的师长，不忘他人之恩，令我对林先生又增添了三分敬意。
《南浔庞家》，陆剑编著
此书是陆剑先生所赠，也是由他带我参观了南浔庞莱臣的旧居。就经济实力而言，庞家在金家之上，因为南浔镇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金黄狗”之说，而金家为“八牛”之一，庞家则是“四象”之一。关于这些比喻的来由，陆先生在文中写道：
所谓“象”、“牛”、“狗”，是南浔人以动物身躯的大小形象比喻当地富户财产的多少。“象”要求家产在500万两以上，“牛”需100万两，“狗”也要30万两，这大约是中国最早的“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了。
我在其他文献中看到“象”“牛”“狗”起步的资产数，似乎与此略有差异，但无论如何都说明他们都是当年的巨富。如何来说明这些人富到什么程度呢？陆剑在文中作了这样的比较：
南浔“四象八牛七十二黄金狗”资产总额约为7000万两白银，与19世纪末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大致相当，是名副其实的首富之区。据一些南浔老人说，庞家的资产逾600万两，在“四象”中名列第三。
这真是富可敌国，而庞家人也为此走上了不同道路。其中的庞莱臣将主要精力投在了古代绘画珍品的收藏方面，他的弟弟庞青城则走上了革命之路。站在庞宅中，陆剑向我讲述着庞莱臣和庞青城各自的居住之处，同时又告诉我，他们兄弟二人在观念上有着怎样的差异，而今读到陆剑的这部专著，使我对他的所讲有了清晰的认识：
张静江和庞青城为资助孙中山先生革命不惜毁家纾难，置遭*杀暗**通辑的危险于不顾，多次变卖家产筹集革命经费，以致*亡流**海外。为此，庞青城和张静江还专门在上海南京路大庆里开设了一个经营日本汇票业务的“东益昌”票号，将筹集到的革命经费寄到日本同盟会总部。
庞青城的资助不仅如此，书中引用了戴季陶的感慨之言:“青城以富家翁生长于华屋之里，未能如静江之乘风破万里流也，而始则从事社会事业，继则投身革命团体，不惜毁家以促成共和之新国焉，可谓人杰矣。”而陆剑在文中具体写道：
1911年，为光复上海和杭州，陈英士、王金发、蒋介石组织敢死队，分别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杭州军械局和浙江巡抚署，敢死队所需费用的一半皆庞青城一人资助。同年，庞又以近万元资助广州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
这都是伟大的事业，然当时陆剑给我讲述庞青城时，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居然也是一位藏书家。而我在庞宅还特意拍照了他的藏书楼。陆剑告诉我，庞青城的藏书楼名叫百柜楼，这种起名比万卷楼还要直白，而在此前我却从未听闻过南浔还有这样一位大藏书家。回来翻阅这本专著，陆剑在文中果然提到了这件事：
孙中山丧事处理完毕后，庞青城就在上海做了寓公，不问政治，潜心于古籍碑帖，鉴赏书画金石，终日在家写字*章刻**，与文化界知名人士梅兰芳、徐悲鸿等往来，徐悲鸿还为其作《骏马图》祝寿。他工书法，爱好藏书，辟室自题“百柜楼”，收藏古籍一度多达数万卷之巨。
对于庞青城藏书的归宿，陆剑在书中引用了庞青城女儿庞莲生在回忆中的所言：
父亲晚年息影家园……后来身体也日趋衰弱，故很少出来应酬。到了最后一段时期，神经不太正常。所有“百柜楼”的藏书，全部由我大弟（指庞秉礼，即庞维谨）卖给了上海同济大学文学院（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时并入复旦大学，据说现在还保存在该校），所有碑帖也被大弟卖了。现在回想起来是十分惋惜痛心的，因为在我10多岁时，父亲要我为他抄这批古书的目录，到现在一直忘不了，年幼无知的我，那时也不知这批古书的宝贵。
看来百柜楼的旧藏有可能仍然存在复旦大学图书馆，而下次我前往该馆时，可以询问百柜楼有多少藏书，说不定又能从中钩沉出一位重要的藏书家。而对于楼主本人，却因为支持革命而耗尽家产：
由于他累年资助革命，到了晚年他的万贯家产已消耗殆尽，告变卖家产度日，其部分子女还多赖兄长庞莱臣的接济。民国34年（1945），在夫人及子女的陪伴下，庞青城在上海病逝，终年71岁。
读到这段话，真的令人嘘唏，天下之事，太难说得清楚，究竟怎样做才更为正确。而陆剑在聊天时告诉我，正是因为庞青城的经历，才使得后来的庞家没有受到更大的冲击。我站在庞家旧宅内，左侧是庞莱臣故居，右侧是庞青城故居，天上的雨时大时小，我看不清云层的变化，心中却突然间想到了白云苍狗这个词。
《水浒传版本知见录》，邓雷编著
上月下旬在南京结识了凤凰出版社副总编辑吴葆勤先生，吴总聊到了多年前我在该社出版的《批校本》一书，他说该套丛书当时卖得颇火，到如今仍然有市场需求，故准备再版此书。而我觉得当年所写实在草率，既然要再版，将会抽空将其全部改写。虽然我知道近几年来自己已是满负荷，实在难以抽出空来再做修订之事，但豪言壮语既然说出了口，总要硬着头皮将事情做下去。
此后不久，就收到吴总所赐该书，他觉得这本书应该对我有用。其实我的藏书观念颇不能与时俱进，传统的藏书观中，小说始终不是大说，故我的所藏中小说未曾有几部，因此也对小说版本留意较少。
而翻阅邓雷先生编著的这部书，确实让我开了眼界，原来这一部小说竟然有如此复杂的版本。本书前有涂秀虹所写序言，由此序得知，邓雷在硕士阶段研究的就是《水浒传》版本，2014年他考上博士后来到福建师范大学，与导师商量论文选题时，涂老师仍然建议他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深挖《水浒传》版本，其成果就是完成了这部专著。
对于本书所取得的成果，涂秀虹列出了四条，第一条是版本的著录比前人增加了许多，文中提及当年孙楷第著录26种，马蹄疾著录37种，而邓雷先生此专著中竟然著录了80种以上。涂老师也在序言中说了不足之处，她提及因为条件所限，邓雷未能到国外访书读书，故本书所提到的域外版本均为邓雷的朋友帮助而得来，而对于国内的版本都做了目验式的比对，但国外的所藏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本书的《前言》乃是邓雷所撰《〈水浒传〉版本源流考》，此文虽然不长，但却将《水浒》传一书的版本做了系统的疏理，而我觉得这是我翻阅该书最为受益之处。虽然说《水浒传》版本系统在以前我也读过相应文章，但相比较而言，邓雷的所言更具系统性。
邓雷将该书版本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他首先讲到繁本分为八种，而后一一列出这八种不同版本的回数以及所涵盖的内容。繁本中以百二十回本最为流行，以往业界将120回本称为袁无涯本，但邓雷却说“此本是否为袁无涯所刻，存疑待定”，所以他觉得以百二十回为名更为恰当。关于该本的特点，其在文中论述道：
此本比之大滌余人序本最大的不同是，多出了二十回征讨田虎、王庆的故事。此前或认为大滌余人序本是据百二十回本删节而来，但是因三大寇本的出现，这种说法基本不可能成立，只能是百二十回本在大滌余人序本的基础上增添了征讨田虎、王庆的故事。
而对于以往的研究者，按照故事情节内容，将《水浒传》一书划分为繁本、简本、全传本和腰斩本的问题，本书作者也有自己的看法：
此种划分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若说繁本为100回本，或特定的注明100回繁本，那么百二十回与腰斩本是不是也要注明繁本字样？如若不注明，为何只特别说明100回为繁本？实际上百二十回与腰斩本虽然故事情节有所增删，但在文字要确系繁本。
既然如此，那么邓雷认为应当怎样划分呢？他的观点是：“先按文字繁简划分繁本和简本，然后再将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放在繁本之下进行讨论。”
对于七十回本的情况，邓雷认为金圣叹本的主要特点是删去了大聚义之后的所有文字，只保留了原书的前71回，金圣叹将原本中的引首以及第一回的文字改为楔子，而后将第二回变为第一回，以次排列下来，成为七十回本。金圣叹在此基础之上删减了原书中的诗词，对原书进行了修润，同时增加了批点。邓雷称：
七十回本出现后，成为有清一代最为流行的本子，甚至可以说，《水浒传》没有像《三国演义》《西游记》那样出现错综复杂的清代刊本，皆因七十回本在市场上占据了统治的地位。
接下来，邓雷亦用这种方式系统的疏理了简本的不同传本，之后在书中又列出了《〈水浒传〉版本嬗变关系图》，该图可一目了然地看到每个本子之间相应的递传关系。而对于该书内容的写法，我以繁本第一篇《百回本》为例，此篇论述的第一部书是《忠义水浒传》（嘉靖残本），作者点出了该书的现藏地，接下来客观地描述了本残本的存佚情况，之后又一一列出本书中的钤章，接着是抄录该书的相关题跋，首先是赵万里在1963年6月在《西谛书目序》中谈到的该书入藏经过，而后又引用了郑振铎在1941年6月《劫中得书记》中的所言，接着又抄录了路工在《访书见闻录》中关于该书的介绍以及马幼垣在《水浒二论》中的所言。而邓雷注意到，这四种说法之间，在描述同一个问题时，有着一定的冲突，这需要他做出相应的判断，而后他以按语的形式写道：
按：嘉靖本收藏之事，郑振铎先生是亲身经历者，而赵万里先生和路工先生多是听人所言，所以其间多有龃龉之处。路工先生所言嘉靖本是解放后才发现，其实此本早在三十年代就已被发现。赵万里先生说与郑振铎先生去宁波大酉山房访书之事，郑振铎先生绝口不提，其后买到之书也未提此书即是当时大酉山房林氏之书。
我所节取者仅是此按语的前半部分，而邓雷又根据以上四人的所言分析了辗转入藏经过，而后则是对该书版式及概况的描述，对于此书的版本，邓雷也有自己的看法：
此本相关争论较多，是否为郭勋刊本，是否为嘉靖年间刊本，皆未定。此用嘉靖残本作为简称，只袭用一贯之叫法。虽未知此本是否为郭勋刊本、是否为嘉靖刊本，但从此本错字、漏字来看，此本非精校本。
此后，他排列出该书的两张黑白书影，书影之后将该书的著录情况一一列出，在此文的最后则将研究该版本的相关文章也排列出来，最后将该书的回目列出。
在本书的最后，作者列出了两个附录，一是《百年〈水浒传〉版本研究论文辑录》，由此可以查看与《水浒传》一书有关的相应资讯；附录二则是抄录该书各版本原有的序言。统由这些，可以看到作者的研究视野基本涵盖了跟《水浒传》有关的方方页面，这种研究姿态最令人敬佩。
《涪上脞谭：巴蜀文化与文献论集》，胡传淮著
经余姚朱炯老师之介，我得以收到胡传淮先生所赠该部大作。从本书的封面折页上看到了胡先生的个人简历，上面写明他是著名文史学者，巴蜀文化研究专家，长期致力于蜀中历史名人、巴蜀文化和地方文献的整理研究，而后列出了他的几十部专著名称，由此可知，胡先生已出版过七十多部专著，可见其是一位勤于笔耕之人。
本书是作者的论文集，所收的几十篇文章全是与四川有关的人和事，其中我最感兴趣者有两人，一是张问陶，二是雪窦重显。关于张问陶，以往我仅知他是清中期的一位诗人，然而他却并不属于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诗派，比如神韵派、性灵派、肌理派等等。而胡先生本书的第一章就是《船山探析》，此章节的第一篇是《简论张问陶在清诗史上的地位》，阅读此篇文章，让我对张问陶有了更多的了解。
该文引用了大量古今评论家对于张船山在诗学史上的地位所下的断语，比如经洪亮吉的推荐，袁枚得以与船山神交，虽然那时的袁枚已年近八十，然其却将船山视为“平生第一知己”，而洪本人在《题张同年问陶诗卷》中写道：
我狂可百樽，君捷亦千首。
谪仙和仲并庶几，若说今人已无偶。
谪仙乃李白之号，和仲为苏轼之字，洪亮吉将张问陶与此二人相并提，可见其对张的推举无以复加。而船山亦常以东坡自况，在诗中写道：“古今得失常相左，前有东坡后有我。”对此胡传淮评价说：“张船山在诗书画三方面的成就，远超蜀中明代杨升庵、清代李调元，直追宋代苏东坡，故后世将苏轼、张问陶并称为‘苏张’。”
虽然说，张船山在清诗史上有一定的名气，但其与李白、苏轼并提，似乎难以达到这样的高度，而胡传淮给出如此评定之语，我更觉得这是因其爱乡贤之情太浓之故，更何况洪亮吉等人将张问陶与李白、苏轼并提，以我的愚见，更多者是因为这三人均属蜀人，洪亮吉想以此来说明蜀地出人材，并不能肯定这三者在同一条水准线上。
其实我的所言倒也可从胡先生的文章中找到佐证，比如该文中录有清末诗人林思进所写：
性灵空淡未容攀，后代讥评漫等闲。
试问蜀中文苑里，百年谁复嗣船山？
林思进认为张问陶可称为清代蜀中诗冠，这种评语颇为客观，而徐世昌主持的《晚清簃诗汇》中的评语也有类似之语：“船山弱冠工诗，空灵沉郁，独辟奇境，有清二百余年，蜀中诗人无出其右者。”对此，其实胡传淮本人也有这样的认定：“列入《清史稿·文苑传》者，蜀中只有张船山一人。可见，称船山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是名副其实的。”
但胡先生可能还是觉得张问陶应该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力，他在文中引用了张问陶的诗：“想到空灵笔有神，每从游戏得天真。”而后胡先生称张问陶此诗的后一句：
比荷兰约翰·赫伊津哈在《游戏人》一书中论述的“诗游戏论”早了一百多年。后来，王国维受张问陶影响，在《文学小言》中发挥道：“文学者，游戏之事业也。”并进而说：“文学者，此其所以为天才游戏之事业，而不能以他道劝者也。”从中亦可以领略到张问陶诗论先知先觉的价值。
胡传淮所写第二篇与张问陶有关的文章为《洗百年奇冤，还高鹗清白――高鹗非“汉军高氏”铁证之发现》，该文中提及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张问陶所作之诗《冬日将谋乞假出齐化门哭四妹张筠》，张本人在诗中的小注中称：“妹适汉军高氏，丁未卒于京师”，正是因为这句话，引起一段公案。清震钧在《天咫偶闻》中称：“张船山有妹嫁汉军高兰野鹗，以抑郁而卒，见船山诗集。……兰野能诗，而船山集中绝少唱和，可知其妹饮恨而终也。”
这条史料被后世红学家多有引用，比如1921年胡适所作《〈红楼梦〉考证》一文，在论证高鹗补后四十回时，所列举的三点证据，之一就是张船山的这句诗注。而胡传淮在文中引用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朱南铣在《〈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问题札记》中对震钧所言之怀疑，根据他所看到的光绪九年刻本《遂宁张氏家乘》及民国十三年刻本《遂宁张氏族谱》所载，而后认为：“经过仔细研究发现，张问陶之四妹张筠所嫁之‘汉军高氏’原来是汉军高扬曾，而非高鹗。”
关于雪窦重显，作者研究他的原因乃是重显为四川遂宁人，亦属作者乡贤，故对重显的历史作了系统的疏理，同时对重显的著述也一一予以了点评。胡传淮认为：
北宋重显，把云门宗风推上了顶峰，他著有《颂古百则》，首开“文字禅”的先河，跳出了“不立文字”的禅宗规范，为后世禅宗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因此在禅学史上占有里程碑式的地位。
从以上这些都可看出，胡传淮对乡贤之研究是何等深入，而文中所谈其他的一些人物，我有一些完全未曾听闻后，这也足证胡先生挖掘之深。
《徽商大典》，孙永林主编
此书为上海书店出版社杨柏伟先生所赠，书前扉页有“样书”蓝色戳记。杨兄说这部书在装帧上颇有特色，故赠我做为参考。这部大书真可谓名副其实的厚重，至少在10公斤以上，虽然正文页码不足900页，但加上前面的几百页介绍文字及相关信息，还是超过了千页，再加上本书全部是用铜版纸刷印，故厚如牛腰。
正如杨兄所言，该书在设计上颇具特色，因为厚度太大，如果做成精装书脊，显然难以展阅，故该书径直做成布脊，而后另外制作函套。此函套实为与书连在一起，正面做成中分，函套的两侧各有一木轴，轴上也刻有“徽商大典”字样，这种设计方式即可解决翻阅问题，同时又显得颇为典雅，可见设计之用心。
本书内容乃是关涉到与徽州有关的方方面面，每一类内容根据事情的大小，写出近百字或一二百字的解题，可以视为与徽州有关的辞典类工具书。该书的编排方式，首先是十三条凡例，分别介绍了本书的编排体例，接下来是提要，首先介绍徽州的地理位置及人文环境：
徽州位于中国安徽省南部，是明清时期的府一级行政区域，下辖歙、黟、婺源、休宁、祁门、绩溪六县。徽商，就是从徽州发展起来的一个区域性商帮。由于徽州本土山多田少，地势封闭，徽商真正的活动空间是在徽州本土以外。他们活跃于全国，特别是长江流域，形成了所谓“无徽不成镇”的局面。他们以扬州、苏州、松江、杭州、南京、芜湖、武汉等江南城市为中心，进入长江两岸，进而走向全国，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进而对中国全体的社会经济结构产生极大的影响。
而后讲到了徽州形成的概念，以及其可以敌国的财富：
徽商是中国明清时期最杰出的商帮，在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百余年间，引领中国商业经济潮流。人称徽商“富可敌国”，此言不虚。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七千万两。它以巨大的物质财富，塑造了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繁荣，为封建帝国开启一缕现代文明的曙光；它以亦贾亦儒的文化自觉，将其商业资本转化为精致的文化创造，成就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接下来则谈到《徽商大典》所包含的内容：
这是一部反映徽州、徽商历史文化资源及全面探究与展示徽商文化成就的资料性著作，是具有百科全书式的集成性、实用性、经典性三位一体的大典，是千年徽商文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全书为词目体结构，分为10大类：《徽州环境》《徽商资本》《徽商行业》《徽商经营》《徽商特色》《徽商价值》《徽商文化》《徽商遗存》《徽商人物》《徽商研究》，下设51小类。
此后则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席周道炯所写序言，该序概括了徽商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做出的贡献：“在徽商资金的扶持下，徽州文风兴盛，形成了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派建筑、徽派盆景和徽雕、徽剧、徽菜等一批学术、艺术和烹饪流派，成为中国文化史中的重要篇章。”
此后还有几位重要人物所写序言，而我最为关心徽州的出版业，书中果然谈到了徽州私家刻书问题，其称徽州出版业：
从唐*开代**始，徽州即有刊刻、出版书籍的记录。宋元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徽州出版业勃兴，官府与私人刻书甚多。明清时期，徽商经营出版业的很多，徽州出版业达到历史高峰，出现了许多刻书家和藏书家以及一大批技艺精湛的刻工，其刻书数量之多，刊刻之精，在全国首屈一指，当时人有“剞劂之精者，下不宋版”的美誉。
将徽州出版历史追溯到唐代，可谓遥远。徽州的唐版，我未曾见过，但该书中“徽州私家刻书”一栏提到的明郑之珍自刻《新编目莲救母劝善戏文》我却有幸收藏一部。这个栏目中还谈到了徽墨，当然由此产生的《方氏墨谱》《程氏墨苑》公案，书中自然有所提及。徽墨也是我所感兴趣的话题，多年前我曾跑到当地，想要定制一批墨，因各种原因拖了两年未曾完成，想来终究是件遗憾之事，也许是缘份不到。然本书中还谈到了一个我以往未曾留意到的话题：
唐朝末年，河北墨工奚超与其子廷珪至歙州，见其地多优质松，新安江水质又好，故留此重操旧业，改进了捣烟、和胶的方法，形成了一整套操作规程，所造之墨在品质上超过了易州墨，受到南唐后主李煜的常识，奚廷珪被召为墨务官，赐姓为李。从此李墨名满天下，李廷珪也成为古今墨家的宗师。
在唐代时，当地就已经有了制墨作坊，但没想到这种传统本自河北，可见南方更适合发展此业，直到今日，徽墨依然一统天下，而这部大书惠我以实者，不仅仅是这些我感兴趣的话题，通过翻阅该书，让我将很多问题串联在了一起，而书中的图片更给我以震撼。
《温州古旧地图集》，钟翀
此书亦为杨柏伟先生所赠，同样是上海书店出版社的样书。关于书内所收之图，根据序言所称，汇集了172种与温州相关的古舆图与近代地图，时间上起于宋而迄于1949年，内容上则根据该地保存下来的古旧地图的分类特点与地方特色，分为温州府图、海防图、温州城图、分县图、山水名胜图等5个图组加以编排，大体展现了传世温州古旧地图的全貌。
关于温州早期的古地图，序言中有如下追溯：
发现于四川荣县的《九域守令图》、西安的《华夷图》、苏州的《地理图》等古图之中，均可见到温州或永嘉的标识，这些石刻地图形成于公元12世纪，但其渊源可以上溯到9世纪的唐代，是目前能够看到最早出现温州字样的古地图资料。在此类石刻全国图中，温州虽然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文字注记或点状的符号化标注，但也反映时人对它在全国的空间位置已经形成比较稳定的描述与相对准确的认知。
关于温州的历史，当然是本书首先要交待的问题：
在东南中国诸地域中，温州无疑是最富有地方特色的区域之一。该地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三千多年前《逸周书》中“瓯人蝉蛇”的时代，战国时期《山海经》中“瓯在海中”之语反映该地自成一格的地理环境已渐为中原所知晓，而汉代独立的东瓯国更是书写了该地古国文明的华丽篇章。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之后，该地于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正式设郡，而在此后将近十七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温州作为一个独立的二级行政单元长期存在，直到今日。
其实，地图收藏在国外一直是藏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亦有幸结识几位国外地图收藏家，当他们问到我对此物的态度时，我只能以遗憾报之，因为以往未曾留意过这类藏品。然而当欧洲的几位地图收藏家到我书库中翻阅古籍时，他们却从一些宋元刻本中看到了几幅老地图，偏偏这些对我而言，一直未将其作为地图看待。
本书中的第一张图即为北宋税安礼所作《历代地理指掌图》，此图的介绍文字写道：“该书约成于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今所见之本为南宋绍兴（1131-1162）初年增补本，系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地图集，宋刻原本仅存于日本东洋文库，今据影印本复制。”
此书以往未曾见过，原来藏在了日本的东洋文库。书中所收的《温州府图》《温州府道里图》等，是我看上去更觉得顺眼的传统画法，虽然这样的图不精确，但更具中国味道，尤其图中大量使用石青，更有传统绘画中的青绿山水味道，至少让人能够联想到那著名的《千里江山图》。当然，本书中所收地图大多还是现代意义上的平面图及等高线图，这种西式作法虽然更谨严，但却缺乏了固有的味道，仅凭这一点我就当不了科学家。
本书的后方附有《温州通史》三十部专题史的书名，而《温州古旧地图集》为其一，浏览这份书目，竟然没有我所关心的《温州出版史》和《温州刻书史》，想来这是个遗憾。